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企业家与企业
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精神论纲
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精神论纲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精神是指在中国近代历史背景下，民族企业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
这种精神包括了创新、进取、拼搏、奋斗、自强不息等多种元素，是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在面对困境和挑战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
一、创新精神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在面对外来文化和技术的冲击时，表现出了强烈的创新精神。
他们不仅积极学习外来文化和技术，还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实践，创造出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和产品。
例如，张謇在创办太原铁路局时，采用了西方的管理制度，同时也注重培养本土人才，使得太原铁路局成为了中国近代铁路建设的典范。
二、进取精神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在面对外来资本和技术的竞争时，表现出了强烈的进取精神。
他们不仅积极寻求外部资源和市场，还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实践，不断扩大企业规模和市场份额。
例如，张謇在创办太原铁路局时，不仅积极争取政府支持和外部投资，还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实践，不断扩大太原铁路局的规模和影响力。
三、拼搏精神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在面对困境和挑战时，表现出了强烈的拼搏精神。
他们不仅勇于面对困难和挑战，还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实践，不断克服困难和挑战。
例如，张謇在创办太原铁路局时，面对资金短缺和技术不足的困境，不仅积极寻求政府支持和外部投资，还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实践，不断提高太原铁路局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
四、奋斗精神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在面对外来侵略和压迫时，表现出了强烈的奋斗精神。
他们不仅积极参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还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实践，为中国的独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例如，张謇在抗日战争期间，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为中国的独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自强不息精神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在面对外来侵略和压迫时，表现出了强烈的自强不息精神。
他们不仅积极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还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实践，为中国的独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例如，张謇在创办太原铁路局时，不仅注重培养本土人才，还积极探索中国的铁路建设道路和模式，为中国的铁路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人物李兆麟简介
近代人物李兆麟简介李兆麟（1826年-1901年），字济民，号河南，晚号洛阳，是中国晚清时期著名的企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他以其出色的商业才能和卓越的社会贡献，在中国近代商业史和教育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李兆麟出生在中国湖南省娄底市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由于家境贫寒，他从小就对改善生活条件和追求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但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勤奋，他成功地攻克了许多知识难关。
年轻时，李兆麟辗转于不同城市，谋生谋学。
在他二十多岁时，他来到了河南省洛阳市，开始了他的商业生涯。
他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敏锐的商业头脑，迅速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财富。
与此同时，李兆麟也非常注重社会责任感。
他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并积极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
他多次捐资办学，帮助贫困学子实现上学梦想。
他的慷慨行为和社会贡献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称赞。
李兆麟不仅在商业领域有着卓越的成就，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
他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倡导学以致用，将知识应用于实际生活中。
他开办了一所独具特色的学校，以培养年青一代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为目标。
李兆麟是一位勤奋、坚持和不懈努力的人。
他在商业和教育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见解。
他提出了“积极进取”和“以资本为本”的商业理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商业人士。
在晚清时期，中国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巨大挑战。
李兆麟深知，只有通过改革和创新，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
他积极倡导和支持各种现代化的改革措施，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新途径。
李兆麟一生坚守着自己的理念和信念，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他的成功不仅仅体现在商业上，更是体现在对社会和教育事业的贡献上。
他的努力和奉献精神为后人树立了榜样，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李兆麟在1901年去世，享年75岁。
他留下了一个崇高的精神财富和宝贵的遗产，激励着人们继续不断探索、创新和奋斗。
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和辉煌，他将永远被铭记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记忆中。
