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文化对文学的冲击与改写

影视文化对文学的冲击与改写
雷达
近年来，以文学原著改编的电影《一九四二》、《白鹿原》、《归来》，以及新版电视剧《红高粱》、《一个和八个》等的热播，让文学本身的存在有些快乐也有些尴尬；同时，据报道，《北京青年》、《失恋三十三天》、《老有所依》等“中国特色”影视漂洋过海，作为“国礼”送到了非洲，在那里颇受好评。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消费国，第三大影视产业生产国了。

有人断言，在视觉文化盛行的全媒体时代，文学的受众会越来越少，文学的存活空间也会越来越小，更有甚者，认为如不考虑影视的“可改编性”，不能为其所用，文学的审美特性将日趋萎缩云云。

作为年轻的艺术门类，影视一度被认为是“依文学而生”的，而小说被认为是影视的“拐杖”。

文学爱好者常常引用获奖电影百分之九十八来自文学改编以自豪。

这时候，文学是“清高”的，被置于象牙之塔，而影视被归为“通俗文艺”，还有“经典具有不可改编性”的夸张说法。

当年鲁迅确曾对有人改编《阿Q正传》说过，“‘阿’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舞台，将只剩了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答王乔南》)。

但改编还是在照常进行着。

人们对夏衍改编《祝福》《林家铺子》见仁见智，但总体上是大力肯定的。

传说钱钟书对电视剧《围城》连一集都不屑看，其实是假新闻，事实是，钱钟书和杨绛对改编很满意，看带子连午睡习惯都打破了，钱先生特意给为拍片努力减肥的陈道明赠墨宝，以方鸿渐戏称之。

关于影视与文学的关系，胡乔木在给黄蜀芹的信中说道：“影视艺术当然与文学不能相比，书中精细的心理描写和巧妙机智的语言难以在电视片中充分表现，但是影视艺术通过人物场景和形象给予观众的视听直感亦非小说所能代替”。

可为的论。

可是，随着全媒体时代、读图时代的到来，影像语汇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

视觉文化正在把一切不可视的东西转化为可视的东西。

我们处身的世界也无不在摄影镜头和监控录像的覆盖之下，好像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简化成了“看与
被看”的关系。

文学也就必可不免地受到影像文化的检验，这不光指电视，电脑，视频，手机的覆盖之广，而且指生活的广大空间均被影像所复盖，几无个人秘密可言，我们身边的作家朋友，似乎也在不断“失踪”，去写电视剧了甚至去做“枪手”了。

文学作品一旦与影视发生关系，其销量、知名度都将飙升，文学“依赖”影视变成走出销量困局的一个途径。

比如《白鹿原》、《风声》、《色•戒》、《小时代》、《归来》公映后，均引起了重读和抢购原著的风潮。

有个观众看了《白鹿原》原作后叹道，看一部好小说远胜过看好几部电影呢。

但文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像文化的检验，它的门槛对文学门类的流行与否暗起作用。

小说因其叙事性和故事因素的是否适宜改编而受到筛选，一些最精华的文学因素，如心理刻划，景物描绘，滔滔议论，意识流，精妙哲思，就不得不遭到影像的某种扬弃。

影视对文学的伤害是隐形的。

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的用影视镜头来叙事的小说，文学性十分干瘪，却备受热捧。

以影视剧为主体的视觉文化正在冲击和改写着当下中国文学的生存现状。

一些精致的文学样式，如诗歌——文学皇冠上的明珠，还有抒情散文，只能接受读者日少的事实。

如此一来，传统的文学性因素被忽视，如环境描写的缺失：不管是巴尔扎克笔下的伏盖公寓，还是屠格涅夫的俄罗斯森林，在强调速度与冲击的视觉文化氛围中都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心理刻画在隐遁：像乔伊斯意识流小说中长篇的内心独白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思考挣扎，在彰显形象与可见性的视觉文化的逼迫下，在读者不耐烦的眼光中，无奈退场。

在如此强大的消费潮和视觉热的冲击下，文学是否将要接受“衰亡的宣判”呢？当然不是！首先，必须要分辨文学与影视在今天的审美特征区别，各守其土。

人们越来越清醒地看到，文学有文学的语言，影视有视影的思维，其区别是一为阅读、感悟，想象性语言，一为造型、视听性语言，二者的“结亲”主要体现在从文学作品到电影的改编上。

影视主要汲取小说的故事、人物元素，语言本身很难被改编，甚至很难“转译”。

视听语言的瞬时性和影视画面的平面化决定了它
不能、也不可能承载更丰富、更沉重的思想文化内涵，这是影视的娱乐功能决定的；影视，特别是电影的叙事时间，更多追求视觉冲击、画面感、剪辑艺术等，即使是故事片的叙事，更多是以不同角度把某个或某几个故事讲好，而很难在较短的叙事时间中展现深刻复杂的人性关系，但这恰恰又显出了经典长篇小说的优势。

目前，商业大片、青春喜剧、抗战神剧，宫闱秘史，都市言情竞相显现，让商家赚得钵满盆满，但留给观众的却往往是“一声叹息”。

在考虑影视生产与文学艺术的关系时，我们不得不考虑我们的大片生产。

今天，我们确实已经进入了大片时代，也拍出了不少国产大片，它们在技术、声光电以及情节的设置上似乎堪与国际大片“接轨”了，其热闹与嬉皮程度也使青年观众兴奋，然而，这些以票房为最高追求的快餐式的片子，大都在技术上胜利了，而在艺术上失败了，除了炫技的那点儿外在吸引力，人们普遍感到，片子的文化底蕴薄弱，思想空洞，我们最缺的倒不是技术，不是教人在现场傻乐，不是好莱坞式的大场景，不是“堕落又光彩夺目，野蛮又魅力非常”的娱乐至死，而是人性的深度和哲思的力量。

就这个意义而言，文学在今天不是没有价值，而是大有可为，它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善中国影视平庸化，浅俗化的弊端。

可见，影视和文学如何共存共荣是一个大问题，而简单地将二者关系对立，肯定是没有出路，也不符合当前文化发展的事实。

文学虽面临被“筛选”的被动，甚至面临视觉文化的重新选择，但文学、特别是小说本身的经典性不会因此受到根本性威胁，事实是，有改造就有反改造，文学的审美韧性和历史传统是极其悠久的，只消从近年出现的《一句顶一万句》《繁花》《秦腔》《老生》《隐身衣》《黄雀记》等等来看，可供影视直接利用的东西很少，反有一种“反改造”的凛然。

正因为如此，“经典阅读”作为一种逐渐清醒起来的声音引起共鸣，而视觉祛魅也将成为这个时代的人文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