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倡西学育人才坚守古文存“道统”
《马说》韩愈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
《马说》韩愈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作品简介：《马说》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一篇借物寓意的杂文，属论说文体，原为韩愈所作《韩愈文选》中《杂说》的第四篇，“马说”这个标题为后人所加。
此文作于贞元十一年至十六年间（公元795—800）。
“说”是“谈谈”的意思，是古代一种议论文体裁。
这篇文章以马为喻，谈的是人才问题，表达了作者对统治者不能识别人才、不重视人才、埋没人才的强烈愤慨。
作品原文：马说世有伯乐1，然后有千里马。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故虽有名马，祇2辱于奴隶人3之手，骈（pián）死4于槽（cáo）枥（lì）5之间，不以千里称也6。
马之千里者7，一食（shí）或8尽粟（sù）一石(dàn)9。
食（sì）10马者，不知其11能千里而食（sì）也。
是12马也，虽有千里之能13，食（shí）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xiàn）14，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15，安16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17，食（sì）之不能尽其材18，鸣之19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20，曰：“天下无马！”呜呼21！其22真无马邪（yé）23？其24真不知25马也！词句注释：1、伯乐：春秋时期秦穆公时人，本名孙阳，擅长相马。
现指能够发现人才的人。
2、祇：只是。
辱：这里指受屈辱而埋没的才能。
3、奴隶人：古代也指仆役，这里指喂马的人。
4、骈死：并列而死。
骈：两马并驾。
5、槽枥：喂牲口用的食器。
枥：马棚、马厩。
6、不以千里称也：不以千里马被称道。
以，按照，介词。
称，称颂，称道。
7、马之千里者：马（当中）能行千里的。
之，助词。
此句“马”和“千里者”是部分复指关系。
8、一食（shí）：吃一次食物。
或：有时。
9、尽粟一石：吃尽一石粟。
尽，这里作动词用，是“吃尽”的意思。
石，十斗为一石，一石约为120斤。
10、食（sì）：通“饲”，喂养。
向新式学堂蜕变论文
向新式学堂的蜕变【摘要】晚清时期，书院已取代官学功能成为国家的主要教育机构。
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涌入，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愈加激烈，书院这种教育机构也面临着挑战。
十九世纪中期，从林则徐、魏源开始，中国踏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
尤其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华民族的命运岌岌可危。
于是，采取西方学校制度，改变旧有的书院教学传统，成为激进派热烈呼吁的救国方略。
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潮流中，来自书院本身与外界的种种压力，使书院开始了它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书院变为新式学堂的艰难改制之路。
城南书院与其它书院一样，在清代光绪年间，开始步入改制时期，并走向了新式学堂、现代学校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新式学堂；城南书院；改制一、改制背景近代中国发生了天崩地裂的改变，遭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奇局”，中央帝国曾经傲视全球的风采已经不再。
欧洲文化从新航道的发现之后，就发生着巨变。
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再到近代启蒙运动，西方的文化历程可谓狂飙突进。
而一度独领风骚的中国却止步不前。
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迫使中国开始进入以西方为蓝本的近代社会。
最先传入中国的是西方的器物文明，主要为坚船利炮。
由奕䜣、曾国藩、李鸿章所主导的二十余年的洋务运动，就是一场中国人学习西方技术文化的，以“师夷长技”为目的的运动。
洋务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近代工商业在中国已经立足，中国的军事也向近代化迈进，并取得了收复新疆、援越抗法的胜利。
然而，清王朝在政治体制上的腐败，不能使中国最终摆脱任人宰割的局面。
