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杨庆堃先生《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有感
论杨庆堃对“民间信仰”与“弥散型宗教”的研究:贡献、问题与超越

论杨庆堃对“民间信仰”与“弥散型宗教”的研究:贡献、问
题与超越
李华伟
【期刊名称】《宗教人类学》
【年(卷),期】2015(000)001
【摘要】杨庆堃关于弥散型宗教的概念极具洞察力,成为中国宗教研究的新起点与新高度,但中国学界对其的理解存在颇多争论与误解。
本文追问杨庆堃对民间信仰与弥散型宗教的界定与区分,校正学界常见的将杨庆堃的弥散型宗教等同于民间信仰的误区,辨析了民间信仰与儒教的关系,反思杨庆堃以功能论方法研究中国宗教的利弊得失。
文章认为不能单单关注民间信仰的功能,要兼顾功能分析与意义系统分析,兼顾主位和客位的视角,探讨民间信仰体系本身的内涵和特点。
文章指出,我们应将杨庆堃的理论放在学术史中来处理,不能忽略后世对其的继承、挑战与超越。
【总页数】23页(P89-110,5)
【作者】李华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920
【相关文献】
1.研究中国宗教的社会学范式杨庆堃眼中的中国社会宗教 [J], 金耀基;范丽珠
2.杨庆堃宗教社会学思想与梁启超“中国无宗教论”——兼与黄进兴先生商榷 [J],
李华伟
3.“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以杨庆堃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为视角 [J], 李惠;张锡;
4.论杨庆堃对“民间信仰”与“弥散型宗教”的研究:贡献、问题与超越 [J], 李华伟
5.传统中国宗教的伦理特征及其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形塑——从韦伯与杨庆堃关于中国宗教的论述谈起 [J], 郑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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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与“儒教”之间——读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引发的二三感想杨庆堃教授的这本《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写作于50年前,但其在宗教研究方面,特别是对于中国宗教的研究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甚至被著名中国宗教研究大师欧大年(Daniel Overmyer)称为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
我并非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先前对宗教的探究甚少,有幸在“宗教社会学”课上获知了这本书的名字并得以了解其内容及意义。
以下我就这本书中对于“儒家学说及其仪式中的宗教面向”的问题谈一谈我自己的感受。
一、儒家思想可以称之为“儒教”吗?事实上,我在接触“宗教社会学”这门课程之前就一直对中国人的宗教信仰问题迷惑不已。
从古至今,全体的中国人有一个较为统一的宗教吗?这个问题似乎很难回答。
在中国,被公认为宗教,并且有极多信众的莫过于佛教和伊斯兰教了,其次还有基督教、天主教等等。
截至2008年底,中国有各种宗教信徒1亿多人,宗教教职人员约36万人。
在英国,居民多信奉基督教新教,主要教派有英格兰教会和苏格兰教会。
英格兰教会亦称英国国教圣公会,成员占英成人的60%。
苏格兰教会亦称长老会,成年教徒79万。
另有天主教徒570万,伊斯兰教徒150万,犹太教徒40万。
在美国所有的宗教派别中,新教教徒最多,约有7200万,几乎占基督教会员的58%。
加拿大全国主要宗教派别达30多个。
居民中信奉天主教的占47.3%,信奉基督教新教的占41.2%。
通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一亿的绝对信教人数并非小数字,但对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言这个比例还是很小的。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找到一种属于大多数中国人的宗教呢?作为中国人,似乎时常忽略在我们思想中已经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
从儒家思想对于中国的影响来看——其宗教性影响不仅发生在读书人中间,也包括了普通的老百姓[1],将儒家称为“儒教”,将其视为中国的传统宗教似乎不无道理。
