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 明儒学案卷二 崇仁学案二
明儒学案凡例原文及翻译

明儒学案凡例原文及翻译(原创实用版)目录一、明儒学案凡例的原文概述二、明儒学案凡例的翻译解读三、明儒学案凡例的现代意义与启示正文一、明儒学案凡例的原文概述《明儒学案》是我国明代一部重要的儒学研究著作,全名为《明儒学案丛编》,作者是明代著名学者、教育家、思想家王守仁(字伯安)。
全书共收录了明代著名儒者的学案、论述、书信等,旨在总结明代儒学的学术成果和发展趋势。
其中,《明儒学案凡例》是该书的一篇序言性质的篇章,对全书的内容和编纂方法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二、明儒学案凡例的翻译解读《明儒学案凡例》原文较长,这里选取其中一段进行翻译解读:“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
道无古今,学无中外,皆天下之公器。
儒者,道之干也;儒学,天下之达道也。
干者,所以载之也;达道者,所以行之也。
行道者,自以为道,而天下归焉。
自以为道,非道也;而天下归焉,道亦在其中。
”翻译:道是天下共有的公道,学是天下共有的公学。
道不分古今,学不分中外,都是天下共有的工具。
儒者是道的主干,儒学是天下可达之道。
主干是用来承载的,可达之道是用来实践的。
实践道的人,自认为掌握了道,而天下人都归附于他。
自认为掌握了道,其实并非道;而天下人归附于他,道也在其中。
这段话阐述了道的普遍性和儒学的地位,表达了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和追求。
三、明儒学案凡例的现代意义与启示《明儒学案凡例》虽然写于明代,但对于现代社会仍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1.强调道的普遍性。
道是天下共有的公道,不分古今、中外。
这表明人类文明的发展需要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我们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共识,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2.强调儒学的地位。
儒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强调道德、仁爱、忠诚、孝顺等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积极意义。
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儒学的优秀传统,为现代社会的道德建设和文明进步作出贡献。
3.强调实践的重要性。
文章中提到,实践道的人是自认为掌握了道,而天下人都归附于他。
明儒学案凡例原文及翻译

明儒学案凡例原文及翻译(原创实用版)目录1.明儒学案概述2.明儒学案凡例原文3.明儒学案凡例翻译4.明儒学案的价值和影响正文1.明儒学案概述《明儒学案》是一部系统总结和记述明代传统学术思想发展演变及其流派的学术史著作。
全书一共 62 卷,以王守仁心学发端发展为主线,首篇《师说》提纲挈领全书。
全书一共记载了有明一代 210 位学者。
《明儒学案》开创了史学上的学案体史书体裁,适应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学术思想繁荣的需要。
2.明儒学案凡例原文《明儒学案凡例》原文如下:“一、师说:以王守仁心学发端,首篇《师说》提纲挈领全书,分为十八章,包括理气、心性、格致、诚敬、道统、经世、邦国、民本、礼义、法度、仁政、教化、刑罚、农桑、兵革、财赋、选举、职官等,以述其大要。