实业报国 使命担当——卢作孚与民生公司
entrepreneur企业家532019年第十期卢作孚（1893年4月14日～1952年2月8日），原名卢魁先，别名卢思，重庆合川人，中国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民生公司创始人、中国航运业先驱。
作为中国近代一位杰出的企业家，卢作孚“实业报国，使命担当”的精神，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值得我们深入挖掘，继承发扬。
宜昌大抢运：中国版“敦刻尔克”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二战初期英法联军在法国东北部的港口小城——敦刻尔克进行的大规模军事撤退行动，英国和法国用各种船只营救出被德军围困的33.6万名官兵，为未来的反攻保存了有生力量。
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1938年秋天，素有“长江咽喉、入川门户”之称的湖北宜昌上演了一场中国版“敦刻尔克”——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指挥船队，冒着日军炮火和飞机轰炸，抢运了大量工业设备、物资和人员到四川，从而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
当时没有入川的铁路，公路也不多，沿着长江向大后方撤退的大量人员及工厂设备、军需物资等只能选择水运，而距川江每年的枯水期只有40天了，枯水期一到，水位下降，大型船只将无法开航，因此大批人员和物资聚集在宜昌沿江码头。
值此危急存亡之时，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坐镇宜昌，动员、指挥公司全体员工投入抢运工作。
经过近四十天的艰苦奋战，民生公司终于在枯水期到来之前抢运了150多万人员和100多万吨物资入川。
在这次悲壮的大抢运中，民生公司担负了90%以上的运力，为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遭受了巨大损失和牺牲：有16艘船舶被炸沉炸毁、69艘船舶被炸伤，117名员工牺牲、76名员工伤残。
然而，在此次大抢运中遭受巨大损失的民生公司，却只收取平时运价1/10的运费，另有许多难民是免费运输。
民生为本，实业报国卢作孚做过教师、编辑，当过官员、办过企业。
搞乡村建设被誉为“中国乡村建设三杰”之一，办实业办出了中国近代史上卓越的民生公司。
他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交通部常务次长、中国粮食管理局局长等职务，但担任这些职务几乎都是临危受命、义不容辞，使命达成之后他继续回归实业。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历程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历程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清朝晚期。
在这个时期，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侵占导致了中国传统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动荡和瓦解。
中国开始接触和引入了西方的资本主义理念和经济体系。
1861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门，最著名的改革者是康
有为和梁启超等人。
他们提倡学习和吸收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并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始。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崛起。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商业和工业企业家，如章程和利玛窦等人。
他们在中国创办了大型企业，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然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受到了许多挑战和障碍。
首先，外国殖民者和帝国主义势力继续控制中国的经济和资源。
其次，中国自身的政治和社会矛盾也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例如，战争、冲突、政治动荡和贫困等问题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缓慢。
到了20世纪初，中国的革命运动和反帝斗争催生了中国共产
党的诞生。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
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曲折道路，但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中国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逐步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
措施，包括放松国有企业管制、引入外商投资和推动市场经济等。
这些改革政策使得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迅速，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总的来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历程是一个困难但不可避免的过程。
中国通过近代化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简述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
简述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指在中国近代历史时期，具有资产阶级属性的本土企业家和资本家阶层。
他们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变革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下面将从经济地位、政治观念、社会责任和文化表现四个方面，对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进行阐述。
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之一是其独立的经济地位。
在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通过经商、工商企业等形式积累了大量财富，拥有自己的产业和资本。
他们在经济上具有相对独立性，不再依附于传统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权和官僚体系，而是通过市场经济活动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的独立性为他们在经济领域的发展和自主决策提供了条件。
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还体现在其政治观念的转变上。
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近代历史时期逐渐形成了一种以资本和市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政治观念。
他们主张个人自由、私有财产权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反对封建主义和封建专制，追求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
