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经开的覆灭记

一、特权到底能有多大在“327国债期货”事件中，“中经开”无非是与万国证券和辽国发这两个对手进行争夺，其利用内幕信息的行为无非相当于在比武中使用了暗器，而其在长虹事件中的作为，却比暗器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这次是直接破坏了市场规则，把比赛的裁判——交易所也拉下了水。

这种本领肯定不是寻常机构能有的，直到今天，其中的内幕仍然不为人所知，是什么样的利益集团竟然能让交易所冒如此大的道德信用风险呢？更让人不解的是，这次严重违规事件竟然连主管人员也没有进行重罚，而仅仅没收了违法所得，这种美好结局也并非常人能祈求得到的。

当时的“中经开无疑已经走到了其事业的顶峰，而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逆行，也为它自己埋下了恶果——如果不是当初为所欲为，能遭遇“猝死”的结局吗？二、一战定江山的“327国债事件”1995年“327国债期货事件”一举奠定了“中经开”在证券市场的显赫地位。

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了，但它留下的疑惑却始终没有被人忘记。

而这个疑惑并不是大输家万国证券留下的，而恰恰是大赢家“中经开”留下的。

至今为人公认的是：“327国库券”的贴息计划显然遭到泄密。

中经开得天独厚的财政部背景令人不得不疑：中经开的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董事长，是原财政部副部长田一农，以后则长期只有总经理，均出自财政部。

1995年时的总经理朱扶林是第二任，即是原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司长，当时主管证券、期货业务的中经开一代“枭雄”戴学民亦出自财政部综合计划司。

然而经过这一仗大胜的中经开并没有因此有巨额利润入帐，1995年底接任中经开第三任总经理的韩国春（前财政部部长助理）向《财经》证实：“327给中经开的利润连1个亿都没有。

”1995年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国债期货交易市场逐渐变得越来越火爆，其中主角就是以万国为首的空头和以“中经开”为首的多头，加上不断变化阵营的辽国发。

这场最能反映当时中国证券市场基本势力对比的经典大战，实际上有三位要角：一方是“国字头”的“中经开”；一方是代表上海股市传统力量的万国证券，第三方则是代表草根或民间资本的辽国发。

这种势力对比，不仅反映了1992年之后中国经济的整体格局，也非常贴切地反映了当时各级机关紧张的博弈关系，而“327”国债品种恰好将这三方势力奇妙地纠结在一起，并以戏剧性的方式呈现了其中的冲突。

其实，“327”这场惨烈搏杀的结局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但它还是在1995年2月23日达到了最高潮。

为了挽回败局，万国证券的总经理管金生，在收盘前的七分钟用700多万口空单炸盘，上海证券交易所只好取消最后七分钟的交易。

这场战役不仅导致当时证券市场最为风光的万国证券公司的关门，也导致了被称为“证券教父”的管金生的悲剧人生。

但当人们被管金生个人的沉浮和“327事件”本身的戏剧性所吸引的时候，一个最应该被长久关注的问题却被有意无意地遗漏了，那就是，作为多方主力的“中经开”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从当事人的回忆来看，将万国当作这场金融灾难的首恶是非常不公平的。

起码，违规开仓的不仅仅是万国，“中经开”也同样存在类似问题。

但这不是问题关键所在。

问题的关键是，“中经开”究竟是凭什么在这场对赌中大获全胜的？其实，这个答案早已明白，“中经开”靠的是万国想都不敢想的内幕消息。

虽然万国肯定知道“中经开”的背景，但他们还是固执地以为可以凭自己的实力赢过对方的权力。

据说，当时万国的操盘手是刚刚从海外归来的金融专业人士，算得上第一批“海归”了。

但是直到最后，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输的。

因为在他们的专业眼光中，对手显然要比自己疯狂得多，但他们还是错了。

这当然不仅仅是这批“海归”的悲哀，也不仅仅是万国的悲哀。

不难想象，这种冷酷的逻辑将决定性地改变他们一生的思维方式。

可以说，“中经开”开创了中国资本市场上靠“违规看牌”赢钱的先河。

不过，这还不是“中经开”在“327事件”中作出的最恶劣示范。

最恶劣的示范在于，“中经开”在“327事件”中，以最明火执仗的方式开创了中国裙带资本介入证券市场的新通道。

英国《金融时报》称这是“中国大陆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注：“327国债事件”过程详见《“327国债事件”血腥历史或许告诉你“融资融券”的未来》有人估算，在整个“327事件”中，多头的盈利在70亿元左右。

作为多头主帅，中经开自然应该赚得盆满钵满。

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中经开竟然没有盈利。

那么70亿元白花花的银子究竟被谁拿走了呢？答案已不言自明，靠内幕消息在中经开名下开老鼠仓的人拿走了。

可以证明中经开的确没有在“327事件”中赢利的一个间接证据是，在“327事件”后不久，中经开公司竟然几次面临支付危机。

在挪用客户保证金达6.8亿元的同时，还累积了七十几亿元的债务，公司几乎被掏空而濒临破产。

不过，这仅仅只能表明中经开公司没有赢利，而那些与中经开相关的个人的财产增值情况也许正好相反。

“中经开”作为一个特殊公司的功能及性质，在这里变得一目了然。

“327事件”后有人称，“327”一役，造就了一批亿万富豪。

不过，最应该问的是，这一批人究竟是谁？兹事体大，“327"事件后，中央组成了以财政部、人民银行、证监会安全部等六大部委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事件进行了调查？阵容不可谓不强大，规格不可谓不高。