二、学案:分别列出十七个学案,大致依据时间先后推移次序和学术流派传承关系。
每个学案都有较为固定的结构,拥有案序,传和语录;其中案序为概说该学派之基本情况,诸如该派的主要学术观点,主要代表人物,与其他学派的关系等等,传即是学者传记,语录则为学者的言论和著作。
三、附录:附录包括诸儒杂著、书信、诗文等,以供参考。
”3.明儒学案凡例翻译《明儒学案凡例》的译文如下:“一、师说:以王守仁的心学为起点,首篇《师说》概括了全书的主要内容,分为十八章,涵盖了理气、心性、格致、诚敬、道统、经世、邦国、民本、礼义、法度、仁政、教化、刑罚、农桑、兵革、财赋、选举、职官等重要主题,以揭示其主要观点。
二、学案:分别列出了十七个学案,大致按照时间顺序和学术流派的传承关系进行排列。
每个学案都具有相对固定的结构,包括案序、传和语录;案序概述该学派的基本情况,如主要学术观点、代表人物、与其他学派的关系等;传则是学者的传记,语录包括学者的言论和著作。
三、附录:附录收录了各位儒家的杂著、书信、诗文等,以供读者参考。
”4.明儒学案的价值和影响《明儒学案》的价值在于它系统总结和记述了明代传统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及其流派,对于研究明代学术史具有重要意义。
《浙中王门学案-知府季彭山先生本》(明儒学案)简介及原文全文

《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知府季彭山先生本关于明儒学案《明儒学案》是一部系统总结和记述明代传统学术思想发展演变及其流派的学术史著作。
全书一共62卷。
《明儒学案》以王守仁心学发端发展为主线,首篇《师说》提纲挈领全书。
全书一共记载了有明一代210位学者。
知府季彭山先生本原文季本字明德,号彭山,越之会稽人。
正德十二年进士,授建宁府推官。
宸濠反,先生守分水关,遏其入闽之路。
御史以科场事檄之入闱,先生曰:“是之谓不知务。
”不应聘。
召拜御史。
御史马明衡、朱淛争昭圣皇太后(孝宗后)寿节,不宜杀於兴国太后,下狱。
先生救之,谪揭阳主簿。
稍迁知弋阳。
桂萼入相,道弋阳,先生言文成之功不可泯,遂寝,夺爵。
转苏州同知,陞南京礼部郎中。
时邹东廓官主客,相聚讲学,东廓被黜,连及先生,谪判辰州。
寻同知吉安。
陞长沙知府,锄击豪强过当,乃罢归。
嘉靖四十二年卒,年七十九。
少师王司舆(名文辕),其后师事阳明。
先生之学,贵主宰而恶自然,以为“理者阳之主宰,乾道也;气者阴之流行,坤道也。
流行则往而不返,非有主於内,则动静皆失其则矣。
”其议论大抵以此为指归。
夫大化只此一气,气之升为阳,气之降为阴,以至於屈伸往来,生死鬼神,皆无二气。
故阴阳皆气也,其升而必降,降而必升,虽有参差过不及之殊,而终必归一,是即理也。
今以理属之阳,气属之阴,将可言一理一气之为道乎?先生於理气非明睿所照,从考索而得者,言之终是鹘突。
弟其时同门诸君子单以流行为本体,玩弄光影,而其升其降之归於画一者无所事,此则先生主宰一言,其关系学术非轻也。
故先生最著者为《龙惕》一书,谓“今之论心者,当以龙而不以镜,龙之为物,以警惕而主变化者也。
理自内出,镜之照自外来,无所裁制,一归自然。
自然是主宰之无滞,曷常以此为先哉”?龙溪云:“学当以自然为宗,警惕者,自然之用,戒慎恐惧未尝致纤毫之力,有所恐惧便不得其正矣。
”东廓云:“警惕变化,自然变化,其旨初无不同者,不警惕不足以言自然,不自然不足以言警惕,警惕而不自然,其失也滞,自然而不警惕,其失也荡。
国学经典 明儒学案卷一 崇仁学案一

国学经典明儒学案卷一崇仁学案一明儒学案卷一崇仁学案一聘君吴康斋先生与弼吴与弼,字子傅,号康斋,抚州之崇仁人也。
父国子司业溥。
先生生时,祖梦有藤绕其先墓,一老人指为扳辕藤,故初名梦祥。
八九岁已负气岸,十九岁(永乐己丑)觐亲于京师(金陵),从洗马杨文定(溥)学,读《伊洛渊源录》,慨然有志于道,谓程伯淳见猎心喜,乃知圣贤犹夫人也,孰云不可学而至哉!遂弃去举子业,谢人事,独处小楼,玩《四书》、《五经》、诸儒语录,体贴于身心,不下楼者二年。