我也赞成将儒家思想叫做“儒教”,称其为中国的“国教”。
读杨庆堃先生《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有感

读杨庆堃先生《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有感读杨庆堃先生《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有感柏宇航时至今日,中元节,终于把杨庆堃先生的大作《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细细地读完了。
与此书结缘,还是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大学同学刘欢是读宗教学的,此书为必读经典书目,导师要求他们每人一本。
由于,她本校图书馆没有收藏此书,故来师大找我复印,室友斌哥告知,此书确为研究宗教学或是社会学的经典,不妨多复印两本。
拿着复印本大致看了一些,当时就被其书中第二章“家庭整合中的宗教”中细致入微的描写所折服,之所以有此感触,主要在于书中的描写和分析与我的经验高度重合,让我有一种“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的感觉。
后来,偶然机会买的07年上海人民出版的原版,在后来,看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便又再买了一本【书影在最后】。
二书均被藏之书柜。
如今,打扫书柜,见之二书,便打开了尘封的记忆。
一口气,将之读完。
心中无限满足之感不觉外溢,遂为之记。
诚如金耀基先生在序言中所言:《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是一部可以成为现代经典的华丽的巨著,是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典范之作,更被著名的宗教研究大师欧大年称为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是不少社会学学者研究宗教的重要参考书。
在书中,杨庆堃先生直言:“本书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在中国社会生活和组织中,宗教承担了怎样的功能,从而成为社会生活和组织发展与存在的基础,而这些功能是以怎样的形式来实现的?”针对上述问题,杨先生通过解读大量的地方志、田野和文献资料,深刻探讨了中国宗教的有无、中国宗教的特征及类型等问题,澄清了中国宗教的现状、形态、结构地位、宗教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
关于宗教有无的问题,或是说,儒学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他认为,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一定要先修正宗教的定义。
“从一个宽泛的视角看,宗教会被看成一个连续统一体,从类似于终极性、有情感特质的无神论信仰,到有终极价值、完全由超自然实体的象征和崇拜与组织模式来支撑的有神信仰。
研究中国宗教的社会学范式杨庆堃眼中的中国社会宗教_金耀基

社会2007・1S ociety 第27卷研究中国宗教的社会学范式杨庆堃眼中的中国社会宗教3金耀基 范丽珠金耀基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讲座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范丽珠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博士3Yang,C .K .1961.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 2ti ons of Religi on and Some of Their H ist orical Fact or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 ornia Press .摘 要:本文通过杨庆堃教授对中国宗教极其卓越和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来审视中国宗教的社会学范式。
杨氏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是一部堪称现代经典的华丽巨著,是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典范之作,是社会学学者研究中国宗教的重要参考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创新意义。
相对于西方宗教的制度性,杨氏提出发散性宗教的概念,指出散开宗教的信仰和仪式有机会发展为有组织的社会体系,同时它是作为社会组织模式整体的一部分,在散开的形式中,宗教发挥着多样的功能,以组织的方式出现在中国社会生活中。
