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的四种理论学习札记

-西伯特、彼得森和施拉姆的《新闻传媒的四种理论》

一书学习札记

一、导言

1956年，美国伊利诺大学教授弗雷德?西伯特（Fred S. Siebert）、西奥多?彼得森（Theodore Peterson）和韦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合作出版了《新闻传媒的四种理论》[1] （一译《报刊的四种理论》），书中将世界上论述传媒同社会的关系之形形式式的思想理论，归纳成四种理论模式，即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论和苏联模式。此书发表后，在新闻传播学科中成为频频被引用的经典之作，期影响历经数十年而不衰。而且，该书数十年来一再重印但却未作修订。对于这样一本经典的新闻传播学著作，我们在系统学习本学科的专业理论时理应在突出的位置予以研究。本文系对该书的学习体会，分五个部分，下面四个部分分别梳理作者的生平及学术成就、该书的写作背景和书中各章的主要内容，并对该书的特点和利弊得失作一简单的评析。

二、作者简介

1．彼得森

彼得森是伊利诺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首任院长。他于1918年6月8日生于明尼苏达州的Albert Lea，1997年8月27日卒于厄巴纳的卡尔基金会医院，享年79岁。

生前，彼得森在明尼苏达大学获学士学位，在堪萨斯州立大学获硕士学位。1948年，彼得森开始执教于伊利诺大学，讲授杂志写作与编辑。1955年，他在伊利诺大学获博士学位。此后，他继续在该大学执教。1957年他出任伊利诺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首任院长。1979年，他辞去院长职位，回到教学岗位，直至其于1987年从伊利诺大学退休。

彼得森是杂志写作与编辑方面的专家。曾任一系列专业协会的会长，并在1975－1995期间担任Illinois Issues杂志社的董事。他在其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始终勤于著述，除了与西伯特及施拉姆合作出版的《新闻传媒的四种理论》外，其主要著述有：《杂志纪实文学写作》（1949年出版）、《20世纪的杂志》（获奖著作；1956年出版）和发表在《新闻

学季刊》、《密西西必峡谷医学杂志》及《当前经济评论》上的若干论文。

他不但精通自己的研究领域?D?D杂志写作与编辑，而且学识渊博，热爱教学，深得其同事、朋友和学生的爱戴。

由于彼得森在新闻学研究与教学中的杰出成就，他曾获美国Sigma Delta Chi杰出新闻学研究奖、Kappa Tau Alpha研究奖、明尼苏达大学杰出校友成就奖和伊利诺大学杰出本科教学奖。在这些荣誉中，彼得森本人最珍视最后这一项：这位知名学者深深热爱本科教学。他与美国全国各地他的许多昔日的学生保持通信联系。在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他为美国传媒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其学生中许多后来成了纽约杂志业中的执牛耳者。

彼得森1946年9月13日同海伦?克莱格（Helen M. Clegg）。婚后他们有四各子女。生活中的彼得森是一位腼腆但却机智诙谐的人，他以信手画漫画作品而闻名，其漫画作品常常妙趣横生。彼得森对爵士音乐也有强烈的兴趣，收藏了大量爵士音乐唱片和磁带。[2]

2．施拉姆

世界闻名的传播学大师施拉姆于1907年8月5日生于俄亥俄州的Marietta，1987年12月27日卒于夏威夷檀香山，享年80岁。

1907年的美国，传播手段无法同今天相比。在施拉姆的出生地，来自外面的传播渠道只有教堂和镇上的会议。在尚无广电媒介的情况下，除非一个人学会了读书识字，否则便无从接触传媒信息。也许正是因为施拉姆幼年时生长在没有大众传播的背景下，所以他尤其意识到大众传播对青少年的影响。这可能与他后来的研究兴趣和领域不无关系。施拉姆家中有音乐方面的传统，母亲系音乐老师。受家庭传统的熏陶，施拉姆从幼年起即擅长吹长笛。大学时代他就学于Marietta学院，学的是希腊语和拉丁语，于1928年以最优等的成绩在该校获文学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他曾获得吹长笛的奖学金到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学习，并成为波士顿民用交响乐团中的长笛吹奏者。攻读硕士期间他在哈佛大学学习美国文明，于1930

年在该校获文学硕士学位。随后，他在衣阿华大学攻读美国文学专业的博士，于1932年在该校获哲学博士学位。1945年，Marietta学院又授予这位当年该校本科毕业的优秀学者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他攻读三个不同层次的学位时学习的是三个不同的专业。这种宽广的学科背景，想必对施拉姆后来在传播学领域中从事整合式的研究不无益处。

施拉姆工作经历丰富。他曾在美联社工作了六年（1924－30年）。1932－34年，他任National Research Fellow。1932－41年，施拉姆执教于衣阿华大学，历任助理教授、副教授、英语教授，并且是衣阿华作家创作室的创始人和首任主任。1941年至1943年，他出任事实与数据办公室和战争信息办公室的教育主管。1943年，他又回到衣阿华大学，担任该校新闻学院院长，直至1947年他到伊利诺大学任教。在此期间，他创办了美国也是全世界第一个传播学专业的博士生项目。1947年－1955年，他成为伊利诺大学研究型教授，并曾担任该校出版社经理，50－55年期间，他还出任了伊利诺大学传播处主任。1954年，他还曾兼任全国安全委员会的研究项目主任。在伊利诺大学，他创建了美国第一家传播学研究所，担任所长。1955年至1973年，他执教于斯坦福大学，任该校传播学教授，并于1957－73年期间任该校传播学研究所所长，于1959－60年期间任该校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研究员，于1961－73期间任Janet M. Peek国际传播学教授，于1967－73

年期间兼任该校教育学教授。1973年，施拉姆从斯坦福大学退休，成为该校的荣誉教授。从斯坦福大学退休后，他担任檀香山的东西方研究中心主任。

施拉姆对传播学所作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正是施拉姆，总结、整合了被称为传播学四大先驱的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和卢因（一译勒温）和其他学者的传播学研究成果。他在整合式的、综合性的研究的基础上，为勾勒传播学的系统的学科框架，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第二，在整合、梳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同时，他自己也以多种视角透视人类社会的传播现象。他研究兴趣广泛，并善于开拓，在其数十年的研究生涯中，他的研究课题覆盖传播学科中的一系列领域：传媒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传播艺术与劝服、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大众传播对青少年社会化过程的影响、传媒的社会责任、传播与经济的关系、传播的发展对政治民主的影响，等。可以说传媒对于公众的影响的各个方面，都引起施拉姆的关注。他著作等身，发表过30本传播学著作（其中25本被译成其他语言），120多篇学术论文。

直到他1987年在檀香山逝世，他始终没有停止学术著述活动：在他于当年12月27日晚逝世时，其书桌案头还放着其最后一部著作?D?D《人类传播史话：洞穴壁画到微芯片》的校样。他通过其著述，对传播学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最著名的著作有：1949年出版、1960年再版的《大众传播学》、1954年出版的《大众传播过程和效果》、1964年出版的《大众传媒和国家发展》和1987年出版的《人类传播史话：洞穴壁画到微芯片》。这些著述均被大量引用。施拉姆撰写的关于电视的六本著作和许多论文也是重要的著述，其中1961年发表的《电视对于少年儿童的影响》尤为广受欢迎。

第三，除了自身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和整合他人的研究成果外，施拉姆还是系统的传播学研究的出色的组织者。“由于他在年青时即意识到他不可能自己一人从事全部的传播学研究，施拉姆组织创办了美国三家最重大的传播学研究机构?D?D第一家在伊利诺大学，第二家在斯坦福大学，第三家在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3] 第四，施拉姆为传播学研究培养了大量人才。在数十年的高校教学生涯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研究生，其中成为著名传播学者的不乏其人。施拉姆的著述均在这段时间或另一段时间被用作教材，教育了传播学的后来研究者。这是施拉姆对传播学科的又一重要贡献。[4]

施拉姆不但是一名杰出的学者，而且多才多艺。除了终身对音乐兴趣不减外，他还擅长体育，当教授后还打棒球。他创作过小说和诗歌，曾因其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而获O. Henry奖。

[5]

