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

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在这一百年间，中国外交有两项基本任务：20世纪前半叶，中国人追求的是恢复19世纪失去的国家独立和主权；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外交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同现存世界打交道，学习更好的维护自身利益并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一、近代中国外交的起源与发展（1840——1911）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外交是在一个传统的中国与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的西方世界发生全面冲突的过程中产生的。

中国外交的困境与它起源的这个历史环境密不可分。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到1911年清王朝覆灭，中外关系的演变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

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是中国近代外交产生的序幕。

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都遭失败，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主权和领土完整开始遭到破坏。

60年代和70年代是中国近代外交的起源阶段，清政府开始尝试着用新办法和西方国家打交道：1861年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64年翻译出版了一本关于国际法的教科书，1866年后向国外派出了考察团和外交使团。

1873年清帝在接见一批外国使团时准予免行叩拜礼，到70年代末，清政府相继在伦敦、华盛顿、东京、柏林、圣彼得堡和巴黎等地设立了使馆。

至此，中国总算姗姗来迟地进入了国际社会。

清王朝的最后30年，是中国接连不断遭受重大打击的时期。

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犹犹豫豫地投入了保卫越南和朝鲜藩属地的两场战争，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在蚕食了中国边疆和朝贡国以后，列强又开始分割中国本部。

瓜分狂潮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但当时任何人都未能找到有效的办法把国家从危亡中挽救出来。

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意味着19世纪一系列灾难所带来的后果最终被固定化了。

概括起来，清王朝留下的外交遗产主要包括4个方面。

首先，是不断扩大的不平等条约体制。

其次，是面对激烈变动的中外关系手脚无措而导致的混乱的、病态的外交政策。

第三，是中国进入世界之后，在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处于屈辱、从属和孤立无援的地位。

最后，一个无形的方面是心理上的，它层次最深，影响最长远。

在两种国际体系交错的过程中，强烈的反差使中国人失去了平衡：自豪感与屈辱感、仇外与媚外、向西方学习先进与抵制西方影响长久地、矛盾地共存于中国人的胸中，交替起伏，因时而异。

二、民国初年外交失败引起的反响（1911——1927）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长达两千多年之久的封建帝制，也燃起了中国人恢复民族尊严的希望，但是，这场运动不可能一下扫除清王朝遗留的积弊，也不可能一下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状态。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很快就陷于分裂。

外交方面的一连串失败使中国人迅速恢复民族尊严的希望破灭了。

中国由此进入一个国内政治斗争与对外关系演变相互作用、交叉发展的时期。

辛亥革命虽然是民主革命,宣布建立的也是资产阶级共和国,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不希望中国富强。

他们从自己在华利益考虑,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

因此，尽管南京临时政府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也始终得不到列强的承认。

巴黎和会尽管中国代表团多方外交努力，战胜国再一次推行强权政治，侵犯中国主权，极大的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作为对民国初年外交失败的反应，从2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对外关系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动向：一个是经十月革命建立的苏联日益成为对中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另一个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逐步演化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革命运动。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就鲜明的提出了“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主张；改组后的国民党也提出了“力图改正条约，恢复我国国际上自由平等地位”和“达到军阀，达到列强”的口号。

从1911年至1927年这个混乱的时代，既是中国大革命的开端，也是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开端。

在这十几年里，中国内部深刻的政治变革已经开始，中国的国际地位在跌落至最低点后也由于中国人民的觉醒和斗争而开始缓慢回升。

从中国外交的发展来看，这段历史没有丰碑，但为丰碑的奠基却从这里开始。

国共两党不同的阶级基础使得它们在如何求得国家的独立、统一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存在尖锐的对立。

共产党主张以激烈的民族革命为手段铲除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以获得民族独立；而国民党则指望在承认中外关系既存体制的前提下，以温和的外交手段逐步改善中国的地位。

两条道路究竟哪一条走得通，不但取决于国共两党各自的政策和策略，也取决于外部世界提供的条件和机遇。

三、国际体系的大变动与中华民族的独立（1927——1949）从20年代后期至40年代末是国际关系也是中国政治发生天翻地覆巨大变化的时期，国际形势、中国政局和中外关系处处充满变数，前景扑朔迷离。

中外关系演变过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远东国际关系的变动不断引起中国内部政治关系、特别是国共关系的变动；而中国内部各派政治势力的分裂或重组又总是给予中国外交的发展以巨大影响。

一般的说，1931年之前那种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对蒋介石实现自己的国内目标——反共和统一中国是有利的；而此后国际关系的急剧变动，则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机会。

