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解读现代化经济体系――六大特征、三个难点、五条路径

全面解读现代化经济体系――六大特征、三个

难点、五条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尽管“现代化”已被多次提出，但“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一概念还是首次提到。那么，如何理解现代化经济体系？又该如何构建这一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发展瓶颈又是什么？多位专家学者研读党的十九大报告之后，就相关问题向本刊一一剖析。

何谓“现代化经济体系”？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紧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布局的内在要求，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基本途径，也是适应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换发展动能和全面均衡发展的迫切需要，意义深远而重大。

背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夏杰长向《经济》记者表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要破解这一矛盾，就必须更高水平发展生产力、更大力度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积极推进现代化经济。夏杰长表示，这是我们党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战略目标最主要的原因。在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可谓是水到渠成、意义深远。

同时，建设现代化经济战略体系与2020年、2035年、2050年的战略目标一脉相承。

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牛犁向《经济》记者分析称，经济发展阶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原来的高速增长阶段，转变到高质量发展阶段，效率优先。“原来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然后大家一起富，将来是人民生活都比较宽裕，要实现共同富裕强国的发展目标。所以随着时代的变化，经济体系任务肯定要发展变化。”

那么，现代化经济体系与此前提的市场经济体系有何不同？现代化经济体系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吗？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副主任苏剑向《经济》记者表示，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经济体制无非就两个，一个是计划经济，一个是市场经济，现代化经济体系无非就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做一些完善和发展、创新，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容更丰富一点。要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正常运行，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来解决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解决一些民生问题，解决一些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等。”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主任贾晋京也表示认同，他向《经济》记者分析称，过去我们提加强市场经济体系建设，但是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当中，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只是六个方面之一。

“过去提市场经济体系，是国内改革有不完善的地方，需要市场推动改革，适应全球化的趋势和形势，很大程度是借鉴外国的经验。而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我们已经进入小康决胜的阶段，实际人民群众的需求和要求不单是从体制上改革，而是要建设一个体系式的改革，而中国很多产业也走在世界引领者的地位，所以我们并不需要借鉴国外的经验了。”贾晋京说，这就需要更高的视角和全面引领建设的顶层设计。

特征：六大方面合力实现那么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特征是什么？对于中国来说，什么样的经济体系建设才是现代化的经济体系？

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我们的经济要转型升级，包括经济发展的格局将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的发展，主要的特征是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具体来看，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向《经济》记者表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实现有六个特征：

第一，更高效益的经济水平和经济增速。中国现在已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中国的经济增速保持世界前列，人均收入持续增长，进入高收入阶段，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全要素生产率大大提高。

第二，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方式。要以科技驱动代替要素驱动，形成以创新为引领发展第一动力的创新型国家，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增长与排放污染“脱钩”，建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经济模式。王辉耀表示，这就意味着中国将进入全面创新时代、绿色发展时代，将成为包括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国家、智慧社会等在内的创新型国家。

第三，更平衡的区域和城乡发展格局。国家战略规划、跨地区战略规划、区域性战略规划衔接有序、配合有效。王辉耀认为，这就意味着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更加成熟，生产要素的配置和流动更为有效，跨地区的转移和互助机制逐步成型，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具有较高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完善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融合的城乡发展体制、现代化的农业科学技术，农村居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并较快提高。

第四，更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王辉耀表示，并非西方当代的市场经济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主要特征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市场和政府的“两只手”都要起作用，这是中国发展的优势所在。“更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包括更具活力的市场调节机制、更具竞争力的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更有效率的政府服务体系以及更加安全有效的宏观调控与政策协调机制。”

第五，更全面的对外开放。我国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需要进一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成为贸易强国、对外投资强国，具备一批全球贸易中心、研发中心，以及面向全球的创新合作、产能合作、服务合作、投融资合作网络。

