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民法中的人格物

浅谈民法中的人格物
民法上的物，作为民事权利客体之一，是指存在于人身之外，能够满足人们社会需要而能为人所控制或支配的物质客体，一般以有体物为限。

很显然，上面所述的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财产符合物的一般特征，应该纳入物权法的调整对象。

但其与普通物又有明显的不同。

在物的传统分类中，若须找与之相对应的物的分类方法，只有关于特定物和种类物的划分比较接近。

所谓特定物，一般指自身具有独立的特征，或者因权利人指定而特定化，不能以其他物代替的物，包括在特定条件下独一无二的物和从一类物中根据民事主体的意志指定而特定化的物。

因其不能被替代，故又称为“不可替代物”。

在特定物界定的框架之下，将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人格物认定为特定物并无不妥，倘若细察之，我们不难发现现行法和现有物权理论中对特定物的界定显然不能凸现这类物的本质特点。

换言之，以民法现有的特定物的概念根本无法囊括这类物，特定物只是指被特定化的财产，而人格物首先是物，其次也是特定化的财产，但人格象征意义这一个特定的含义无法通过一般意义上的特定物体现出来，其独有的特性表现为：第一，人格物是有形的实体但又带有“无形性”特点。

人格物上附着精神利益，寄托了当事人的特殊感情，对当事人则意味着安慰、愉悦、哀思、回忆、财富甚或人生意义等等。

这种利益具有无形性。

已故父母的唯一的照片、在旅游景点煞费苦心拍的纪念照、结婚庆典上的录像带、几代祖传的祭祀器皿无一例外的都符合这一特征。

从某种程度
上讲，人格物所蕴含的精神价值已构成所有人人格的一部分。

因此美国学者玛格利特·简·拉丁指出，我们大多数人都把自己拥有的物品几乎当成是自己的一部分，这些物品与人格密切联系在一起，构成个人连续性的方式的一部分，如结婚戒指、肖像、传家宝或房屋。

人们可以通过因偶然失去物品而痛苦的程度考量某人与该物品关系的密切程度和意义，假如失去物品造成了无法弥合的伤痛，那么该物品与这个人的关系就非常紧密，该特定物就与该持有人捆在一起。

如珠宝商的一枚婚戒被盗，保险公司会赔偿该珠宝商的损失；但是一位深爱着的人所佩戴的婚戒被盗，那么用价格替代就不会恢复原状——也许无论多少都无法弥补。

第二，人格物蕴涵的人格精神利益通常只对当事人自己有重要意义且具有无形性，一般情形下非公众所能知悉。

当然，除非当事人出于防止可能出现的损害事件的考虑，事先声明并明确告知这类物的特殊价值和意义，以及一旦毁损将酿成无法弥补的后果。

第三，人格物的基本定位不在于它的实际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而是其所隐含的人格利益。

相反，如果评估它的实际市场价值，可能已经微乎其微，但是这并不会影响这类物对特定当事人的价值意义，也丝毫不应因此影响对这类物赔偿的法律后果。

换言之，这类物真实的使用价值和市场价值不会成为对这类物赔偿的主要因素或因素之一。

人格物与一般的物不同，应当是一种寄托了人的精神或者是能够给特定的人以精神满足的物，它可以没有实际的使用价值，更准确的说它的使用价值已经退居其次。

比如结婚几十年的老夫妻来讲，他们之间的
定情物在当时可能只值几元钱甚至不值什么钱，但是它见证了夫妻之间真挚的感情经历，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无价之宝，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它，更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其价值。

第四，人格物一般具有唯一性，一旦毁损便不可逆转。

哪怕是投入巨额的金钱也无法使其恢复原状。

这样的特点使得这种对人格物的损害行为的后果显得极为严重，也自然给当事人带来无法填补的损害，与对普通财产损害存在极大不同。

原因是人格物对特定当事人显得弥足珍贵，具有不可替代性，一旦毁损灭失，人格物上寄托的人格象征意义和纪念意义将无法用物质的方式加以恢复，使得这种损害成为一种不可愈合的伤害。

第五，人格物体现了财产权与人格权的关系，实际是一种人身性财产权，具有独立价值。

首先，人格物是人格要素和财产利益两个因素的有机组合，实现了内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这就是本文冠之以“人格物”之名的缘由。

