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权力与国家》
评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 -
评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学号：106293050139读了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毋庸置疑，杜赞奇是一位世界级的中国史研究学者!初步接触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是在大二的时候上我们学院莫金山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解读》，时候对它有的只是一个懵懂的表面概念。
现在读来，《文化、权力与国家》作为一本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书，对于我们一般读者来说，恐怕理解和把握起来有很大难度。
所谓后现代主义研究，依我浅显的理解，就是把过去发生过的史实和相关研究统统作为一个客观对象加以解读。
这意味着后现代主义者要能够跳出现代学术研究话语的束缚。
直到后来，拿去和莫教授请教，才感觉有了一点眉目。
这本书与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相比，两者的理论出发点和最后的解读结论不同，甚至有些地方完全相反。
黄宗智想解答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在出现商品分化的情况下，为什么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经营道路；而杜赞奇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到底对乡村社会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一影响与中国革命之间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前者研究的进路是内部式的，即向中国传统社会自身寻求主导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之道；后者的进路则是外部式的，即从中国政权由传统到现代的演进视角，来考察西方冲击而引起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到底对中国乡村社会带来了什么后果。
我觉得杜赞奇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方面存在缺陷，过分强调集市作用而忽视了宗教、宗族等文化纽带，村庄研究模式则过分强调村庄封闭性而忽视了跨村庄组织的作用，所以村庄和市场都不能满足乡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需要。
在这一既有研究基础之上，杜赞奇借用文化象征概念，创造了一个“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
这一概念指的是由乡村社会中多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考察国家权力是如何一步步侵入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而企图建立现代意义国家政权的。
《文化权力与国家》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2023- 9 - 17）作者：杜赞奇。
历史学家、汉学家，印度裔，早年就学于印度，后去美国求学，拜汉学家孔飞力为师，现为芝加哥大学荣休教授一、中心论点关键词：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的内卷化中心论点：本文利用“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构造了一个“国家—士绅—农民”的三层结构，乡村精英在“国家—士绅”层面传达和缓和国家专制权力，在“士绅—农民”层面因宗教、宗族（文化网络）和共同的利益关系扮演保护型经纪的角色。
随着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张，保护型经纪陷入困境后选择退出乡村政权，保护型经纪逐渐被以地痞恶霸为代表的赢利型经纪所代替，三层结构演变为“国家—农民”二层结构，小农不得不直面赢利型经纪和封建国家或日本侵略者的盘剥。
二、章节概要1.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本章探讨的问题：地方政权现代化 1）地方政权的重组与扩大：地方政权的现代化推进主要体现在以“区，村庄/乡镇”的二级组织取代原先的三级赢利型经纪，村庄的保护型经纪体制作用消减，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国家政权在无中间环节的情况下与有正式组织的村庄直接打交道 2）河北山东二省的财政：省财政收入迅速增长表明省政权对社会财源控制加强，但这一控制的加强主要通过开辟税源而不是田赋收入的增加来实现；田赋收入增长不多的主要原因是旧有经济及其助手并未根除，只是改头换面，仍充斥于税收部门 3）国家政权的扩张与内卷化：旧有政权不存在内卷化的原因有①“无为而治”②地方政权存在保护性组织；现代化、官僚化的国家政权试图发展不受基层精英操控的基层政权来扩张自己的权力，但他自身无法完全官僚化，且不得不借助旧有经济体制开辟税源，而这阻挡了国家政权的扩张。
4）河北省的县级财政：国家只实现了形式上的现代化而非实质的现代化。
省级政府强制县级政府增加现代化机构→攫取县财政收入→县政府巧立名目增加税收+经济体制延伸至区和村中饱私囊→民国时期国家政权的内卷化。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评述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评述本文作者主要从史料价值、综合多学科进行历史研究、“权力的文化网络”、客观地分析问题、比较法的运用等几方面对《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做了评述。
标签：华北农村；经纪统治；现代化建设传统华北农村社会研究一向为学界所重视，研究著作也很多。
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其中一部力作，有1996年版，2008年版和2010年版三个版本，本文采用2008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版本。