气质偏于刚忿,至是觉之,随下克之之功。
辛卯,父命还乡授室。
长江遇风,舟将覆,先生正襟危坐。
事定,问之,曰:「守正以俟耳。
」既婚,不入室,复命于京师而后归。
先生往来粗衣敝履,人不知其为司成之子也。
居乡躬耕食力,弟子从游者甚众。
先生谓娄谅确实,杨杰淳雅,周文勇迈。
雨中被蓑笠,负耒耜,与诸生并耕,谈乾坤及坎、离、艮、震、兑、巽于所耕之谷,白沙未起,先生大声曰:「秀才若为懒惰,即他日何从到伊川门下?又何从到孟子门下?」一日刈禾,镰伤厥指,先生负痛曰:「何可为物所胜!」竟刈如初。
尝叹笺注之繁,无益有害,故不轻著述。
省郡交荐之,不赴,太息曰:「宦官、释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难矣,吾庸出为!」天顺初,忠国公石亨汰甚,知为上所疑,门客谢昭效张觷之告蔡京,征先生以收人望。
亨谋之李文达,文达为草疏上之。
上问文达曰:「与弼何如人?」对曰:「与弼儒者高蹈。
古昔明王,莫不好贤下士,皇上聘与弼,即圣朝盛事。
」遂遣行人曹隆至崇仁聘之。
先生应召将至,上喜甚,问文达曰:「当以何官官与弼?」文达曰:「今东宫讲学,需老成儒者司其辅导,宜莫如与弼。
」上可谕德,召对文华殿。
上曰:「闻高义久矣,特聘卿来,烦辅东宫。
」对曰:「臣少贱多病,杜迹山林,本无高行,徒以声闻过情,误尘荐牍,圣明过听,束帛丘园,臣实内愧。
力疾谢命,不能供职。
」上曰:「宫僚优闲,不必固辞。
」赐文币酒牢,命侍人牛玉送之馆次。
上顾文达曰:「人言此老迂,不迂也。
国学经典 明儒学案卷一 崇仁学案一

国学经典明儒学案卷一崇仁学案一明儒学案卷一崇仁学案一聘君吴康斋先生与弼吴与弼,字子傅,号康斋,抚州之崇仁人也。
父国子司业溥。
先生生时,祖梦有藤绕其先墓,一老人指为扳辕藤,故初名梦祥。
八九岁已负气岸,十九岁(永乐己丑)觐亲于京师(金陵),从洗马杨文定(溥)学,读《伊洛渊源录》,慨然有志于道,谓程伯淳见猎心喜,乃知圣贤犹夫人也,孰云不可学而至哉!遂弃去举子业,谢人事,独处小楼,玩《四书》、《五经》、诸儒语录,体贴于身心,不下楼者二年。
气质偏于刚忿,至是觉之,随下克之之功。
辛卯,父命还乡授室。
长江遇风,舟将覆,先生正襟危坐。
事定,问之,曰:「守正以俟耳。
」既婚,不入室,复命于京师而后归。
先生往来粗衣敝履,人不知其为司成之子也。
居乡躬耕食力,弟子从游者甚众。
先生谓娄谅确实,杨杰淳雅,周文勇迈。
雨中被蓑笠,负耒耜,与诸生并耕,谈乾坤及坎、离、艮、震、兑、巽于所耕之谷,白沙未起,先生大声曰:「秀才若为懒惰,即他日何从到伊川门下?又何从到孟子门下?」一日刈禾,镰伤厥指,先生负痛曰:「何可为物所胜!」竟刈如初。
尝叹笺注之繁,无益有害,故不轻著述。
省郡交荐之,不赴,太息曰:「宦官、释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难矣,吾庸出为!」天顺初,忠国公石亨汰甚,知为上所疑,门客谢昭效张觷之告蔡京,征先生以收人望。
亨谋之李文达,文达为草疏上之。
上问文达曰:「与弼何如人?」对曰:「与弼儒者高蹈。
古昔明王,莫不好贤下士,皇上聘与弼,即圣朝盛事。
」遂遣行人曹隆至崇仁聘之。
先生应召将至,上喜甚,问文达曰:「当以何官官与弼?」文达曰:「今东宫讲学,需老成儒者司其辅导,宜莫如与弼。
」上可谕德,召对文华殿。
上曰:「闻高义久矣,特聘卿来,烦辅东宫。
」对曰:「臣少贱多病,杜迹山林,本无高行,徒以声闻过情,误尘荐牍,圣明过听,束帛丘园,臣实内愧。
力疾谢命,不能供职。
」上曰:「宫僚优闲,不必固辞。
」赐文币酒牢,命侍人牛玉送之馆次。
上顾文达曰:「人言此老迂,不迂也。
中国历史文选下册《明儒学案》教学设计

中国历史文选下册《明儒学案》教学设计《明儒学案》重点:学案体史作的兴起。
难点:黄宗羲的思想特点。
解题:《明儒学案》,明末清初黄宗羲撰,共六十二卷,是综述明代学术思想史的专书。
