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问题期末作业

姓名：裴天魁
学号：11073144
网络工程四班
关于中国经济问题浅谈
随着中国经济的告诉发展，许多问题也日益凸显。

我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不断增强的通货膨胀、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产业结构转型的缓慢。

这三大问题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致命因素，本文将分别阐述这几个问题的成因、分析问题、依据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知识提出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

通货膨胀的加剧已经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贫富差距的扩大进一步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不利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产业结构转型的缓慢使中国长期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制约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第一，我们过去的繁荣建立在出口高增长和投资高增长之上。

这个高增长有一个特点，就是持续的高增长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产能，特别是制造业，很多与房地产相关的制造业，产能非常大。

这一次保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把这些落后的产能淘汰，而有时候反而是逆调整，就是技术水平不高的钢材卖不出高价，需求量不大，技术含量高的钢材卖不到好价，没有需求，这就是一个逆调整。

保增长已经产生了某些负面效应，第一个效应就是我们还是继续过度依赖于投资，投资依然带来产能的扩张，产能扩张就会带来麻烦。

国家现在重视了，对六个行业进行了结构调整。

我认为产能过剩问题，不是明年会显现，而是后年，未来好多年中国最大的一个压迫经济的力量是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问题过去有两个方法解决:一个是出口，一个是投资来消化产品。

担心出口这架马车歇下来之后，中国投资增加产能，以后就会很麻烦，就会形成产能过剩危机。

所以现在一定要通过调整结构，通过让投资适当的放慢，来减少产能过剩的压力。

第二，资产泡沫问题。

20XX年的GDP总量增长大概是1.6万亿，我们20XX 年的信贷增长是10万亿。

这就意味着我们信贷扩张的产出效应是很低的，但产生另外一个效应很高，就是资产泡沫，预计中国的房地产价格稳定了之后还是会拉高的。

过去的八年，2001-20XX年，中国信贷总投放量新增的是20.1万亿，同期GDP增长是20.4万亿，有多少信贷创了造多少GDP。

20XX年我们还是按照多少信贷创造多少GDP， GDP应该增长35%，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增长只有8%。

我们实体经济，整个经济对货币的需求并没有那么大，并没有10万亿，但我们投放了10万亿。

实际可能要6万亿，我们多出了4万亿，多出的4万亿最终的结果不是选择通货膨胀，就是选择资产泡沫，所以资产泡沫对未来发展是很危险的。

第三，国际贸易摩擦集中爆发。

也就是中国未来面对的国际格局和国际形势会非常复杂、非常冲突，摩擦将不断加剧。

美国经济增长恢复了，反而放手，采取很多对中国不利的政策，造成价格的上升、下降，美国可能会采取抑制中国的政策，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包括可能造成价格的波动。

而且还有贸易保护主义和人民币升值，像这样的因素，美国明年可能不断地打这些牌，核心要
务是抑制中国。

中国的城市化之落后于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去50多年里工业化的道路非常独特。

工业化高速发展时期的国家，几乎都会发生投资和建设的混乱现象，越早越如此，但是一般说来，在其他国家，工业首先在城市和矿山兴起，达到一定程度后逐步向郊区或其他低成本的城镇转移。

但是中国的工业化从50年代兴办人民公社时就开始向广大的乡村分散，“大跃进”失败后，为了调整经济，不得不动员大量人口返回农村，而且不得不实行最严格的城乡户籍隔离，实际上经济体系也被分割开来，城市工业是自我服务的，农村工业被允许自成一体。

70年代就已形成“社队企业”，改革开放后更如决堤之水，波涛汹涌。

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具有根本性意义，因为它所带来的对传统计划经济的冲击既是致命的，又是温和的，没有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中国经济改革不可能很快地且持续地见到发展成效，市场经济机制也不可能稳步地不可逆转地取得支配地位。

但是，由于制度和政策上沿袭了“二元安排”，乡镇企业及其资源被挤到城市经济体系之外的地方寻求出路。

以乡镇企业遍地开花为特征的农村工业化，导致了工业组织在空间上的过度分散，90年代初期大约87%的乡镇企业分布在村，直到今天仍然只有30%左右进入城镇和园区，服务业的市场形成相对延迟，乡村人口的非农化自然也放慢了步伐。

这种过度分散的工业化道路对整个经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及内部的结构平衡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在最近十多年里越来越严重地显现出来。

除了当期的资本投入浪费和持续多年的银行贷款坏账之外，资源、环境以及人口质量方面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仅只从这一角度来观察，就可以看到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分割是造成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深层原因，在带来严重的社会道义问题之前，首先是大大降低了经济效率和国民福利可能达到的水平。