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起点，日本在中国北部的大规模扩张不仅打破了由华盛顿会议确立的列强在远东的均势，也加剧了中华民族的危机，引起了国共两党内外政策和相互关系的改变。

仓促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实际上是先天不足的政权。

它不仅面对着各种国内势力的反对，还面临着日本扩张的威胁。

1935年后，蒋介石逐渐意识到，共产党虽然是它的“心腹大患”，但日本人的威胁却更为急迫。

“两害相权取其轻”，他只好不情愿地将其政策逐渐转移到联苏容共以抗日的方向上来。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1936爆发的西安事变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

日本的侵略也促使中国共产党改变了政策。

1935年底，中共放弃内战时期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立场和“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确定要在国内、国际建立广泛的反日统一战线的策略。

这个政策与苏联当时推行的集体安全政策和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并不相悖。

不管怎样，国共两党各自政策的转变，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双方再度合作创造了条件，而国共再度合作又为近代中国首次实现全民族共同抵抗外来侵略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因此成为中华民族复兴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战争期间，中国在外交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与美、英、苏一起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从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中国分别与美、英两国进行谈判，废除了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条约所赋予两国的在华特权，以后又与其它国家签订了相关条约，一个世纪以来作为中国对外关系基础的不平等体系终于崩溃；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国的《开罗宣言》向全世界宣告，日本窃取于中国的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都将归还中国，中国人民收复失地的神圣使命、中国的领土完整得到了庄严的国际保证；1944年9、10月，中国代表参加了大国筹建联合国制宪会议，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得到了长远的保障。

中国战时大国地位的取得，从根本上说，是中国人民为挣脱殖民枷锁、争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长期斗争的结果。

同时，它也与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分不开。

客观的看，战时国际环境渐趋有利于中国和中国外交的成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既取决于中国本身的努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和美、苏、英等同盟各国本身的需要。

大战末期，美苏之间出现裂痕。

战后，原为协调美苏关系而设计的雅尔塔体系演变成为以美苏对峙为标志的国际体系。

在这一背景下，原先被美苏合作抑制着的国共矛盾转为两党之间一场公开斗争，继而又发展成大规模内战。

从根本上说，中国内战的不可避免性主要是由中国内部现实的和传统的政治因素决定的。

美苏在远东的对峙，一方面，使得国共斗争以及美苏两国对国共两党的分别支持带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另一方面，却削弱了美苏干预中国局势的能力，为国共两党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一竞雄长的机会。

1928年至1949年这段历史充满了曲折复杂的矛盾斗争，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时期中华民族面临三重任务——民族独立、社会革命和国家统一。

概括这21年的历史，最基本的事实是：借助国际格局大变动的机遇，通过交错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中国最终完成了民族独立的任务。

最后三年的解放战争，以最激烈的形式体现了自辛亥革命以来的民族精神。

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不仅迅速而深刻地改变了中外关系的原有基础，也极大地改变了远东地区的政治格局。

自晚清开始屈辱外交的时代终于结束了。

四、革命的中国与美苏冷战的碰撞（1949——1978）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渴望已久的国家独立和统一使中国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自成立时起，新中国就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始终不渝地奉行这一政策。

“独立自主”与“和平”这两个词集中体现了中国在外交方面最基本的诉求，它既是基于积历史的经验，也是基于现实的需要。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50年代中期是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第一阶段。

这几年，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巩固新生的政权，保卫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并为恢复国民经济和随后开始的向社会主义过渡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先后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条方针。

这三条方针构成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框架，并基本奠定了初期“一边倒”的外交格局。

实行“一边倒”是新中国外交迈出的第一步。

总的说来，这个决策是成功的。

这个阶段，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意识形态恰好高度统一。

在“一边倒”的格局下，中国政府所寻求的主要外交目标都达到了。

新中国不仅同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迅速建交，还通过谈判，先后与十几个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建交。

1950年初，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解决了国家安全和外来经济援助问题。

取消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肃清帝国主义残余势力的工作也很快完成了。

此后，在“一边倒”的格局下，中国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参加了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以大国的姿态登上了国际舞台。

以回顾的眼光来看,“一边倒”就短期而言，无疑有利于新生政权的巩固；就长期发展而言，并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主要是它造成了外交战略上的不平衡，不利于中国同世界各国的普遍交往。

同时，再这一格局下，新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主要对象是苏联东欧各国，是发达国家中不太发达的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那一部分。

这种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深刻地体现出来。

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外交的另一条重要线索是沿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面反映了中国外交的长期诉求，因而它要比“一边倒“更有生命力，影响也更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