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必功历数大学教育八宗罪 自认成不了蔡元培
《代理北大校长》阅读练习及答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代理北大校长智效民抗日战争结束后，根据建设需要，远在西南边陲的北京大学等单位需要尽快返回北平。
当时人们把这一行动称为‚复员‛。
傅斯年逝世后，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在回忆文章中说：‚抗战胜利，各校复员，北京大学地位重要。
我和他商量，想请胡适之先生担任校长，他也极力主张。
不过胡先生不能立即回国，结果，又把代理校长推到他的身上。
他当时虽表示不愿，但北大是他的母校，而胡先生又是他的老师，我以大义相劝，他也不得不勉强答应。
‛傅斯年在北大校庆时曾经表示：蒋梦麟的学问不如蔡元培，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不如胡适之，但他办事的能力也比胡先生强。
因此他半开玩笑地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
‛蒋梦麟听到这番话以后，幽默地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
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人是北大的功狗。
‛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后，有两件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1945年9月，傅斯年以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身份参加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
随后他派遣陈雪屏、郑天挺、杨振声、曾昭抡等人回到北平接收北大校产，为学校复员做准备。
不久傅斯年也抵达北平。
在以后的短短半年中，他还争取到了北大周围的许多敌伪房产和无主民房，其中包括相公府、东厂胡同的黎元洪故居、旧国会大厦等建筑。
为此，他在致敌伪产业处理局等部门的公函中称：‚查本校复员在即，需用房屋至为迫切。
兹将邻近本校之敌伪房产地址开具清单，敬希惠察，允将单列各处暂为拨借应用，或订价购置以济急需。
‛在致李宗仁、孙越崎、熊斌的电报中称：‚本校校址不敷亟待购置民房，拟请将后门、沙滩、马神庙、南北池子、皇城根、南夹道、南河沿一带及西四至西单间之敌伪房产尽先拨归本校价购以资应用。
‛据陈雪屏回忆，傅斯年经常对他说：‚关于行政上的业务，我们应先替胡先生办好，将来不劳他操心。
即以校产为言，他断不愿和别人抢东西的。
‛这说明，让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确实是明智之举。
抗战胜利后，日伪时期的北平大专院校师生如何安排，是教育当局面临的一个难题。
先生 蔡元培
蔡元培教育发轫兼容并包政治问题因缘复杂，今日见一问题以为重要，进而又会看到比此更重要的问题，以此往复于政治问题，则无法尽萃学术。
——蔡元培《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1919年7月23日）每当蔡元培的改革理想陷于激越的政坛纷争，无法力保高洁时，他都会选择辞职，退出江湖，游学欧洲，这几乎成为蔡元培人生的周期性行为。
1913年9月1日，南京失陷，二次革命宣告失败，陷入低谷的国民党人纷纷流亡国外。
辞职出走的第一任民国教育部长蔡元培出现在法国巴黎的街头。
出行前，他和商务印书馆约定：每天以半日撰译书稿，该馆将致以每月200元作为稿费。
三年后，新任民国教育部长范源濂的急电惊破蔡元培宁静的法国时光。
此时，北京城又在一场乱局中更迭了政权。
一片唾骂声中，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病逝，黎元洪继任大总统。
范源濂盛情邀请蔡元培归国出任北大校长，电文用词极其殷切，“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
一个月后，蔡元培启程回国。
实际上北京还传来另一个好消息，虽然黎元洪的北京政府基石未深，但在吵吵闹闹的较量中，国会的民主势力却占了上风，明令恢复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
他的战友孙中山、黄兴等也正在归国途中。
担负使命，蔡元培北上就职。
临行前，上海的民国日报特别发表诗作送别：居官三月掉头去，更挈书囊驾海行。
坐惜斯人挟悲悯，不应长作老书生。
蔡元培确实是以悲壮的心情离开上海的，他一路风尘从法国抵达上海，迎接他的并不是革命的号角，他接连收到两个噩耗：昔日同盟会首领黄兴和西南护国军蔡锷相继去世，意外的打击使得正谋划复兴的革命党人突然堕入一片悲哀之中。
