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释法与香港法的关系

人大释法与香港法的关系
根据我国宪法第67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和法律。

法律包括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香港基本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属于基本法律，基本法律是比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更为重要的法律。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香港基本法。

根据香港基本法的规定，香港司法机关也有一定的对基本法的解释权。

香港基本法的第八章规定了基本法的解释和修改，即第158条规定了解释。

第158条规定：“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的其他条款也可解释。

但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对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到案件的判决，在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

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应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解释为准。

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决不受影响。

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构，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它按照宪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立法法、香港基本法等法律来行使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

既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的解释是一种立法性质的解释，因而全国人大常委会所遵循的程序也就是立法的程序。

提出立法解释议案的主体有委员长会议、常委会委员10人以上联名、各专门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立法解释议案需半数以上的多数通过。

香港基本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对本法进行解释前，征询其所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

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比解释其他法律额外增加的程序。

总结这十年的基本法实践，有学者认为，处理好人大释法与司法释法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始终坚持“一国两制”的指导思想，就是在人大释法和司法释法中贯穿“一国两制”这一方针政策，“一国两制”是香港基本法的指导思想，不仅在立法的时候是指导思想，更重要的是在实施的过程中是指导思想，实施就包括人大释法和法院的司法释法，一部法律的指导思想就是该法律的灵魂，无论是人大释法还是法院的司法释法都不能偏离这一指导思想。

遵守“一国两制”这一指导思想具体表现为这样几个基本原则：第一，尊重中央，尊重一国是前提；第二，尊重司法独立，尊重司法终审；第三，尊重香港高度自治；第四，司法释法不宜侵犯特区行政权或立法权。

根据香港过去十年的司法实践，在香港法院司法释法方面似乎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似乎司法是万能的，有人想与中央抗衡，那么你就提起司法复核，其实，司法权是有限的，司法释法同样是有限的，它同样不能超越自身的权力范围，它的权力本身也是来自于中央的授予，来自于基本法的授权规范。

无论是普通法国家，还是成文法国家，都存在一个共同的原则，即成文法优位于普通法，即法院在判决之前都假定成文法的合法性。

在普通法国家也有许多被认为是确定司法权范围的一些共同的原则，例如1.政治问题原则，即司法复核应当回避政治问题，不予审查；2.案件或争议的原则，即只有存在一个争论的双方，构成一个案件才属于司法权范围，这也是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3.成熟性原则，即如果一个法律或政策还没有出台或还没有造成某个公民的真正的实际损失，这时法院同样会拒绝管辖。

所以，当有些人试图滥用诉权或司法复核时，司法实际上是可以运用这些原则加以预防的。

滥用诉权或司法复核会破坏司法与立法、行政之间的关系，甚至破坏司法与中央之间的关系，就是破坏香港法治，使香港社会不和谐。

司法释法同样也要自我约束，否则，违反司法复核的原则、超越司法权界限会极大地损害司法的威信，同样破坏社会和谐、破坏香港法治。

当务之急是香港法律界应当在“一国两制”的指导思想下，结合普通法的一些上述原则，从香港基本法的实践中总结出自己的司法释法的一些原则，这样更有利于处理司法释法与人大释法的关系。

16级法律硕士
朱董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