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之认识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之认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之认识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的论断，对于那个时代的学者来说是十分具有独到见解的，这是因为“鲁迅先生的文章将我国传统的‘知人论世说’与近代新引进的科学方法,如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等结合起来,将魏晋文学研究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文人与酒的关系是其中重要的一个部分),为后来者开了无数法门”（梁怀超，《阮籍、陶渊明与酒》）。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强调“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我们要用联系的、全面的眼观看问题。
”我们似乎可以把鲁迅先生的研究方法是对唯物辩证法之联系的观点的一种实际运用。
我们通读全文可知对于魏晋不同时期的文学特点的解析，作者无不与当时的政治政策、形势，社会心理，时代风尚等等因素联系起来，从而进行全面的分析与解读。
例如，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汉末魏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动乱的年，崇尚刑名之学、推行名法之治是统治阶层的一个必然选择，所以，曹操在《以高柔为理曹椽令》中说：“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拔乱之政,以刑为先。
”史籍多称“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
”鲁迅先生把汉末魏初文学的“清峻”特征的形成就是放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加以阐释,他说:“董卓之后,曹操专权。
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
他的方法是很严的,因为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
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在这里，鲁迅先生,关于“清峻”的解读,是渗透了诸多复杂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因素的结果。
对于“通脱，华丽，壮大”等的解读作者也都是这样做的。
文章中鲁迅先生认为：嵇康、阮籍等人表面上看起来是礼教的破坏者,但他们内心“实在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这一观点，对我感触很深，从这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对于魏晋人物的精神与内心有着多么深刻的洞见，这是他综合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社会心理等因素的成果。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完整版)汇总
第二部分：文章与酒的关系
• 第一层(pr36~pr39):提出了“饮酒”的代 表“竹林七贤”，以阮籍最为典型，认为 七人皆反抗旧礼教，并概括出了“吃药和 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 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 了事”。
• 第二层（pr40~pr42）:先说“竹林七贤” 饮酒的态度，进而谈到了阮籍、嵇康和刘 伶等人所做的文章，将竹林名士饮酒与其 做文章联系起来。
❖ 第五层：第22—35段，详细分析五石散对 魏晋文人和魏晋风骨的影响
• 鲁迅的观点：
• 对汉末魏初文风的评价,鲁迅即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文 化风气出发,指出居乱世尚刑名立严法,为治世反清流斥 执拗,遂促成文章清峻、通脱的风格,并据此肯定曹操的 才能和功绩,从而将思想史、文化史与文学史相融会。
• 鲁迅所指明的魏晋文学的“ 异采” 有着类似的特征, 那就是：一、作者的思想解放, 敢于向传统旧说挑战, 敢于别出一格；二、作品的内容用不同的方式反映了现 实生活, 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对当时现实的不满；三、文 体和风格的创新。象正始名士及其作品, 历来不被重视, 甚至受人垢病, 鲁迅根据自己的尺度, 特别标出他们议 论文的成就, 给他们在文学史上以应有的地位。
• 推重雅量，即临危不惧、临变不惊、临乱不慌的 精神自持性，和外在的闲雅。
• 崇尚药、酒、仪容美貌。包含有灵气、睿智、飘 逸和洒脱，既是外在的风姿，又是内在的气韵的 潇洒。
• 能辩难析理，挥麈(zhǔ)玄言，有洞见，有妙赏， 有深情，有激烈、急切和悲愤精神。
第四层（pr46~pr50）：提出魏末晋初的文章特 色是“师心”（嵇康）与“使气”（阮籍），而 东晋至晋末则出现了陶渊明这样的自然平和的田 园诗人，虽也如“竹林七贤”般饮酒，但他的态 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并认为“那诗文完全超 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 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 所以鲁迅认为陶渊明的诗文，不论是那些寄情山 水、乐天安命、消极遁世的作品，还是咏古讽今， 批判现实的“金刚怒目”式的作品，都是东晋时
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
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兴趣的因是好奇，好奇是人的天性，是基因决定的，所以有些人的好奇心大些，有些人的好奇心小些，但基因决定的是先天，后天际遇的不同会影响好奇心的大小。
可以肯定的是读书越多好奇心越重，兴趣点越多。
就我个人而言，也许是缘分，也许是必然，一直以来对魏晋风度颇有向往，至于魏晋风度到底是什么，到底有没有，是不是有心人故意播下的种子，实在难以说明。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是鲁迅先生1927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的一篇演讲稿，后来收入到了《而已集》，而已集收录的多是杂感，但这杂感又正值见到“许多血和许多泪”的感触，所以此篇演讲稿在论述之余不免还有些弦外之音。
我看通篇演讲的脉络，从曹操讲起，呼吁大众独立思考，不要为历史左右，进而阐述文章之风度，即清峻、通脱、华丽、壮大。
此类风气从汉末魏初至魏末晋初，总结下来就是师心使气，而这一过程中的名士如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在行为做事方面形成了一定社会风气，如清谈、如药、如酒，为魏晋风度增加了许多点缀，但文章风度、名士行事的背后，于哲学的思辨、与政治的拉扯，像是个死结纠缠不清。