这也使得蔡元培的北上之行笼上一层阴霾。
京师大学堂是在1912年才被更名为北京大学，它显赫的传奇曾被人这样描述：京师大学堂大难不死已属奇迹，还能排除阻力开班授徒，更是奇中之奇。
作为戊戌变法维新的第一步，1898年7月3日，光绪帝亲自下令批准成立京师大学堂。
在维新派的理想中，它不仅仅意味着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最高学府的确立，它还将替代国子监成为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统辖各省学堂。
有所不为无所不容
有所不为无所不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杜威(美国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以“有所不为，无所不容”八字概括老师蔡元培：“盖有所不为，吾师之律己也：无所不容者，吾师之教人也。
有所不为，其正也；无所不容，其大也。
”有所不为，无所不容，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极难。
因为这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是灵魂的锻造。
正所谓有所不为而后才可以有为，有所不为是择善而固执，要有择善的眼光，也要有固执的勇气，绝不假词色，从不阿于人：无所不容是海纳百川的宽容，宽容的背后，必须有眼界作为支撑，所谓少见多怪，见得多了，自然不以为奇，可以容忍的东西才更多。
这要有博大的襟怀，也要有调和的手段。
否则的话，单是思想内在的冲突，就足以让人烦恼不堪，更别说以此律己待人了。
事实上，有这八个字，并用一生的时间去实践它，已足够成就一个人。
而蔡元培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因不满袁世凯之为人，义无反顾地辞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职务。
他因不忍与彭允彝等人同流合污，愤而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这是他的“有所不为”。
做部长、做校长不是他的真正志向，他的真正志向是要改革中国的教育制度，建立一套符合他的观念的教育体系。
如果他的职位和他的原则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他的选择就是放弃前者而坚持后者。
而站在时代的前沿，引领中国教育，不拘一格降人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古今中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则是他的“无所不容”。
在现代大学发展早期的陶铸过程中，大学校长对一所大学基本制度的建立和风格的形成，通常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往往开一代风气之先。
然而，那些校长们没有哪一位能像蔡元培先生那样，对于一个国家的大学理想、观念和制度产生了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致许久以来蔡元培成了中国现代大学观念的同义词，大学制度改革的象征。
蔡元培人物事迹嘉言善行阅读笔记
蔡元培人物事迹嘉言善行阅读笔记蔡元培的主要事迹100年前，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
风雨如晦的近代中国，他几乎以完美形象矗立潮头。
然而少有人知道，左右时代之人的苦痛。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1916年，教育总长范源濂的急电惊破了蔡元培在法国的宁静时光，袁世凯病逝，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范源濂盛邀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
”这不是美差，而是挑战。
在他之前，北大已走马灯似的换了四任校长。
个个是俊杰英才，包括严复这样的大家。
1916年12月26日，大总统黎元洪亲自颁布委任状，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
当时的北大乌烟瘴气，歪风横行，被戏称为“官僚养成所”：学生不务正业，整天打牌喝酒逛窑子，混文凭捞官位；老师不学无术，讲课敷衍、无心学术、师德败坏；有钱的老师学生经常流连于花街柳巷“八大胡同”。
很多朋友纷纷上门劝蔡元培不要趟这个浑水：“北大太腐败，整顿得不好，反而影响名声。