3．西伯特

西伯特的出生年月及学历等无从查考，不详。根据可以查考到的信息，西伯特是传媒法领域的先驱学者。早年他曾分别在明尼苏达和芝加哥若干报社工作。他撰写了关于新闻自由和新闻传媒业的权利及特许权的重要著作。离开记者岗位后，西伯特担任传媒机构的法律顾问，并制定了新闻传媒业和出版业群体所追求的法律条款。西伯特还是一位新闻教育家，长期担任伊利诺大学和密歇根州立大学一流的新闻学院的院长。由于他长期来服务于新闻学领域，成果卓著，为新闻学研究尤其是新闻法学研究，也为人们加深对新闻传媒实践的法律方面的了解，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于1962年成为杰出贡献奖（Distinguished Service Award）的得主。此外，西伯特还曾因其对传媒法的开拓性研究而获得Kappa Tau Alpha研究奖。

[6]

三、写作背景

《新闻传媒的四种理论》发表于20实际50年代。不论是从美国传媒环境来说，还是从整个社会环境来说，那个年代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从美国传媒环境来说，进入20世纪后，美国传媒垄断化现象日益严重，报业兼并成风。这既是美国自由主义的新闻体制下自由放任的传媒市场竞争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美国经济运作环境由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所至。战后美国传媒业的发展，以报业发展继续呈现出兼并的倾向和电视业的迅速发展为突出标志。美国传媒业的发展，给美国立国时即确立的自由主义的传媒理论，带来了一些复杂的问题。传媒业的兼并导致垄断化和集中化趋势，造成消息来源的单一化，破坏了传媒信息内容的多样化，这同作为自由主义传媒理论的要旨之一的言论、观点的多样化原则，显然格格不入。此外，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作为私有的营利企业的美国传媒业，受追求利润的目的驱动，不时出现滥用新闻自由、大量刊播耸人听闻、低级庸俗的内容之现象。广播电视业的发展，尤其是电视业的发展，以其不同于报刊的特点，对传媒业的运作提出了

新的要求，即要求广电的运作原则不得不有别于报刊的运作原则。具体说来，广电传播的通道即频道/波段等电讯资源是有限的，而且会相互干扰。因而，即使仅仅从分配频率出发，也需要实行统一的电波管制。这就同传媒自由论的原则有相矛盾之处，从而构成了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原则逻辑的挑战。凡此种种传媒现实，都促使美国社会应对传媒自由主义理论遇到的问题。研究界围绕着传媒－政府－公众的关系，对传媒自由主义理论进行深入反思，探索传媒的社会责任，也就势所必然。《新闻传媒的四种理论》，就是与一项对传媒的社会责任的研究相关的四篇文章的汇编，该研究由施拉姆主持，是美国教会全国委员会的研究项目。同时，战后美国国际地位的上升、美国社会参与国际事务的欲望的高涨，必然使之产生了解其他国家的情况的愿望，在新闻传播领域，这就导致研究其他国家的传媒体系的欲望之高涨。作者在书中声称，“本书研究的是当今世界上不同性质的传媒业背后之哲学上和政治上的基本原理”。[7] 这可以说正是反映了上述研究欲望之高涨。

就整个社会环境而言，该书出版于冷战时期。当时美国社会中以美、苏及其各自的盟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对峙划线、非此即彼的两分法冷战思维方式，“恐红”反共情绪的弥漫，影响着美国处理国际问题和国际关系的政策，也影响着其对国际问题、国际关系等的看法。冷战式思维，孳生出将世界视为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概念，使美国社会对事物的评判，陷入视己方阵营的一切为优，观他方阵营的一切为劣的非理性模式，但与此同时却又促使美国社会对他方阵营进行研究，这些难免要在其社会学科的学术研究中印上烙印。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问世的《新闻传媒的四种理论》，对此必然会有所反映。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五部分?D?D对此书内容的评析部分，展开讨论。

四、文本内容介绍

1．西伯特论“集权主义的传媒理论”

按照不同的传媒理论问世的时间顺序排列，西伯特阐述“集权主义的传媒理论”的文章，被放在这本文集的第一篇。按照西伯特的阐述，任何有关传媒同其所属的社会之间的关系的传媒理论，都是由某些特定的有关人和国家的哲学上的假设所决定的。[8] 这些假设被西伯特归纳为围绕这样几个方面：（1）人的本性，（2）社会与国家的性质，（3）人同政府的关系，以及（4）哲学的基本问题，即知识和真理的性质。西伯特的文章概述了集权主义理论有关这些问题的基本假设，回顾了该理论的兴衰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还探讨了集权主义理论的最极端的形态?D?D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分析了集权主义理论下的传媒控制制度，讨论了集权主义理论和其他理论的关系，并探讨了现代世界上的集权主义理论的形态。

西伯特的文章概括说，关于人的本性，集权主义的理论认为，“个人唯有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才能实现其全部潜能。作为个人，人的活动范围非常有限，但作为社会或有组织的社区的成员，其实现自身目标的能力大大增加。在这一理论假设下，群体的重要性超过个人，因为只有通过群体，个人才能达到其目的。” [9] 关于社会和国家的性质，以及人同国家的关系，集权主义理论持这样的论点：“群体组织的最高形式?D?D国家，在价值的尺度上压倒个人，因为没有国家，个人就不能发展出文明人的特性。……人正是在国家中并通过国家实现其目的；没有国家，人会依然处于原始状态。” [10] 根据西伯特的诠释，在集权主义理论中，导致有关国家性质的某些基本结论的，是这一假设，即：国家对于人的充分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除了个人成员外，国家成为所有值得想望的特性的总和。通过一种人类一般不能完整分析的过程，国家得到了决定目标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之权力。有时，这是神的引导，有时这是对更高的智力或对领导才能品质的依赖，有时这是由于对任何其他过程缺乏信心”。

[11] 西伯特还阐述说，关于知识的性质和真理的性质这些更为基本的哲学问题，集权主义理论承认“知识可以通过智力上的艰苦尝试来发现”，但是认为，“人们之间利用智力过程的能力和施行智力尝试的内驱力差异很大。而既然存在这种差异，就应该在社会结构中对此加以承认。能分析又能综合的…智者?/…哲人?应成为有组织的社会的领袖，或者（如果不当领袖）至少成为领袖的顾问。知识并非天赐的，而是通过人的努力获得的，这种努力可以通过国家加以最佳引导，使之为所有人的利益服务。这样获得的或发展起来的知识，成为所有成员的准则，并具有一种绝对主义的光环，这种光环使变迁成为不受欢迎的，使稳定或延续性本身成为一种美德。” [12]

作为对集权主义理论的溯源，西伯特的文章回顾了集权主义思想发展过程中的若干代表人物：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英国哲学家霍布士（Hobbes）、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和德国政治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特雷契克（Treitschke）等。柏拉图的集权主义思想的核心，是把贵族政体理想化，将之视为最优越的政体。在柏拉图看来，人的本性，包括其物质私欲，会倾向于把政府从贵族政体降低为财权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最后降低为暴君整体。柏拉图认为，“国家只有掌握在智者、明智的执政者手中才是安全的，他们受道德权力的制约并用这种道德权力来约束社会低层分子。” [13] 按照这些基本假设，柏拉图构想在理想的社会中，国家建立并实施政治和文化目标的统一。这个观点意味着对意见和讨论要实施严格的控制。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一书中彬彬有礼地提出，“他要把所有违反对艺术家、哲学家和诗人的严格条例的人士统统…遣送到其他城市去?”。[14] 在《法律》一书中，柏拉图同样彬彬有礼提出要求诗人“首先把其作品呈交给执政者审阅，应由执政者判断这些作品是否有益于公民的精神健康。” [15]

马基雅弗利关注的，不是国家的目的和宗旨，而是获取和维持政治权力的手段。他对人的本性，持一种基本上消极的观点，并主张所有其他考虑都应服从于国家安全这一主要目标，而这一目标是由统治者或君主的现实主义的、非道德主义的政策来实现的。西伯特分析说，马基雅弗利的著作中隐含了这样的论点：爱国的理由可以成为严格控制讨论方法和信息的大量传播之正当理由。他主张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高于一切；公民的个人考虑是从属的。[16]

霍布士的集权主义政治哲学认为，避免痛苦和权力欲是人的两种基本欲望；必须要有一种权力来为了大家的利益而对个人实施限制。霍布士的理论主张，建立和维护秩序与和平的权力，是最高统治权；它不取决于关于其特定的行为是否合理的私人意见，因为具有裁决纠纷的权限的最高统治权之确立，乃是理性的首要意旨。[17]