全书共分为八章：权力的文化网络；清末乡村社会中的经纪统治；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宗族与乡村政治结构；乡村社会中的宗教、权力及公务；乡村政权结构及其领袖；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组；国家政权的现代化与地方领导。
本书主要以“沙井”、“冷水沟”、“吴店”、“侯家营”、“寺北柴”和“后夏寨”共6个村庄为例来分析国家政权是如何深入并干预村庄生活的。
此书从文化视角、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对华北农村社会进行研究，向我们提供了新的理念和研究方法，颇具新意，值得我们研读。
一、文化视角的研究史料价值高。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研究村级结构的资料主要来自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简称“满铁”）根据1940-1942年间调查编成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简称《惯调》），除《惯调》材料之外，作者还利用了满铁的其他调查资料，并参考了日本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和当时社会学家西尼·甘布尔和杨懋春对华北乡村社会的有关描述。
反映华北农村经济的两部主要著作是，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农业发展，1890-1949》，以及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其主要资料也来自“满铁”调查。
特别是黄宗智的书，用了相当篇幅来论述如何利用这批资料并弥补其不足。
农民访谈资料的运用。
本书采用了大量采访农民的资料，如在河北省邢台地区的水利管理组织这一章节中，关于水利组织的宗教仪式这一问题，作者通过与昌黎农民的对话，表现了普通农民的宇宙观。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再探——对乡村组织、文化网络与传统权力运作的思考
乡村组织的观点缺 乏足够的 阐述， 关于文化 网络对权威产生的决定作 用的分析则更显单薄 ， 文化网络 对乡村成 员的约束力也难 以经 受纷繁
芜 杂 历 史 现 实 的检 验 。“ 力 的 文 化 网 络” 能描 述 其 一 ， 权 只 因此 难 以 再 现华 北 乡村 社 会 的 真 实情 景 。 关键词 ： 文化 网络 ； 乡村 组 织 ， 威 ； 教 ； 族 权 宗 宗 中 图 分 类 号 ： ９ ．９ Ｄ６ ３ ７ 文献标识码 ： Ａ 文 章 编 号 ：６ 卜 ５ ６ （ ０ １０ ＿０６ ＿０ １７ ３ ５ ２ １ ）８－ ｏ ２＿ ４
组织与经纪之间是否真的存在着各种密切联系， 以至于联 系本 线的 见解及 其文化网 络解释华北的村落政治， 可以说失去了根 基”］ 。这样看来， 。序 在华北地区， 以宗族血缘纽带区分政治阵 身能构成文化的网络？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华北农村的各种乡民组织中， 宗族组织和宗教组织是两 个重要方面。因此杜赞奇在书中对华北地区的宗族力量、 宗教力
王兴飞 ， 杨振 东
（ 京 大 学 历史 学 系 ， 京 ２ ０ ９ ） 南 南 １ ０ ３
摘 要 ： 赞 奇 的《 化 、 力 与 国 家 》 书 ， 文 化 的 角 度 上 对 华 北农 村 社 会 进 行研 究 ， 究 方 法颇 具 新 意 。但 对 于 文化 网 络 的 建 立 借 助 杜 文 权 一 从 研
的宗族与牌长姓氏并不一致， 吴姓变为了魏姓， 这种差别的根源 在于杜赞奇对华北乡村族属构成的不了解， 事实上“ 由于华北历
史上多次战乱、 灾荒和移民的巨大影响……后夏寨的李姓、 王姓 存在着同姓不同宗的情况 ， 甚至两支王姓内部还存在依附和虚 拟的复杂情况……杜赞奇认为后夏寨村落政治以宗族竞争为主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报告
在内外环境下步履维艰的中国现代化历程——读《文化、权力与国家》看了这本书。
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总结这本书的思想的话，就是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传统的文化结构支撑的权力网络解体，由于缺乏支撑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的资源，国家政权建设走入了内卷化的歧途，内卷化的国家政权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倾向，这导致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始终未能建设成功。
本书有三个核心概念：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政权内卷化。
一、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个概念深受法国后现代哲学家福柯的影响，福柯有句名言叫知识就是权力，福柯用由知识构成的权力关系来解构世界。
传统中国的权力文化网络是在以儒家意识形态为主要合法性来源构成的。
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向中，传统的权力文化网络受到了多重挑战，有西方的船坚利炮造成的民族危亡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怀疑，反省和批判，有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思想来源的颠覆和解构旧有传统的革命意识形态，有国内的在传统士农工商秩序之下置于末端的新型民族资产阶级、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诉求和以自由主义为主要思想来源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侵润。
旧有社会文化权力网络逐渐崩解，新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在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中逐渐在自发形成。
二、国家政权建设是一个国家在政治上和政权上的现代化。
被西方国家强行打开国门的中国原有的秩序逐渐解体，新的政治的民族中国开始了自我建设的历程，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所处的世界环境，内在的有了民族主义的取向。
