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文学发展的时代性

谈中国文学发展的时代性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学文明史的伟大国度，是世界文明史上一面旗帜。

长期以来，整理和指点中国文学的评论文章为数不少，最著名的有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鲁讯的《中国小说史略》。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从中国文学的小说、诗词、论说文、戏曲和现当代中国文学的时代性试作论述。

从古到今，中国文学作品都迎合社会发展趋势，反映社会现场和社会需求。

无论是散文、诗词，还是戏剧、小说，描述的内容最先出现的是神话传说、鬼怪、爱情、婚姻家庭，以此来表现社会发展需求和人们个人生活追求，后来发展到关注现实和政治，反映社会变革。

中国文学主题的更替是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体现民本主义思想。

其中儒道礼仪之书也充斥着几千年的中国社会，成为中国文明的主要特征。

纵观中国各历史时期力作，如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但中国反封建文学也没有间断过，如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及《窦娥冤》、《西厢记》等，都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特征。

在中国历史上，反封建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秦朝有陈胜、吴广起义；东汉末年有黄巾起义；明朝有李自成起义；清朝有太平天国起义。

其反封建制度的文章总是将反抗精神和意想蕴藏于作品之中。

如《西厢记》、《牡丹亭》等。

到20世纪初期，即“五•四”运动时，中国反帝反封建文学发展形成一种磅礴的气势。

正所谓什么的历史背景就会造就什么样的文学，有什么的社会土壤会造就什么样特定的文学。

正因为“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其时以人文文学、现实主义文学、革命文学为中心，形成了具有历史责任感的新文学新文艺。

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著名人物在着、这一时期有力地推动了这场文化转型。

其特点从社会结构上说，是从等级制向平等制、由专制向民主的转型，传统的封建等级观念受到了瓦解。

中国历史上，穷人在道德上居于劣势。

穷人意味着道德上的次等，是贱人的代名词。

而在“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道德天平上穷人居于优先地位。

他们甚至通过马克思而发现了富人的富裕是来自于他们对穷人的剥削，一方面这意思是说，富人在富裕之前就已经在道德上犯下了罪孽；另一方面则是说，穷人越勤劳意味着他越是贫穷，因为他被剥夺得更多。

因而穷人为了达到富裕，首先要做的不是勤劳，而是不勤劳―消灭劳动―消灭了富裕阶级赖以存在的剥削劳动，那么他们就消灭了自己贫穷的基础。

因为不是勤劳将使他们富裕，而是消灭勤劳。

这就是鲁迅在他的《一件小事》中所阐释的思想。

五四启蒙新文化从生命解放青年、社会解放等数个方面全方位地塑造着感性生命的新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的“文革”，造成中国文学的迟缓发展甚至造成了文学的断裂。

新中国解放后，文学功能转向功利性，大多是偏离文学审美功能的政治性文学。

文革时期的特殊性注定了该时期反映其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之一的文学有不寻常的一面。

形成了中国文革文学以及文革文学史。

但出现有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作品。

如《闪闪的红星》 . 马识途的《清江壮歌》、黎汝清的《海岛女民兵》、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浩然的《艳阳天》、郑直的《激战无名川》、、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延河在召唤》、单学鹏的《渤海渔歌》等。

其作品虽然经不起评论家们的批评，但到底还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需求。

以至于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文学又重新回归到现实主义文学的轨道上。

此后的几十年时间内，中国社会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与此同时，中国文学也走上了一条“开放”之路，走马观花似地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各种流派进行了尝试，出现许多的新文学现象。

如先锋小说、中国式现代派小说、新写实小说、新生代小说等。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肩负着拨乱反正的历史使命，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社会问题文学、市井乡土文学、寻根文学、中国式现代派小说为中心，具有追求个性解放、个人意识觉醒的启蒙性。

90年代中国发生了急剧的社会转型和深沉的心理剧变，在强劲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商业化、大肆张扬性欲和物欲的文学充斥着市场。