黑格尔被视为现代集权主义政治理论的主要阐述者。黑格尔认为，“国家是道德的具体化，是阐明了自己并采取意志这一形式的道德精神，这种意志是显现在世界面前的，是自觉的、知道其目的的，这种意志并且尽其所知完成其目的。” [18] 在黑格尔的笔下，由于国家是实质性的意志的体现，因而国家即是理智本身。这种意志不过是个人的意志以其抽象的形式被构想出来，并被提升到普遍的层面……在国家中，自由获得其最大限度的权利；但是与此同时，国家是目的本身，它具有支配个体公民的最大权利，公民的最高义务，就是作国家的成员。” [19] 西伯特论述说，自由的概念在黑格尔的学说中意味着个人有自由知道他是不自由的、知道其行为取决于历史、社会并且最重要的是取决于绝对观念，而国家则是绝对观念的最高体现。

特雷契克更加充分地发展了自由是在国家之内的自由而不是不受国家约束的自由这样一种思想。特雷契克在其小册子《论自由》和巨著《政治学》中，对民主制度、尤其是对瑞士和

美国的民主制度，持悲观的观点。“他断言，多数人的统治既不能保证政治自由（political freedom）也不能保证社会自由（social liberty）。在历史的自然演进中，国家是一个大个体，重要的是国家的自由和生命。[20]

西伯特提出，法西斯主义是集权主义以一种扭曲了的形式的延续；其对大众传媒的处理法完全同专制主义的基本原则相一致。法西斯主义提出了“社团国家”的观点，以对经济和文化事务的干涉主义学说，作为其基础。墨索里尼的学说强调通过武力、斗争和威胁达到目的，反对和平主义，强烈反对自由主义和宽容态度；它主张通过精英阶层或先锋队组织群众、领导和操纵群众运动，……强调作为完美道德生活的基体的社会之重要性，并将这种社会等同于有强制力的现代国家。[21] 墨索里尼公然宣称，“法西斯主义同民主主义思想的整个复杂体系作战，不论是对它的理论前提或实际应用都加以否定。”希特勒则比其他法西斯主义者更甚，宣扬“真理为我们”的论调，主张凡是促进德国的国家利益和巩固的，即是真理，所谓“我们的真理?D?D为我们的真理” 。[22]

西伯特还提到了罗马教会的哲学原则和集权主义传统对西欧国家的影响。教会的权力出自于神授的思想，容不得人们对基本教义作出不同于教会的阐述的解释。

西伯特指出，世界上大部分地方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曾接受集权主义理论，将之付诸于控制传媒的实践。在分析采取集权主义理论的社会对大众传媒的控制制度及其运作中，西伯特概括出了这样几种控制制度：特许权或专利权制（即授予某些经过选择的人以独占经营出版印刷的特许权或专利权），“（事前）检查制”（即由检查员检查印刷品，获得许可的方能出版），根据法律上的两个传统范畴?D?D叛乱罪和煽动罪，对散布不利于政府的消息或意见的人提起公诉。例如16世纪英国都铎王朝就曾采用特许权制，后来，英国的这种控制制度还曾发展成设立专门的“特许”印刷商的组织?D?D皇家出版公司，它通过其成员监督印刷业。皇家出版公司被授予权力接受员或开除会员，并对轻微违反行规者处以轻微的惩罚。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和美国早年殖民时代的政府，曾采取检查制控制出版印刷。西伯特指出：后一种控制方法形成得比前两种晚，并且通常是在国家垄断出版印刷和特许制不能完成必须的控制时被采用的；相比之下，后一种方法的实行是一种进步，因为法律程序允许被控有罪的人利用合法的保障。[23] 西伯特还简单回顾了18世纪在政党兴起、民主的学说传播的形势下集权主义处于防守地位的历史，认为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是间接控制报刊的方法，即政府收买私营报刊或用公款给予津贴，以及规定一种特别税的制度，以限制印刷品的发行和利润，如英国历史上的“知识税”。

作为《新闻传媒的四种理论》的开首篇，西伯特的“集权主义的传媒理论”还探讨了集权主义理论和其它三种传媒理论的关系，认为集权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苏联理论相似之处最多，与自由主义理论最为迥然不同，而与在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媒的社会责任论则有一些共同点。西伯特认为“苏联的传媒制度在两个方面不同于别的集权主义传媒制度，”第一个不同点是，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国家不以限制传媒干涉国家政策为满足，它还积极利用大众传媒实现其目的；第二个不同点是，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国家垄断了一切大众传媒。关于集权主义理论同社会责任论的异同，西伯特指出二者都主张不能容许传媒降低国家文化，主张大众传媒不得不负责任地阻碍社会目标的实现；但是二者是从相反的观点来对待责任与行动的联系的。[24] 西伯特论“集权主义的传媒理论”的最后部分，是对“现代世界上的集权主义”的评估。择要而言，其论点是：虽然“除了苏联势力范围外，自由主义原理在世界上总体占优势，”但是在一些地方，自由主义理论只是装饰，这些地方的政府在这装饰背后行集权主义之实；还有少数国家还公开承认集权主义立场。

如果用我们所熟悉的话语来概括，西伯特笔下的集权主义的传媒理论似乎在哲学上是建立在英雄史观的基础之上的。（对于西伯特论“集权主义的传媒理论”的评析，我们拟在第五部分中展开。）

2．西伯特论“自由主义的传媒理论”

西伯特的“自由主义的传媒理论”，也是首先从哲学上展开探讨，从探讨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有关人的本性、社会的性质、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知识与真理的性质等问题的基本假设着手的。

以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自由主义思想为源头的西方自由主义传媒理论，对人类理性的力量深信不疑，坚持个人的重要性，坚持包括言论和出版/新闻自由在内的天赋人权的思想。

根据西伯特的阐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围绕这些问题的一系列基本观点，特点是强调人的理性的力量，极力提倡个人权利。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人是有理性的，人本身就是目的。人作为有思想的有机体，有能力组织其周围的世界，并作出促进自己利益的决定。自由主义的理论把人视为文明世界的首要单位与推动者，认为个人的快乐与幸福就是社会的目的，社会的主要功能就是促进每个成员的利益，个人的成就成为最终的目标?D?D人的目标、社会的目标和国家的目标。对于知识和真理，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真理是一个确定的、可以探知的实体，并且可以展示在一切有思想的人的面前。在一切知识领域，虽然通往真理的道路上可能存在争辩和分歧，但是对于具有理性的人们来说，道路尽头的真理却是确定的、可以证明的和可以接受的。[25]

在追溯自由主义理论的发展中，西伯特指出：“16世纪提供了经验；17世纪形成了（自由主义）哲学原理；18世纪将这些（自由主义）哲学原理付诸实践。”他将16世纪的地理上的发现、17世纪科学上的发现、宗教革命、中产阶级的兴起以及发生在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列为推动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兴起和发展的因素，尤其强调：启蒙运动对这种哲学思潮在西方的传播和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政治思想，作出了巨大贡献。“构成启蒙运动各种倾向的基础的基本思想，是相信人类的理智以自身的力量，不用借助于超自然的力量，就能够理解世界系统，并且相信这种新的理解世界的方法，将带来掌握世界的新的方法。启蒙运动力求使这一原则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物理学和伦理学、在宗教、历史、法律和政治学原理中，得到普遍承认。” [26]

自由主义新闻业理论中有关传媒与政府的关系、传媒与公民的关系、人的理性在识别正确与错误中的力量等重要问题上的重要观念，无一不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的基本观点有关。

西伯特回顾了自由主义理论的一系列代表人物的思想，他们是：英国的弥尔顿（John Milton）、洛克（John Locke）、米尔（John S. Mill；一译穆勒）、厄斯金（John Erskine）和美国的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等人。自由主义新闻业理论中，蕴含着这批思想家、政治家的有关学说观点。在17世纪时弥尔顿提出的出版自由论和洛克提出的“主权在民、君权民授”论和“宽容异教”论，被认为包含了西方自由主义新闻业理论的基本思想。西伯特在文中称，弥尔顿和洛克为自由主义的新闻传媒业理论，奠定了基础。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1644）中，强有力地表达了视言论、出版/新闻自由为最重要的自由的观点，表达了对出版物的事前检查制的谴责，表达了相信只要让真理同谬误进行自由而公开的斗争，真理必将战胜谬误的信念。弥尔顿的出版自由论的中心论点是：人通过运用理性能够辨别正确与