杨氏是第一个从宽阔的社会学角度来证明中国宗教存在形式、合理性以及历史传统的华裔学者,对于其后学者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
关键词:杨庆堃 中国宗教 宗教社会学 杨庆堃教授对社会学研究领域的贡献决不仅仅局限于对中国宗教的研究,他的研究涉猎于中国家庭和农村社区以及儒家传统等,而尤以杨氏对中国宗教的研究,极其卓越且具有开创性。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是一部堪称现代经典的华丽巨著,是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典范之作,被著名中国宗教研究大师欧大年(Daniel Over myer )赞誉为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是不少社会学学者研究中国宗教的重要参考书。
此书于1961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即使在40年后的今天重读此书,我们仍然发现这本书充满着新意和启发性,并有极高的社会・2007・1学术价值和理论创新的意义。
评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

评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评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徐思源一、缘起作为杨庆堃研究中国宗教的经典著作,《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自出版甫始,1就颇受中国宗教研究者的瞩目。
评论者多以为该书对中国宗教与伦理体系进行了开创性的综合分析,其中的诸多创见对研究中国宗教甚至研究宗教比较都有莫大启发,2以至欧大年(Daniel L. Overmyer)认为此书可被称为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
3这部早应被译出的学术佳作现在终于呈现在我们面前,无疑是憾事后的大幸事。
4 然而一如所有学术杰作,该书也饱受争议,其中之一便是批评杨氏力求巨细无遗,以至行文冗长、琐细。
5因学有未逮,笔者在试图把握杨氏思想观点时,更觉得很难在总体上加以分析。
职是之故,本文拟集中围绕《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中的具体因素——家庭——去讨论杨氏笔下的中国宗教。
在材料运用上,我们将主要依靠对杨氏该书的评论、杨氏在该书中引述过的材料以及杨氏的其他著述去厘清相关问题。
之所以选取“家庭”作切入点去考察杨氏笔下的中国宗教,还有一个原因便在于这是杨氏的研究重点之一。
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出版之前,杨氏就曾出版过有关于中国家庭研究的专著,题为《共产革命时期的中国家庭》(Chinese Communist Society: The Familyand The Villag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59),着重考察了中国家庭中的妇女与婚姻问题的变迁以及家庭的经济、等级结构等。
6同年出版的《早期共产主义过渡中的一个中国乡村》(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59)也设专章考察“家族制度”(Kinship System)并讨论了它的变迁,直到1989年出版的《中国社会:从不变到巨变》(与刘创楚合著)都在“社会制度”一章中专门讨论了家族制度。
杨庆堃与《中国社会中的宗教》

杨庆堃与《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导读:杨庆堃(C.K.Yang,1911-1999)原籍广东南海,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
1932年获燕京大学社会学学士学位,……杨庆堃(C.K.Yang,1911-1999)原籍广东南海,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
1932年获燕京大学社会学学士学位,1934年获该校硕士学位。
1939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
先后任纽约商报编辑、华盛顿大学助理教授。
回国后,1948年起任岭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并在广州近郊鹭江村从事农村社区的调查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在北京担任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工作。