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和论述了政治权威合法统治的三种类型，即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
认为不同类型的政治权威获得合法性的途径不同。
传统型统治以政治权威自称的、官员和公民相信的历代相传的神圣传统为基础；魅力型统治则以被统治者相信政治权威具有超凡的魅力、品质、才能，从而愿意服从其统治为基础；法理型统治则以政治权威、官员和公民都只对理性的法律负责为基础。
从历史角度看，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威模式一般要依次经历以上三种类型。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报告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报告在当今社会，文化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对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素养起着重要的作用。
读书作为文化交流和传承的重要媒介，也承载着促进国家文化与社会进步的使命。
本文将探讨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报告之间的关系，并分析读书报告在推动文化权力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文化权力的定义与意义文化权力是指一种通过文化实践和传播来影响和塑造社会行为和价值观念的力量。
它不仅体现在政府的文化政策和法规中，也通过民间文化活动、文化产业等方式展现。
文化权力的存在可以促进艺术、语言、宗教和传统的交流，从而加强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的互动和认同。
文化权力的发展有助于维护和传承国家的文化特色，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与进步。
二、国家读书报告的定义与意义国家读书报告是一种对国民阅读状况进行调查和总结的官方报告。
它通过分析国民阅读的趋势、模式和内容，以及评估阅读的效果和影响，向国家提供关于文化素养和知识水平的参考和建议。
国家读书报告旨在推动全民阅读、培养阅读习惯，并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指导和支持。
它是反映国家文化娱乐水平、教育水平和文化权力的重要指标。
三、读书报告对文化权力的推动作用1. 激发国民的阅读热情与兴趣国家读书报告通过公布全民阅读的情况和推荐优秀书籍，激发了国民的阅读兴趣。
它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鼓励，促进了全民的读书热情的提升。
这有助于推动全民阅读的普及与发展，培养国民的阅读习惯，提高文化素养与知识水平。
2. 促进文化产业的繁荣与创新国家读书报告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通过调查和分析国民阅读的模式和内容，国家可以了解读者的需求与偏好，推动出版社、图书馆和书店等文化产业机构的发展。
同时，国家读书报告也为作家、编辑和出版商提供了参考和指导，鼓励创作更多优秀的图书作品，促进文学和文化创新。
3. 传承和弘扬国家文化与精神国家读书报告在总结和推荐阅读内容时，通常会关注国家的经典文学作品和传统文化，弘扬国家的精神与价值观。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后感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后感《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后感《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CULTUR，POWER，ANDTHESTATE——RURALNORTHCHINA，1900-1949）一书是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DUARA）的精心力作。
在这本书中，作者主要利用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撰的《中国惯行调查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二、三十年代所做的社会调查材料，以及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细致的个案研究，向我们展示了１９００－１９４２年间华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状况。
作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详细地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经纪人、庙会组织、宗教、神话及象征性资源等）深入社会底层的。
因其视角独特，见解深刻，该书被选入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通读全书，本人有以下几个方面想谈谈自己的看法：一、关于“权力的文化网络”作者使用“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nexusofpower），力图考察和分析乡村社会生活中权力关系的各个方面。
在这一概念构架下，帝国政权、绅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被展现出来，并将这种对文化及合法性的分析置于权力赖以生存的组织为基础。
在组织结构方面，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也正是在文化网络中，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领导体系得以形成。
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
这些组织既有以地域为基础的有强制义务的团体（如某些庙会），又有自愿组成的联合体（如水会和商会）。
文化网络还包括非正式的耸关系网，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
这些组织既可以是封闭的，也可以是开放的；既可以是单一目的的，也可以是功能复杂的，总之，其包容十分广泛。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概况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序言“经纪”是指在交易中起不可或缺作用的中介人，其本身既无褒义，也无贬义。