错误，鉴别好坏。而要运用这种才能，人就应当有权不受限制地接触他人的意见和思想。[27] 弥尔顿的思想中已有“观点的公开市场”和“自我纠正过程”概念的萌芽。洛克的贡献，主要在于其政治哲学中对人民和政府权力的关系的论述。他的政治哲学理论从“天赋人权”的立场出发，阐述了强调“主权在民、君权民授”的学说。其核心观点是：权力的中心是人民的意志，政府只是由人民授权的受托管理者，有责任维护人们的天赋权利；一旦政府失职，人民可以撤回授权。洛克的政治哲学不但主张限制君权，还主张容忍宗教的意见分歧。

在18、19世纪，为自由主义新闻业理论作出贡献的英国理论家有厄斯金和米尔。厄斯金在为潘恩出版《人权》一书作辩护时，阐述了他有关言论和新闻自由的自由主义原则的观点，即任何人公开发表言论，只要并非意在误导，而是出于真诚的动机，受其理性和良知的支配，即使内容错误，也不应受到惩罚。米尔是继弥尔顿和洛克之后深化自由主义理论的杰出代表。正是米尔，明确地阐述了“言论的自由市场论”。米尔在1859年出版的《论自由》一书中，以自由主义的一般观点论述表达思想的特定自由，提出了四大论点，强调表达思想的自由的重要性，强调自由而公开的讨论的必要性。这四大论点是：（1）压制某种意见，其结果很可能就是压制真理；（2）即便是一种错误的意见，也可能包含为发现全部真理所必需的那么一丁点儿真理；（3）即使为众人所接受的意见确是真理，除非公众不得不（在争辩中）为它辩护、捍卫它，否则公众就会倾向于把它作为一种先入之见而不是在理性的基础上来坚持；（4）如果为众人所接受的意见不是经常经受争议，它就会失去活力，并失去其对人们行为和性格的影响作用。[28] 米尔还注意到在意见不一致时保障少数派意见的重要性，

他提出，“假如全体人类除一人外意见一致，仅仅一人持相反的意见，那么，人类压制那一人的意见并不比此人（如果权力在握的话）压制人类（除他以外的）的意见较可算正当。” [29] 在他看来，意见并不是除了对持有者本人以外毫无价值的个人所有物，阻挠对意见的欣赏也并非仅仅是对私人的伤害。他论述说，“压制表达意见的特殊罪恶，在于它是对全人类的掠夺，既是对当代人的也是对后代的掠夺，不但是对意见持有者的掠夺，而且更是对持异议者的掠夺。假如那意见是正确的，那么他们就是被剥夺了用真理更换调错误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误的，那么他们就是失去了几乎同样大的利益，即：从真理同错误的冲突中产生的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 [30] 这里可以看出，米尔在继承前人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清晰地阐明了西方言论、表达自由的一些基本观点，尤其是“言论的公开自由市场”和“言论市场的自动调节（通过自我纠正过程）”的观点。

杰弗逊不仅是传媒自由论的热情信奉者和倡导者，而且也是身体力行的积极实践者。杰佛逊极为重视新闻自由对探索真理的意义。从坚信人皆有理性的信念出发，他认为，人们依靠新闻自由能有效地辨明是非；虽然在运用理性时个人可能出错，但作为群体的大多数人终将作出正确的判断。在杰佛逊看来，给人们打开所有通向真理的道路乃是首要目标，而实施新闻自由是最佳的方法。他论述道，“打开通向真理之门，强化以理性来检验每件事情的习惯，是我们能够传给我们的继任者，以便防止他们用自己同意与否威胁人民的最为有效的约束。”

[31]

虽说在17世纪洛克的政治哲学和弥尔顿关于出版自由的学说中，已包含了作为自由主义新闻传媒业的理论支撑的基本概念，但是，西方传媒业转向自由主义原则的过程，除了要有理论基础外，还离不开制度化所能带来的保障，因此也就离不开有关的法制建设。自由主义的新闻业体制在西方国家的正式确立，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而是经过了长期的论争、立法过程。在英国，在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资产阶级参与执政之初，1689年英国的权利法案，并没有提及报刊。1694年英国议会正式废除旧王朝时制定的出版法案，但是，此后新闻出

版界也仍然受到一系列严重束缚：知识税（报纸印刷税、纸张税、广告税）、煽动诽谤罪、禁止报道国会辩论的条令等，依然是报刊的桎梏。冲破这些桎梏，经过了长期的论争。

在18世纪英美等西方国家传媒业内外为确立自由主义原则而进行的斗争中，西伯特特别关注围绕传媒报道国会活动和批评当权人物的权利，围绕“煽动叛国罪”和“诽谤罪”，以及与此相联的有关新闻界是否可以用真实性为辩护理由，对被指控为（政治）诽谤的文章进行辩解这几个方面，法律传统在斗争中演变的过程。1792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对新闻界有利的福克斯诽谤法案（Fo x?s Libel Act），授予陪审团以最终裁决权以裁定出版物是否具有有害倾向。美国通过有关真实性可以作为抗辩理由的宪法条文、英国1843年国会颁布法令确立真实性可以作为抗辩理由的法律原则。这些都被视为对自由主义原则的确立和对传媒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事件。西方国家草拟人权法案，标志着确立自由主义原则的斗争的结果。

在历史回顾后，西伯特论“自由主义的传媒理论”探讨了“大众传媒在民主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总结了西方国家自由主义理论下的传媒业。根据自由主义的传媒理论，大众传媒的作用主要有提供信息、提供娱乐、传播播广告为经济服务和监督政府。随着自由主义理论作为主导思想的地位在西方国家的确立，自由主义新闻业理论在这些重要问题上的观念，化为一些基本的操作原则。这些原则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性原则，新闻自由的界限问题上的（社会控制）法制化原则，以及传递信息内容上的市场化、多样化原则。

根据西伯特的阐述，西伯特自由主义的理论认为，传媒的根本目的是“帮助发现真相、通过提供各种证据和意见，来协助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而这个过程的基本特点，就是不受政府控制操纵。[32] 此外，如前所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传媒具有监督政府的作用。而为了保证这一作用的发挥，传媒必须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这一点又必须以经济上的独立性为基础。那么，传媒业的经济支持又从何而来呢？自由主义的观点相信资本主义的私有企业制会找到办法。在西方自由主义传媒体制下，不同的传媒在历史过程中找到的经济支撑方法不尽相同，但总体说来，以刊播广告作为出售媒介文化产品以外的主要经济来源，被视为保持传媒经济上的独立性的有效方式。在新闻自由的界限问题上，自由主义的理论强调自由的新闻业在社会系统中的重要性，虽不得不承认发表意见的自由有限度的问题，但却认为政府干预越少越好，强调非行政控制手段，主张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在于为传媒提供稳定的法律制度，使传媒接受法制化的限制，由司法体系，充当主要的控制角色。此外，自由主义的理论还主张运用一种更加非正式的方式，实现对传媒内容的控制，那就是通过传媒信息市场上的自由竞争，通过允许各种观点自由进入的言论市场的自行纠正过程，解决问题。从相信公众通过接触各种信息依靠其理性必能辨明真理和谬误的立场出发，自由主义的传媒理论认为，虽然在传媒刊播的大量信息中，难免会出现某些虚假信息和不健康的内容，但是，不能由政府来干预，以免对政府的批评或不同于政府官员的看法之意见，受到压制。自由主义的理论提倡的办法，是让公众接触多样化的信息内容，从大量各种各样的报道和意见中，作出理性的判断，抛弃谬误。也就是说，在传递信息内容上，要遵循市场化、多样化原则。

西伯特指出，“摆在民主社会面前的长期存在的问题是确定大众传媒中的表达自由的恰当限度。……所有自由主义哲学家都同意表达自由并非绝对的，而是有限度的。那么，在民主的框架内可以施加哪些限制而又不违反自由主义的原则呢？遗憾的是至今尚未形成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般原则。” [33] 虽然围绕为保护个人的名誉不受诽谤、保护国家安全和禁止传播淫秽和不体面的内容对传媒进行限制，形成了一些原则上的意见，但是在一些具体方面，往往意见分歧，难以形成定论性的操作原则。而对于许多更复杂的问题，自由主义理论更是不能作出回答。西伯特讨论到了诸如围绕保密信息的一系列问题、广播电视业的管理和