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中日甲午之战，中国彻底战败于新近崛起的东邻日本。
这个向来被清王朝瞧不起的东洋岛国，竟然在这次战争中使清帝国苦心经营了数十年的北洋舰队覆没于威海，朝野上下，震惊万分。
次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宣传鼓动下，以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为中心的维新运动正式拉开帷幕。
而教育改革，正是变法维新的重点之一，即使是维新运动失败之后，先进的中国人对教育改革的探索也没有停止过，而且清政府中的顽固派也没有放弃对教育改革的尝试。
2020届高考历史一轮复习课时作业：第29讲 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含解析)
一、选择题(每小题4分，共48分)1．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指出：“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
是造炮有数，而出鬻器械无数，此火器局之可推广者二……人但知船炮为西夷之长技，而不知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
”材料表明魏源()A．认识到西方只有军事技术发达B．认为西方民用技术优于中国C．具有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思想D．正式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解析：根据材料“人但知船炮为西夷之长技，而不知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说明当时魏源不仅仅是认识到西方只有军事技术发达，故A项错误；材料中主要涉及船炮等军事技术，没有涉及民用技术，故B项错误；根据材料“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人但知船炮为西夷之长技，而不知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可知当时魏源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故C项正确；材料只涉及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没有涉及“制夷”，故D项错误。
答案：C2．曾国藩说：“余以为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吾辈着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
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
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工夫。
”曾国藩这段话旨在()A．用外交的挫败来宣扬内政改革的必要性B．主张处理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C．宣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D．要求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解析：材料“余以为欲制(夷)人……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反映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地主阶级代表曾国藩主张改革，故A项正确。
答案：A3．(2017·太原市高三模拟)1866年郭嵩焘奏称：“夫将欲使中国火轮船与洋人争胜，徒恃官置之一二船无当也。
使商民皆得置造火轮洋人之利，能与洋人分利，即能与争胜无疑矣。
”这一认识()A．表明洋务思想有新发展B．反映了维新派的政治主张C．加快了民族工业的发展D．是对“中体西用”思想的否定解析：郭嵩焘是洋务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其认为在官府创办企业的基础上，商民也应创办企业，故A项正确；材料中所涉及的是经济发展问题，与维新派的政治主张无关，故B项错误；19世纪60年代是民族工业刚刚产生的时期，故C 项错误；材料中主张从官府到商民引进西方技术，创办近代企业，是“中体西用”思想的一种运用，故D项错误。
俞祖华：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