黄宗羲搜集各家文集语录,分总别派,撰成本书。
卷首列《师说》,上起明初方孝孺,下止明末许孚远,评介了明朝二十五人的思想要点和行为得失,实为说明全书的断案标准。
接着区分门户,按出现早晚,列十九学案,以王学为中心,开始叙述王学的先驱和朱学的传人,立崇仁(吴与弼)、白沙(陈献章)、河东(薛瑄)、三原(王恕)等四学案,计九卷;继以姚江学案为首,以三十三卷篇幅述评王守仁的学术思想及王学的传播和分派;再立诸儒学案十五卷,分叙摇摆于程朱和陆王之间的学者,而以个人为主;最后立东林、蕺山两学案,计五卷,表彰与宦官斗争的东林“清议”,以及作者的本师、以身殉明的刘宗周。
每介绍一学派,先叙它的渊源流别,概括要旨,然后列举该派代表人物,各立小传,略述一生经历,择录重要言论,提示学术思想特点而加以评论。
本书将搜集到的有关明代三百年学术流派的材料进行分类排比。
由于系统比较清楚,结构比较严密,纲目和主次的关系处理得很有逻辑性,在材料的整理上高过了前人;同时,作者对各派原著都做过直接研究,因为叙述各派学术思想,简明扼要,选材比较精审而有代表性。
作者处理材料的态度也相当严肃。
他的见解倾向于王学,但书中对程朱的拥护者时有好评,对包括王守仁在内的王学各派也时有非难。
书中不仅介绍受到明朝统治者尊奉的正统派名儒,而且很注意下层社会的思想家,例如对灶丁出身的王艮、樵夫出身的朱恕、陶匠出身的韩乐吾、农民出身的夏叟等人,并未因为他们的学术思想被正统派目为邪说而忽视。
这就使读者在了解整个明代学术思想演变发展的时候,可以少点门户之见。
也正因为这样,本书才能成为后人研究明代学术思想的一部最重要的史籍。
《明儒学案》的写作,始于清康熙八年(一六六九),完成于康熙十五年,前后历时八年。
本书版本有:一、乾隆四年郑氏二老阁本;二、《四库全书》本;三、《四部备要》本;四、世界书局《四朝学案》本(附有人名索引)。
《明儒学案》

《明儒学案》《明儒学案》是一部系统总结和记述明代学术思想发展演变及其流派的学术史著作。
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和史学家黄宗羲(1610—1695年)撰。
黄宗羲是清代浙东学派的创始人,对清代史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章学诚赞誉“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
并指出黄宗羲在学术上上承明代学者王守仁、刘宗周,下启清初史家万斯大、万斯同,为清代浙东史学开山。
《明儒学案》是黄宗羲的代表作之一,成书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
该书62卷,首列《师说》一篇,作为全书总纲;以下略按时代先后和学术流别列出17个学案,总叙明代学者210多人,每个学案前面为案序,略述该学派师承渊源、主要代表人物、学术宗旨等内容;其次是学者小传,首列学派创始人作为案主,然后按照师承或地域胪列本派学者个案;小传之后摘录传主的主要学术著作或言论之精华,编成《语录》,间或撰有案语加以评论,力求全面客观地反映出每个学案的学术风貌。
《明儒学案》以王守仁心学发展演变为主线,全面系统地反映出明代学术发展的全貌。
明代前期,朝廷大力提倡程朱理学。
但是,随着明代中期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维护传统伦理纲常的理学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社会需要,逐渐趋于保守和沉寂。
与此同时,一些有识之士不满于思想界的僵局,开始脱离正宗理学的束缚,酝酿着新的学术思想。
到明代中叶,王守仁建立起心学理论体系,取代程朱理学成为思想界的主流。
后来心学体系逐渐分化,产生了不同的流派。
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准确地把握了明代心学酝酿、形成、繁荣和分化的轨迹,揭示出明代学术发展的主线。
