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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与中国社会变革评说7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与中国社会变革评说一、中国：悄然兴起的“诺斯热”说明了什么？在中国，“史学危机”已是谈论了多年的话题，在一次更甚于一次的商业化大潮中，专家的呼吁不过如几只“泣血杜鹃”的哀鸣，根本无济于事。

然而，在大洋彼岸只有200 多年历史、也是世界上最为商业化的国家美国，道格拉斯·诺斯却名噪一时。

他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提出“制度变迁”理论，并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995 年3月，诺斯教授应邀来华，参加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大会，并作题为“制度变迁理论纲要”的演讲。

光明日报以“中国过渡经济学诞生”为题作了报道。

诺斯是美国“新经济史”学派的代表人物。

1989 年，他的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在中国翻译出版，诺斯开始为中国经济学界所知晓；1991 年，他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由中国两家权威出版社出版；1994 年，他的新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也在中国出版。

至此，诺斯在中国经济学界成名知名人物。

在中国，一段时期以来，历史及经济史如此之冷，而诺斯却如此之“火”，的确是一个强烈的反差。

那么，中国的“诺斯热”说明了什么？很明显，诺斯在中国走红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处在改革过程中，处在由传统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中，用诺斯的专门术语讲，就是处在“制度变迁”中，而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为我国的改革提供了某些颇有价值的参考。

同时，“诺斯热”也说明，中国的经济改革遇到了传统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二、经济史：是远离现实的“学问”吗？中国改革需要制度变迁理论，呼唤过渡经济学产生。

这就是“诺斯热”的原因。

然而，改革模式的选择，发展道路的选择，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它都与我们自己的不可割断的历史有关。

正如诺斯反复强调的“你过去是怎么走过来的，你的过渡是怎么进行的”〔1〕。

然而，可悲的是，诺斯的学说，被中国经济学界所重视的，仍只是他的“经济”而不是“史”。

经济学本来具有理论与历史结合的传统，这一传统在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著作中，都得到很好的体现。

然而，这一传统，就资产阶级经济学来说，在大卫·李嘉图那里就中断了；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在中国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忽视。

这就使经济学与经济史逐渐成为两个互不相干的分支，其发展命运也大相径庭。

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学由于党的战略中心转移而日益兴旺，而经济史却由于被人认为“远离现实”而日益衰落，近乎无人问津。

诺斯恢复了理论与历史结合的经济学传统，开创了新经济史学，并提出著名的“制度变迁理论”。

他认为，经济史的任务就是“按时序解释经济结构及其实绩”。

所谓“实绩”，就是经济学家通常所注意的问题，如生产多少，成本与收益的分配和稳定性；所谓“结构”，是指决定实绩基本因素的社会特征，包括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技术、人口及意识形态；所谓“按时序”，就是指经济史从时间上解释结构与实绩的演变，亦即“变迁”。

然而，传统的经济史学由于缺少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不能解决经济史的核心问题，“即既要解释清楚决定和衡量一种经济体系实绩的制度结构，又要解释这种制度结构的变迁”。

而诺斯则运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方法和新古典经济理论，建立了独特的“新经济史”，并提出著名的制度变迁理论。

总之，新经济史学就是“建立有关经济结构的理论，解释这种结构的稳定与变迁”〔2〕。

那么，新经济史是不是单纯地解释历史，是不是真的象在有些人眼中那样经济史远离现实呢？关于这个问题，诺斯的回答是否定的。

在诺斯看来，经济史研究与现实问题密切相关。

他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序中指出：“历史表明，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

他在中国访问期间，不止一次提到历史与现实选择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走过来的，就不知道今后前进的方向”。

关于中国的改革，他的建议是：“了解周围，认识自己，知道自己是如何走过来的，现在到了什么阶段，然后再看有什么可供选择的方案，以及可以选择什么方案”〔3〕。

可见，诺斯的理论，不仅是注重“现实”的，而且是侧重于“对策”的。

因此，中国的改革呼唤过渡经济学，需要制度变迁理论，同样也需要经济史。

特别是，我们的改革是在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进行的改革，“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信仰体系，这一切都是根本的制约因素。

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非常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点：你过去是怎样走过来的，你的过渡是怎样进行的。

我们必须了解这一切。

这样，才能很清楚未来面对的制约因素，选择我们有哪些机会。

”〔4〕三、东方与西方：其兴衰更替的原因是什么？东方，或者说中国落后于西方是近代以来的事实。

多少年来，中国人藐视乃至诅咒它，而不少学者又试图解释它，从而找到中国落后的原因。

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大量接触西方文明，然而，多少年来对西方文明的理解一直停留于皮毛。

例如，西方对中国朝野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先进技术。

中国为什么屡战屡败？最简单的回答就是西夷“船坚炮利”。

由此推论，中国落后的原因就在于技术落后。

所以，提出：“中体西用”，即保持中国的传统体制而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

殊不知这正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悲剧的核心。

事实上，中国并不是没有先进技术。

众所周知，我国四大发明是撼动西方封建制度，并引起近代西方经济革命的重要原因。

例如，指南针开拓了远洋贸易，事实上是地理大发现的重要前提；造纸术和印刷术引起了近代第一次信息革命，并且是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的重要条件；而火药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方式，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