电影业的管理不同于报刊业的管理对于自由主义原则的挑战，等问题。确实，经营电影须申领执照并接受检查，对广电业的管理牵涉到频道分配的电波管制问题，广播电视的业主也得申领经营执照，而印刷传媒却不受这些限制，这虽然在操作层面可以用各种传媒业特点不同来解释，但是在理论原则层面，却毕竟给自由主义的原则，带来了逻辑上的混乱问题。

自由主义的传媒理论曾长期在西方新闻传播思想中占主导地位。即使在后来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该理论受到挑战，“传媒的社会责任论”兴起后，自由主义理论的最根本的原则，在西方也未被动摇。西伯特对于其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中的主流传媒理论的认识和理解，无疑是深刻的。因此其文章中对于自由主义传媒理论的阐述，较为到位。

3．彼得森论“传媒的社会责任论”

彼得森的“传媒的社会责任论”，梳理了“社会责任论”的一些重要文献，尤其是作为“社会责任论”的奠基之作的美国新闻（传媒业）自由委员会（亦称“哈钦斯委员会”）1947年发表的题为《自由的和负责任的新闻传媒》的报告。它覆盖了该理论简介、该理论的来源、该理论的技术发展背景、对于传媒的日益增长的批评、该新理论的知识氛围、责任的新意义、反映该新理论的规范准则、对传媒工作的要求、改进传媒工作的方法、消极的和积极的自由、传媒与政府、表达权、人性的观点、自我纠正法则，共14个方面的内容。限于篇幅，此处拟用围绕西方新闻学中的基本问题的社会责任论之理论框架，和社会责任论关于传媒工作的操作性原则、要求与建议，作为主线，把彼得森文章的要点串起来加以讨论。

作为西方20世纪的传媒新理论，社会责任论并未否认自由主义理论的原则精神，而是用一系列新的观点，对新闻自由，传媒与政府、公众的关系等西方新闻学中的基本问题，重新进行了阐述，把传媒的社会责任、道德义务的概念融入进去，而且予以强调。彼得森指出，社会责任论是将一系列新的观点，嫁接到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上。社会责任论的理论框架可概括为如下要点：

（1）、新闻自由的概念。社会责任论拓展了原有的概念。社会责任论提出，新闻自由包含两层意思，即新闻界有“不受……控制/约束的自由”（freedom from）和“做……的自由”（freedom for），即所谓“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在社会责任论之前，自由主义的理论强调使传媒最大程度地不受限制，认为新闻传媒业只要不受束缚，就会将各种消息和思想提供给市场，而从各种消息和思想的交流中，真理必将胜利出现。这就是所谓消极（新闻）自由的概念。社会责任论提出，单纯消极的自由是不够的，没有实效的，真正有实效的自由必须包括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做/致力于……的自由）两个方面。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成员霍金曾经这样解释何谓自由：自由，“即能使用自己的行动权限而（i）不受外界的限制或控制，（ii）具有行动所必需的任何手段或设备”。社会责任论认为，自由的新闻业是不受限制的，自由的新闻业有自由致力于实现其道德感和社会需要所指出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它必须具有技术条件、经济实力、享用信息的权利，等。有感于“新闻自由对于一个没有机会享用大众传媒的人来说是相当空洞的权利”，社会责任论提出，新闻业应承担责任保持无机会运用大众传媒发表自己意见的人的自由权利：“他的自由必须有具有与他相似观点的报刊来履行，必须由政府或非营利机构所运营的媒介来履行，这些媒介向他提供他所需要的但商业性报刊所不提供的服务”。[34] 这里可以看出，社会责任论认为新闻自由不仅涉及媒介的自由，而且涉及广大公众的自由。该理论不但关注掌握着传媒工具的人的自由，而且也关注公民们的言论自由。

在社会责任论中，新闻自由概念包含着新闻道德和新闻业的社会责任的概念。社会责任论把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新闻自由的权利视为附有义务的道德权利。作为道德权利，发表言论自由的权利是以履行义务为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将意见表达出来，是个人对自己的良心负有的义务，也是其对于公众利益和社会负有的义务，对真理负有的义务。如果不能负起相应的道德义务，就是放弃了享有作为道德权利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权利。作为一项道德权利，新闻自由的相对性还表现在这项自由权利必须同公民的个人权利和社会公益相平衡。此外，根据社会责任论，规模庞大、成本昂贵、家数很少的新闻媒介，实际上是受全民信托而掌握着新闻自由。因而，传媒业主与从业人员就无权仅发表自己喜欢的东西。“表达自由既然是一项道德权利，他们就有义务确保将公民的所有重要观点在传媒中表达出来”。应当“确保所有值得公众倾听的意见必须让公众倾听”。而从公民方面来说，社会责任论认为，在现代社会，积极负责的公民有被告知的义务，这是他对社会所负的义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公民必须阅读或倾听传媒的任何特定的部分内容或特定的材料。但是，公民在道德上不再有不读报、不听广播的自由了。他在道德上有被告知的义务，但是他可自行选择被告知的方式，选择任何报纸。既然公民在道德上有被告知的义务，那么他理所当然地也就有被告知的权利，以便履行他那被告知的义务。[35]

可以看出，社会责任论在三个方面修正了自由主义理论的新闻自由观，为新闻自由的概念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三个方面的修正是：（1）主张新闻自由不仅指消极的自由（不受……限制的自由），而且也指积极的自由（做/致力于……的自由）；（2）将新闻自由视为伴随有义务和社会责任的道德权利而不是不附带条件的自然权利；（3）提出新闻自由不仅意味着保护媒介的自由，而且意味着保护作为受众的广大社会成员的自由。

（2）新闻传媒与政府的关系。社会责任论主张，政府所应做的不能仅仅只是允许新闻业自由、而将该项自由权利的行使听其自然而已。政府还应积极促进传媒为大众和社会的利益服务。在必要时，即传媒未能做到为社会提供所需服务时，政府应该出面帮助社会获得这种服务。换言之，社会责任论主张在必要时，政府应当采取行动，以保护公民的自由。[36] 这同自由主义新闻业理论对这一问题的观点，也是有区别的。自由主义新闻业理论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发展起来的，它将政府视为自由的主要对立面，认为总体说来自由意味着不受政府控制的权利。除了承认政府必须通过维护国内外安全来提供自由能够存在的环境外，自由主义新闻业理论主张在新闻传媒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上，政府需做的，就是允许新闻业自由从事传播，不横加干涉。

（3）人的理性。西方现代社会科学和现代思潮对于人类理性的力量，不象启蒙运动时期那样深信不疑。作为在20世纪发展起来的西方新闻理论，社会责任论自然而然地反映了西方现代思想对人类理性的怀疑。这一理论并不否认人类的理性，并不否认人能够运用理性。但是该理论对于人类理性的力量，在相信程度上不如自由主义的理论，不象后者那样认为人天生倾向于寻求真理，服从真理。社会责任论认为，人由于思想上的懒惰，会厌倦运用理性，从而会陷于无所用心的盲从状态。换言之，人并不是生来就一定会寻求真理、服从真理的。人的目标在于“满足他的直接需要和欲望”。而“如果一个人要保持自由，他就必须依靠理性来生活，而不只是被动地接受他所见、所闻、所感受的东西。” [37] 因此，新闻界有责任倡导道德，捍卫社会道德，激励公民运用理性。

（4）关于观点的自我纠正法则。出于对人的理性的怀疑，社会责任论对观点的自我纠正过程的功效，持怀疑态度。而坚持相信这一过程的功效，正是自由主义的传媒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弥尔顿、米尔、杰佛逊等自由主义新闻业理论的杰出代表，都相信，只要有言论的自

由市场，由于人以其理性的力量能判明是非，真理一定会在思想的交锋中获胜。社会责任论的创始人则认为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并不支持传统的观点。创始人之一霍金问道，“如果有人确立这样的原则，即把一切原则都放进辩论的熔炉里。那么，裁决辩论的原则又如何呢？此人又由什么方法从假设的无休止的反复冲突中摆脱出来，从中出头呢？” [38] 在霍金看来，在这样的原则前提下，辩论成为无结果的；没人能宣告胜利或失败。