然而，许多中国经济学家，甚至还包括相当数量的外国经济学家认为，工资水平的停滞和就业保障的缺乏，是中国经济的优势所在。

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有一点道理，但是那些言之凿凿的论据其实大都似是而非。

一是所谓“原始积累论”，套用工业革命时期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起飞国家的情形，强调资本的极端稀缺性，显然与中国连续多年资本净流出的状况有天壤之别；二是所谓“劳动力无限供给论”，违反了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资源都是有限的，劳动力资源更是有限的，而且供求均衡取决于价格水平，在“民工荒”的呼叫声中这种理论已经听不到多少动静了；三是所谓“劳动力市场弹性说”，把劳动者区分为城镇的和农村的、本地的和外地的、固定的和临时的，同工不同酬，只能增加摩擦和风险，降低工作效率，这种“弹性”决不是经济生机和活力所需要的；四是所谓“有利于城乡双向流动说”，实质是期望城市和政府对外来务工人员不承担任何责任，一旦经济波动有人失业，他们能自动返回老家，然而没有看到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逆的现代化过程；五是所谓“保持竞争力理论”，现代经济竞争靠的是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靠的是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如果把市场优势长期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这种经济注定会走向衰败；六是所谓“保护农民理论”，认为如果进城务工者的待遇好过在家务农者，那就会从根本上动摇农业基础，岂不知农业产业化之所以步履蹒跚，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土地上滞留的人口太多等等。

类似的高论还有许多。

我们不能不提出一个最简单的问题，1995年以后的10年里国民经济增长1.38倍，但是数以亿计农民工的工资几乎没有增长，那么多新生产出来的产品谁来消费呢？不要考虑道德和良心，暂不讨论生产目的和社会价值，
仅就经济自身循环的要求来观察，难道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高工资高福利曾经在发达国家导致高物价和增长停滞，但是，大概不能因之就说我们期望的是一切都相反。

值得庆贺的是，去年以来终于出现了好转的势头。

与劳动力市场统一密切相关，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性建设，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

中国在养老、医疗、失业等基本社会保障领域面临两个挑战，一是和其他国家一样，原有的现收现付体制在财政上难以为继，而且造成严重的低效率；二是数以亿计的劳动者及其家庭没有被纳入任何保障体系。

与城市化进程人为拖延不无相互关联作用的是，坚持排斥农民进入统一社会保障体系，而这样做的理由之一是农民的承包土地可以成为其最好的社会保障。

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会发现，此说难以成立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几点：（1）土地是农民家庭的生产资料，如果用来养老或医疗，那就得出卖；（2）土地在法律上并不是农民可以自由出售的；（3）国家垄断非农用地的一级市场，农民并不能得到大部分土地出让收益；（4）土地有级差，不同条件不同地段的土地出让价格可能有天壤之别；（5）农民从土地非农化过程中得到的现金收入可能储蓄也可能消费，但两者都不属于社会保障；（6）任何国家，特别是工业化有所发展的国家，都不可能无视公民缺乏最基本保障的事实，否则经济社会稳定就难以维持，换言之，政府要对所有农村居民承担一定的社会保障责任，这是不容讨论的既定前提。

由于经济高速发展，人口还比较年轻，又不存在高福利国家那样的负担，中国的社会保障问题相对说来更容易解决。

首先必须确立起预筹积累的模式，不能重复欧洲的“大锅饭”制度，但是不应搞成自由分散的基金运作；其次，必须保持开放形态，把进城的农民以及没有进城的农民逐步纳入基本保障体系。

疑问马上产生：哪来那么多钱呢？谁会为过去没有积累的中老年职工以及农民提供积累呢？因此，结论似乎只能是，新体制要么不能转动，要么只能“空转”。

我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沉迷于一个所谓的“一石三鸟”的幻想：把一定数量国有资产和国有土地收益划拨给社会保障基金，使预筹积累模式立即运转起来，可以为每一个人算账到每一年每一月，不需要所谓划分老人、中人、新人的过渡办法；使国有企业立即改变“所有者缺位”状况，而且可以通过市场更顺利更平稳地调整产权结构；使农村人口城市化持续平稳，避免土地用途转变收益被各级政府挪作它用，甚至也可避免补偿给农民的资金被农民自己挥霍一空。

这种思路的要害在于把存量资源盘活并与增量资源相统筹，使新机制完全彻底地运行起来。

幻想如果不能变成现实，那就只能是幻想。

我自然期待着它能变成现实。

遵循类似思路的贵州住房改革取得成功之后，可能更增加了理由去期待。

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曾面临过很多重大的问题，中国都顺利地克服了这些困难和问题。

我相信只要中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中国一定可以顺利解决这三大问题，实现中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