俞祖华：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牟宗三曾针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提出过“三统”说：道统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学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主体”以容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政统之继续，此即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
在“三统”中，道统最为传统士大夫所看重。
传统士大夫是儒家道统的承载者，而现代知识分子也重视道德价值，是重构道统、重建价值系统的引领者。
古代士大夫以“忧道”、“谋道”自任，其中的杰出人物站在道德高度、以帝王师的姿态批评政治，以“道统”制衡专制政治的“治统”，对抗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帝王，体现了“临大节而不可夺”、“可杀而不可辱”的崇高道德精神。
到了清末，士大夫阶层发生了分化，有的成了落伍于时代的落寞文人，但也不乏“自任以天下之重”的杰出者，如王懿荣在那个时代上演了末世士大夫“君辱臣死”的世纪悲歌；一些受到现代性洗礼的知识精英则实现了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他们对传统道德尤其是三纲五常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传承了古代士大夫对道德价值的重视与对道义道统的担当。
清末新型知识分子（以下简称“清末一代”）对“过渡时代”的道德变革有着高度的自觉，对道德重建进行了思考与探索。
康有为在《论语注》中提出了“德贵日新”的思想，主张价值观念变革要适应时代潮流。
梁启超在《释“革”》等文中又提出了“新道德”、“道德革命”的主张，批评“今世士夫谈维新者，诸事皆敢言新，惟不敢言新道德”。
严复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启蒙三民主义，“新民德”的立意即在进行道德重建、道统重构。
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号召冲决“三纲五常”的网罗，成为近代史上首位激烈挑战传统道德的思想家，又致力于重建新仁学体系，重建新时代的道德准则。
革命派也提出了“道德革命”、“三纲革命”、“家庭革命”等口号。
章太炎极为重视道德的锻造和坚守，提出培养具有“知耻”、“重厚”、“耿介”、“必信”的道德精神的革命者。
醉翁行乐处,草木皆可敬 欧苏宦海浮沉中的“坚守”与“超越”
封面故事COVER STORY公/《东坡先生懿迹图•谓公我师图》，清，邹一桂，纸本，全12开，每开纵25.5厘米，横41厘米，现藏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
邹一桂也根据苏轼生平创作 了 12幅东坡先生懿迹图，该图描绘了苏轼小时候听闻《庆历圣德颂》心生仰慕，决心以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人为师之事醉翁行乐处，草木皆可敬欧苏：宦海浮沉中的“坚守”与“超越”文丨田丽丽欢:阳修与苏试是中国家喻户晓 的文人，在文人才子繁若星辰的宋代，他们先后成为北宋嘉祐、元祐年间的文坛领袖，前后 相继，革新诗文。
他们也是北宋士大 夫的杰出代表，淡泊名利，进退自如， 无论身在庙堂还是江湖，都始终坚持忧国爱民的政治信仰。
他们是薪火相 传的师生，更是灵魂契合的知己。
从“谓公我师”到“付子斯文”苏轼与欧阳修相差30岁，苏轼出 生时，欧阳修已在文坛崭露头角。
苏轼儿时便闻得欧阳修盛名，喜爱欧阳修 的诗文，仰慕欧阳修的为人。
庆历三年 (1043), 7岁的苏拭初入乡校学习。
— 位从京师来蜀的士人给乡校先生带来 了《庆历圣德颂》，诗歌赞颂范仲淹、韩 琦、欧阳修等人的贤德，怒斥玩弄权术 的夏竦等人为奸人。
苏轼在一旁偷偷尤畋也i -4:It ⑵^，作九i <-i ,.k v w w i人锊八也*\^4孑何>*< 加方7一玄尺人也不扣 系国家人文历史■芯轼的朋友阍■地看到了诗歌，并从乡校先生那里求 问了诗歌所颂H人的名字。
先生还 告诉苏轼，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 修四人乃人杰也。
年幼的苏轼虽不能 深刻地认识“人杰”的含义，却深深记 住了欧阳修等人的名字。
在苏轼的心 里，欧阳修是如孟轲、韩愈一般的圣人。
“童子何知，谓公我师。
昼诵其文，夜 梦见之。
”(《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颍 州）》)，苏轼从小便乐于阅读、吟诵欧 阳修的诗文，心中早已把欧阳修当作 自己的老师，在梦中都期望见到欧阳 修本人。
嘉祐元年（1056),苏洵带着苏轼、苏辙到汴京参加科考。
古文运动——精选推荐
古文运动Guwen Yundong古文运动唐代中叶及北宋时期以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
因同时涉及文学的思想内容，所以兼有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
这一运动发起于中唐,但它的成功却在北宋。