我将官府借以统治乡村社会的“经纪人”（或称“中介人）分为两类，一类为“保护型经纪”，他代表社区的利益，并保护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政权的侵犯。
该经纪同社区的关系比较密切，社区有点类似于“乡村共同体”，所以，中国读者对此一类型的经纪可能易于理解。
另一类型的经纪视乡民为榨取利润的对象，我将其称之为“赢利型经纪”。
但“赢利性”（本意为“企业性”）一词又有积极的和合理性的含义，因此又无法准确地表达这类经纪对待乡民的贪婪性、甚至掠夺性。
正因为如此，我有时也称他们为“掠夺型经纪。
”（2）综：新政权面临的新问题：经济的现代化、民族的统一、国家政权的建设。
第一章：权力的文化网络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
这些组织既有以地域为基础的有强制义务的团体（如某些庙会），又有自愿组成的联合体（如水会和商会）。
文化网络还包括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
这些组织既可以是封闭的，也可以是开放的；既可以是单一目的的，也可以是功能复杂的，总之，其包容十分广泛。
（10）村民与市场交往并不是建立在栖性村民内部关系的基础之上，事实上，村民之间的关系似乎更为加强、人们以此来提高自己在集市交易中讨价还价的地位。
（13）我要说明的是，市场并不是决定乡村大众交易活动的唯一因素，村民纽带在提供多种服务、促成交易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文化网络的视角来看，是市场体系及村民纽带联合决定了乡村经济交往。
不过，网络模式揭示得更为深刻，它表明，村庄和市场亦村庄和市场亦不能满足乡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需要。
下面我将重点分析一下村外联系，它们既不等同于市场体系，但与市场又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13）综：集市中心对乡村的婚姻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不是关键作用，乡村的婚姻主要还是人际关系网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人际关系将不同类型的组织连接起来，为文化网络提供了一种粘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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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
——浅析国家政权的内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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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书目：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是美国学者杜赞奇所撰写的理论著作，其内容是关于国家政权的扩张对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
在这本书中，作者以《中国惯性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20、30年代所做的社会调查资料、及中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为基础，通过细致个案研究，向我们展示了1900—1942年间中国国家政权进行现代化这一时间段中，中国乡土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而在国家政权不断深入乡村社会的，乡村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回应，促使乡村回应的又是怎样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与国家政权较量、融合等一系列互动过程中分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这都是杜赞奇在这部著作中提出并加以分析的问题。
其中第一章作者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权力的文化网络；作者认为乡村社会这种权威由乡村社会各种组织体系和象征规范组成的框架之中，他们把这种框架称为权力的文化网络。
第二章主要论述的是经纪统治。
作者把晚清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看成一种经纪关系，国家利用赢利型经纪和保护型经纪来实现其主要职能。
第三章作者开始讨论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从中引入了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
第四章到第八章，作者具体论述了国家政权建设和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感触最深的就是“政权扩张的内卷化”这一内容。
我认为，杜赞奇对这一问题分析和论述高度概括了晚清和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建设的本质，从而在更深一层次揭示了其灭亡的原因。
一、“内卷化”的内在逻辑
“内卷化”是克利福德吉尔茨在爪哇研究水稻农业时提出的这一概念，它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阶段达到一种确定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
如在农业社会，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原地不动，未曾发展，只是不断地重复简单生产。
尽管这种生产并未导致人均收入的急剧下降，但
是阻止了经济的发展，即人均产值并未提高。
杜赞奇对华北农村的政治经济变迁做了深入研究之后认为，从清末新政到整个民国时期，中国政权建设实际陷入了“内卷化”，国家权力扩张的性质和内容得到改变，其表现是：一、税收机关在所征税款在总税收的比例没有增加；二、国家财政每增加一分，都伴随着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加，而国家对这些机构缺乏控制力，也就是说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张，虽然增加了对于乡村社会的榨取能力，但也不能同时杜绝非正式的中饱私囊，却还需要这些来推动自己的政策。