”蔡元培撂下一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十几天后，他写信告知妻子：“船票已买得，十月初二日午后开。
”这个烫手山芋，蔡元培似乎没犹豫便接过了手。
他在归国途中给汪精卫写的信透露了他的心声：“如果能够培养出一批杰出的人才，中国就有希望。
”在中国，蔡元培最早提出并实践“教授治校”。
信奉学术至上，提倡思想自由，开创了中国教育新纪元，打造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大学者，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如何将这所在军阀盘踞下的衙门式旧学堂，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在就职演讲上，他一开口就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
”不再以升官发财为目的，而以学术研究为天职。
一举拉开了中国现代大学的序幕。
一接到委任状，蔡元培就直奔北京西河沿的小酒馆，找到从上海到北京出差的老友陈独秀。
蔡元培直截了当对他说：“来北京吧，我请你当北大文科系长。
”陈独秀在上海办《新青年》办得风生水起，自然看不上北大这个“臭虫窠”，当即谢绝了邀请：“我得回上海。
”然而蔡元培求才若渴，不愿放弃，天天往小酒馆跑。
蔡元培为何要跟北大学生决斗-
蔡元培为何要跟北大学生决斗?蔡元培先生?蔡先生何等温文尔雅的人物,。
怎么会打人?你这不是造谣吗?蔡先生要打人,是有记录的,并非捏造。
蒋梦麟先生在《西潮》里面写到——“你们这班懦夫!”他很气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在空中摇晃。
“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要不是蒋先生明确写了,实不敢相信这是温文尔雅的蔡先生干出来的事情。
看,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要打架都说“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多文雅啊。
这是1922年的事情,蔡元培先生已经五十四岁了,干吗要跟学生拼老命呢?竟然是为了收讲义费。
上学收书本费,或者教材费,这天经地义的事情,蔡先生至于如此愤怒吗?把老实人逼到这份儿上,说起来是北大的学生太过分了。
原来,五四运动之后,挟爱国胜利之余威,北大的学生组织力量十分强大。
因此学生的许多事情学校不能干涉。
这本来是学生自治的一大成就,使北大思想越发活跃。
然而,物极必反。
既然无人管束,学生中毛猴子倾向的家伙也逐渐翘起了尾巴。
于是,人们形容当时的北大——“你爱上课,可以;你不爱上课,也可以;你爱上你爱上的课而不上你不爱上的课,更是天经地义的可以!总之,一切随意。
”蔡先生自由办校,不在乎,反正先生都是好的,你来听几节课,就会有收获。
然而到了后来,学生们越发放肆起来,宿舍是自行分配,甚至可以住家里亲眷,学校也不能过问。
这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了。
再后来,学生代替学校决定聘任或者解聘教员。
如果某位教员主张考试严格,学生马上罢课教训之。
这学校恐怕搁谁都有点儿要办不下去了。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讲义费风波。
所谓讲义费风波,指1922年10月北大学生拒绝缴纳讲义费引发的风波。
按说,学校这费用收得毫无问题。
印讲义的钱不是白来的,收学生的也只是工本费,而且你有本事可以不要嘛——比如汪曾祺那样的老师说不考试也可以的。
但是大多数学生认为,应该是既不交钱,还要给讲义。
这就不像话了,蔡先生自然不同意。
蔡元培：一生事教全心救国的人世楷模
蔡元培：一生事教全心救国的人世楷模蔡元培是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先驱与领袖之一，也是一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爱国者和人道主义者。
他在一生中坚持全心全意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信念，用一生的付出与奋斗，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和民族振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一生事教全心救国的人世楷模”。
蔡元培于1868年11月17日出生在江苏苏州一个富裕家庭，家族久负盛名、文风鼎盛。
蔡元培自小就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好学勤奋、才华出众，尤其对古诗词、历史、地理等知识极度热爱，成为当时中学的学霸之一。