1951年再度赴美国,任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1953年后任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教授。
70年代,在香港中文大学创办社会学系,获该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1972年获匹兹堡大学卓越服务教授荣誉称号。
杨庆堃在社会学研究中,侧重于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学研究,重视时空压缩理论,致力于社区调查,晚年尤其关注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工作。
1979年,杨庆堃多方筹集资金,邀请中美学者在北京先后举办了两期社会学暑期短训班。
1980年,广州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恢复以后,扬庆堃动员了大批中外社会学教授到该系任教,并筹集资金,资助青年学者出国深造,为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5年中山大学授予他社会学名誉教授称号。
1987年他在匹兹堡大学退休。
主要著作有:《革命中的中国农村家庭》(A Chinese Family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1959)《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村落》(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1959),《中国社会中的宗教》(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1961),《过渡期中的中国农村》(1961),《19世纪中国群众行动某些统计模式》(1976)等。
杨庆堃宗教功能理论简评

杨庆堃宗教功能理论简评作者:陈晓聪来源:《青年与社会》2014年第04期【摘要】杨庆堃先生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中根据宗教社会功能将中国的宗教类型分为制度性宗教和分散性宗教两种。
文章旨在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它们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既相互依赖,又有着不同的社会功能的分工:制度性宗教注重人本的关怀,分散性宗教更着重强调权威;对当权者来说它们是相互制衡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宗教社会功能;制度性宗教;分散性宗教一、功能性角色定位制度性宗教和分散性宗教的两种类型宗教划分是借鉴了瓦哈的宗教社会学的理论。
瓦哈在《宗教社会学》中,区分了两种形式的宗教组织:相同性的“自然团体”与“特殊性的宗教的”组织。
于是,杨庆堃先生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形,根据不同的社会功能,遴选出两大宗教模式:制度性宗教和分散性宗教。
所谓制度性宗教是一种宗教生活体系,包括几个方面内容:(1)独立的关于世界和人类事务的神学观或宇宙观的解释;(2)一种包含象征(神、灵魂和他们的形象)和仪式的独立崇拜形式;(3)一种由人组成的独立组织,使神学观简明易解,同时注重仪式性崇拜。
借助于独立的概念、仪式和结构,宗教具有了一种独立的社会制度的属性,故而成为制度性宗教。
制度性宗教在传统中国以三种方式存在:其一是原始宗教的一部分,由一些专门人士来执掌,如风水师、占卜者、男巫和其他类型的术士。
这些人对中国传统宗教非常熟悉。
这一群体保留了传统神学思想和古代宗教的神秘法术,而且其成员大多将其宗教实践视为一种与其世俗社会成员地位相分离的角色。
其二是普世救赎性的高级宗教(或普世宗教),它获得了法律的承认并有公开存在的权力,最重要的代表是佛教和道教。
第三种形式是混合型的宗教团体,长期以来在政治镇压下,以地下或半隐蔽的方式存在。
杨庆堃先生主要阐述了佛教和道教来作为代表。
分散性宗教被理解为:拥有神学理论、崇拜对象及信仰者,于是能十分紧密地渗透进一种或多种的世俗制度中,从而成为世俗制度的观念、仪式和结构的一部分。
论杨庆堃的分散性宗教

论杨庆堃先生的分散性宗教陈伟涛摘要:杨庆堃先生通过“分散性宗教”这一概念准确地分析出了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状态和性质,并有力地回应了一部分西方学者的“中国人无宗教信仰”的错误观点。
本文重点分析杨庆堃先生“分散性宗教”这一核心概念,并通过对其特性和社会作用的探讨来进一步加深对这一概念的认知。