当代文学目前应侧重关注在快节奏生活条件下部份人心理的急躁、焦虑以及生儿育女、成家立业、养家糊口、扶老携幼、生存空间的狭小、经济收入的低微、孩子教育的麻烦等等现实问题。

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中国文学的发展，都与中国社会变革发展息息相关，社会是文学的土壤。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中国的小说中国的小说源头号是神话传说，神话小说是神话传说的发展。

神话小说是以虚象幻境作为表现形式的，是社会生活的曲折的反映，也是人们精神的悠远的寄托。

显然，它与历史故事之于历史演义、传奇故事之于英雄小说相比，是远距离的，是间接的。

因此，作为长篇巨制的神话小说产生在同样是长篇巨制的历史演义、英雄小说以后，是符合发展逻辑的，也是有他独特的社会、文化、以及小说自身发展的背景的。

如《西游记》大致成书于明代后期的嘉靖晚期，那是一个朝纲混乱、天子失政的时代。

整个社会，奢靡淫轶之风大盛，宗教迷信横行。

朝野叙床笫之乐，求不死之方。

说神弄鬼，演奇记逸。

人们对现实生活愈觉迷茫，于是在神幻中寄托虚幻，寻求解脱，这应当是神怪故事盛行的直接土壤。

明代中后期思想文化活跃，特别是左派王学的兴起，“率性而行，纯顺自然”，他们主张人与人之间平等，崇尚个性的自然发展。

一种冲决束缚的风尚舒活人心。

这应当是《西游记》产生的文化背景。

而我国的神鬼故事又源远流长，它滥觞于上古神话，远祧于六朝志怪、唐代传奇，承继了宋元话本的“灵怪”、“妖术”、“神仙”故事，吸取了佛经传说、道家仙话、民间传说，这应当是它自己的轨迹。

在此基础之上，终于催生了神魔小说的代表作《西游记》。

《西游记》虽然是神话小说，但对社会生活的本质反映，丝毫不比历史演义、英雄传奇逊色。

孙悟空大闹三界折射着人们在人世间对朝廷官府的反抗。

《西游记》的认识意义就在于－－神间也是人间！又如《封神演义》，那是继《西游记》以后影响最大的一部神魔小说。

该书的成书过程也与《西游记》相仿佛，小说叙述了在宗教上斩将封神、政治上有道伐无道的故事，从而折射出明代中后期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

神魔小说发展到清代，又有《钟馗斩鬼传》、《绿野仙踪》、《济公传》等。

我们从蒙昧时代的《山海经》、魏晋南北朝文言短篇小说代表作《搜神记》和《世说新语》，唐代的传寄，宋代的话本，明代的拟话本《三言》、《两拍》和《儒林外使》，元未明初的《三国演义》、《水浒传》，清朝的短篇小说《柳斋志异》，世情小说《金瓶梅》和《红楼梦》。

小说的本质就是虚构，但虚构又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虚构不能漫无边际，要符合生活的逻辑，让人感到真实可信。

虚构情节要讲究人物出场的偶然性，人物出场要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另外，情节安排要有悬念，要有张有施，要波澜起伏。

一部优秀的小说要讲究文质并重，质即要有思想，要让人看得出这本小说主张什么思想，文即要富有哲理又要语言的轻松或华丽。

不管是《红楼梦》还是《三国演义》，小说故事的真实性是建立在现实上加以虚构，想象是小说的故事情节安排的重要手段，分析小说离不开小说的真实性和典型性。

研究其真实性主要看小说的发生时间、地点、故事的发生、人物语言的是否个性化的真实；研究典型既分析作者如何取材的问题，小说不是吃喝拉撒都要写进去，而是要经过有所选择要选取；小说推动情节的发展主要有方法有一是故事情节明显，二是通过对话描写、心理描写和环境描写等靠类似舞台的那种重要刻画人物形象为主。