1905年，蔡元培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开始了其在教育领域的杰出贡献。
蔡元培是中国现代教育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创办和领导了多所著名高校，如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等。
他积极引进西方教育学和当代教育经验，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带来一股新风。
他不仅注重学校的学科建设和师资培训，也提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形成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教育理念，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蔡元培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还是一位深具爱国情怀的人道主义者。
他始终坚信，教育是振兴中华的重要途径，而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必须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他在多次担任国家和政府职务中，秉持“利国利民”的原则坚决为中国的独立、民主、科学和文明事业奋斗。
他积极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呼吁振兴中华民族，强调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反对盲目西化和本土化。
他曾发表《为什么要反对鸦片》的演讲，呼吁全国人民共同反对外来侵略和剥削，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束缚。
他积极呼吁和组织文化、教育界人士进行反清复明运动，不仅为中国的民族复兴注入了新的动力，也为中国的积极转型和进步奠定了思想和文化基础。
蔡元培的一生充满坎坷和挫折，但他始终坚信，只有通过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
他的事业始终紧密结合着祖国和人民利益，为实现民族振兴和国家繁荣所做的贡献举世公认。
蔡元培有什么故事
蔡元培有什么故事蔡元培是我国教育改革中的第一人，在他的领导下，昔日散发着官僚腐败气息的北京大学重新恢复了勃勃生机，他一生都在为了心中的理想而奋斗，为打造一个纯净、民主的中国付出了毕生的心血。
下面是店铺搜集整理的蔡元培的故事，希望对你有帮助。
蔡元培的故事清朝晚期出生于浙江绍兴山阴县的蔡元培从小发奋读书，十七岁就考取了秀才，后又陆续考入了清朝的更高学位直到翰林。
三十岁辞去朝廷任职开始转向教育行业，担任绍兴学院院长。
33岁创立了中国的教育会，并且还组建了爱国女学堂，开创中国女性学堂的先例。
此时民主改革势在必行，许多民主人士都投身推翻封建制度建立民主政权的革命浪潮中，35岁的蔡元培和其他民主人士组织成立了光复会同盟会等。
蔡元培事迹中最突出的就是他把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引入中国。
蔡元培37岁的时候开始出国留学深造，学习西方的先进教育。
42岁回国后担任政府教育部长，管理教育事业。
但是当时的时局动荡，袁世凯专权，蔡元培再次选择店铺深造，去了法国德国，46岁回国担任了北京大学校长。
此时他得到了法国美国大学授予他的荣誉学位。
之后在国民党政府的全国人大代表中被选为监察委员，但是蔡元培辞去了职位专心发展教育事业。
1928年五十多岁的蔡元培担在中国文化事业单位担任多个职位。
抗日战争爆发后，蔡元培从北平移至上海同其他国民党人士积极组建抗日保国组织，为国共合作抗日而努力。
抗日战争国内局势恶化，蔡元培带着妻儿迁往香港，并在香港定居，1940年在香港生病去世。
蔡元培在北大的故事北大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北大，绝对少不了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功劳。
在蔡元培接手之前，北大的整体氛围相当混乱。
北大是在光绪皇帝时期建立，目的是培养新时期的人才。
但是慈禧的一番搅和，京师大学堂也就沦为培养官僚的机构。
最开始的京师大学堂，整个学校里都弥漫着一股严重的封建气息。
最搞笑的是老师上课称呼学生为老爷。
虽然民国时期风俗改进不少，但是校园里的封建气氛依然遗留不少。
众所周知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是