除韩愈、柳宗元外，唐宋八大家中的其余六人，即，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都是北宋中期人。
唐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
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先秦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古文”。
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
这种复古主张在当时得到广泛的响应，成为一种社会运动，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以骈体文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文风，肇始于东汉，风靡于六朝，至唐代又有发展；在此期间，玄学兴起，佛、老盛行，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下降。
由于形式主义文风的兴盛与儒家思想的相对衰落互为表里，因此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也就成了相辅相成的运动。
早在隋朝初期,李谔已提出反对骈体文。
到了唐代,武周时的陈子昂效法西汉古体文作政论，对当时的文风发生了很大影响。
唐玄宗开元及天宝以后，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摈斥文坛浮艳之风，主张以三代两汉古文为法，以儒家经典为依归，创作上亦力变排偶为散体，成为韩愈之前古文运动的先驱。
韩愈继承前人主张，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发扬儒道，排斥佛、老。
他说：我所以致力于古文，不只是好其文辞,而且好其道。
所谓道,就是与佛教、道教相对立的儒道。
文道合一,以道为主,这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基本观点。
就文本身而言,他主张“文从字顺”,“惟陈言之务去”,强调既要博极群书又不蹈袭前人,做到推陈出新。
韩愈不仅在文道合一和文体改革方面提出了比先前更为明确具体的主张，更重要的是他还将自己的主张贯彻于实践，写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大大提高了古文的水平。
他是古文运动公认的领袖。
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仅次于韩愈，其论文亦提倡文以明道，他写出大量散体文，取得与韩愈相当的成就。
马说
《马说》是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的一篇文章，原为韩愈所作《杂说》的第四篇，大约作于贞元十一年至十六年间（795—800）。
文章表达了作者对统治者不能识别人才、摧残人才、埋没人才的强烈愤慨。
“说”是古代的一种议论文体，用以陈述作者对社会上某些问题的观点。
原文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故虽有名马，祇（zhǐ）辱于奴隶人之手，骈（pián）死于槽（cáo）枥（lì）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shí）或尽粟（sù）一石（dàn，古音为shí）。
食（sì）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sì）也。
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shí）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xiàn），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sì）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yé）？其真不知马也。
编辑本段译文世界上有了伯乐，这以后才会有千里马。
千里马经常有，但是伯乐（却）不会经常有。
所以即使有了好的千里马，（也）只是辱没在马夫手里，（和普通马）一同死在马厩里，不把（它）称作千里马。
能日行千里的马，吃一顿，有时能吃下一石粮食。
饲养马的人不知道它能日行千里（的特点）来饲养（它）。
（所以）这样的马，虽然有日行千里的才能，却吃不饱，力气不足，（它的）才能和美好（的素质）（也就）不能显现出来，想要与普通的马一样，尚且办不到，（又）怎么能够要求它（日行）千里呢?鞭策它，不能按照（鞭策千里马）的方法，饲养它，又不能竭尽他的才能，听它叫却不能通晓它的意思，（只是）拿着马鞭（站）在它跟前，说：“天下没有千里马!”唉!难道真的没有（千里）马吗？恐怕（是他们）真不识得千里马啊。
编辑本段注释一、解释1 伯乐：春秋时秦穆公时人，姓孙，名阳，擅长相（xiàng）马。
欧阳修与北宋古文运动