前者是指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后者像鲁讯的作品。

我们再看语言故事，她是文学的一种独特的散文形式。

它是人民的智慧、经验和知识的结晶。

寓言最初是由动物故事发展而来的。

在人类的原始时代，人们和动物的关系极为密切。

人们在从事狩猎、畜牧的社会生活条件下，深深感到动物对自己的生存有直接的关系。

他们在捕获和驯养动物的过程中，体会到动物捕获、繁殖的多少，从衣、食、动力、用具到肥料等方面，都直接影响到自己的经济生活。

因此，人们就努力去熟悉动物的情况，从而对它的形体、习性特点，都观察得非常仔细、准确，并由此对动物产生了感情。

这样，人们就常以动物坐故事的主人公，并能准确、生动、形象的对其描写。

后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与动物的关系逐渐疏远。

人们虽然仍以动物作为创作的重要对象，却已经着重于表现人事方面的内容。

同时，也常赋予动物以人的思想，从而逐渐形成一种带有明显教训寓意的作品──寓言。

寓言的形体短小、精悍，人物性格十分突出。

其故事情节常集中在一件极其简单的事情上，含义却很深远。

它反映了人民健康、朴实的思想、闪耀着人民高尚道德情操的光芒，蕴藏着丰富的知识和经验。

㈡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诗歌发展之路是从民间诗（语序如同叙事一般）到格律诗（近体诗）的过程。

其诗歌的发展大至流程为民间诗中的诗经、楚辞、南北朝民歌、汉乐府民歌特点：以歌为主，与音乐有关，纵笔驰骋，无拘无策、语序如同叙事一般→永明体的出现和唐朝的律诗→郭沫若现代自由诗→徐志摩、闻一多的律诗→艾青的无韵自由诗→现代朦胧诗以主体情感和情绪的流动变化来结构作品、较少直白表露。

其艺术先导是由李金发开创，经戴望舒发展的诗歌）。

诗歌主要用含蓄、委婉的方法来表现其思想，常用的手法是隐喻、比喻、排比、夸张等手法。

南朝永明体的律诗讲究起承转合，讲究凝的语言，讲究炼字炼句，此外还讲究押韵。

唐朝诗歌讲究炼字，炼句、炼意、讲究兴象（景与情的事融合）、风骨和兴寄。

现代诗歌应侧重意象方面的运用，用隐寓的功能来实现，重点是意象的运用。

如艾青多用太阳和土地的意象，李金发多用黄昏和衰草的意象。

㈢宋词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从厅堂、朝堂带入了闺房。

唐诗完成了对中国人英雄理想（微言大义）的描述，而宋词则还原了中国文人由于儒家规范制约而长期远离的感情世界（思想的解放，主要是儿女情长，到苏轼的以诗为词和辛词以文为词含微言大义的题材）。

如柳永的“任凭偎香依暖，抱着日高犹睡”。

《四库全书总目•东坡词提要》言“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一变.如诗歌之有白居易，至轼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一派”。

柳词向市井化、通俗化的方向变化，而苏轼词与柳词恰好相反。

苏轼之变主要体现在“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了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豪气，超然尘垢之外”（胡寅《酒边词序》）。

苏词打破了以婉约为主的传统，“以诗为词”，开了一代豪放的词风完成了词“从俗到雅”的转变，苏轼词既摆脱了花间词和柳永词的影响，又符合“发乎情，止于礼仪”的儒家之道，苏轼词的出现使词从以娱乐为主，转变为以抒发个人的人生感受为主，从而具有了与诗相同的功能与作用；同时也带来了词内容题材的扩大，艺术境界的拓展、品格地位的提高，使词类同于诗而又别于诗的一种抒情言志工具。

㈣孟子为“论说文的先祖”。

孟子和庄子是先秦时代昂然挺立的两座丰碑，前者是论说文，后者是后世小说之祖。

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论说文论述缜密，开头开门见山提出论点→层层分析→步步深入首尾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