第六，更完善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空间布局结构和协调程度。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语境下，是指要全面构建比较稳固的现代农业基础、比较发达的制造业，尤其是高级装备制造业以及门类齐全、迅速发展的现代服务业，总体要求是技术进步在发展中的贡献份额不断得到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不断得到增强。建立这样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物质基础。进一步建设现代化空间布局结构和协调程度，打造国土资源利用效率较高、要素密集程度较大、生态容量适度、城市群落连绵、区域发展差距较小的生产力布局结构。

内涵：三个转变提质增效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马晓河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经济增长的核心是质量和效益，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目标就是要从过去追求量的增长转向质量和效益的增长，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最终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这主要依靠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高质量增长的具体要求，就是要实现三个转变，即质量转变、效率转变、动力转变。”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丛屹向《经济》记者表示，其实这就是对现代化经济体系最精准的一个解读。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王小广向《经济》记者表示，现代化体系的内涵就是动力体系、现代产业体系和经济体制。“其中动力体系包括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三大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现代产业体系要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经济体制要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

目标：“两个一百年”

那么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最终目标和落脚点是什么？如果设一个时间节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目标何时能完成？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是十九大报告里所提到的两步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赵晋平向《经济》记者分析称，第一步是到2035年实现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第二步是到2050年，把中国建成一个富强民主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贾晋京看来，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个更大的蓝图，2035年、2050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节点，也是建设和完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时间轴。

现代化经济体系瞄准的是“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向《经济》记者表示，我们要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针对这“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我们必须要构建一个新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不同于以往的经济体系。

在他看来，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最终的落脚点，就是要把中国从一个经济大国引领到一个经济强国上来。“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一个方面需要技术创新的支撑，必须能够占住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另一方面，我们作为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需要把实体经济做强，尤其是要把制造业做大做强，一个强大的制造业是我们大国的立国之本。”

那么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最终的效果会是什么样的？赵晋平用一组数据做了回答。

“第一，中国在2027年左右，也就是花1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的经济总量有可能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第二，我国目前的人均GDP大概是在8000美元，按照现在国际组织的标准，还处于中等收入国家的范围内，再过10年左右，中国的人均GDP有可能达到1.3万美元，可以实现高收入国家的一个下限水平；第三，在创新能力方面，大概在2030年左右，中国创新投入总量会进入名列前五位的创新型国家的行列，而且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也会明显地提升；第四，再过5到10年，我们会由现在的制造业大国迈向制造业强国，2025年在一定意义上为中国的制造业转型升级绘制一个中长期的蓝图；第五，从中国未来一个阶段的发展来看，城市化率会逐步提升，对缓解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估计在2030年左右，中国的城市化率可能会上升到70%左右，有大量的农村的劳动力，尤其是一些过剩劳动力会逐步转向城市。”赵晋平预计，未来5到10年，中国有可能不仅是货物贸易，也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服务贸易国家。

如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十九大报告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指明了清晰的方向，并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等具体部署。

路径：从五个方面发力“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打造、构造、构建，最核心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在科技创新方面，如何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要把整个现代化创新体系构建起来，与我们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相匹配，成为现代化经济体系重要、关键的支撑；另一方面是经济转型升级，目前中国仍然是一个产业结构比较滞后，产业的先进性还不够的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要提升产业结构的层次，尤其是要把先进制造业的水平提高，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表示。

从具体的操作手段上，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告诉《经济》记者，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可从以下几方面发力：

第一，以实体经济为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推动制造业、基础设施产业升级。

要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还要形成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形成新的现代产业优势。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注重投资的整体收益、长期回报与外部效益结合。

王辉耀说，要进一步推动制造业向“高端智能化”转型。中国制造业日益发展壮大，自2010年起已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是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但是制造业的“大而不强”仍是亟须突破的瓶颈。产品附加值低、生产成本高、研发投入和人才供给不足是制造业向“高端智能化”转型难的主要原因。由此，不仅企业要加速抢占新技术蓝海、创新投资模式、打造“世界品牌”战略；政府方面也要引导境外合作、构建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完善教育结构引进高端人才。