他说:“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
……后来门下各以意见搀和,说玄说妙,几同射覆,非复立言之本意矣。
”(《姚江学案序》)《明儒学案》注重阐明各派学术思想的宗旨,把握诸家学术的精髓。
黄宗羲鉴于宋元学者《语录》荟撮简编、去取失当,使读者难窥前人学术精神的弊病,特别强调准确把握各派学术宗旨。
他指出:“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
明儒学案-第1章

第1章明儒大家黄宗羲之生平黄宗羲,明末大思想家,在明清鼎革之际,念念不忘旧朝,集合志士,起兵抗清。
后组织“世忠营”结寨自固。
复追随南明鲁王,任左副都御史。
失败后,隐居著书,对清廷荐官力辞不就,坚决不出仕。
黄宗羲学问极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或清初三大儒);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清初五大师”,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他的父亲黄尊素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削职归籍,不久又下狱被押送京城,后来,受酷刑而死。
在他的父亲被送走之前,父亲命他拜著名学者刘宗周为师,并嘱咐他:“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
”就这样,父亲的教训对他后来的求学道路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而当时年仅十九岁的黄宗羲袖藏铁锥,孤身赴京为父讼冤。
黄宗羲的祖父为使黄宗羲牢记国恨家仇,还在他进出的门口处写上“尔忘勾践杀尔父乎”八字来激励他。
当时,崇祯即位,阉党失势,黄宗羲在公堂之上出锥击伤主谋,追杀凶手,并在刑部大堂当场锥刺魏忠贤死党许显纯等,明思宗叹称其为“忠臣孤子”,其事迹更是轰动海内外。
黄宗羲归乡后,即更加发愤读书,“愤科举之学锢人,思所以变之。
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钞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且建‘续钞堂’于南雷,以承东发(疑系“林”字--笔者按)之绪”(《清史稿》480卷)。
又从学于著名哲学家刘宗周,得蕺山之学。
清军入关后,黄宗羲召集里中子弟数百人组成“世忠营”参加反清战斗,达数年之久。
失败后返乡闭门著述,清廷屡次诏征,皆辞免。
黄宗羲曾自云一生有三变:“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这正是黄宗羲一生的写照。
黄宗羲多才博学,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
尤其在史学上成就很大。
清政府撰修《明史》,“史局大议必咨之”(《清史稿》480卷)。
而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是一位从“民本”的立场来抨击君主专制制度者,真堪称是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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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经典明儒学案卷二崇仁学案二明儒学案卷二崇仁学案二文敬胡敬斋先生居仁胡居仁,字叔心,饶之余干人也。
学者称为敬斋先生。