・文学艺术研究・欧阳修与北宋古文运动徐剑凌(攀枝花大学图书馆,攀枝花617000) 中唐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曾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到了晚唐已渐渐衰微,文坛又被颓靡之风笼罩。
北宋开国一百年间,文章体裁仍沿袭五代余脉,“缀风月、弄花草”的西昆体又风靡一时。
虽然一些进步文人如柳开、王禹 、姚铉等,也曾提出尊韩重道的主张,有意复兴儒道和古文,但由于条件尚未成熟,一时还无力扭转文坛风气。
北宋中叶,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日益深刻化和复杂化,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里几乎都出现了变革和斗争。
范仲淹、王安石变法虽然先后失败,但文学革新运动却取得了胜利,这其中欧阳修功不可没。
作为北宋文坛最杰出的领袖人物,欧阳修在北宋古文运动的最初兴起和最终胜利的过程中,影响巨大。
一、大力提倡古文反对时文宋代开国之初,晚唐五代的浮艳文风又风靡一时,其代表人物是大官僚钱惟演、杨亿、刘筠等人。
他们模仿晚唐李商隐的“四六”骈文,追求词藻,堆砌典故,讲求声律,号称“时文”。
因这些贵族文人声名显赫,所以统治文坛数十年。
在这期间,虽有一些进步文人,对充斥文坛的浮艳文风甚为不满,也提出过尊韩重道的主张,有意复兴儒道和古文,但除王禹 创作实绩突出外,其他人由于才力不够,创作成就不高,只是在理论上为诗文革新运动作了准备。
随着北宋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趋严重,政治上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
公元1043年(庆历三年),范仲淹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宋仁宗也在同年颁布了几道诏令,推行范仲淹等人的主张,即所谓“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包含着文风改革的内容,表明了范仲淹以政治家的立场反对西昆体的坚决态度。
欧阳修在政治上坚决支持范仲淹的新政,他将政治上的革新精神带进文学领域,大力提倡写作平实朴素的文章,反对古文写作中故意求怪的风气;他补缀并校定了韩愈文集,并积极加以推广,掀起了一场新的古文运动。
11利用科举考试改变文风 欧阳修不仅在政府上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而且还利用科举考试来影响时下的文风。
力倡西学育人才 坚守古文存“道统”——吴汝纶西学思想与古文观念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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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之 局 ” “ 年未 有 之 变 局 ” 词 语 反 复 出 现 于 知 识 者 的 笔 、千 等 端 和 朝 廷 重 臣 的 奏折 中 。 在 西 方 财 富 和 力 量 的 冲 击 之 下 ， 大 清 帝 国不 少 士大 夫 和 知 识 者 的 思 想 观 念 已经 悄 然 发 生 了 改 变 。传 统 知 识 者 和士 大 夫 “ 国 天 下 ” 观 念 已逐 渐 为 近 现 家 的 代“ 民族 国 家 ” 概 念 所 取 代 ； 天 不 变 ， 亦 不 变 ” 社 会 历 的 “ 道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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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 数 名 物 ” 范 围 之 内 。 作 于 光 绪 五 年 的 《 曾袭 侯 入 器 的 送 觐 序》 及“ 学 ” ：其 为学无 所谓 道也 ， 数 名物 而 已。 论 西 道 “ 器 其 为 治 无 所 谓 德 厚 也 ， 强 而 已 … …其 于 中 国 圣 人 所 谓 父 子 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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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治：存续中华传统文化创办世界一流教育
唐文治：存续中华传统文化创办世界一流教育作者：张彪来源：《中国德育》2017年第23期纵观唐文治波澜壮阔的教育人生，“存续中华传统文化”是他始终坚守的教育理念。
百年前的唐文治正是这样一位眼光卓绝、冷静睿智地走在潮流前面的智者。
他不为流俗所动，清醒地审视潮流中裹挟的片面倾向，这确实值得今人尊重和敬佩。
唐文治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