最后行至晋末，慷慨激昂渐行渐远，名士想出世而不得，文章就变得温和恬静，形成了田园风格。
鲁迅是民主战士，当然是斗争的。
师心使气是他的风格，田园出世不是他的向往。
魏晋名士嗑药，实在是小节中的小节。
老百姓效仿，以致后世认为宽衣大袍有仙风道骨之感，实在是贻笑大方。
酒就更不用提了，阮籍借醉酒回避司马氏的拉拢，真是个又好笑又无奈的写照。
魏晋名士因为嗑药、饮酒，会表现出许多与礼教不符的行为，被认为是破坏礼教的，反中华哲学的，所谓欲加之罪。
而鲁迅这篇演讲所呼吁的，恰恰是期望民众自省，能够辨别谁是真三民，谁是假礼教。
谈起魏晋名士，恐怕名头最响的要数竹林七贤，而竹林七贤中又以嵇康为最。
嵇康身上有很多传奇，嗑药饮酒，性格强烈，而且是自始至终的强烈，嵇康之死又将他的生命升华，其间政治的涌动、广陵散的传说更是让嵇康的事迹流传百世。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２００１年第６期第４ｌ卷（总１７４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洲ＹＡＴＳ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ｌｌ‘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Ｎｏ．６２００１ｖ（）】．４１Ｇｅｍ：ｒａｌＮｏ．１７４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重读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吴宏聪（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５１０２７５）摘要：该文围绕鲁迅提出的“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观点，着重探讨鲁迅如何抓住时代特点，沟通历史与文学的关系，阐明时代潮流与文学的价值取向，从而揭示文学发展的规律。
其意义不仅指出中国文学发展到魏晋出现一大转折的历史现象，而且由此拓宽了魏晋文学的研究层面，为中占文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关键词：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曹丕；人的觉醒；立学的自觉时代中图分类号；１２０６６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９６３９（２００１】０６—０００１—０５１９２７年９月鲁迅离开广州前不久，应邀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作了一次演讲（７Ｊ＝ｊ２３日），题目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后来他在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３０日致陈浩信中说：“弟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
“志大才疏”，哀北海之终不免也。
迩米南朔奔波，所阅颇众，震感积虑，发为狂言。
”ｑ）当时鲁迅正处于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白色恐怖中，他目击时艰，以曹操、司马懿父子捏造罪状，排除异己的史宴，借古喻今，抒发他肘国民党反动派以“奠须有”的罪名，杀害其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愤懑，的确是有慨而言的。
但整篇义章，鲁迅联系汉末魏初的政治、社会、时代潮流对魏晋文学作了十分精辟的论述，对当时的文人生活、心态，电作了详尽的剖析，是鲁迅在１９２７年大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篇学术论著。
这里值得挫出的有两点：第一，他把汉末魏初的文章风格，概括为“清峻、通脱、华丽、壮大”；筇二，他认为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原文阅读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原文阅读魏晋在我国算得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其激荡变易之剧烈自不必多言。
东汉以来的地主豪强势力改变了国家的经济结构，也形成了后世的豪门大族的早期形态。
汉魏之际，时局动荡，在这一宏大历史时期的背景之下，我国的文学也有了新的风貌。
此次推荐的迅哥儿的本篇讲演稿谈及文章之余，也带出了广阔的历史画面以及一些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
另外，鲁迅本篇也无不体现出日本学者对中国本土的早期文学学者的影响。
在文章中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名词都会用黑体标出，备考时可有所侧重。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出来了。
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
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
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
曹操在史上的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
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
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
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
曹操曾经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
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
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
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汇校举要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汇校举要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作品经典流传，深受人们的喜爱和敬仰。
其中，他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为人们所熟知，下面就来展开写一下。
这篇文章是鲁迅在1925年发表的一篇“百家争鸣”中的文章。
这篇文章主要探讨魏晋时期人们的风度和他们对药和酒的关系。
文章开篇，鲁迅先是对魏晋时期的风度进行了概述，他认为魏晋时期距今已经有千年之久，但是在人们的心中，它仍然是一个优美、神秘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人们的风度高雅，谈吐文雅，为人谦和，注重修养。
这种风格也渗透到了他们的文章中，使得魏晋文坛上的文章，不但善于言辞，而且琢磨精深，深奥易懂。
接着，鲁迅讲到了药和酒在魏晋时期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