弱冠时,奋志圣贤之学,往游康斋吴先生之门,遂绝意科举,筑室于梅溪山中,事亲讲学之外,不干人事。
久之欲广闻见,适闽,历浙,入金陵,从彭蠡而返,所至访求问学之士。
归而与乡人娄一斋、罗一峰、张东白为会于弋阳之龟峰,余干之应天寺。
提学李龄、钟城相继请主白鹿书院,诸生又请讲学贵溪桐源书院。
淮王闻之,请讲《易》于其府。
王欲梓其诗文,先生辞曰:「尚需稍进。
」先生严毅清苦,左绳右矩,每日必立课程,详书得失以自考。
虽器物之微,区别精审,没齿不乱。
父病,尝粪以验其深浅。
兄出则近候于门,有疾则躬调药饮。
执亲之丧,水浆不入,柴毁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寝室。
动依古礼,不从流俗卜兆。
为里人所厄,不得已讼之,墨衰而入公门,人咸笑之。
家世为农,至先生而窭甚,鹑衣脱粟,萧然有自得之色,曰:「以仁义润身,以牙签润屋,足矣。
」成化甲辰三月十二日卒,年五十一。
万历乙酉从祀孔庙。
先生一生得力于敬,故其持守可观。
周翠渠曰:「君学之所至兮,虽浅深予有未知。
观君学之所向兮,得正路抑又何疑。
倘岁月之少延兮,必日跻乎远大。
痛寿命之弗永兮,若深造而未艾。
」此定案也。
其以有主言静中之涵养,尤为学者津梁。
然斯言也,即白沙所谓「静中养出端倪,日用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衔勒也」,宜其同门冥契。
而先生必欲议白沙为禅,一编之中,三致意焉。
盖先生近于狷,白沙近于狂,不必以此而疑彼也。
先生之辨释氏尤力,谓其「想象道理,所见非真」,又谓「是空其心,死其心,制其心」。
此皆不足以服释氏之心。
释氏固未尝无真见,其心死之而后活,制之而后灵,所谓「真空即妙有」也,弥近理而大乱真者,皆不在此。
盖大化流行,不舍昼夜,无有止息,此自其变者而观之,气也。
消息盈虚,春之后必夏,秋之后必冬,人不转而为物,物不转而为人,草不移而为木,木不移而为草,万古如斯,此自其不变者而观之,理也。
在人亦然,其变者,喜怒哀乐已发未发、一动一静循环无端者,心也。
其不变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梏之反复、萌薛发见者,性也。
儒者之道,从至变之中以得其不变者,而后心与理一。
释氏但见流行之体变化不测,故以知觉运动为性,作用见性,其所谓不生不灭者,即其至变者也。
层层扫除,不留一法,天地万物之变化,即吾之变化,而至变中之不变者无所事之矣。
是故理无不善,气则交感错综,参差不齐,而清浊偏正生焉。
性无不善,心则动静感应,不一其端,而真妄杂焉。
释氏既以至变为体,自不得不随流鼓荡,其猖狂妄行,亦自然之理也。
当其静坐枯槁,一切降伏,原非为存心养性也,不过欲求见此流行之体耳。
见既真见,儒者谓其所见非真,只得形似,所以遏之而愈张其焰也。
先生言治法,寓兵未复,且先行屯田,宾兴不行,且先荐举。
井田之法,当以田为母,区画有定数,以人为子,增减以受之。
设官之法,正官命于朝廷,僚属大者荐闻,小者自辟。
皆非迂儒所言,后有王者,所当取法者也。
居业录静中有物,只是常有个操持主宰,无空寂昏塞之患。
觉得心放,亦是好事,便提撕收敛,再不令走,便是主敬存心工夫。
若心不知下落,茫茫荡荡,是何工夫!穷理非一端,所得非一处,或在读书上得之,或在讲论上得之,或在思虑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
读书得之虽多,讲论得之尤速,思虑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实。
孔子只教人去忠信笃敬上做,放心自能收,德性自能养。
孟子说出求放心以示人,人反无捉摸下工夫处。
故程子说主敬。
周子有主静之说,学者遂专意静坐,多流于禅。
盖静者体,动者用;静者主,动者客。
故曰主静,体立而用行也。
亦是整理其心,不使纷乱躁妄,然后能制天下之动。
但静之意重于动,非偏于静也。