这种政治观念的转变与他们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相一致，也为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和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动力。
第三，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还表现在他们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
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同时，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并承担起社会责任。
他们积极投资于教育、医疗、慈善等公益事业，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贡献。
民族资产阶级通过提供就业机会和改善劳动条件，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谐。
他们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体现了其作为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和社会责任感。
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还可以从文化表现上加以说明。
民族资产阶级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和发展，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文化风貌。
他们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
民族资产阶级在文化领域的表现，不仅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内涵，也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新的思想和理念。
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地位、政治观念、社会责任和文化表现等方面具有其独特的特点。
早期中国近代企业的管理
一. 早期中国近代企业的管理（1895年以前）1. 近代新经济实体的出现中国的近代工业始于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自19世纪60年代起首先建立一批军工企业，如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
70年代筹办海防后，洋务派决策人物认识到必需建立燃料、采掘工业和交通、通讯业以满足动力、原材料和运输的需要，并开辟财源以支持“洋务新政”。
因此，由官方出面筹集商款，以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形式经营采矿、冶炼、运输等工业交通事业成为一时的风尚。
1872年朱其昂创办轮船招商局，1878年唐廷枢创办开平煤矿，1879年盛宣怀创办湖北荆门煤矿，1882年盛宣怀、郑观应创办电报总局，这些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事件。
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共兴办军用和民用企业48家，投入资金约6，200万两白银，工人总数近40，000人。
洋务运动虽然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技术与军事装备，但是，其决策人物的思想始终限在“变器不变道”的范围。
洋务派“新政”的根本目的是维护专制统治，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则使他们在容纳西方物质文明的同时，对西方精神文明却畏首畏尾。
这使得洋务企业出现近代工业技术在陈旧管理方式之下的不谐和局面，最终严重制约了企业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2. 近代洋务企业的管理特点洋务企业的经营方式大体有三种：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
洋务运动早期19世纪60年代由官方投资兴办的军工企业采取第一种方式。
中期的70年代，主要投资方向转移到采矿、交通、运输和机器纺织等部门。
产业结构变动以及一批官僚地主、富商买办成为投资者，后两种经营方式为大批新办民用企业所采用。
洋务派创办的官办军工企业因资金直接来自清政府财政收入。
产品大部分无偿拨归军用，企业不计成本和利润，管理是官僚衙门式的。
官督商办工矿企业有商绅出资，政府官僚负责管理，名义上企业的盈亏全部归投资者承担，实际上官方只坐享其成而不负亏损之责。
官商合办的工矿企业，章程一般规定有官商各认股份，由股东选出董事会成员共同管理企业。
中国近代著名商人
中国的近代史，我们几乎完全忽略了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他们的情怀和追求以及他们在历史中应有的位置，因此萌生出一个念头——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
我试图找回中国企业家真正的根，现代工商业真正的本土源头。
如果从洋务运动算起，中国的企业史已接近150年，就是从1895年算起，也有110多年了。
中国企业家的根到底在哪里？我的追寻结果是，这个根不在“红顶商人”胡雪岩身上，不在曾经辉煌一时的晋商与徽商身上，他们都只是传统农业文明的产物，身上还没有笼罩近代的曙光，简单地说，他们不过是旧式商人。
这个根也不在于“洋务运动”后期崛起、曾在晚清中国声名显赫的盛宣怀、唐廷枢等人身上，他们或是官商，或是买办，最终未能超越身份的限制，踏入现代的门槛。
这个根在那些开创了各种新式工业的民营企业家身上，张謇、荣氏兄弟、穆藕初、范旭东、卢作孚和刘鸿生，正是他们代表了近代的方向。
张謇（1853—1926）“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
”“天地之大德曰生”——张謇与大生集团张謇，字季直，江苏南通海门人，1894年中状元。
张謇在江苏南通创建的以大生纺织公司为核心企业的民族资本集团。
张謇于1895年开始集股在南通筹建大生纱厂，1899年建成投产，后称大生一厂；1907年在崇明外沙（今启东市）建成大生二厂。
1911年两厂共有纱锭六万六千八百枚，资本近二百万两（规元），其中一厂有官股五十万两。
张謇又相继创办了资生铁厂、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翰墨林印书局、大达轮船公司、通海垦牧公司、同仁泰盐业公司等二十一个企业。
1910年大生集团的投资总额为三百三十八万七千两。
民国成立后，大生资本集团创办了淮海实业银行和通燧火柴厂等企业，又在苏北沿海兴办了二十三个盐垦、垦植公司，垦地四百一十八万亩，主要用于植棉。
荣德生简介
• 捍卫民族利益，维护国家尊严
注重企业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 创办学校，培养人才
• 捐助灾区，扶贫济困
• 支持科学研究，推动技术进步
⌛️
形成了荣氏企业独特的企业文化
• 诚信经营，树立企业形象
• 注重企业内部管理，提高生产效率
• 始终坚持创新驱动，推动企业持续发展
04
荣德生的个人品质与精神风貌
• 为荣德生提供了良好的商业教育和创业基础
⌛️
荣德生母亲张氏是一位贤良淑德的女性
• 辛勤操持家务，培养荣德生良好的品德
• 对荣德生的成长和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荣德生的成长经历和创业历程
青少年时期，荣德生在家乡接受教育
• 学习经史子集，打下扎实的文化基础
• 对商业产生浓厚兴趣，立志成为一名企业家
1900年，荣德生开始协助父亲管理荣氏企业
始终坚守民族工业的阵地
• 捍卫民族利益，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
• 以民族工业为支柱，推动国家经济发展
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关注社会弱势群体