他历经清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过政：1892年，28岁的他中举步入仕途，最后官至农工商部署理尚书，14年从政经历平坦通畅；从过教：1907年，43岁的他弃官从教，先后担任多所学校校长①，治教43年成绩斐然。
唐文治一生事业不在朝堂之上，而是在教育之中。
“平日之志愿，在造就中国之奇材异能”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唐文治，经历过甲午战败、戊戌政变、庚子国变，后以清朝官员的身份先后两次出洋，遍访日、英、法、比、美等国。
特别是第二次出访，“经途万里，为时十七旬，滂滂地圆，随日以行，左旋一周，极西极东”。
出访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他意识到：“立国之要，以教育为命根，必学术月新，而国家乃有振兴之望。
”他深感中国要富强必须学习西方现代文明，走实业救国之路，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
1907年秋，唐文治担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后更名为“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监督（校长）。
他提出“本学堂分设高等科学，造就专门人才，尤以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为宗旨”，立志办“第一等大学”。
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借鉴西方工程教育的先进经验，以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同类工程专业为蓝本，教科书直接购自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等世界名校。
他开设铁路、电机专科，增设商船驾驶、铁路管理科，建图书馆，添建金工厂、木工厂、水力实验室等实习场所，供学生实习试验之用，这些在当时都是国内首创。
他还聘请美籍教员主持专业教学，所培养的学生达到了美国大学本科毕业生水平。
中国在美留学生，但凡持有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毕业证书的，均可与美国学生一样享受直接报考大学研究院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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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倡西学育人才坚守古文存“道统”摘要：吴汝纶是晚清著名学者、教育家、桐城派后期古文大师，其一生最用力处不在政治思想的思考和政治体制的变革上，而在学术、教育思想及其古文的存续与创作上。
吴氏一反“中体西用”的思想模式，力倡西学，强调西学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重要作用；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引西学入学校，改革课堂教学，以此造就救国之才。
吴汝纶古文理论及其创作的最大贡献不在于对桐城文派风格、“义法”的“复归”，而在于对古文的执着与坚守；在文道关系上，他主张文道分途，强调“文章不宜谈理”，追求文字的雅洁；在古文创作方面，吴氏引西学入古文，拓展了古文的内容，为桐城古文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吴氏以古文的辞约指博、清正雅洁来对抗通俗流畅的新文体，坚守着古文这一传统文化中最后一块阵地。
关键词：吴汝纶；桐城派；古文；西学吴汝纶作为晚清著名学者、教育家、桐城派后期古文大师，为学“无古今，无中外，唯是之求”①，其西学思想与古文理论对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及其晚清古文发展影响甚大。
关于吴汝纶的古文理论及其创作，学界一般认为是对桐城古文的复归，②这已是学界共识。
③然而，这一共识是否就是吴氏对桐城古文的最大贡献？思想研究方面，由于受过去研究范式的影响，人们往往把原本多样复杂、新旧思想杂糅的历史人物按照既定的派别模式加以简单的评价和界定，以往学界对吴汝纶的评价就是如此。
有学者把他划入维新派阵营，有学者却认为他属于洋务派，还有学者运用模糊的语词，表达了折衷的观点。
④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在近代思想上为吴氏定位，如何评价吴汝纶对晚清古文发展的贡献和作用，这正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一处于“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吴汝纶，其思想必然深受那一特定时代精神之影响。