愚谓静坐中有个戒慎恐惧,则本体已立,自不流于空寂,虽静何害!人心一放,道理便失,一收,道理便在。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学者以此立心,便广大高明,充之则是纯儒,推而行之,即纯王之政。
程朱开圣学门庭,只主敬穷理,便教学者有入处。
气之发用处即是神。
陈公甫说无动非神,他只窥测至此,不识里面本体,故认为理。
事事存其当然之理,而己无与焉,便是王者。
事事着些计较,便是私吝心,即流于霸矣。
道理到贯通处,处事自有要,有要,不遗力矣。
凡事必有理,初则一事一理,穷理多,则会于一。
一则所操愈约,制事之时,必能挈其总领而理其条目,中其机会而无悔吝。
儒者养得一个道理,释老只养得一个精神。
儒者养得一身之正气,故与天地无间;释老养得一身之私气,故逆天背理。
释氏见道,只如汉武帝见李夫人,非真见也,只想象这道理,故劳而无功。
儒者便即事物上穷究。
人虽持敬,亦要义理来浸灌,方得此心悦怿。
不然,只是硬持守也。
今人说静时不可操,才操便是动。
学之不讲,乃至于此,甚可惧也。
静时不操,待何时去操?其意以为不要惹动此心,待他自存,若操便要着意,着意便不得静。
是欲以空寂杳冥为静。
不知所谓静者,只是以思虑未萌、事物未至而言,其中操持之意常在也。
若不操持,待其自存,决无此理。
程子曰:「人心自由便放去。
」又以思虑纷扰为不静,遂遏绝思虑以为静。
殊不知君子九思亦是存养法,但要专一。
若专一时,自无杂虑。
有事时专一,无事时亦专一,此敬之所以贯乎动静,为操存之要法也。
敬为存养之道,贯彻始终。
所谓「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是未知之前,先须存养此心,方能致知。
又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则致知之后,又要存养,方能不失。
盖致知之功有时,存养之功不息。
程子曰:「事有善恶,皆天理也。
天理中物,须有美恶。
盖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愚谓阴阳动静之理交感错综,而万殊出焉,此则理之自然,物之不能违者,故云然。
在人而言,则善者是天理,恶者是气禀物欲,岂可不省察,与气禀恶物同乎!心精明是敬之效。
才主一则精明,二三则昏乱矣。
心无主宰,静也不是工夫,动也不是工夫。
静而无主,不是空了天性,便是昏了天性,此大本所以不立也。
动而无主,若不猖狂妄动,便是逐物循私,此达道所以不行也。
己立后,自能了当得万事,是有主也。
人之学易差。
罗仲素、李延平教学者静坐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以前气象,此便差却。
既是未发,如何看得?只存养便是。
吕与叔、苏季明求中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程子非之。
朱子以为,即已发之际默识其未发之前者则可。
愚谓若求未发之中看未发气象,则动静乖违,反致理势危急,无从容涵泳意味。
故古人于静时只下个操存涵养字,便是静中工夫。
思索省察是动上工夫。
然动静二端,时节界限甚明,工夫所施,各有所当,不可乖乱混杂,所谓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
今世又有一等学问,言静中不可着个操字,若操时又不是静。
以何思何虑为主,悉屏思虑,以为静中工夫只是如此,所以流于老佛。
不知操字是持守之意,即静时敬也。
若无个操字,是中无主,悠悠茫茫,无所归着,若不外驰,定入空无。
此学所以易差也。
容貌辞气上做工夫,便是实学,谨独是要。
《遗书》言:「释氏有敬以直内,无义以方外。
」又言释氏内外之道不备。
此记者之误。
程子固曰「惟患不能直内,内直则外必方」。
盖体用无二理,内外非二致,岂有能直内而不能方外,体立而用不行者乎?敬则中有主,释氏中无主,谓之敬,可乎!视鼻端白,以之调息去疾则可,以之存心,则全不是。