总之，根据社会责任论的观点，完全放任自流的新闻自由是不现实的；而相信在放任自流的新闻自由的情况下，会因人类有理性而且天生倾向于寻求真理、服从真理，而出现观点市场的自我纠正，真理必将获胜，这样的观点，是值得怀疑的。

既然将结果托付给观点的自由市场的自我纠正过程的功效，被认为是靠不住的，那么，按社会责任论的逻辑顺理成章地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得靠新闻传媒切实对社会负起责任来，切实履行其道德义务。而要做到这一点，新闻界自身必须努力，公众和政府也有责任帮助新闻界做到这一点。这样，对新闻界提出要求，对改进新闻界的工作提出建议，就成为社会责任论基本思路的展开，构成该理论中的操作性指导部分。

根据彼得森对美国新闻（传媒业）自由委员会的报告的梳理，作为对新闻业应对公众、社会负责这一基本思路的展开，社会责任论列举了现代社会对于传媒工作的五项具体要求：（1）新闻媒介应提供真实的、综合的、明智的关于当天事件的报道，清楚说明事件意义的来龙去脉。这就要求新闻界报道要准确，不能弄虚作假，并意味着必须识别区分事实和意见。新闻界应该不满足于仅仅只是客观地报道“事实”，而且还必须报道事实的真相。（2）新闻媒介应当成为“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这一要求意味着媒介机构应当将自己视为公众讨论的公共传递者。传媒巨头应该刊播同其自身见解相反的观点，而又并不放弃自身的主张。新闻业应尽力发表所有重要的观点，而不是仅仅发表那些发行者或从业人员所同意的观点。提出这样的要求的理由是，传媒控制权已掌握在越来越少的一些人手中，有话要说的个人，已经不再能用独自的喉舌诉诸必要的受众，也不再能创办报纸或杂志，不再能在小册子中表达其思想。（3）新闻业应描绘“社会的各组成群体的典型图画”。由于人们倾向于根据头脑中的形象来作判断，不正确的图画（形象）会扰乱准确的判断。（4）新闻业应负责陈述和阐明社会的目标和价值观。（5）新闻业应使人们“充分获得当天的信息”。比起过去任何时候来，现在的公民需要更多的最近信息，因而，新闻和意见必须广为传播。[39]

上述这些要求，可说是社会责任论提出的媒介工作的职业准绳。社会责任论认为，要使媒介的工作符合职业准绳，就需改进媒介工作。为此，社会责任论又对改进媒介工作的的方法，提出了建议。社会责任论主张，要改进西方新闻业的工作，使之符合自由而负责的新闻业应达到的职业标准，新闻界自身的努力当然重要，而公众和政府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于新闻界而言，关键是要有职业精神（敬业精神），奉行职业准则，才能切实做到提供公众所需要的多样化的、大量的、高质量的消息和讨论。媒介应正确处理自身利益同社会责任的关系，切实负起充当信息和讨论的公共传递者（common carrier）的责任，刊播信息不能只考虑直接经济收益，节目安排应摆脱广告商的控制，媒介之间应当互相进行严格的批评，互相督促。

公众对于新闻业也负有一定的义务。首先，公众应认识到媒介的强大的力量，认识到媒介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事实，认识到媒介在何种程度上未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有此认识，就可针对媒介的缺陷，采取三个方面的行动，帮助改进媒介的工作，即：（1）帮助弥补商业

媒介的缺陷，例如，学校之类的非营利结构，可以为商业媒介因无利可图而不为之服务的受众，创办媒介或制作影视片。（2）加强新闻传播教育与研究，例如在教育机构设立大众传播中心，从事该领域的高层次学习、研究并发表批评性著述。（3）评估媒介的工作，敦促新闻自律。应当建立一个独立的机构对媒介工作进行评价，并且每年提出这方面的报告。

至于政府在改进传媒工作中的责任，社会责任论的建议是：在承认新闻业必须仍然作为私有企业存在的前提下，也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做，以便帮助为公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那种传播体系。这三个方面的工作是：鼓励，即鼓励新闻业中有利于负责任的新闻自由的新尝试；立法，即通过新的法律手段，纠正对于新闻自由的长期的、明显的滥用；介入、补充，即必要时可以介入大众传播实践，以补充私有媒介的不足。[40]

作为20世纪新的西方新闻理论，社会责任论对当代西方新闻业的发展和西方新闻理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世界新闻学术史，也不无贡献。首先，从理论建树上来看，它把西方新闻自由观，推向了一个新的认识高度。这一理论抓住了自由与义务的统一，新闻业、公众与政府的关系这两条主线，强调道德义务与社会责任是新闻自由概念中的应有之意，主张在消极的新闻自由之外更有积极的新闻自由，提出对于发展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业，媒介、公众与政府都各有自己的责任，指出新闻自由不仅涉及保护媒介的自由，而且涉及保护公众的自由。所有这一切，都扩展了新闻自由的概念，为之增添了新的涵义，而且纠正了传统的西方新闻自由观的绝对化错误，弥补了自由主义新闻业理论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缺陷。从为改进新闻媒介的工作提供实际指导来看，社会责任论的奠基之作，美国新闻业自由委员会的报告，是在对美国新闻自由的状况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发表的，这项调查本就是以针对现状提供政策性建议为导向的，因此社会责任论在提供实际指导方面，具有立足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和传媒现实，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比起面对西方新闻业的一些弊端无能为力的自由主义传媒业理论来，无疑是一大超越。这些弊端主要有：自由主义原则下对传媒的放任自流，孕育着滥用新闻自由的危机；传媒商业化又孕育着导致滋生赢利至上的倾向之危机；放任自流的传媒市场竞争的结果，导致实力雄厚的传媒大公司兼并弱小媒介机构，传媒垄断日益加剧，传媒日益集中地控制在少数拥有者手中，影响着人们运用新闻自由权；等等。

4．施拉姆论“苏联的共产主义的传媒理论”

在其“苏联的共产主义的传媒理论”一文中，施拉姆按其自身的理解，对苏联的传媒理论及传媒体制进行了一番阐述，尤其强调了美苏之间的差异。该文分为“背景”和“前景”两大部分，每一部分又分别包含若干小部分，探讨了苏联的传媒理论的来源及发展，其现状及该理论模式下的苏联传媒体制、传媒的作用和地位及其社会控制，该传媒制度“与其他集权主义制度的关系”，以及苏联的概念同美国的概念的不同。兹将其要点作一简单梳理。

施拉姆认为，苏联的传媒理论的来源或者说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决定论和阶级斗争”学说。他还从三个方面讨论了马克思的社会变迁观：既社会变迁的动力（辩证法）、其动因（唯物决定论）和其目标（工人阶级的胜利以及最终建立一个无阶级、无国家的社会）。他感到，马克思在解释社会变化的动力中运用辩证法把历史解释成连续不断的阶级斗争，并且认为深刻的社会变革来自于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其结果是工人的胜利和一个崭新的无阶级社会的建成。施拉姆认为，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就是马恩学说中关于社会变革的目标和结局的观点。关于马克思的社会变迁的动因观，他评论说，“马克思的伟大贡献在于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倒过来?，使之成为现实的而非空想的”。[41] 马克思的学说认为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人的思想意识。“马克思探索了这个决定论并研究了西欧的经济，得出了

一个他感到不可避免的社会变迁的范式。他相信生产力总是变化得比生产关系快，从而使社会失去平衡。根据他对情况的分析，资本主义含有毁灭自身的种子。它会始终存在反复出现的经济萧条和经济危机。这些会加深贫富的悬殊。……最终，工人阶级将不再能忍受其失望，他们会起来夺取生产资料，清算资本家，并组建一个崭新的无阶级的社会”。[42] 马克思清楚地指出，这种社会变迁不仅是经济的或政治的，艺术、宗教、哲学和文化的所有其他组成部分都会同样地变化。[43]

施拉姆从他的理解出发，认为经过列宁和斯大林的发展，马恩关于国家消亡的论述在苏联被避而不谈。斯大林有关苏维埃国家的学说的要点是：在一个强大的国家内，只要苏联仍然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着，就需要军事和警察力量。[44] 施拉姆还引用列宁关于报纸应该是“集体的宣传员，集体的鼓动员……集体的组织者”的观点，认为苏联的传媒理论关于传媒作用的观点的核心，是将传媒工具化：将媒介视为国家（代表人民）通过对传播的物质设施的控制而加以控制的工具，视为应该用来传播克里姆林宫所解释的“言论”的工具、应该置于一个高度统一的和严密划定的参照框架中用作社会变化和社会控制的工具、应该为严肃的社会目的服务的工具。[45] 他认为传媒工具在苏联是和国家权力和党的影响的其他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用于国家内和党内统一的工具、发布国家和党的“指示”的工具，是几乎专用于宣传和鼓动的工具，其特点表现为严格地强制的责任。[46]

