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典当业发展兴衰的思考

徽商典当业发展兴衰的思考
【摘要】当铺是我国传统的金融机构,其作为调节民间借贷的中介,具有坚实的客观经济基础。

本文以徽商典当业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原因,揭示了典当业的发展需要内外诸多条件的配合,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功能以服务经济发展。

【关键词】徽商典当业创新
典当业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古老的行业,在我国有着很长的发展历史。

最早的典当活动始于南朝,由寺院经营,叫质库;兴盛于明清两季,衰落于清末民初。

从明末以来,当铺基本是商人开设,再没有寺院开设的,这也说明明清以来,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必然带来了当铺主的变化。

而跨出省门到外省开当铺的,则首推明末徽商,当时已有“徽商开当,遍于江北”的说法。

本文从其经营的典当业出发,深度挖掘其兴衰的原因,这对了解封建社会金融机构的发展特点很有帮助,也希望能对当前典当业的经营发展有所指导和参考。

一、徽商及其典当业的发展
徽商,是明清时期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

徽商是明清时期中国最强大的商帮之一,在商界称雄二百年,势力高峰时期,“无徽不成镇”,“全国金融几可操纵” ,成为社会一大奇观。

徽商无货不居,以盐、典、茶、木为最大宗,兼营粮、棉、丝、绸、墨等等。

徽商的兴起是由多方面综合因素决定的,这包括:第一,徽州山多田少,农业生产条件差,因而不得不商贾他乡,求食四方;第二,徽州境内有一定的水路交通,方便经商;第三,徽州地处经济发达地区附近,尤其是宋室南迁杭州后,政治经济中心南移,为徽商兴起创造了条件;第四,徽州有竹木等自然资源,为徽商互通有无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五,徽商“贾而好儒”,官商结合等。

同时,宗族势力在徽商形成和兴起的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徽商依托宗族势力获取资金和人力上的支持,建立商业垄断,展开商业竞争,控制从商伙计,组成徽州商帮。

可以看出,从现代意义上说,徽商典当业大多采用的是以商业资本投资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的组织形式。

典当业是徽商经营的仅次于盐业的行业。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贵金属白银已成为社会上通用的货币;南方各省盛行的押租制也扩大了白银支付手段功能。

这些使得广大农民、小生产者所必须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更加依赖市场,使用货币的机会越来越多,而农民的日益贫困使他们对货币的需求日益迫切,从而使他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典铺以解燃眉之急。

而拥有大量财富的徽商,也需要新的牟利渠道,典业是最适合商人放债的一种经营方式,因此,徽州典业迅速发展起来。

这一时期,徽商开设的典肆遍布全国,数量之多,规模之大,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比拟的。

徽商程壁治典于江阴,清兵南下时,为支援军民守城,先后捐银竟达175000两之多。

清代侨寓扬州的徽商吴某,“家有十典,江北之富未有其右者”,号称
“吴志典”。

清代徽人汪巳山,其家侨寓清江浦200余年,“家富百万,列典肆,俗称江家大门”。

明末休宁人孙从理,在浙江吴兴一带经营典业,“慎择掌计若干曹,分部而治”,前后增置典铺上百所。

清代歙商许某,累世经营典业,资本多达数百万,家有“资物之肆四十余所”,布列于江浙各地,各典肆的“管事”以及“厮役扈养”共计不下2000人等等。

除了资本上的雄厚实力之外,徽商还逐步降低利率,取息仅一二分,至多不过三分。

通过对文书资料的分析,也进一步证实了徽州典当业的实际资本利率并不高,在徽商经营的诸多行业中并不是最高的。

这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进步性,减轻了高利贷资本对生产的破坏,便于小生产者利用典当资金以济缓急,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具体的经营策略中,也改变了传统的典铺石库形式,开始尝试四面开门,分头接待顾客,藉以提高营业效率;严格约束员工,贷出的银子成色好、重量足,计算利息公道,收回银子时不得多取分文。

这些都为徽州典商赢得了非常好的“商誉”,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自身的市场领导地位。