第二，要完善区域发展机制，促进东西部、城乡区域协调、协同、共同发展。

在区域产业协调发展方面，东部地区要加快推动产业升级，打造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引领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高地；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发展产业集群，使我国产业发展展现全面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王辉耀表示，在城乡一体化方面，重点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水平，形成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进一步放开农村宅基地流转限制，实现农村闲置宅基地的集约利用，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双向流动，扩大内需，激发下一个十年人口红利的释放，形成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新格局。

第三，要加快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和人才机制建设。

进一步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提高科技的持续创新能力。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从而实现科技对国民经济发展各重要领域的全方位战略支撑。

王辉耀特别提出，要加强人才机制创新建设。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要推进人才管理体制改革，改进人才培养支持机制，完善人才创新创业激励机制，健全人才顺畅流动机制，从而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引才用才机制。

同时，重视移民和华人华侨的作用。全球化的人才流动，同时也带动了日益显著的大规模国际人才流动现象。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促进科技成果加快转化。我国应积极探索技术移民事业，加强引进国外智力。加大引进国外智力力度，需要积极探索技术移民事业。探索技术移民事业，要认真规划技术移民工作格局，健全技术移民管理体制，推动政府部门技术移民治理的法治化和服务化，尽快推进技术移民立法工作。此外，应进一步加强引进国际人才顶层设计的落实工作，设立专门的国际人才管理机构；进一步加强城市软实力建设，从自然环境、城市文明和生活配套方面提升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水平；建立国际人才合作组织，打造国际人才协调服务专业平台。

最后，重视留学生群体，挖掘“走出去”和“来华”留学生红利。随着“一带一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推进，留学人员发挥的“红利”也正在凸显。应加强对海外留学学生的服务，统筹整合外事部门力量，加快建设并整合出国留学数据库，加强与留学生的联络；优化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的政策环境；提高我国护照的含金量和国内的认可度。

第四，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走出去”质量，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经过近40年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CCG《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7）》显示，2016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1830亿美元，同比增长44%，位居全球第

二大对外投资国，连续两年进入资本净输出国行列。据CCG数据统计，2016年中国企业对美投资156起，投资总金额达850.16亿美元，再次超过美国对华投资。

此外，中国财政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补充道，现代化的经济体系的建设有赖于更加优化的体制环境。

第五，建设更优的体制环境，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石英华说，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厘清政府权力边界,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府部门“瘦身”，政府要注重从宏观角度为企业创造健康运行的良性环境和合理机制，通过制度来引导企业的行为，发挥好政府的市场维护、市场引导、市场培育等方面的作用，真正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破除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与有效配置的障碍，向市场和社会放权，激发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发展与创新活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增强市场主体对未来发展的信心，稳定市场主体投资和创新的预期。

注意：三对关系五种平衡通过专家的阐述不难发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决胜“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时，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改革在推进的过程中也要厘清三对关系，实现五种平衡。

“十九大报告里面提出了六个方面，实际包含着三对关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主任贾晋京表示，第一是存量与增量的关系，过去在市场经济时，从十四大到十八大连续几次讨论效益与质量的关系，但现在质量与效益问题已经超越了，此时不是这个变量关系的问题，而是存量与增量的关系，就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升级传统动能要靠创新驱动；第二是点和面的关系。过去总追求高速发展，靠经济增长点来带动，但现在既要有高速发展的点，同时这个点还要扩散成面，比如区域平衡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第三是内和外的关系，国内还是继续深化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对外要打造全方位新格局，这个格局目前已经从全球化的参与者变成全球化的引领者了。

在认清这三对关系的同时，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要注意五个方面的平衡。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向《经济》记者表示，第一要讲究经济和生态的平衡，解决GDP 增长的同时，也要保护好环境，真正实现所谓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效果。同时也要保证必要的就业率、增长量和贸易金融等各方面的增长。保持经济和生态的平衡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老百姓(81.57 +2.23%,诊股)美好生活需求的一个总体要求。