盖取在身至近一物以系其心,如反观内视,亦是此法。
佛家用数珠,亦是此法,羁制其心,不使妄动。
呜呼!心之神灵,足以具众理,应万事。
不能敬以存之,乃羁于一物之小,置之无用之所,哀哉!当然处即是天理。
禅家存心,虽与孟子求放心、操则存相似,而实不同。
孟子只是不敢放纵其心,所谓操者,只约束收敛,使内有主而已,岂如释氏常看管一个心,光光明明,如一物在此?夫既收敛有主,则心体昭然,遇事时鉴察必精。
若守着一个光明底心,则只了与此心打扰,内自相持既熟,割舍不去,人伦世事都不管。
又以为道无不在,随其所之,只要不失此光明之心,不拘中节不中节,皆是道也。
真能主敬,自无杂虑。
欲屏思虑者,皆是敬不至也。
「有此理则有此气,气乃理之所为。
」是反说了。
有此气则有此理,理乃气之所为。
陈公甫云:「静中养出端倪。
」又云:「藏而后发。
」是将此道理来安排作弄,都不是顺其自然。
娄克贞说他非陆子之比,陆子不穷理,他却肯穷理。
公甫不读书,他勤读书。
以愚观之,他亦不是穷理,他读书只是将圣贤言语来护己见,未尝虚心求圣贤指意,舍己以从之也。
敬便是操,非敬之外别有个操存工夫。
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别有个致知工夫。
陈公甫亦窥见些道理本原,因下面无循序工夫,故遂成空见。
释氏心亦不放,只内里无主。
所以为是心者,理也。
所以具是理者,心也。
故理是处心即安,心存处理即在。
非但在己如此,在人亦然。
所行合理,人亦感化归服。
非但在人如此,在物亦然。
苟所行合理,庶物亦各得其所。
禅家不知以理义养心,只捉住一个死法。
释氏说心,只说着一个意思,非是真识此心也。
释氏说性,只说着一个人心形气之私,未识性命之正。
满腔子是恻隐之心,则满身都是心也。
如刺着便痛,非心而何?然知痛是人心,恻隐是道心。
满腔子是恻隐之心,腔子外是何心?腔子外虽不可言心,其理具于心。
因其理具于心,故感着便应。
若心驰于外,亦物耳,何能具众理、应万事乎?异教所谓存心,有二也:一是照管此心,如有一物常在这里;一是屏除思虑,绝灭事物,使其心空豁,无所外交。
其所谓道,亦有二也:一是想象摸索此道,如一个物事在前;一是以知觉运动为性,谓凡所动作,无不是道,常不能离。
故猖狂妄行。
只致其恭敬,则心肃然自存,非是捉住一个心来存放这里。
读书论事,皆推究到底,即是穷理,非是悬空寻得一个理来看。
人以朱子《调息箴》为可以存心,此特调气耳。
只恭敬安详,便是存心法,岂暇调息以存心?以此存心,害道甚矣。
心只是一个心,所谓操存,乃自操而自存耳。
敬是心自敬耳。
主敬是有意,以心言也;行其所无事,以理言也。
心有所存主,故有意;循其理之当然,故无事。
此有中未尝有,无中未尝无,心与理一也。
学一差,便入异教,其误认圣贤之意者甚多。
此言无为,是无私意造作,彼遂以为真虚净无为矣。
此言心虚者,是心有主而外邪不人,故无昏塞,彼遂以为真空无物矣。
此言无思,是寂然不动之中万理咸备,彼遂以为真无思矣。
此言无适而非道,是道理无处无之,所当操存省察,不可造次颠沛之离,彼遂以为凡其所适无非是道,故任其猖狂自恣而不顾也。
释氏误认情识为理,故以作用是性。
殊不知神识是气之英灵,所以妙是理者。
就以神识为理,则不可。
性是吾身之理,作用是吾身之气,认气为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
心常有主,乃静中之动。
事得其所,乃动中之静。
今人为学,多在声价上做,如此则学时已与道离了,费尽一生工夫,终不可得道。
孔门之教,惟博文、约礼二事。
博文是读书穷理事,不如此,则无以明诸心。
约礼是操持力行事,不如此,无以有诸己。
张子以太和为道体。
盖太和是气,万物所由生,故曰「保合太和,乃利贞」。
所以为太和者,道也,就以为道体,误矣。
上蔡记明道语,言「既得后,须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