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大学制度肇始的精神传统

论现代大学制度肇始的精神传统摘要：从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发端到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肇始，我们都不难发现：当大学在中西方以独立的社会学术组织形态浮出历史水面时，它本源于学术活动的规律和逻辑是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大学精神的彰显。

故此，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发端是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精神传统；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肇始则是潜心向学、追求学术的书院精神、中体西用的思想宗旨以及学术至上的大学理念。

纵深的历史证实基于崇尚学术的精神传统是中西方现代大学制度肇始的思想根基与共同指向。

关键词：现代大学制度；精神传统；中西方大学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717（2013）01-0016-07收稿日期：2012-11-10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2011年度重点项目“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视域下的大学自律研究”（hb11jy027）；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2012年度项目“基于大学治理理念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研究”（hb12jy074）；2012年河北科技大学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项目“基于大学学术属性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研究”（sd122009）；2012年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大学治理视域下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研究”（1394）。

作者简介：刘赞英（1952-），女，河北任丘人，河北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自中世纪大学创建至今，我们从无法穿越的时空中隐约感到：正是大学所内蕴的厚重神秘与超凡脱俗赋予了其“象牙塔”的美称——一片不为迎合、只为某种坚持的学术圣地；一个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的理想境地。

回顾中外现代大学制度的历史发端与肇始，体味历史传统与本初原型，从而获得顿悟与启迪。

现代大学制度正是以其崇尚学术的精神传统与思想根基在大学的历史演进中日臻完善，而崇尚学术的理念也验证了大学本然生存逻辑与持续问鼎世界一流之巅的根本[1]。

一、西方现代大学制度发端的精神传统也许是历史的偶然，也许是大学产生的必然，在大学产生伊始，教会与王权之争为大学提供了自治、自主的外部环境，也为现代大学制度奠定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传统精神基础。

（一）基于大学自治精神传统的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发端大学自治作为现代大学制度发端之时的传统精神，为大学与外界保持张力和距离提供必要的保障，为大学达成了按照自身的规律与逻辑发展的组织心愿，使大学迈出其破茧成蝶的第一步。

无论从大学历史的开端还是现代大学制度形成的精神本源来看，“大学自治”无疑是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的精神根基。

欧洲的中世纪大学是学者公认的大学源头，而学者行会又是中世纪大学的组织原型。

兴许现代大学制度就发端于学者行会的组织模式、行业标准之中。

而大学自治的精神传统，也实则始于学者行会产生时所表现出的独立与自主。

在中世纪的欧洲，随着学者自治行会规模的扩大，学识渊博的学者从四面八方在此聚集起来共同磋商交流。

学者自治行会的不断发展壮大给世俗王权、教会以及城市当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不安与恐慌，他们实行文化垄断，企图将大学网罗于自己门下。

学者行会经过不断的斗争，利用教会、世俗势力（包括王权和地方政权）争权夺利所产生的权力缝隙，从世俗当局和教会手中争取特权。

正是学者自治行会在斗争中争取到的独立与自治，使得中世纪的牛津、剑桥大学可以在罗马教皇的庇护下不受任何世俗的干扰，开展神学探索与学术研究活动，为后世大学诸如达特茅斯学院获取自治地位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本，也决定了西方大学从此不依附于社会其他组织，在自己的轨道上矫健前行。

进一步地讲，大学自治之所以成为中世纪大学的主旋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世纪大学的组织原型是学者行会的缘故。

学者行会的组织形式构成了大学的雏形，而学者自治行会实行的这种外部用集体力量维护自身利益、内部学者自治的行会管理制度，使得基于大学自治精神传统的现代大学制度的雏形也模糊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

伴随着大学历史的演进，脉成于中世纪大学自治传统的现代大学制度，随后通过一系列法案和国家法律层面的确认得到巩固与发展。

例如作为经典案例载入史册的1819年美国达特矛斯案，不仅促进了美国私立高等学校的发展，也为美国大学的自治制度奠定了基础；再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判首次将大学自治理念纳入法律文本。

从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西方古典大学通过具有法律效率的《大学宪章》、《大学规程》取得了大学自治与自主的法律地位。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和约翰.m.哈兰认为，“如果将大学变成教会、国家或任何局部利益之工具，大学将不再会对它自己的本质保持忠诚”。

以上法案为大学自治理念在美国的确立奠定了法律基础，也证实了大学自治是大学对其本质保持忠诚的精神基础。

（二）基于学术自由精神传统的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发端大学自治作为大学制度化管理的精神准则，为学术自由思想在大学的萌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自治是学术自由的前提条件，不过大学自治只能作为大学的外部保障机制，而维护大学内部的学术自由才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内在诉求。

值得注意的是，学术自由思想在中世纪的大学远未得到充分发挥与展现。

由于受宗教思想禁锢的影响，人类的理性探求被限制在教会所设定的范围内，违背教义的学术研究在中世纪的欧洲找不到生存发展的空间，捍卫真理的学者甚至沦为异己惨遭迫害。

伴随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开化，西方大学学术自由的思想才逐渐渗透于近代大学的办学实践，并逐步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内在诉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大学奠定了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第一次真正提出学术自由理念的是德国的柏林大学。