“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是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指人际或其他行政资源）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如中国旧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
“赢利型经纪体制”常被政府利用来开辟新的税源，随之而带来的税收增加而收益递减的严重后果。
因为在政权内卷化的过程中，政权的正式和非正式同步增长，并且国家政权往往依靠这类非正式机构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但无法控制这些机构。
在发展中国家，这种经纪型体制普遍存在，他以印度为例子说明：“在这种经纪人主导地位的社会，国家不仅丧失利源予经纪人，而且因为经纪者们利用贿赂分成等手段以打通与官府的关系，从而使国家政权失去其对官僚部分收入（占相当比例）的监督。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官僚们越来越看重这种额外收入，其自身也渐渐半经纪化，从而忘却国家利益。
当赢利型经纪的再生阻碍了国家机构的合理化，这表明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达到了极点，它预示着国家权力的延伸只能意味着社会的进一步被压榨和破产。
二、“内卷化”重现与消解
在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内卷化”重现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1994年国家分税制改革。
分税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加强中央政府对税收来源的控制，尤其是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同时提高地方政府征税的积极性。
这样一来，中央就占据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导致地方财政的捉襟见肘，地方财政的财力远远不足担负起地方公共服务所要支出的行政成本，其所需要借助的是足额征收地方农村税种（三提五统）来满足行政支出。
由于在九十年代，农业基础设施极为落后、农业生产力较为低下、农民温饱问题还尚未解决，同时，已有的农业税已经是农民承重的负担，地方政府所征收“三提五统”（三
提五统是指在农村的三项村提留包括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和五项乡镇统筹教育附加、计划生育、民兵训练、民政优抚、民办交通）产生的税费并不能完全被农村村民所理解，其税种税额过繁过高加剧了农村村民的抗拒心理。
所以，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在征收此类税种过程中遇到很大阻力，一旦采取强制手段征收又会激化地方政府与村民之间的矛盾，影响地方政府正面形象，降低国家政权的合法性，给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因素。
于是地方政府采取了培养“赢利型经纪人”模式；在农村地区大量培育农村精英作为其联系基层农村与政府之间的“中介人”，由“中介人”帮助推行政府新政策和代为征收各类税费。
基层“中介人”并不属于国家政权基层单位，其薪酬是根据其征收税费的抽成，为获得更高的抽成，“中介人”不得不强化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同时利用此种关系与政府官员同流合污，使国家政权失去其对官员部分收入监督。
这样看似国家税收在增长，政府管理效能却在一直降低，国家财政的增幅赶不上这些非正式机构的增长。
政权建设实际上陷入了“内卷化”。
“内卷化”的消解是由国家农业税费改革所引起的。
2005年国务院颁布了1号文件，推行农村税费改革。
2005年中央通过一号文件的取消了“三提五统”等税外收费，改革农业税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税费改革。
改革农业税的主要目的是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实施直接补贴政策，逐步扩大对农民的补贴的范围。
其政策的推行给基层政权的“内卷化”带来极大的影响，给基层赢利经纪体制带来颠覆性的变化。
表面上看，。
从首先，对于原来需要政府下层职员或经纪人去征收的税费逐步被取消，，其带来直接的后果就是打破了经纪人与政府之间的密切利益联系，以及由利益关系所构成的依附关系。
虽然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农村不断推行村民自治制和党的民主选举制度（两推一选两推二选），国家政权下沉难度加大，但是，国家对农村问题的重视，给予农村发展项目和公共设施的建设，特别是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加大，从而重新加强了国家对农村社会的管理控制，，使国家政权直接在农村各处延伸。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因素，是不利于农村社会“治理”的成长。
当然，二十世纪国家政权向农村渗透同样也会阻碍农村社会“治理”的自我发育。
然而，如何处理农村社会“治理”的问题呢？就现代先进国家农村社会“治理”而言。
首先，国家与社会必须相分离。
国家政
权的延伸不应该妨碍社会自我发展，而要在政策方面鼓励与帮扶社会共同体的孕育，以达到增强社会活力，降低行政成本的目的。
如国家政权渗透到乡镇一级的行政单位为适度，同时，政府应鼓励农民多参与农村建设规划，建立各种农村文化组织，提高村民参与自我管理的积极性，完善农村民主选举，为农村社会的治理创造良好的氛围。
其次，在农村提倡公民教育，大力积累社会资本。
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强调了社会资本在构建民主政治共同体中的重要性，社会资本本质要素是集体行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其实质性的功能是有助于形成自发性的合作。
即在农村形成互助意识产生信任感，继而孕育出农村社会共同体，在政府的引导下演化真正的村民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