• 创办学校，培养人才
• 捐助灾区，扶贫济困
• 支持科学研究，推动技术进步
始终坚持创新驱动，推动企业持续发展
• 注重技术创新，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 抓住市场机遇，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
• 涉足面粉、纺织、电力等多个领域
• 企业规模宏大，市场份额占有率高
为中国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 推动了中国面粉工业的技术进步
• 为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树立了企业家的良好形象
• 创办学校，培养人才
• 捐助灾区，扶贫济困
• 支持科学研究，推动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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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企业家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在读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中，以往我们几乎完全忽略了近代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
因为这个学期选修了这门课，我才慢慢的了解了我国的近代企业和近代企业家。
中国的民族资本企业自19世纪70年代末出现，即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进入和买办商人出现，以及洋务运动的兴起，我国近代民族资本和民族企业家产生，发展。
但是自从中国的民族资本企业出现以来，就受到了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双重压迫和排挤，是在夹缝中生存和发展的。
在与外国资本激烈的竞争中，虽然他们在资金、原料、技术和设备方面都处于劣势，但却能得以逐渐发展和壮大，并敢于与外国资本相抗衡。
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一批杰出的民族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在自强、自立的爱国精神的感召下，以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谋求企业的生存、发展，以勇于献身的敬业精神奋力支撑企业的生存发展。
他们以强国惠民的精神在逆境中奋起，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地探索富国强民的道路；他们始终以弱敌强，不断创新，谋求发展；他们善于经营、勤劳节俭、巧妙地把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科学共同融入企业管理，使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企业在本国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夹缝中成长起来。
首先从近代民族企业家阶层产生的社会条件谈起。
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对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企业家产生前夕的社会条件做一简要分析。
1.资本主义萌芽。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佣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
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
根据这个标准来衡量，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封建社会的母胎里早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并在有些地区和行业中有着突出和充分的表现。
如以南京、苏州、杭州为中心的江南手工丝织业，江西景德镇制瓷业，广东佛山的铁器业，陕西汉中一带的冶铁业、木材业和造纸业，四川自贡的井盐业，上海的沙船业等等。
2.外国资本进入和买办商人出现。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凭借着以《南京条约》为先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逐步侵入中国，成为促使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产生的催化剂。
外国资本在中国通商口岸大量设立洋行，“1843年间，上海等通商口岸还只有英美洋行11家；至1855年即增加为209家，……；至1872年已达343家，……；1894年更增加为552家，外商人数9350人。
”外商还首先在中国设立了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资本主义工厂。
“据统计，至1870年，外商已在中国各通商口岸陆续兴办了43家近代工厂，拥有产业工人17000余人。
至1894年，已增达100家，拥有产业工人34000人，资本1972万元。
”外商还首先在中国设立了近代银行。
自从1848年英国东方银行最早在我国上海设立分行起，德、日、法等多个国家的多家银行也相继在我国设立了分行。
外商还以上海为中心，先后在我国设立了多家轮船公司，如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和英国怡和轮船公司等。
外国资本的进入带来了买办制度和出现了买办商人，并成为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特殊形式。
而随着买办手中的个人资产的急剧增长，他们必然会陆续设立自己的企业，以实现财富的快速积累，这是由资本的特性决定的。
3.洋务运动的兴起。
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近代军事技术和近代生产技术是洋务运动的中心活动。
在洋务运动中，一批近代军用工业、民用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事业兴办起来了。
它所办的军工、民用近代企业，资本总额2263万元，占1895年整个工矿企业（包括外国在华企业）总资本的45.22%，生产工人总数34100人～40810人，占同年近代工矿企业工人总数的37.33%～41.62%。
洋务运动对私营民族资本的产生和发展起过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因为洋务运动所办的近代军用工业，早于私营民族资本近代企业近十年，近代民用企业的兴办时间，虽和私营民族资本的出现相同，但规模比私营民族资本大得多，加上又是通过“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进行，吸引了1000万元以上的私人资本，形成了中国资本主义初期的投资高潮。
其次，谈谈近代民族企业家阶层的产生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产生中国民族资本的社会诸条件逐步成熟，民族资本近代企业陆续兴办起来。
1873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其家乡广东南海西樵简村筹建继昌隆缫丝厂，次年开工，生产经营情况良好。
继昌隆创建成功后，不少近代丝厂继之而起。
就广东的情况看，至1894年，仅广州附近的丝厂就有75家。
就上海的情况看，民族资本的第一家近代丝厂是1881年设立的公和永丝厂，1886至1894年间，又陆续设立了6家厂。
初创时期的近代民族资本企业除了在缫丝行业较集中外，在机器修造业和矿业中也比较突出。
至1894年为止，全国设立的民族资本机器工厂，有资料可查的为16家。
从19世纪70年代中叶开始，清政府洋务派陆续兴办了一些近代采矿业，一批早期民族资本近代采矿业也随之出现。