他认为，魏晋时期的人们对药物有着特别的迷恋和崇拜，这是因为他们当时的社会处于一个深受疾病困扰的时期，而药物变成了他们对抗疾病的神器。
同时，鲁迅还描绘了当时的酒文化，他认为，魏晋时期人们的饮酒文化并不是饮酒发泄，而是通过品酒寻找生命的滋味。
在当时，酒更多是一种文化和娱乐方式，人们经常会聚在一起喝酒，品味酒的浓郁口感，品味生活的滋味。
文章最后，鲁迅还表达了自己对魏晋文化的敬佩和热爱。
他认为，魏晋时期的文化之所以会流传千年，是因为在那个时代里，人们特别注重修养和文化，注重品味和欣赏，这使得他们的作品具有舒适、优雅、高雅、深刻的特质，让人们一直为之倾倒。
总之，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是一篇非常经典的文章，它展示了鲁迅强大的学识和感性的洞察力，让我们看到魏晋时期人们的文化品味和文化魅力。
这篇文章不仅对我们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文化有很大的帮助，同时还深刻地启迪了我们现代人的人生态度和文化修养。
重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重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郑家健
【期刊名称】《广东社会科学》
【年(卷),期】2006(000)004
【摘要】1927年9月间，鲁迅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所做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是一篇重要的理论文献。
它在探讨鲁迅的思想发展尤其是鲁迅与传统文化关系等方面有着独特的学术意义。
关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研究，学术界已经形成三个相对明确的解读方向。
一，人们由此探讨鲁迅思想、创作与魏晋文学的历史关系；二，由于这篇演讲发表在1927年9月间的广州这一特殊的历史时空体，加上鲁迅在后来致陈睿的书信（1928年12月30日）中也说过：“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
”
【总页数】3页(P141-143)
【作者】郑家健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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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020年5月，第50卷第3期，May,2020,Vo*50,No.3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Philosophy an<Social Sciences Edition）————————————————————丈学研究鲁迅研究专题论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注释及其修订鲍国华（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300387）摘要：1958年至2005年间各版《鲁迅全集》中的注释，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增删修订，这不仅有赖于学术研究的深入，还显示出与现实政治的纠葛。
本文以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文本《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注释为中心，考察《鲁迅全集》注释因时因势而生成和流变的动态过程，揭示注释中史料的钩沉、知识的考辨、事实的厘清与价值的宣扬等各个层面的因素，力图呈现《鲁迅全集》注释背后的学术与政治。
关键词：《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注释;修订中图分类号：1210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kt.xdxbsk.2020-03-004对于《鲁迅全集》的研究，数十年来一直是学术界和出版界的一大热点。
研究者首先从史料入手，还原不同版本《鲁迅全集》的出版背景和过程,概括其编辑特色,主要成果有叶淑穗、张小鼎《浩大的工程卓越的劳绩一纪念三八年版〈鲁迅全集〉刊行四十周年》（《出版研究》1978年第12期）、刘运峰《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和出版》（《中国出版史研究》2017年第3期）、黄海飞《如何把关一林默涵批校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六卷清样初探》（《文艺争鸣》2019年第6期）等。
其中，几位曾参与各版《鲁迅全集》编辑的学人和出版人的文字，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尤为可贵。
如王士菁《一个无私的忘我的人一纪念雪峰同志》（《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2期）、荣太之《〈鲁迅全集〉的注释出版及其他》（《鲁迅研究动态》1981第5期）、王锡荣《〈鲁迅全集〉的几种版本》（见唐弓叟等著:《鲁迅著作版本丛谈》，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王仰晨《略谈新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出版工作》1984年第1期）、王仰晨《鲁迅著作出版工作的十年（1971—1981）》（《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1期）、张小鼎《鲁迅著作出版史上的三座丰碑一二十世纪〈鲁迅全集〉三大版本纪实》（《出版史料》2005年第2期）、张小鼎《〈鲁迅全集〉四大版本编印纪程》（《新文学史料》2006年第2期）、朱正《略说〈鲁迅全集的五种版本〉》（《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4期）、张小鼎《体现新世纪学术水平的〈鲁迅全集〉一浅谈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几个特色》（《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3期）、王世家《〈鲁迅全集〉第七卷校勘札记》（《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6期）、李文兵《关于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统稿工收稿日期：2020-02-20基金项目:天津市“十三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天津鲁迅研究史》（TJZW16-007）结项成果之一作者简介:鲍国华，男，天津市人，天津师范大学教授，主要从事鲁迅研究（-32-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作》（&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2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