柏林大学创建之初，参与制度建构讨论的施莱尔马赫在《关于德国式大学的断想》中明确提出“大学的学术活动应体现思想自由和思想独立的精神”[2]。

柏林大学的创办者洪堡最早将学术自由思想作为大学的组织制度和原则。

但与别人所不同的是，洪堡所提倡的学术自由具有双重性：包括教学自由与学习自由，即不论教授还是学生在学术领域都享有充分的研究自由。

他首先从个人的发展角度，指出“每一个人的最高和最终目的就是对其力量的个性特点进行最高的和最均匀的培养，而实现这一目的的必要条件就是行动的自由和环境的多姿多彩。

”[3]洪堡就大学的学术自由思想还指出，国家应高度尊重并有责任保护大学学术自由，其中维护教师“教”的自由，反映在制度层面即国家任命的“教授聘用终身制”。

这是出于保护大学学术自由的需要，对大学教授自身职业安全予以基本的制度保障。

正如我国学者陈学飞转引美国哲学教授乔治·丹尼斯·欧布莱恩（george dennis o’brien）的观点“大学教授需要有充分的自由空间去探索学问，但由于学术人员极为微薄的经济报酬，要有一个终身的职业合同来平衡弥补。

”[4]在洪堡的领导下，德国柏林大学成为19世纪倡导大学学术自由思想的典范，名噪一时，并迅速崛起为世界大学的中心，奠定了德国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里程碑地位。

总之，柏林大学对现代大学的重大贡献，就是第一次真正提出学术自由的理念，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制度。

尽管柏林大学的兴建始于民族的崛起与国家的振兴，带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观念，但洪堡对柏林大学的改革充分尊重了大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和逻辑，使柏林大学守护住大学的本真，发展成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学术组织，并开创了大学的学术自由之风。

可以说，德国现代大学开创了现代大学制度的先河，并淋漓尽致地向我们展现了学术自由思想在现代大学制度建构中的核心地位。

杨东平指出“西方大学的学术自由不仅是一种价值理念，也是一项具体的现代大学制度”[5]。

其实，与其将学术自由认定为大学的制度规范，不如说它反映了大学组织内部所蕴含的特有精神信念，毋宁说是现代大学制度所遵循的精神传统与核心思想。

（三）基于教授治校精神传统的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发端我们从对大学发展史的考察中发现，基于教授治校的现代大学制度发轫于两条线索：一是欧洲中世纪大学，二是美国大学。

前者主要源于学者行会内学者自治的内生传统，后者则出于保障大学学术发展的客观需要。

第一，中世纪是教授控制大学的黄金时代[6]。

正如上文所述，中世纪大学制度的形成主要受学者行会实行自治管理模式的影响。

学者行会的学者通过自己的知识权威吸引学生，利用与教会和世俗势力的争斗缝隙取得行会的自治特权。

“12世纪到20世纪后期，像行会这样的自治权力一直盛行于中世纪大学的基层组织结构中。

教授作为教学和科研领域的主宰，不仅控制了本学科领域的研究成员，还统治着学院和大学，垄断了课程、教师任用和研究方向等各方面的决策权。

”因此，中世纪大学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脉成于学者行会的自治传统。

中世纪大学的教授治校即“在大学这所学者的自由共和国（free republic of scholars），学者拥有自己管理自己组织机构的权力。

”[7]最为典型的非具有“教师大学”和“先生大学”之称的巴黎大学莫属。

巴黎大学本质上是教师聚集的行会组织，实行以教师为主体的管理模式。

首先，担任学校最高长官的校长候选人均由教师担任，并且要求具有教授哲学两年以上或教授文法、修辞学七年以上的资历；其次，学校内部真正具有代表性的行政权力集中在由教师组成的大学评议会；除此以外，“教师按照一定的学术标准制定教学大纲，对学生进行考核。

每位成员具有决定学校事务并参加校长选举的权力[8]。

继巴黎大学之后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也遵循了以教授治校为基础的大学内部管理模式并使之日臻完善。

第二，纵观美国大学的发展历史，基于教授治校的现代大学制度主要出于保障大学学术发展的客观需要。

正如克拉克·克尔所言，“在美国最早把大权交给教授的主要大学是耶鲁。

”[9]耶鲁大学第八任校长蒂莫西·德怀特（timothy dwighit，1795～1817年任校长）开启了学校重大事件与教授协商的风气，所有与大学有关的管理问题都需在教授会上讨论，学校董事会和校长不能未经教师会同意擅作决定[10]。

随后在西奥多·伍尔希（d.woolsey，1846～1871年任校长）将教授治校通过制度的形式在耶鲁大学固定下来，教授治校成为耶鲁大学的一条校规[11]。

耶鲁大学教授治校的成功对美国大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例如，1850年哈佛大学教授取得了参与学院管理的权力，进而奠定了美国大学教授治校的制度基础；再如，创立于1876年的霍普金斯大学，其首任校长吉尔曼作为“教授中心论”的倡导者，保障教授的学术自由。

19世纪以来，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兴起完成了美国现代大学制度转变的“学术革命”，美国大学的学术力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由于大学学术管理的日益复杂化和专门化，校董会不得不下放学术管理权给大学教授，大学内部还纷纷成立了由教授组成的大学评议会或教授会，负责管理大学的学术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