除了上述三个主要行业而外，这一时期的民族资本，还陆续出现了一部分棉纺织、火柴、面粉、造纸、制糖、榨油、印刷、轧花等行业的近代工厂。
甲午战争后曾一度出现过民族资本投资设厂热潮，但由于封建政权的旧捐新税的压榨和外国资本的控制，这股热潮便迅速减退下去了。
20世纪初，由于受所谓“新政”的刺激和“收回利权”运动的推动，客观上出现了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条件，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第二次投资设厂的热潮。
“仅在1905年～1908年的四年里，新设厂矿共201家，投资合计4581.5万元，也就是平均每年增设新厂50家，新增资本每年达1145.4万元。
”该时期的投资规模和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以往各个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我国，尤其是上海等地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已初具规模。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影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外部条件发生了对我有利的变化，这一外部因素再加上民族资本内部强烈的发展要求，使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良机，一度出现了它历史上的所谓“黄金时代”。
第一次大战期间，民族资本的面粉工业、棉纺工业、缫丝工业、卷烟工业、火柴工业、机器工业、电力工业、水泥工业和矿冶业等都获得了高速发展。
民族资本工业的快速发展，给民族资本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
批发商业和零售商业都发展得很快，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综合性百货公司开始在国内出现并有所发展。
如上海的先施公司、郭氏永安公司等。
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带动了民族资本金融业的发展，这一时期相继产生了一些著名的私营大银行，并奠定了初步的发展基础。
如北方的盐业银行（1915年）、金城银行（1917年）、大陆银行（1915年），以及中南银行（1921年），在南方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15年）等。
此外，第一次大战中，我国的民营资本交通运输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引人注目的资本集中趋势，各类行业中均不乏其例。
如棉纱工业中，张謇虽在1899年创立了大生纱厂，1907年又建立了大生二厂，1921年建成大生三厂后，大生已由一个纱厂变成三个纱厂,产业规模扩大了数倍。
张謇还在苏北沿海一带先后开办了20个盐垦公司，根据1921年日本人的调查材料，他所经营的各类企业的总资本约达3400万元。
再如在中国近代面粉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阜丰面粉厂，该厂由我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孙多森创办。
该厂初创时资本为30万两，到1919年增资为70万两，正式组成有限公司。
在1917年～1918年期间，还陆续创办了北京通惠实业公司、天津中孚银行、山东烟台的通益精盐公司、哈尔滨的通森采木公司以及上海沪丰堆栈、协孚地产公司等企业，从而形成了“通孚丰”资本集团。
此外，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还表现出了联合经营和追求规模效益的苗头。
如“刘鸿生在开滦矿务局当买办期间与当时上海的一家大煤号—义泰兴进行合作，他们商定以义泰煤号的名义与开滦矿务局订合同，经销开滦的煤，刘从中分取利润三成”。
再如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创设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1911年到1919年10月的不到九年的期间里，把企业生产经营中获得的利润大量转化为资本，以扩大再生产，到1919年10月止资本积累数达到了400多万元，等于他们原来投资10万港币的40余倍。
适应生产规模扩大的需要，这一时期的民族资本企业还开始致力于生产技术设备的改革和生产技术人员的培养。
可以说，经过这一时期的发展，我国的民族资本经济已初具规模，民族企业家作为一个新的阶层正开始显露身影。
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我国民族工商企业、金融企业等仍继续有过一定发展。
在这一时期内，一些新兴的行业如化工、机器卷烟等纷纷涌现，并出现了一些如荣氏申新、郭氏永安纺织企业集团等能与外国资本相抗衡的民族企业。
第三，再说一说谈谈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以及影响伴随着我国近代企业的形成和发展，民族企业家阶层也已形成和有所发展。
我国近代的民族企业家是在外资对华倾销商品已控制了市场后，又在外国资本力量占绝对优势的激烈竞争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自己的民族工商业的。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企业家精神的支撑，就不可能使民族工商业在力量如此悬殊的竞争中得以生存和发展。
我国民族企业家阶层，最初的一个主要来源是由买办、买办商人投资兴办近代企业转化而来的。
这些人由于长期与外商有贸易往来或长期为外国资本企业工作，甚至投资附股于外商在华企业，熟悉这方面的业务，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文化有相当程度的认识，从而成为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等知识引入中国的先行者。
他们在投资近代企业的转型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创新进取精神、民族责任感和善于经营的竞争能力，说明他们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时代特征的企业家精神。
进入一大战时期及其以后的二、三十年代，随着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有所发展，民族企业家阶层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便是大量留学生和科技人才的加盟，使我国近代企业家阶层表现出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生机和活力。
他们对学习和运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经营企业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和作为，而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作用在他们身上也体现得更为突出。
我国的近代民族企业家在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的同时，自始至终还非常重视结合本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经济思想并运用于进行企业的经营管理，因而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是富于民族特征的传统精神。
例如荣家企业创办人之一的荣德生很推崇战国时陶朱公所用的计然之策，审时度势，随机应变。
此外，还有不少近代民族企业的开拓者除了拥有东西方企业家共具的创新进取精神，以及浓厚的传统民族精神以外，还具有鲜明的、富于时代特征的爱国精神。
这种精神对我国民族企业生存、发展所发挥的作用是绝对不应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