众所周知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八个字，一方面他聘请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沈伊默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一方面北大教师中又包括了一些学术上有造诣但政治上保守（甚至主张君主制）的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等。
他认为大学就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应该广揽人才，容纳各种学术、思想，让其自由发展。
他聘用辜、刘等是因为他们的学问可为人师，是尊重讲学自由和一切学术讨论的自由。
筹安会发起人刘师培在北大讲《三礼》、《尚书》、训诂，从没宣讲一句帝制；辜鸿铭拖着长辫教英诗，也从未利用讲台讲复辟帝制。
他曾对攻击刘、辜的学生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
"在中国这个自古以来习惯专制、好同恶异的社会里，蔡先生这种容纳异己的民主作风，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开创了一代新风。
他的北大是兼容并包的北大，各种思想、各种声音都可以并存，是一个多元、开放、宽容、民主的大学，超越了单纯的党派观念和“革命棋子” 的狭隘性，不仅造就了傅斯年、罗家伦，也培养了高君宇、张国焘等人。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蔡元培先生重塑了北大，也重塑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在他眼里，“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
所以他用人不分信仰、党派、学术见解，他主持下的北大因此能超越当时的军阀政权之外、各种社会势力之外。
他有大胸襟、大气魄，是大手笔，前无古人，后尚无来者。
如果把北大看作中国民主的摇篮，蔡先生则是中国民主的奠基者，他一生最为伟大的功绩正是给北大这一民主摇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点五四运动以来20世纪的编年史已经可以作出充分的证明。
他鼓励学术研究，提倡社团活动，其中新潮社、国民社等在五四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学生社团都产生于1918年下半年，得到了他这位校长的支持。
为培养学术自由精神和自治能力，他批准每月由北大的经费中拨出二千元来给傅斯年、罗家伦他们的新潮社办《新潮》杂志（当时北大每月的全部经费不过四万元），并由学校负责印刷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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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必功历数大学教育八宗罪自认成不了蔡元培>——《南风窗》...作者：暨阳已被分享4次复制链接[提要]深圳大学改革方案一旦获批，就意味着所有教职员工不再是国家干部，所有人分属教师、管理和技术岗位，年度考评不合格需解聘，聘期考核不合格不续聘；所有的学院院长、党委书记都是教授，不是干部不是官，12名校级领导将逐步减少到5个。
章必功很明白，他成不了蔡元培。
时代不同了，蔡元培是民国时代的产物，现在是21世纪，国家的教育体制一定时期内不会大变，政府投资规模一定时期内不会大增，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主旋律一定时期不会改。
在这些框框下，任何激进的引发动荡的改革均不可取，大学自治也不可能。
因此他的策略是“既不是温吞水，也不做绿林响马”。
“官本位浓厚、人事制度老化、师生关系疏远、教学声望下跌、泡沫学术抬头、计划经济严重、人文精神模糊、改革步伐缓慢”。
2009年末的深圳，寒风刺骨。
在深圳大学校长室里，校长章必功坐在沙发上，两只手放在袖子里，一口气历数了中国大学教育的“八宗罪”，“深圳大学近些年来的改革，就是围绕着这八大问题展开的。
”而就在半个月前，酝酿了4年之久的深圳大学人事改革方案在深圳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特别会议上审议通过，并已经上报深圳市政府，一旦获批准，就意味着自2010年起，深圳大学所有教职员工不再具有传统意义的国家干部身份，所有人分属教师、管理和技术岗位，凭合约和学校发生关系，年度考评不合格需解聘，聘期考核不合格不续聘；所有的学院院长、副院长、党委书记都是教授，不是干部不是官，12名校级领导将逐步减少到5个；讲师6年之内评不上副教授就得走人；组建各单位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而担任党政职务者不能进学术委员会，实行教授治校，等等。