施拉姆在文中用较大的篇幅来探讨与苏联的传媒责任密切相关的自由的概念。他阐述说，苏联的自由概念包括这些要点（1）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他引用列宁所说的“真理是有党性的”这句话，断言苏联人把客观新闻的观点当作胡说和伪善。苏联的新闻自由观认为其传媒是自由的，这在于其不受“资本、名利主义和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束缚。但是苏联的传媒并不要求独立，而是非常公开地与无产阶级结合在一起。施拉姆以此作为理由推测“共产主义者的真实而隐蔽的信念只是认为不存在自由的传媒。他们关于其传媒是自由的论辩，似乎只是作为官方的假定。” （2）按照苏联的观点，有价值的是说出他们所相信的真理的自由。照这种观点看来，传媒自由问题上英美世界同苏联的不同在于“英美世界寻求不受国家约束的自由；而苏联公民则享受在被断言为仁慈的国家范围内的自由”。（3）在苏联，反对国家的自由是不容许的。（4）通过拥有传播设施，苏维埃保证传媒接触权，并且消灭隐性的阶级控制。苏联提出传播的自由是伴随对于传播的物质设备的所有权的观点，以此推理说传媒在苏联为多数人掌有，因而苏联的传媒远比美国自由得多。在施拉姆看来，提出这一观点是“为了公开辩论的目的”。（5）在苏联的传媒理论中，自由和责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苏联的传媒“首先是被期望――实际上是被强迫―去负责任的”。[47]

在施拉姆看来，苏联的传媒制度是受到严密控制的制度，他把苏联的党对传媒的控制归纳为三种方法，即：以其可靠的党员担任要职；发出大量的指示和训令；以及经常进行检查和批评。

施拉姆把苏联的传媒制度看作集权主义制度的一种形态，因而专门探讨了这种制度“同其它集权主义制度的关系。”他认为两者有一系列重要区别：（1）苏联的制度消除了出版和广播的牟利动机，因而传媒可自由地尽其作为国家和党的工具的职责，而不是作为博取公众欢心的竞争者。（2）苏联的制度积极地界定大众传媒的作用，而旧时的集权主义则消极地限制它。（3）苏联的传媒制度是作为变革的一部分建立的，而且是用以帮助完成变革的，这一点较旧时的集权主义制度为甚。（4）苏联对于大众传媒采取集权主义的政策的理由，与旧时的集权主义国家的理由大为不同。“苏联的行动是基于经济决定论的，而不是基于神权

的。苏联的集权主义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的概念上的，目的在于一个阶级的统治并最后实现无阶级的社会。”（5）苏联的大众传媒是融入整个传播制度和融入整个政府的，这种融入的方式，是过去的集权主义制度从来未曾有过的。苏联的制度是有计划的制度，旧时的（集权主义）制度是受管制的制度。[48] 施拉姆还专门将苏联的制度同纳粹制度相比较，认为这两种制度在哲学假定和所有权方面，是极其不同的，而在工具化、依赖强迫与说服的结合、持大众传媒工具必须把公民改造成为国家工具的观念、将信仰当神般地崇拜等方面，则有相同点。[49]

施拉姆的文章最后以将苏联和美国的概念相比较告结束。施拉姆认为两者有一长串不同点――所依据的哲学极不相同，有关人的概念、国家的概念、真理的概念、控制的概念或完全不同或几乎相反，新闻自由观极不相同。经进一步选择他归纳成两点：（1）苏联和美国的传统的不同，基本上是马克思和米尔的学说的不同。“这两位哲学家都关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但是马克思要通过改善社会来改善人……。而米尔则要通过首先改善人来改善社会”。反映在苏联和美国的不同传统上，则表现为：苏联的概念是要改善社会：工人阶级的权利、无阶级的社会，等等。美国的概念是要改善个人的命运：人权、个人的自由，等等。（2）施拉姆称苏联的大众传播是在少数领导者指示下为预定的结果而利用的工具，而在美国的制度下，大众传播是一种服务而不是一种工具，用于表达社会的和公众的需要、利益、趣味和观点（是由传媒的所有者和经理所观察到和解释的），而不是用于预定的目的；其目的在于销售有用的产品。

作为一名西方学者，施拉姆对苏联的传媒理论和制度显然是陌生的，其研究、谋求了解的努力，也是从西方学者的立场出发的，这一点，不可能不影响其对苏联传媒理论的阐述。本文在下一部分中将对此展开讨论。

五、对此书的评价

1．坚实宽广的理论、学识

作为西方传媒理论的一本经典著作，西伯特、彼得森和施拉姆的《新闻传媒的四种理论》对每一种理论的阐述，都是先从根本上追溯其哲学思想源头切入的，并都有对其发展过程的历史回顾和对其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的归纳、分析。其讨论的深刻度显而易见。而作者显然并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理论追根的深度。全书在展开对各种传媒理论的讨论中，还考察了各种传媒理论下的传媒制度，尤其是其传媒的社会控制制度，分析了各种传媒理论和制度下传媒运作及其操作性原则，阐述了这些传媒理论下的有关法律和规范准则，探讨了一种理论同其他理论的关系。其论述的广度，也是显而易见的。综观全书，这是一部既有纵向的历时性考察、又有横向的比较研究，内容覆盖面极广、征引丰富的学术书籍，显示了该书作者坚实宽广理论和学识。

2．力求审慎对待学术问题的态度

《新闻传媒的四种理论》这本文集的三位作者均是美国学者。其对不同传媒理论的看法，当然难以摆脱西方社会崇尚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主流思潮的影响。彼得森、西伯特和施拉姆分别同美国传媒界、法律界和政界有程度不同的联系，这种经历，也会对其写作产生无形的影响，使之视西方的传媒理论与制度为理所当然而将与之有根本差异的前苏联的传媒理论和制度看作概念混乱、荒唐的。但是，他们毕竟是学者，他们在书中对各种理论作了认真追根

溯源的研究，对大量文献、包括对前苏联领导人和有关学者的著述予以征引，并分别描述了美国社会的一系列有关概念、在这种概念下关于传媒自由和传媒控制问题的看法及前苏联的有关概念及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试图把双方的意见包括进去。从这些方面来看，可以说他们为了解不同的传媒理论进行了努力尝试，为研究苏联的传媒理论颇下了一番工夫，具有审慎对待学术问题态度。

3．学术影响、地位和贡献

如前所述，自《新闻传媒的四种理论》一书问世以来，此书数十年来始终被频频引用。西方众多的高校新闻传播院系将之列入主要教学用书。它不但为众多的学者和莘莘学子反复研究，而且曾赢得美国新闻学荣誉学会的研究奖章。自1956年出版以来的46年间，此书从未修订而一再重印，在西方新闻传播学术界乃至世界新闻传播研究界产生了经久、广泛的学术影响。作为研究世界上不同的传媒（控制）理论和传媒制度的经典之作，该书的学术地位显而易见。《新闻传媒的四种理论》为研究和了解在不同的历史、社会背景下兴起的几种不同的传媒理论及传媒制度，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该书的作者将传媒同其所属的社会的哲学思潮、政治结构、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等联系起来的努力，显示了研究传媒的一种宽广的综合视角。他们对其生于斯、长于斯的西方社会中的主流思潮――自由主义的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责任论的阐述，甚为深刻，对于我们深入认识西方的传媒理论、制度及其性质、作用，具有参考价值。其对世界上不同传媒理论的比较和对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作者心目中的不同形态的集权主义理论的相互关系的分析，为传媒比较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照。这些都是该书对新闻传播学的贡献。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视此书作为体现西方学者在冷战时期的立场的著作，对世界新闻传播研究有负面影响。这是我们此处要讨论的另一小点。