陈伟涛,男,1979年出生,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2007级博士研究生,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讲师。
关键词:分散性宗教特性社会作用华裔美籍社会学家杨庆堃先生(1911-1999)对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和发展做出过极其重要的贡献,他的一系列著作直至今日仍然在指引着中国社会学者前进的方向。
他在《中国社会的宗教》一书中创造性地提出:“宗教会被看成一个连续统一体,从近似于终极性、有强烈情感特质的无神论信仰,到有终极价值完全由超自然实体所象征和崇拜与组织模式来支撑的有神信仰。
”①从而,有力地驳斥了把制度性宗教与民间信仰严重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并大胆地提出“分散性宗教”这一重要概念。
一、分散性宗教提出的背景:西方宗教理论的水土不服“宗教”这个词是舶来品,最早于1890年被介绍来中国,本质上就是将一个西方的概念移植到中国。
而且,还是二次移植。
因为,与大多数舶来词汇一样,宗教等相关词汇基本上是20世纪初通过日语转译而来的。
众所周知,翻译必然带有意义的丧失甚至是扭曲。
最好的翻译效果也只是相近于词语的本意,更何况是二次转译!因此,中国的“宗教”一词无法完全对应于英文中的“religion”。
以“diffused religion”为例,有的人认为应当翻译为“扩散性宗教”(瞿海源教授),有的人认为应当翻译为“普化宗教”(李亦园),而欧大年则认为应该翻译为“散开性宗教”。
因为他认为“diffused”在英文里面是个贬义词,暗含有中国宗教是劣等的意思。
虽然杨庆堃先生精通英文,但仍然在用词上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微妙差别,这再一次证明了东西方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二者并没有简单的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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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杨庆堃先生《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有感读杨庆堃先生《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有感柏宇航时至今日,中元节(纯属偶然),终于把杨庆堃先生的大作《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2007年上海人民出版)细细地读完了。
与此书结缘,还是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大学同学刘欢是读宗教学的,此书为必读经典书目,导师要求他们每人一本。
由于,她本校图书馆没有收藏此书(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的是2016年才出现的),故来师大找我复印,室友斌哥告知,此书确为研究宗教学或是社会学的经典,不妨多复印两本(我二人也人手一本)。
拿着复印本大致看了一些,当时就被其书中第二章“家庭整合中的宗教”中细致入微的描写所折服,之所以有此感触,主要在于书中的描写和分析与我的经验高度重合(在老家,参加的葬礼也有很多次了),让我有一种“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的感觉。
后来,偶然机会买的07年上海人民出版的原版,在后来,看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便又再买了一本【书影在最后】。
二书均被藏之书柜。
如今,打扫书柜,见之二书,便打开了尘封的记忆。
一口气,将之读完。
心中无限满足之感不觉外溢,遂为之记。
诚如金耀基先生在序言中所言:《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是一部可以成为现代经典的华丽的巨著,是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典范之作,更被著名的宗教研究大师欧大年称为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是不少社会学学者研究宗教的重要参考书。
在书中,杨庆堃先生直言:“本书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在中国社会生活和组织中,宗教承担了怎样的功能,从而成为社会生活和组织发展与存在的基础,而这些功能是以怎样的形式来实现的?”针对上述问题,杨先生通过解读大量的地方志、田野和文献资料(当然时间有点远,该书英文版的成书时间是1961年),深刻探讨了中国宗教的有无、中国宗教的特征及类型等问题,澄清了中国宗教的现状、形态、结构地位、宗教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