这仿佛应了章必功几年前的那句很牛气的话：如果允许自编自导，我们有决心也有信心在深圳的舞台上跳一支人事改革的舞蹈给全国高校看。
“大学无官，改革后我就是深圳大学的一级管理职员，相当于CEO，不再是什么正厅级了。
我从不把自己当作一个官，我就是一个老师，我现在还上课。
”章必功是一个激情澎湃的人，他的专业是先秦两汉文学，对此有“一种诚心诚意、刻骨铭心的爱好”，著述颇丰。
主持深大学政后，他锐意改革，作风亲民，在学生中有一群自称“章鱼”的粉丝。
在章必功看来，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余地很宽，因为它基本上没有搞体制改革，体制基本上没动，运行的是计划经济下的高等教育体制。
这就等于说，全国2000所大学都挤在起跑线上，没有明显的领跑者，这对深圳大学是一个机会。
如同深圳特区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一样，深大也应该成为高校改革的排头兵。
“我希望全中国的人都知道，深圳大学是一个有想法的学校，是一个有主见的学校，不是一个跟风的学校。
”被乒乓球改变的人生章必功1949年11月出生于以出产有色金属闻名的安徽铜陵。
彼时，章必功高中毕业，刚刚做了8个月知青，就被生产队推荐招工。
他先被分配到机械厂，后来选矿厂知道他曾是铜陵青少年乒乓球队的冠军后，用3个女同学把章必功换了过来，还让他随便选工种。
章必功选的是最平常的钳工，但他没做几天本职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在文艺队里打球，或者帮领导写材料。
不久，因为擅长舞文弄墨，他被推荐到铜陵科委做秘书，主要工作还是写材料。
1977年恢复高考，章必功的所有志愿都是中文系。
“我从小就喜欢文学，如果读中文系，看小说就是搞专业，这一点很吸引我。
”最终，他接到一张“安徽师范大学安庆教学点”(现安庆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那时已成家立业的大龄考生通常被分到师范院校，还可以带工资上学。
安庆教学点是什么意思?章必功琢磨了半天，最终决定有学能上，就先去。
安庆教学点就一栋小红楼，20几个人一个宿舍，共用一个15瓦的灯泡，唯一的好处是晚上吹牛，“只要是毛主席诗词，随便他们问哪一句，我都能应声答下一句，我本科四年的威信就是靠晚上熄灯树立起来的。
”因为有工农兵大学生同事背后说“安徽师范大学安庆教学点送给我都不去”，章必功因此一上大学就决定要考研。
中文系不教英语，他就自学。
这时打下的外语基础，让章必功受用终身。
数年后，他翻译了同学刘小枫从美国寄来的一本名叫《意识形态的时代》的书，并在评副教授时英语考了97分。
不过他的发音始终不好，是名副其实的“铜陵英文”。
一番功夫之下，章必功竟然考上了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录取的4人中仅有章必功是来自外省的乡下人。
一时间，他成了铜陵知名人物，“安徽师范大学安庆教学点”也因此士气大振。
在北大章必功的研究生作业，有两篇未离校就被老师推荐发表。
1983年，章必功向主讲《诗经》课程的北大中文系主任费振刚教授提交了作业《六诗探故》，文章解释了古今学人争论不休的一风二赋三比四兴五雅六颂的排列顺序问题。
交作业的第二天，费振刚教授便将他叫到办公室，说以后我讲“六诗”就用你的观点。
1984年，中华书局主办的《文史》第22辑全文刊载了这篇论文。
上世纪末文章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被日本《汉学大辞典》、台湾《国学大辞典》全文收录。
1998年，《中国文学通史》请章必功参与撰写，其中有关六诗的论述全部采用了他15年前的观点。
1984年硕士毕业后，解放军艺术学院等在京院校都愿意要他，但无法解决妻子的调动问题；去中山大学又担心广州的消费高。
犹豫间，刚成立一年的深圳大学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并承诺快则半年、慢则一年，解决妻子的调动。
章必功就这样成了深圳大学中文系的一名教师。
1985年，章必功参与深大中文系组织的《红楼梦》电脑多功能索引的研制，开始翻检《红楼梦》，后发表了题为《“三宝”、“三玉”人名构思初探》文章：“三玉”贾宝玉、林黛玉、妙玉，“三宝”贾宝玉、薛宝钗、薛宝琴，他们的人名对称标志着两组特定的人物关系——联系“三宝”的是婚姻，联系“三玉”的是爱情。
文章发表后，中国人民大学学术资料汇编全文收录。
受此鼓舞，章必功开设“红楼梦专题”，写一章讲一章，集22讲而成16万字的《红楼讲稿》。
谈及时下热闹一时的红学，章必功认为这种痴迷很好，但痴迷的应该是作品本身，而不是历史故事。
小说就是小说，不必做实，不能成为索引派。
“大学无官”2005年，章必功被任命为深圳大学校长。
此前20年，他历任深大夜大学专科主任、中文系主任助理、副主任、党办主任、宣传部长、副校长，从“小于部”逐级升迁的经历，使章必功顺利完成了从擅长诗词歌赋的学者到大学管理者的人生跨越。