近代以来，随着东西方交往、碰撞的日益增多，“西风东侵”已为不可挡之势，中华民族、中华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与挑战。
一时间，“变动”、“变端”、“创事”、“创局”、“变局”、“恒古未有之奇变”、“千古未创之局”、“千年未有之变局”等词语反复出现于知识者的笔端和朝廷重臣的奏折中。
在西方财富和力量的冲击之下，大清帝国不少士大夫和知识者的思想观念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
传统知识者和士大夫“家国天下”的观念已逐渐为近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所取代；“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社会历史观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史观面前显得那么的脆弱与不堪一击；原来为士大夫们和清廷重臣引以自豪而傲视他国的那种“华夷之辨”、“文明之邦”、“天下之中”的文明优越感已经荡然无存。
穷则思变，富有忧患意识和开放思想的知识者和朝廷重臣自觉地把目光投向了西方。
于是，“师夷长技”、“求富求强”、“倡导西学”、“翻译西书”等主张，一时蔚然而起。
吴氏早年曾入曾、李幕府，深受曾公、李相赏识器重，其思想自然受二人影响。
早期的吴汝纶，思想观念倾向于“洋务”一派，对于西学的态度大致亦是“中体西用”，依然局限于“器数名物”的范围之内。
作于光绪五年的《送曾袭侯入觐序》论及“西学”道：“其为学无所谓道也，器数名物而已。
其为治无所谓德厚也，富强而已……其于中国圣人所谓父子君臣夫妇之礼、道德之说、诗书之文，渺然不知其何谓，若爰居之于九奏也。
”在吴氏看来，西方的“器数名物、富强之术可以借鉴，但中国的德厚之治、君臣之礼却是不容怀疑，不用动摇的”⑤，“爰居”、“九奏”之比，说明吴氏“夷夏之辨”观念的依然存在。
然而，甲午一战的惨败，宣告了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破产。
随着时局的发展以及对西书的“广览”，吴氏的思想及其对西学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在吴汝纶看来，“体用”的区分已经失去了意义，“夷夏之辨”的文明模式也已经成为过去，应当受到怀疑与否定。
针对那种“礼失而求诸野”、“严夷夏之大防”的传统观念，吴汝纶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驳，认为“天算、格致等学，本非邪道，何谓不悖正道！西学乃西人所独擅，中国自古圣人所未言，非中国旧法流传彼土，何谓礼失求野！……今之欧美二洲，与中国自古不通，初无君臣之分，又无僭窃之失，此但如春秋列国相交，安有所谓夷夏大防者！”⑥此时的吴汝纶不但没有了“夷夏之辨”的文化偏见，而且也一改先前“中体西用”、“西学为器不为道”的认识，对西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光绪二十三年，他给严复所译《天演论》作序时，称道“天演之学，在中国为初凿鸿濛”⑦，充分肯定了赫胥黎的理论学说将对国人产生的巨大启蒙作用。
在给严复的回信中，吴氏表达了自己对进化论（天演论）的肯定与推崇，“所示外国格致家谓，顺乎天演，则郅治终成。
赫胥黎又谓，不讲治功，则人道不立。
此其资益于自强之治者，诚深诚邃”⑧，并以“虽刘先生之得荆州不足为喻”⑨，来表达自己得阅此书的喜悦心情。
此时，在吴汝纶眼中，西学早已不是“器数名物”，而已经成为“斯以信美”、“至深邃微窈”之“道”了。
所以，他对以“中学为体”的办学模式不以为然，认为以此倡导西学，求富治强，无异于南辕而北辙。
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近日保定议设学堂，闻其大略，不拟请洋师，以中学为主，中学又以理学为主，亦恐难收实效。
”⑩足见此时的吴汝纶对西学的肯定与提倡。
其次，吴汝纶对西学于个人、社会、国家、民族的重要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识到教育及学校课程的改革，西学的引入、倡导与付诸实施，关涉到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
吴氏思想不仅倾向洋务一派，而且其为学以经世致用为己任，尝言：“学有三要：学为立身，学为世用，学为文词。
三者不能兼养，则非通才。
”而当时的中国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变局”，当时之民众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吴氏以为要救民于水火，“必振民之穷而使之富焉，必开民之智而使之智焉”，而“今之内治者，无所谓富民之道也，能不害其生斯贤矣；无所谓智民之道也，能成就之使取科弟于有司斯才矣。
民固穷也，吏虽不之害，其穷犹若也；民固愚也，虽成就之使掇科弟，其愚犹若也。
又况不能成就之反害之者天下比比也。
循是不变，穷益穷，愚益愚。