其次，人格物能较好地统摄有形财产权与诸如人格利益、著作权和专利权等无形财产权的关系。

再次，人格物的称谓在形式上较好地反映了该类型权利和物权与人格权的关系。

人格物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课题是其范围究竟能涵括那些“物”。

首先是与个人生活有关的结婚证、某些照片（个人的或合影）、婚戒或类似定情物；这类物与会同一个人的自我认同有关，失去这些物品会带来精神伤害，并且无法以类似的物品替换来减轻这一痛苦。

其次是与家庭有关的某些祖传物品、祖坟、祠堂以及亲属的遗体等；这类物品不仅不可替代，而且在中国的特定文化中往往还不允许他人触动，具有某种神圣性。

如浙江省温岭市新河镇雅雀村的229位李氏族人将温岭市政府告上法庭，理由是市政府的信访复议决定书侵害了李氏族人对修建于光绪年代的雅雀村李家祠堂的所有权，该祠堂应为李氏族人的祖遗房产。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一些宗教的或少数民族的圣物。

第三类则出现得更晚，并不一定附着个人的强烈情感，但对于在一个日益陌生化的社会中证明自己特定的经历、成就并获得社会认同非常重要，例如某些奖状、奖章、证书等。

如一位迁居外地的老人若是失去了他的奥林匹克奖牌或是军功章之类的物品，就不便向社会表明自己的身份，就会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失去他本来可能享有的社会尊重；若是熟人、亲友去世了，那么这些证件或奖章之类的物品就可能是他向社会其他人证明自己的唯一证据。

在特定情况下，甚至护照、学位证书等也可能变成这类物品。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人格物的范围也在不断调整，在某些特定的领域引入或使用人格物的规则来解决实际问题，能发挥独特的法律效果。

如祖辈遗留的老屋、重要的文物、一些企业、农庄、学校等所有的一些具有纪念意义的或标志性的物品、建筑等都可能成为人格物囊括的范围。

比如，人格物概念的引入可以有效促进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
中的公平交易，维系社会的和谐；即使在强制征用和拆迁的条件下，公民、法人和其他群体不仅可以据此要求更合理的救济补偿，而且法院也可能比在没有这一法律概念的情况下作出更合理的货币补偿。

又如，目前一些重要文物受损害，只能用行政法或刑法来处理即使侵害人有经济支付能力，也只能诉求国家行政主管部门或法院以罚款或没收非法所得，并不能获得足够的经济赔偿，无法获得民法上的救济。

不仅诉讼主体会受到限制，而且救济手段受到限制。

若是确立了这类文物作为人格物，强调人们附着于这些文物的情感价值，因此文物单位或个人就有可能提出民事诉讼，强化对文物的保护。

如安徽省皖南古村落民居在不断被“蚕食”，而政府与民间均无更好的保护办法，使得这个居住理念、村镇布局、三雕艺术、画堂门联、祠堂建构等都蕴涵着丰富历史、哲学、文学、宗教、艺术、民俗等内容的古村落民居面临严重的毁坏局面，不仅是中华文化的一大损失，也是世界文明的一大损失。

最后，一些企业、农庄、学校往往会有一些纪念意义的或标志性的，但显然不够成文物或正在申报核定过程中的物品、建筑。

依据目前的法制，若是受损，由于法人和其他组织无法主张人格权利，无法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救济。

尽管从目前看，这也许还不够成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若是不予某种法律的保护，这将不利于中国的文化、社会事业的发展，不利于法人或
其他组织内部自觉的文化资产的积累，也不利于民众的相关意识的培养。

事实上，如今的许多文物，当年都只是普通的物品或建筑物，但时间久了，附着了人们更多的情感因素，之后就成为标志性物品和建筑，如今则成了文物。

因此确立人格物的概念，制定相应的法律规则，就会激励诸多民事主体自觉运用民事法律自我保护，不仅有可能防止因法律空白带来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可以减少政府规制之必要，弥补政府规制之不足，可以大大调动民间的文化积累的自觉性。

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社会文化转型同时又正处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大国更具有特别的意义。

事实上，在上述这类可能的争议中，除了行使请求权的主体有差别外，这类争议物的性质特点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结语
我国现行社会发展至今，人格物化类型程多样化，法律对人格物的保护要完善以及多部门法律的合作，才能保护人们合法的财产和精神利益复合的人格物，在未来的立法模式可以依托侵权责任法为主线，其他法律相结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