在这一过程中，他对中国大学教育存在问题的认识也日益清晰。
在章必功看来，大学的最主要任务是培养人，是主要由学者和学生组成的为培养人才开展研究的场所，不是培训机构，不是科研机构，也不是工厂。
因此，大学的一切规章制度，要从是否有利于学生成长的角度出发，而不能从方便办学、方便教师的角度出发。
但现有的以“计划等级制”和“配额供给制”为特征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使大学的功能出现了异化。
“什么一本二本，国家重点，省重点，985，211，就是人为把大学分成三六九等。
像这样划分的重点，就抑制了地方上一批原来非重点的进步。
重点由教育部门分配，这种分配还深入到了学校内部，有些很难理解。
比如深大现在想组织一支高水平的篮球队，你一定以为没问题，我告诉你其实很难，到了上面他拿出一个分配单子，谁办乒乓球队，谁办篮球队，分配搞足球的想搞篮球，不行。
连球队都分配，何况谁是重点谁不是重点。
我是极力主张取消一本二本、重点非重点的，重点应该是自然形成的，学生趋之若鹜就是重点，学生冷落它就不是重点。
”深圳大学虽然身处改革开放的前沿，但旧体制的毛病一样不少。
高等教育的“八宗罪”同样存在。
“市领导的秘书曾经问我，深大能不能在5年内变成全国重点大学，我明确告诉他不行，他说10年如何?我说50年都不行，除非深大换老板，投资主体变为中央政府，这显然是办不到的。
”“深圳市给深大的经费全国第一，深大教师平均工资全国第一，教授的正常年收入是25万。
深圳的诱惑又很多，很多人拿着学校的工资养尊处优，不去做学问，而是热衷于搞钱。
而只要来了，就走不了，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平庸之辈挡道，优秀的人才上不去。
”人事制度的改革简直刻不容缓，不过尽管想法激进，但章必功明白，他成不了蔡元培。
时代不同了，蔡元培这样的教育家是民国时代的产物，而现在是21世纪，国家的教育体制一定时期内不会大变，政府投资规模一定时期内不会大增，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主旋律一定时期不会变。
在这些框框之下，任何激进的引发动荡的改革均不可取，大学自治是不可能的。
因此，章必功的策略是渐进，“既不是温吞水，也不做绿林响马”，而是在老制度的背景下起步，凭借老制度积累的基础，向新制度逐步过度，直至完全实行新制度。
因此，此次通过的《深圳大学人事改革方案》，2005年章必功就任校长不久就在校长工作报告中提了出来，但正式启动是在2006年，草拟于2007年，斟酌于2008年，修订于2009年，在这个过程中反复听取意见，并坚持平稳过渡的原则，为在岗20年以上者设置了长聘制度。
因此，尽管有少数教师找章必功来“论理”，但该方案还是以80％的高票在教代会获得通过。
这一结果的取得，和章必功几年来锐意改革所积累的人气和威信分不开。
针对大学普遍存在的行政人员“话事”的情况，章必功搞了两个委员会：人事工作教授委员会和财经工作教授委员会，分别由9位没有行政职务的“布衣教授”组成，这18个人，基本上决定了深圳大学谁可以调进来，谁不可以，谁的实验室可以得到100万。
谁的可以得到200万。
“过去要走后门进人要找校长一个人，现在至少要找5个以上的人说情，难度和成本大了很多。
这两年通过这个委员会进入深圳大学当老师的有200多人，素质比前几年提高了很多。
更重要的是，教授的地位和尊严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为了制止泡沫学术的抬头，深大还改革了评奖制度，规定谁申请谁举证，申请的人要自己证明学术成果的影响力，14个评委。
13个是外校的，这样一来，“2006年申请的有300多人。
到了2007年就只有80多人了，为什么?因为很多人担心举证不够分量而放弃了，最后获一等奖的只有一个人。
这就有学术定力了，数量之下，一篇文章说屈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另一篇说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屈原，这有什么意思啊?如果没有可以加入人类思想宝库的思想就不要写文章了。
”章必功说。
还有。
“整个中国高校，教学声望是不如以前了，一般大学急于升级，学士升硕士，硕士升博士，片面追求科研强校的道路，把教学给淡化了。
教师也是片面追求科研成果，往往在教学上马马虎虎。
但没有好的教学，就没有好的师生关系。
”针对这种情况，深圳大学设置了高级讲师的职位，待遇相当于副教授，就是为了鼓励教师忠于本职，认真上课。
2.8万封电邮“和五六十年代相比，今天高校的一个最大变化是师生关系的疏远，老师上完课夹着皮包就走了，老师忙老师的，学生忙学生的。
”因为洞察到师生关系疏远，深大开设了领导信箱系统，这不是章必功的发明，但他将之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