关于宗教有无的问题,或是说,儒学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他认为,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一定要先修正宗教的定义。
“从一个宽泛的视角看,宗教会被看成一个连续统一体,从类似于终极性、有情感特质的无神论信仰,到有终极价值、完全由超自然实体的象征和崇拜与组织模式来支撑的有神信仰。
”以此观点来看,儒学不被当做完全意义上的宗教了,但是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教化,它具备宗教的特质。
关于宗教的类型,杨先生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宗教类型学概念——制度性宗教和分散性宗教(又译弥散性宗教、普化宗教、分散性宗教等)。
制度性宗教,有自己的神学、仪式和组织体系,独立于其他世俗社会组织之外。
它自成一种社会制度,有其基本的观念和结构。
比如中国的佛教和道教。
而分散性宗教,其神学、仪式、与世俗制度和社会秩序其他方面的观念和结构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分散性宗教的信仰和仪式发展为有组织的社会体系,同时它是作为社会组织整体的一部分,在分散性的形式中,宗教发挥着多种功能,以组织的方式出现在中国社会生活中。
如此看来,在中国形式上有组织的宗教不够强大,并不意味着在中国文化中宗教功能价值或宗教结构体系的缺乏。
关于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这是杨先生讨论的主体内容。
从宗教在家庭整合中的作用来看,几乎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宗教活动的中心。
因为差不多各家各户在危机来临或遇重大事件,如出生、婚丧或传统节日时,人们在家里供奉众神的神龛,举行各种宗教仪式。
比如供奉着祖先的牌位、神明的画像等等。
到目前为止,中国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宗教内容还是祭祖,一种有助于中国社会基本单位——家庭整合和延续的仪式。
下面杨先生的描述,也是我生活中常常见到的场景,正是属于我经验范畴,所以感触颇深(也是这次读书笔记重点要记录的内容)。
中国老百姓常常感叹,无论怎么努力,也难保一辈子无病无灾,生活富足,家庭和睦。
人们深切地感受到,家庭生活的好与坏并不完全由人类掌握,而是需要神灵力量的保佑。
宗教对传统家庭的影响随处可见。
走进任何一间屋子,迎面而来的是贴在门上的彩印或手绘的门神,门神的作用是保护家宅和家庭成员,辟邪驱鬼。
挨着门的地方摆放着土地爷的供桌,土地爷保护全家平平安安,并且监视着家庭成员恪守宗教道德和社会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而天官则供在院子里。
给家庭带来财产和财富的财神通常置于厅堂或正房里。
不得不提的是灶王爷,灶王爷总供在做饭的炉子上面或旁边,他在年末要向天上的最高神—玉皇大帝报告该家庭及其成员一年的行为举止,来决定这个家庭应该得到奖赏还是受到惩罚。
在那些对宗教信仰非常虔诚的家庭里,还会供奉观音菩萨或其他神像,以保佑家庭幸福。
在危机来临或遇重大事件,如出生、婚丧或传统节日时,人们在家里供奉众神的神龛,举行各种宗教仪式。
每当此时,神社、崇敬的氛围就会弥漫在家庭生活的各个角落,于是家庭就成了宗教活动的中心。
【祖先崇拜的普遍意义和性质】供桌就摆在房子的门厅或大厅里最显眼的地方,不难看出祖先崇拜在中国人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
供桌上端放着历代祖先的牌位,他们分别代表不同的祖先。
祖先牌位前点着一盏光线幽暗的油灯,不时地供着香烛,家庭的祭祖仪式就在这里举行。
这一切表明去世的祖先在家庭活动中仍占有一席之地,不仅在阴间继续照看家庭成员的一举一动,并且以看不见的方式保佑家庭的幸福和兴旺。
事实上,后人所获得幸福和成功都被看作是祖先工业的延续,是祖先荫蔽的结果。
于是通过祖先崇拜,死去的先辈作为一种源泉始终激励着在世上活着的后人。
继承传统思想的中国人认同祖先崇拜的价值,他们特别担心,如果年轻一代拒绝延续祖先崇拜,就很难避免某些无法预料的灾难降临。
从根本上讲,祖先崇拜是一种生存策略,用以对付家庭群体中由于近亲死亡二带来的情感崩溃和社群瓦解状况的发生。
毫无疑问,在情感上,社会上和经济上生者对死者有很大程度的依赖,尤其当死者是顶门立户的成年人时,情况就更是如此。
一个人突然撤手离去,不再回来,不仅带来情感上的悲痛,给活着的家庭成员造成精神压力,也使家人变得迷茫、沮丧,不知所措。