第二，要保持所谓的效率和质量平衡，一方面我们要追求经济的发展速度，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追求经济的质量。

第三，要追求结构和速度的平衡，一方面我们要保持一定增长的前进步伐，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保持结构的均衡，解决城乡、地区、城市里面的贫富结构性问题。同时要保持三个产业即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结构平衡，也要保持投资消费之间的平衡。

第四，要保持国内和国外之间的平衡，一方面我们要解决国内的很多问题，第二方面也要解决为全世界作出贡献之间的平衡。

第五，要保持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平衡，一方面我们要通过金融财政的杠杆推进实体经济的继续发展，保证金融和财政的杠杆服务于实体经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推进金融强国，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哪些瓶颈亟待突破？

我们特别重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因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经济建设仍然是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尽管我国处于“强起来、站起来”的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也不同以往，但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成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仍道阻且长。

“放管服”是个难点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们实现强国目标最核心的内容，也是我们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客观要求。”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丛屹告诉《经济》记者，“放管服”是一个难点，其实“放管服”改革最大的问题就在体制转换上，政府的决策到底怎么变，政府的审批权如何真正放开，下放到位，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体制和机制转换的过程。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放管服”影响的是营商环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夏杰长表示，我们目前最值得关注的短板是“营商环境”。根据世界银行近五年来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国的营商环境质量虽逐年改善，全球综合排名稳步上升，近五年的数据显示，约200个被调查国家中，中国已从96名（2014年）上升至78名，跟自己比进步幅度明显。但是，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甚至跟一些新兴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依然很大。我们需要把改善营商环境、推动“放管服”改革、培育企业家精神当作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重要的“软环境”。

“营商环境在企业成长、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良好的经营环境对激发企业活力，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夏杰长表示，我们虽然已经具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但现代化经济体系毕竟是一个浩瀚的系统工程，前行的道路上充满着挑战和困难。比如经济和民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还很凸显，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还不高，企业创新能力还不强，实体经济面临着多重挤压，社会资本活力不够，金融风险和金融监管存在不少隐患，脱贫攻坚任务仍然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依然较大，部分地区离“现代化”标准相距甚远，有些困难地区甚至在一定时期出现了严重“塌陷”。

另外，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王小广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要深化，三去二降一补效果不明显；国企改革、国企僵尸企业也没有解决；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破行政垄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简政放权还待解决。

基础设施问题、乡村环境问题、教育问题都是非常棘手且要解决的问题。在区域问题上形势还算良好，因为我们三大区域战略，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一带一路加上过去的四个格局发展得都不错。

“具体来说，从我们现在面临经济社会整体的逻辑角度看，地区间、城乡间、个人间发展的差距还是比较大，并且是不平衡、不协调的。区域、城乡发展不协调，需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完善。”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牛犁说。

老百姓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的需要，民主、法制、自由、安全、生态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也是一个考验。“前两年我们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改革，现在供给质量提高起来了，全面深化改革也到位了，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和十九大的总结，仍有1500项措施还要落地生效，发挥作用，这是体制的问题。”牛犁说。

创新量与质不同步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也有自己的观点。他表示，我们追求各方平衡的背后，就体现出我们目前的挑战。比如第一个平衡是讲究经济和环境之间的平衡，说明我们目前面临着生态的危机，这本身就不够现代经济；第二个是结构失衡，各方面无论是贫富悬殊，还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结构等，都没有达到均衡；第三个是国内国外之间面临的各方面挑战；第四个是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可能没有到位。

“在创新方面，我们问题更多。”王小广认为，虽然我们专利很多，但是都不是原创性的，都是底层技术的创新，数量够了，质量还要很大的提高。“我们的创新体系也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十一五强调自主创新，十二五强调创新驱动，十三五把创新发展理念放在第一位，过去我们谈原始创新、基本创新、吸收消化创新，到了十九大以后，我们觉得中国要加大搞原始创新，在基层创新上，对重大的技术进行突破，这些都是新要求，而我们目前差距还很大。”