4．冷战思维和西方主流思想的烙印

我们在上面第三部分中曾指出，此书出版于冷战时期。当美国社会中冷战式思维盛行，将世界视为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非此即彼划分法成为影响对事物的评判之重要因素时，美国的人们，即使是学者们，也往往难以超然于冷战思维之外。仔细研读此书，不难发现，书的字里行间，相当明显地印上了冷战思维和西方主流思想的烙印。这里限于篇幅，主要从话语的角度予以分析。书中的话语清楚地显示了作者作为西方学者的立场。在书中，自由主义的传媒理论和制度被描述成和“freedom of the press”（新闻自由）、“right of free discussion”（自由讨论的权利）、“open market place of ideas”（意见的公开市场）、“human rights”（人权）、“democratic society”（民主社会）、“elected democracy”（民选的民主制度）等概念联系在一起，这些话语在西方文化中都是代表正面的概念的，因而明显带有褒义。而对于“苏联的共产主义的传媒理论”，书中则一再强调其同“集权主义理论”的联系，将苏联的传媒理论描述成“集权主义理论”的一种。而“集权主义的”一词的英文“authoritarian”是贬义色彩很浓的。在该书作者的笔下，苏联的传媒理论和制度被同“self-imposed dictatorship”（自封的专政）、“complete control”（完全的控制）、“censorship”（检查制）“coercion”（强迫）、“propaganda”（宣传鼓动）等联想在一起，英语中的这些话语，都是代表西方文化中被视为负面的概念的，是深具贬义的。在施拉姆的笔下，共产主义等同于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前苏联在其建国实践中施行的一些操作性规定，也被混为一谈。施拉姆把马克思主义同“集权主义”联系在一起。在讨论苏联的理论的背景中，施拉姆说了这样一番话：“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自始就显示出集权主义，固定化（fixedness），对于正确与错误作严格、清晰的区分的倾向，以及对于依据一小批经

济事实解释广大领域的人类行为之惊人的信心。” [50] 从作者的这一系列阐述来看，该书显然带上了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偏见，其推崇、宣扬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及基于此的西方新闻学说，贬低共产主义和苏联的传媒理论的倾向，明显可见，两大阵营对峙的极力褒己贬彼的冷战式思维的痕迹，清楚显现。

我们认为，毋庸韪言，前苏联的传媒理论及传媒管理操作性原则、传媒运作，有其自己的问题，但是，将此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本身“显示出集权主义”，则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而这种误读的根源，不能不说是冷战式思维和西方社会的主流立场对作者的影响。

随着《新闻传媒的四种理论》的被反复研究、频频引用，该书使用的话语体系也广为流传，成为西方讨论传媒理论的话语体系中的常用部分，在整个世界传媒理论研究的话语体系中也占有相当的地位。由于话语总是和思想、概念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情况使该书使用的话语体系连同其背后的西方文化的立场、概念，成为束缚国际上学术界研究讨论传媒理论的障碍，使西方学者的思维定势，影响国际上学术界对有关问题的思考。这正是该书的负面影响所在。

此外，书中的个别地方存在前后矛盾的问题。例如，在西伯特论“集权主义的传媒理论”中，西伯特忽而征引有关学者对黑格尔关于国家的论述的引用，称黑格尔曾说“国家本身就是目的” [51] , 忽而又称黑格尔说国家是一个手段，个人通过国家来实现自我表现。[52] 两种提法之间，显然有相矛盾之处。

近年来，西方新闻传播学界对《新闻传媒的四种理论》一书的缺陷，也已提出一些批评。根据笔者获自因特网的两份材料，批评之一是：此书对世界上不同的传媒理论的分类法是简单化的，这种简单化的分类法反映了美国在冷战时期考察世界的狭隘思维。[53] 另一种批评是，《新闻传媒的四种理论》中的施拉姆论“苏联的共产主义的传媒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同斯大林的学说混为一谈，“炮制…红色法西斯主义?威胁论，以此作为轻率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理由。” [54]

综上所述，《新闻传媒的四种理论》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的经典著作，学术影响广泛而深远，但与此同时，作为冷战背景下的产物，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传媒理论的比较研究，既应从此书中有所借鉴，又应冲破此书所提供的话语体系带来的束缚。要做到这一点，对此书的批判性反思是必不可少的。

参考文献：

1.Lerner, R. et al. （eds.）（1977）. Communication Research―A Half Century of Appraisal.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2.Siebert, Fred S. et al. （1963）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Illino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译（【美】韦尔伯?斯拉姆等著）《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4.https://www.360docs.net/doc/3810444777.html,/dbicket/_phd/ilp/

readings/Siebert.htm.

5.https://www.360docs.net/doc/3810444777.html,/No/97.08/29.peterson.html.

6.https://www.360docs.net/doc/3810444777.html,/spec-coll/Archives/guides/schramm.htm.

7.https://www.360docs.net/doc/3810444777.html,/gunarat/jireviews3-2.htm#Nerone.

8.https://www.360docs.net/doc/3810444777.html,/coc/journalism/source/j363/

schramm.html.

9.https://www.360docs.net/doc/3810444777.html,/TAA/notable/schramm.html.

[1]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的中译。英语中的the press既可指报业，也可泛指新闻传媒业。根据此书发表时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已是报刊业和广电业并存的局面，更重要的是，根据作者在书的导言部分中所言，此书中所说的the press指的是“all the media”（所有的传媒），将the press译作新闻传媒更确切些，因而此处遵循译文忠实于原文的原则，不沿用学术界已较为熟悉的《报刊的四种理论》的译法，而是译作《新闻传媒的四种理论》。

[2] 关于彼得森的信息，系根据获自网上的有关材料整理所得，其URL为：

https://www.360docs.net/doc/3810444777.html,/No/97.08/29.peterson.html。

[3] Lerner, R. et al. （eds.）（1977）. Communication

Research―A Half Century of Appraisal.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p. 2.

[4] 有关施拉姆的信息，主要根据若干获自网上的材料整理所得，其URL分别为：

https://www.360docs.net/doc/3810444777.html,/spec-coll/Archives/guides/

schramm.htm；

https://www.360docs.net/doc/3810444777.html,/TAA/notable/schramm.html；

https://www.360docs.net/doc/3810444777.html,/coc/journalism/source/j363/

schramm.html。

[5] Lerner, R. et al. （eds.）（1977）.

Communication Research-A Half Century of Appraisal.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p. 300.

[6] 有关西伯特的信息，主要根据获自网上的材料整理所得，其URL为：

https://www.360docs.net/doc/3810444777.html,/dbicket/_phd/ilp/

readings/siebert.htm。

[7] Siebert, Fred S., Peterson, Theodore and Schramm, Wilbur. （1956）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The Authoritarian, Libertarian,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oviet Communist Concepts of What the Press

Should Be and Do.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p. 2.

[8] Ibid., p. 10.

[9] Ibid., pp. 10-11.

[10] Ibid., p. 11.

[11] Ibid.

[12] Ibid.

[13] Ibid., p.12.

[14] 转引自：Siebert, Fred S., Peterson, Theodore and Schramm, Wilbur. （1956）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The Authoritarian, Libertarian,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oviet Communist Concepts of

What the Press Should Be and Do.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p. 12.

[15] Ibid.

[16] Ibid., p. 13.

[17] Ibid,. p. 13.

[18] 转引自：Siebert, Fred S., Peterson, Theodore and Schramm, Wilbur. （1956）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The Authoritarian, Libertarian,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o viet Communist Concepts

of What the Press Should Be and Do.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p. 14.

[19] Ibid.

[20] Ibid., pp. 14-15.

[21] Ibid., pp. 15.

[22] Ibid., p. 16.

[23] Ibid., p. 22.

[24] Ibid., pp. 27-29.

[25] Ibid., pp. 40-41.

[26] Ibid., p. 43.

[27] Ibid., p. 44.

[28] 转引自：Siebert, Fred S. et al. （1963）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Illino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46.

[29] Ibid.

[30] Ibid.

[31] Ibid., p. 47.

[32] Ibid., p. 51.

[33] Ibid., pp. 53-54.

[34] Ibid., p. 94.

[35] Ibidl, pp. 100-101.

[36] Ibid., p. 95.

[37] Ibid., p. 100.

[38] 转引自：Siebert, Fred S. et al. （1963）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Illino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102.

[39] Ibid., pp. 87 ?C 92.

[40] Ibid., pp. 92 －93.

[41] Ibid., p. 109.

[42] 转引自：Siebert, Fred S. et al. （1963）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Illinois: University of Chica

go Press. p. 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