诺斯指出：“火药、指南针、优良的船舶设计、印刷术和纸张在西欧的扩张中起了作用”〔5〕。

然而，在西方轰轰烈烈地进行近代化的同时，中国却一切如故。

而到后来，洋务派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船不可谓不坚，炮不可谓不利，却依然一败再败。

所以，只靠先进技术不能救中国。

为什么中国的先进技术不能引起中国的经济革命？为什么中国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同样不能导致中国的迅速发展？诺斯教授的制度变迁理论似乎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东方世界为什么落后与西方世界为什么兴起，是同一个问题的正反面。

1973 年，诺斯出版了他的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

在这本只有几万字的小书中，他研究了西欧国家9 世纪以来的经济史，并全面解释了西方近代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

他认为，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有其狭隘性，即它们不考虑制度方面的因素，过多地强调了技术方面的作用，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

他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

”〔6〕而近代中国的落后，根本原因在于制度落后。

传统的增长理论，一般都把制度因素看作既定的，因而往往将制度因素排除在外，通过物质生产要素，特别是技术的变化说明生产率的变化和经济的增长。

然而，根据诺斯的研究，在技术和其他物质要素不变时，生产率也可能变化，也可以实现经济增长。

例如：17～19世纪中期，海洋运输技术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但由于海洋运输变得更安全和市场经济变得更安全，因此，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从而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使海洋运输生产率大大提高。

所以他得出结论说：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或变迁也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

事实上，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这些物质要素的变化，本身就是经济增长。

因而，不能用这些物质要素的变化来解释经济增长。

那么，制度是怎样决定经济的增长呢？诺斯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建立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而有效率的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产权。

使私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即消除“搭便车”行为，保证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得到最低限度的报偿，其目的就是对人的经济活动造成一种普遍的激励效应。

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实现经济增长，那就是因为该社会没有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没有为私人收益确定产权制度的保证。

诺斯不仅用上述观点解释了西方世界的兴起，还具体说明了英国和尼德兰在西方世界中首先崛起的原因。

这就是这两个国家最早进行了产权结构方面的变革，从制度上激发和保护了经济领域内的创新活动。

诺斯的上述理论，也可用来解释我国传统计划体制下的低效率：即产权界限不清，个人或组织创新活动的收益不能得到保证，从而使经济组织缺乏激励机制。

因此，我国的改革，应着重从明晰产权，保证创新收益，消除“搭便车”行为，建立激励机制入手。

我国的改革从“放权让利”起步，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并不能解决体制上深层次的问题，因而改革的最终结果还是要触及产权结构。

当然，产权明晰并不等于私有化。

诺斯始终认为：国有资产的私有化并不是绝对的，“有时将国有资产继续保持在政府的控制之下也是必要的。

”〔7 〕关键在于建立一个公平的、有效竞争的市场。

四、变迁成本：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变革为什么走走停停？中国整个近代以来的历史，都是剧烈的“制度变迁”史。

然而，100 多年来为什么走走停停，甚至出现几次较大的反复？诺斯的“路径依赖”和“锁定”理论有助于理解这个问题。

根据诺斯的理论，制度变迁是由已有的历史选择所决定的，如果所选择的路径是错误的，制度变迁有可能被“锁定”，从而陷入停滞。

中国近代以来的制度变迁，出现了多次错误的选择：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从自由资本主义到中央计划经济，无不使中国的发展“锁定”。

当然，象中国这样的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又同样背负沉重历史包袱的民族，不经过一系列的“折磨”是难以实现制度变迁的。

正如诺斯指出：“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从部落经济向现代经济演变过程中经常陷于困境”〔8〕。

看来，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停滞和反复，并非中国独有。

然而，上述解释还远远不能说明中国100 多年来曲折的历史：为什么看来完全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如市场经济制度，并不能被顺利采纳，为什么并不合理的、无效率的制度，如封建经济制度和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却不能那么轻易地被放弃？关于这个问题，诺斯是通过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以及利益集团压力理论加以说明的。

诺斯说：“选择依赖于每个选择的成本与收益”〔9〕。

他根据对美国经济史的多方面定量研究指出：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有相似性，即推动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的行为主体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

当然，不同的行为主体，如个人、团体或政府推动制度变迁的动机、行为方式及其产生的结果可能是不同的。

可他们都要服从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则和过程，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

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情况下，行为主体才会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变迁。

在美国历史上，金融业、商业和劳动力市场方面的制度变迁都是为了实现社会总收益的增加而同时又不使个人收益减少。

否则，这些变革就不可能实现。

用诺斯的理论也可以说明我们今天的改革，改革既有社会收益，也有社会成本，而在改革中，每个个人及其利益集团都在权衡各自的利弊得失，即收益与成本，只有在其收益大于成本时，才会赞成改革，推动改革，否则就会反对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