我们现在发展到了靠创新驱动的阶段，而恰恰我们的创新能力还不强，创新效率还不高。我们的世界品牌很少，虽然强调要走在产业高端的部分，但制造业还处于中低端。

“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创新是最核心的，政府要搞基础性的创新，因为企业动作大还赚不到钱，所以带有共性的技术政府要投入，商业化的技术由企业完成，这个战略要落实，才能建设创新型国家。”牛犁说，建设经济体系需要一个全开放的格局，我们在普通的商品、制造业领域已经开放，但在服务领域，我们的开放力量还不够，在文化、体育方面还有很大差距。比如我们建立自贸港、自贸区，服务领域会形成全新的格局，这需要我们积极推动。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也表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除了科技的创新，就是要把我们以制造业为代表的整个实体经济做大做强，一方面要提升它的科技含量，另外一方面要提高它的竞争力、附加值。这两个方面应该也是我们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当中的两个难点，尤其是现代化创新体系的构建，需要一定的时间。

“走出去”问题多

丛屹表示，要从经济大国成为经济强国，就要走出去，比如铁矿石、棕榈油、石油等我们都依赖外部的资源支撑，没有支撑自己发展所需的资源体系，又如何发展呢？“任何一个经济强国都应该是一个海外投资大国，我们的海外投资刚兴起还不成功，而‘一带一路’则是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点，是必须要实现的目标，其中的风险和阻力不小，必须要有充分的预估。”

“目前改革开放行至中流，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着很多问题。”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表示。

第一，“一带一路”初期，海外投资风险显现，即外资准入门槛高、设置投资隐形壁垒等。企业应当建立国际化管理模式、加强企业间战略合作、增强形象与品牌战略；政府应尽快制定“一带一路”投资总规划、提高企业国际化水平、做好风险评估应对、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另外，建议亚投行、丝路基金等相关金融机构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前行。

第二，企业“走出去”的合规性隐忧。“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轻视尽职调查、投资情绪过热、东道国保护主义、服务机构国际化水平低等，是导致“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合规性风险突出的主要原因。企业方面应增强法律意识，注重监管信息和相关法律政策、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政府方面需加强海外投资立法、增强国家间政治互信；另外，律所、行业协会

方面要“走出去”、积极构建国际化团队、成立相关专业委员会扩大国内外交流，提升对外法务的服务能力。

第三，跨境电商初“出海”，多方面问题开始凸显。传统销售方式不适应、物流清关报税体系不成熟、售后体验难保证、监管问题突出是跨境电商初“出海”，海外发展困难多的主要原因。企业方面要不断健全供应链体系、完善售后服务和用户体验、加强商家审核监督能力；政府方面要完善跨境电子支付体系、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加快制定跨境电商国际经贸规则；另外，海关总署等相关部门需联手，为跨境电子开辟绿色通道。

第四，产业园区海外发展困难多，出现空心化。目前来看，境外产业园区多以民营企业为主，园区规划不合理，落户项目缺乏，招商能力弱，缺少央企和国企等有集聚效应的项目。企业需对接东道国发展战略、多元融资精细招商、培养园区人才、树立企业责任、尊重当地习俗；政府方面要建立产业园区工作组、完善服务体系、建立战略示范园区、加强人才培养。

第五，中小企业对外投资融资瓶颈。金融市场不成熟、信用体系不健全、企业申贷门槛高、信息不对称等是海外发展的中小企业面临融资瓶颈的主要原因。企业方面需拓宽融资渠道、提高担保贷款额度、构建信用强企；政府方面需要发展金融机构海外布局、与国际金融机构交流合作、增强融资服务作用；另外，相关金融机构也要创新金融工具和融资方式、建立多元金融机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