今外国之强大者，专以富智为事。
吾日率吾穷且愚之民以与富智者角，其势之不敌，不烦言而决矣”，对此吴汝纶开出的药方是“而所以富智民者，其道必资乎外国之新学”。
这里，吴氏反复言及“富”与“智”，并且把富国智民的方法锁定在外国新学上，显然不同于传统文人“重义轻利”、羞言财富的思想观念。
这一方面是吴氏“经世致用”思想的体现，同时也是其对西学认识不断深入的结果。
所以，当严复请他为其译著《天演论》作序时，吴氏欣然应允，并且高度评价了赫胥黎“天演之学”及其严译之功：“执事之译此书，盖伤吾土之不竞，惧炎黄数千年之种族，将遂无以自存而惕惕焉，欲进以人治也，本执事忠愤所发，特借赫胥黎之书，用为主文谲谏之资而已。
”吴氏说严复借赫氏之书，主文而谲谏，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借为《天演论》作序，来阐发自己的进化史观，同时又表达了自己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忧：“严子之译是书，不惟自传其文而已，盖谓赫胥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卫其种族之说，其义富，其辞危，使读焉者怵焉知变，于国论殆有助乎！”他认为，赫氏之天演进化之说“以天择、物竞二义，宗万汇之本源……因物变递嬗，深研乎质力聚散之几，推极乎古今万国盛衰兴坏之由，而大归以任天为治。
赫胥氏起而尽变故说，以为天下不可独任，要贵以人持天”，只有发挥人的“天赋之能，使人治日即乎新，而后其国永存，而种族赖以不坠，是之谓与天争胜”，如此，则可以“天行人治，同归天演”。
他盛赞赫胥氏之学说“博涉”、“信美”，为“吾国之所创闻”，“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
在吴汝纶看来，国势振兴，“全在得人”，而目前人才之匮乏，则由于西学未兴。
吴氏曾经与薛福成言及“转移风气，以造就人才为第一”。
又言：“窃谓各关道当聘请精通西学能作华语之洋人一名，更请中国文学更高者一人，使此两人同繙洋书，则通微合莫之学，辅以雄峻曲雅之词，庶冀学士大夫，争先快睹，近可转移一时之风气，远可垂之后代，成一家之言。
”可见吴氏于西学之重视，以之为“转移风气”、造就人才之凭藉，可以成一家之言而传之后世。
对于中学之缺陷，吴氏也有清楚的认识，“中国之学，有益于世者绝少”，“在今日，强邻棋置，各国以新学政治，吾国士人，但可守其旧学，独善其身则可，于国尚恐无分毫补益也”；吴汝纶认为要拯救国家之“亡”，士大夫讲西学为第一要义。
他说：“将来后生，非西学不能自立于世。
”“中华炎黄旧种，不可不保，保种之难，过于保国。
盖非广立学堂，遍开学会，使西学大行，不能保此黄种。
”无论个人、朝廷、国家、种族，都到了危急存亡之关头，而惟有西学畅行，才可以存国保种。
国家形势之遽变，使得吴汝纶认识到中西之优劣系于“学战”：“今后世界与前古绝不相同，吾国旧学实不敷用。
今外国所以强，实由学术微奥，成效昭著。
各国骎骎面内，各用其学战胜，吾学弱不能支。
”基于此，吴氏一生用力最勤者乃在于兴学堂，办教育，倡西学，造人才。
再者，废科举，兴学堂。
面对危机四伏，日蹙百里之国势，吴汝纶一直在思考着救国之策：“至于振兴国势，则全在得人，不在议法。
”“时局益坏，恐遂为波兰、印度之续，士大夫相见，空作楚囚对泣状。
南海康梁之徒，日号泣于市，均之无益也。
唯亟派亩捐立县乡学堂，庶冀十年五年，人才渐起呼呼！无人才，则无中国矣。
”显然，吴氏以为惟有造就人才，才是改变国运日蹙的唯一途径。
而目前的中国旧学主导下的教育却是“愚民教育”，他曾愤慨地指出：“他国人人有学，唯恐民愚，务瀹民智。
中国不唯民愚也，乃至满一国尽愚士与卿大夫！”在吴汝纶看来，以科举制为中心的教育制度和人才选拔体制，是造就愚民、愚卿大夫的罪魁祸首，要想使民智国振，必须废除科举，兴办学堂，“资取外国新学”。
戊戌变法时期，吴汝纶明确提出了“废去科举”的主张，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十五日，吴氏在给李季皋的信中写到：“端午诏书，竟废去时文不用，可谓大快。
某且有以为舍时文而用策论，策论之不足得人，仍恐不如时文，以其茫无畔岸，人竞抄袭，而考官时文出身，不能辨策论高下。
宋世本号策论为时文，策论敝极，乃改用经义。
今复策论不过一、二年，其敝已究诘矣。
……窃谓废去时文，直应废去科举，不复以文字取士，举世大兴西学，专用西人为师，即由学校考取高才，举而用之。
”“直应废去科举，不复以文字取士”，批判的锋芒直指延续了一千多年的教育制度和人才选拔体制。
这一口号是否为吴汝纶第一声喊出，现在已无法确考，但在康梁维新一派“科举不能骤变”，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一派“科举与学校并存”的情形下，吴氏的这一主张无疑为惊世之举，足见吴氏思想之超拔，理念之先进。
吴氏的这一主张是非常坚决的，在维新派和当时朝廷当权重臣都持“并存”论的时候，吴汝纶并没有改变自己“径废科举”的观点。
他多次谈废科举、兴西学的主张：“吾谓非废科举、重学校，人才不兴。
”“学堂不兴，人才不出，即国家有殄瘁之忧。
”“愚谓径废科举，专由学堂选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