二、徽商典当业衰落的原因分析
1、战乱和人祸的冲击
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发生的中国社会的战乱,即清朝封建政府和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之间的战争,加速了徽州典商的衰落。

包括鄂、赣、皖、苏、浙在内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战乱最严重的地区,也正是徽州商帮商业经营活动最主要的区域,这使得徽商传统的“吴楚贸易”几近中止,徽商在江南市镇中的商业活动陷于瘫痪,也严重打击了盐、典、茶、木等四大徽商支柱行业。

凡是经历了战争的城镇,工商业均遭受了严重破坏,当铺更是被洗劫一空。

这一时期的战乱对徽州本土也造成了严重冲击:徽州财货及徽商资本遭受巨大损失,徽州士民以及徽商人员遭受重大伤亡,徽商家园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不仅太平军要劫掠资财,连清兵也没有放弃发财的大好机会,在徽州纵兵大掠,全郡窖藏一空。

同时,为了战争筹款,清政府更是大幅度增加茶叶税和开征厘金,强迫徽商贩铜和捐助团练,增加了税负负担。

当铺的高柜台和高围墙,在和平年代,能起到保安全的作用,但是,在战争和人祸面前,却不起任何作用,或者说必定要经历“一场浩劫”。

此外,面对动荡的局势,典当行在日常的经营中,也开始不断调整当利、押物估值率和典当期,这也影响了其自身的持续经营,降低了原先的“商誉”。

2、官商结合模式的不稳定性
徽商是在封建政权的庇护下得到发展的,在享受许多优惠的经营条件和特权的同时,也受到各级官吏和衙门的勒索榨取,各种各样的捐输、报效成为徽商的一项沉重负担。

这也是徽商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道光年间,清政府先后在两淮将纲运制改为票盐法,原来官商一体的包销制被打破,盐商难逃厄运。

盐商是徽商的主体,其成败标志着这一商人集团的兴衰隆替。

徽商典当业是以商业资本投资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商业尤其是盐业的衰落自然使得典业也受到极大影响,资本量急剧下降,营业额也江河日下。

嘉庆之后,徽州的官绅势力趋向式微,徽商失去了政
治靠山,典当业的经营更是雪上加霜,“左宗棠增质铺”而徽商“几败”。

3、江北典当业市场被晋商所蚕食
经过康熙后期几十年的发展,至乾隆末年,全国商人开设当铺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晋商在江北取代了徽商的地位,成为“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

晋商兴起于明初,即14世纪中叶,因北方边塞大量驻军,明王朝实施“开中法”而兴起。

所谓开中法,即商人输粮供边塞军士食用,王朝付商人盐引,商人凭盐引到指定盐场和指定地区贩盐,由于盐是专卖品,获利颇丰。

晋商抓住时机,凭借地缘优势,借“开中法”之东风而兴起。

起初他们的足迹集中在北部中国省份,如宁夏、内蒙古和辽东等地。

明代中期以后,山西商人越来越具有冒险精神和雄厚的资本,他们开始向南方扩展,很快占据了内陆省份的市场。

除了经营其山西的特色商品,如盐、煤铁、丝绸、纸张和棉花等外,还把经营范围扩展到了典当业和账局(一种小规模的仅供地方性的兑换和储存的机构)。

晋商经商活动的特征是在许多城市和城镇设立分号,长途贩运货物和分号之间的资金流通,汇兑和存贷的需求旺盛。

于是,专门从事汇兑、存款、借款的票号开始出现了。

“票号业务,由经理与财东议定,专理汇兑、存款、放款,一切金融事业。

”“票号于资金宽余时,也经营贷款业务,主要对象为官僚、钱庄、大商人。

”除此以外,票号还经营发行银两票和代办捐项业务。

其次,票号所从事的存、贷、汇、兑等业务不仅服务于清政府及地方官员,而且也服务于大的商业企业。

晋商的票号和典业的发展相得益彰,取得了规模经济,这也进一步导致徽商典当业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