但正如一些人所预料的那样，管金生以个人十七年牢狱的代价为“327事件”划上了暂时的逗号。

之所以说是暂时的，是因为“327事件”在以后还肯定会被人重新提及。

不管围绕“327事件”还会产生多少争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作为违规的一方，“中经开”应该也必须受到惩罚。

万国的管金生被判，辽国发的高氏兄弟蒸发，不能惟独中经开稳如泰山。

而以“327事件”为界，中国证券市场由此折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种全局性的控制力量开始登堂入室，并逐渐占据主流。

二、通天手笔的“长虹配股事件”1、长虹配股事件1995年8月21日四川长虹（600839）除权交易日，一些投资者惊异地发现：四川长虹国家股转配股的红股部分与个人流通股的红股混在一起悄然上市流通了。

长虹当时配股的主承销商为中经开，副承销商上海申银万国证券和上财证。

配股采取余额包销制，未被认购的配股和转配股部分均由承销商负责包销。

配股说明书明确告诉投资公众：社会公众股部分于8月14日上市流通。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在国务院就国家股、法人股的流通问题未作规定以前，社会公众受让的法人股转配部分暂不上市。

1995年8月22日上交所的交割记录明白无误地证实了一点，市场为之哗然。

12位的投资者投书《中国证券报》，投诉长虹违规。

8月23日《中国证券报》刊登股民来信，彻底把此次事件予以曝光。

长虹配股事件是中经开在“327国债事件”后半年又导演的一场大戏，它把耻辱带给了自己的同时也让中国的股市为之蒙羞。

2、中经开并非始作俑者，但树大招风“长虹事件”发生初期，许多市场人士猜测是否上交所的锁定系统出了某种故障所致。

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和上交所有关负责人的出面解释，新闻媒体的充分曝光，中经开的狰狞面目开始显露出来，虽然有资料显示，它并非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

①1994年10月7日，浦东强生（600662）实施10配3转3的配股方案，1995年5月8日在此基础上实施10送2的分配方案，转配股的红股也于5月8日一并上市流通，但没有作任何公告。

②1994年5月27日，广州珠江（600684）将原来法人股的红股按10：5的比例转让给个人股东，每股转让价为3·8元。

因证监会未批，转让缴款延至10月10日办理。

1995年7月17日，广州珠江又实施10配2的配股方案，原来法人股红股转让部分所产生的配股部分于7月31日与个人股配股部分一并上市流通了。

广州珠江公司的股权变动公告虽未对此作出说明，但已明白无误地将法人股红股转让部分所配售的股份列入了已流通股本中。

③1995年6月，新世界（600628）实施10配3转3的配股方案，8月18日又实施了10送2的分配方案，转配股所送的红股也于8月21日与个人股红股一并上市流通。

由于长虹配股规模巨大，中经开因此的获利也非常丰厚。

有业界人士认为，在长虹转配股上市流通中，中经开可获利至少在8000—9000万元。

正是这样的好处让人难以接受，中经开成了众矢之的，它在把上交所拉下水的同时暴露了自己。

3、无言的结局中国证监会早在证监发字［1994］161号文件《关于颁布＜上市公司办理配股申请和信息披露的具体规定＞的通知》中指出：在国务院早做出新的规定以前，由国家拥有和法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配股权和红股出让后，受让者由此增加的股份暂不上市流通（个别公司全部股份都已上市流通和法人持有已上市流通股份的情况除外）。

1994年已实施过转配方案的上市公司，也要按本通知的规定处理。

证券交易应当按本通知的要求，提供必要的技术保证。

因此，中国证监会在对“长虹事件”定性时指出：长虹公司法人股转配红股违规上市事件，是一起违反国家法规政策、违反“三公”原则、扰乱证券市场秩序、损害投资人合法权益的严重违规事件。

按证监会的处罚办法，中经开仅仅被没收了2000多万的违规收入，但成千上万长虹股东损失了巨大的合法收益。

人家牛啊！……三、摆不脱的“东方电子之谜”与“327"国债期货几十天赌输赢的情况不同，在东方电子上，“中经开”似乎经过了长时间的策划。

资料显示，“中经开”不仅是东方电子1997年上市时的主承销商和上市推荐人，而且是东方电子在二级市场上长期的重仓持有者，是绝对的庄家，而其操作时间之长，股价翻番幅度之大，决不逊于德隆系股票，是中国长庄的开山鼻祖。

其实，“中经开”早就在四川长虹上有过类似长庄的努力，只是由于各种原因而未能成功，但这种抱负却在东方电子上得到了近乎“完美”的实现。

2001年7月份东方电子的那场暴跌，实际已经宣告了持续4年多的造富神话的终结。

当年证监会对于东方电子的调查结果和处罚决定久拖不公布，但从东方电子当时公布的年报情况来看，证监会的意图已经显现出来，那就是让公司承认历史错误，但却要在整顿后争取保存下来继续发展。

但整个“东方电子事件”无疑都与其发行承销商和配股承销商“中经开”紧密相连。

“中经开”到底在东方电子做了些什么呢？1、东方电子暴涨之谜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书中称，1999年4月至7月，被告人姜继增在担任“中经开”总经理期间，指使公司证券总部交易部经理桑会庆等人，共开设了26个账户，集中7.8亿余元，大量连续买卖东方电子股票；而1999年5、6月份“中经开”就动用达6亿元人民币，将东方电子的股票从22元上推到56元，涨幅为190％。

此后，桑会庆等人采用连续买卖和自买自卖等手段，继续推高东方电子股票价格，截至2000年2月17日，东方电子股票价格上涨至90元／股（复权后），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从中非法获利5．5亿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