对于家人来说,各种现实的问题立刻随之出现: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从哪里能获得适时的安慰和经济支持?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人去屋空的寂寞?失去亲人的感觉,正如大家熟悉的诗句所描写的那样,“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如果死亡对于死者来说是最后的结局,那么对于生者来说,死亡仍然萦绕在他们中间,人们敬畏死亡,在情感上拒绝接受它,但还要承担起忘掉死亡,继续生活下去的责任。
改变死亡带来的所有负面影响的一种方法是,假设死者继续存在,以此来减轻可能出现的悲伤和颓废消极,目的是让家庭成员再次凝聚力量,继续生活下去。
这种假设的一种表现形式是相信灵魂存在,另一种是将对死者的纪念作为永恒的形式。
祖先崇拜就从这一假设发展而来。
儒家传统强调慎终追远,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
但正是相信死者继续以灵魂的形式存在,以及进一步假设灵魂和生者相互依存,才导致了祖先崇拜中的这些崇拜行为。
从技术上讲,祖先崇拜由两部分组成,即人死后随即进行的埋葬仪式,和使生者与死者之间保持长久关系的供奉仪式。
【丧礼的基本构成】(一)安顿超度亡灵由拒绝接受死亡而产生一系列宗教仪式,其目的是使死者在另一世界过上舒适、幸福的生活。
人死了以后,最普遍的做法是要“报庙”,就是立即把死者去世的消息报告给阴间的阎王爷。
报庙的地方可以是土地(土地神)庙、城隍(城神)庙、五道庙(五道神)等。
另一些宗教仪式的目的在于为死者灵魂提供安全、迅速地进入天堂的途径,并让他们在那里过上舒适生活。
比较典型的包括:人们会给死者穿上最好的衣服,在其嘴里放入金银珠宝或其他贵重东西,在棺材里放入死者生前最常用的东西。
在送葬队伍前撒纸钱也具有同样的功能,目的是打发路上所有妖魔鬼怪的干扰。
而且在不同的服丧阶段,也要烧大量物品,如死者生前拥有的衣物、纸钱、纸马、纸船以及纸房子。
纸房子是缩小的房子,包括大厅,房间,花园,家具以及随从家仆。
(现在烧的就更多了,诸如手机、空调、麻将、电视、电脑……)烧这些东西并不意味着死者与生者的最后分离,而仅仅是为了使死者到另一个地方也能跟活着的时候一样有各种物质享受,甚至更好。
接着,尤其是家境好的家庭中,在人死后七周内,每隔七天都有一个宗教仪式来安抚死者的灵魂。
如果经济条件允许,还要请道士跟和尚诵经。
安排这些活动的目的是帮助灵魂成功地通往西方极乐世界。
这些活动中包括帮助灵魂穿过“奈何桥”。
这是死后的必经之路。
这座桥把阴阳两届分开,人们相信死者灵魂从这座桥可以最后看一眼人间,“奈何桥”也由此而得名。
在有些地方,在人死后的3到7天里,要举行一个复杂而精致的仪式,其中一个内容是在院子里或房屋前放一个大的纸桥,在和尚唱经的同时,通常是死者的长子捧着死者的灵牌一步一步,上桥下桥,最后把桥烧掉。
悼念者的这种行为强化了这一信念:尽管亲人的生命终止了,但他的灵魂仍然存在。
(二)保护生者免受鬼魂的困扰我们上述的宗教活动,一方面表达了生者拒绝接受亲人死去这一现实的情感,另一方面,他们也有取悦死者灵魂的目的,希望死者能用它超自然的力量来福佑家人,使他们免受各种灾难的困扰。
但是,除了依靠死者灵魂保护之外,由于死亡本身很可怕,人们还是对死者怀有某种恐惧嫌恶之感。
死亡被认为是邪恶的,受死亡支配的人没有人性,其行为不可预测,或许会加害于人,哪怕是自己最亲密的亲属。
因为,它是不自主的,没有自我意识的,也许因为喜欢,因为爱,与亲属发生联系,依然可能会造成伤害。
因此,人们也要采取某些措施,通过丧礼仪式的种种设置来防止亲人死亡或是其他相关灵魂带来的不良后果。
比如尸体在放入棺材之前,通常脚对着门;比如由于害怕死亡具有某种神奇传染力,人们忌讳丧主到自己家里串门;比如参考中国农历并借占卜来选择最佳的日期和时辰;比如坟墓风水的选择;再如,为了把在丧事活动中可能产生的邪气从屋子里驱赶出去,葬礼最后要烧掉丧服……(三)悼念方式另一种缓和由亲人的死亡带来的情感冲击和震撼的方式,是通过一些常见的哀悼活动来表达。
这包括大声恸哭,最好是让街上的人也能听到;吃粗茶淡饭,用最简陋的器具,换上由最廉价的麻布做出的丧服,忌讳平时的衣服,不许戴色彩鲜艳的装饰……在服丧期间,所有喜庆活动,如婚礼或生日庆典,全部禁止参加。
在很多中国传统的哀悼活动中,尤其是在哭悼仪式上,很容易让家庭成员感受到凝聚力的存在。
直系亲属——通常是死者的儿女或配偶——大声哭泣,是在真诚的表达伤痛。
丧主的家人自然是极其悲伤,仿佛被悲伤击垮了一样,走路都需要人搀扶,而此时那些在场的其他亲属,他们的看哭泣往往明显带有矫饰的成分。
在很多场合下,大部分哭灵,尤其是死者的非直系亲属的哭灵往往不是发自内心的。
有时,全部家庭成员集合在灵台前,像合唱一样集体哭灵。
这时,只要你仔细聆听,就能分辨出谁在真哭。
在仪式性哭泣中,除了抽泣和叹息,还要说一些话来表达对死者的情感,希望死者灵魂升天,歌颂他生前的行为,最后一项是最重要的内容,常常要通过专业哭灵者的哭诉来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