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雪原》读书报告材料

《林海雪原》读书报告

《林海雪原》是根据曲波自己的经历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一问世，在当时的社会上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同时也搬上京剧舞台，其中“智取威虎山”这段唱词，很多人都会唱。

1946年冬天，东北民主联军一支小分队，在团参谋长少剑波的率领下，深入林海雪原执行剿匪任务。这股匪徒是原国民党的败兵，流窜到我军后方。小分队在向威虎山匪窠开进途中，白鸽救了一个被杀伤的女人，并跟踪敌人发现了神河庙老道士实际上是威虎山匪帮的情报员。小分队设下埋伏，抓获了座山雕手下的情报副官一撮毛，缴获了敌匪的地下先遣军联络图。

经反复提审一撮毛和小炉匠，初步了解到威虎山座山雕匪帮的情况，侦察英雄杨子荣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打进威虎山内部，探得敌情，配合小分队里应外合全歼座山雕匪帮。少剑波召集会议反复推敲了杨子荣的设想，迅速据此制订了周密的作战计划。

杨子荣化装成已被消灭的另一伙土匪许大马棒的饲马副官胡彪，只身来到威虎山。在威虎山上，巧妙地应答了座山雕及手下“八大金刚”的多方盘问，并利用座山雕急于扩大实力、扩展地盘的心理，献上了缴获的敌匪地下先遣军联络图。初步得到了座山雕的信任，并被封为威虎山上的“老九”上校团副。

座山雕精心布置了一场“与来袭共军激战”的假战斗，暗中考察这个“老九”是真是假。杨子荣提着枪也冲了上去，很快他就发现这些人只大喊大叫，枪都打到天上去了。他知道座山雕是在考验他，于是大打出手，连着打死几个匪徒，座山雕一看打死了弟兄，便对杨子荣大喊：“行了，老九！这是在演习。”消除了座山雕的疑心，并将计就计乘机送出了所摸索清的情报。

少剑波率小分队进驻与威虎山遥遥相望的夹皮沟，一边发动群众，组织生产自救，组建民兵队伍；一边抓紧滑雪练兵，积极备战。多年来饱受

土匪侵害的百姓在小分队组织下，开动火车，用山内的木材换来了生活必需品，李勇奇等一批青年积极参加了民兵训练，拥军爱党、消灭土匪的热情空前高涨。

突然传来了出山的火车遭土匪袭击的消息，被押解的俘虏小炉匠乘机逃脱，去向不明。少剑波心想，如果小炉匠逃回威虎山，敌人内部的杨子荣就危险。正在此时，经过多日奔波的“长腿”孙达得，送来了杨子荣传出的情报。少剑波当机立断，率小分队和民兵火速出兵。游击队员们滑着雪橇，箭一样穿行在白皑皑的雪原上。

年三十，威虎山要摆“百鸡宴”，让杨子荣担任值日官和“百鸡宴”的司宴官。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前前后后，摆了六六三百六十根松明火把，说是“山光普照”，还把大厅里里外外安上了60盏猪油灯，说这正应座山雕的六十大寿。他还说服座山雕以大庆为名，要把今年的百鸡宴全摆在厅里，以便于小分队进来一网打尽。座山雕对他的这些安排大加赞赏。

天近黄昏，“百鸡宴”即将开始，从火车上乘机逃跑的小炉匠逃回了威虎山。杨子荣震惊之余，决心随机应变，先发制人。于是，当着座山雕和“八大金刚”的面，杨子荣利用小炉匠不敢说出自己被俘经过的弱点，嘻笑怒骂，逼得小炉匠前言不搭后语，小炉匠气急败坏喊道：“你不是胡彪，你是共军”。杨子荣很想一枪打死他，与敌人同归于尽，那样他就前功尽弃了。他仍继续镇定自若地与小炉匠舌战，直追问得小炉匠破绽百出，引起了座山雕的怀疑，最终座山雕开枪处决了小炉匠。

杨子荣在“百鸡宴”上八面威风，巧施安排，匪徒们个个喝得烂醉如泥，东倒西歪。小分队及时赶到，杨子荣和战友们，一举全歼威虎山的这伙顽匪，战斗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林海雪原》这部小说的作者曲波，他是山东蓬莱人。15岁高小毕业后参加了八路军。1943年进入胶东胶大学习，毕业后在胶东军区任报社记者。1945年，担任牡丹江军区二团副政委，1946年冬，亲自带领一支小分队，深入林海雪原，与国民党在牡丹江一带的残匪周旋。经过近半年的艰苦斗争，终于歼灭了这些顽匪。这是作家后来创作《林海雪原》的重要生活基础，1950年曲波因重伤转业到地方工作，1952年他以顽强的毅力写作

长篇小说《林海雪原》，1956年8月完成了40万字的书稿。继《林海雪原》之后，曲波又创作了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山呼海啸》和《桥隆飙》。

50 年代曲波创作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 与中国极其丰厚的传奇文学

传统有很深的联系, 它的文本结构、叙事方式、人物设计明显发生了向中国民

间武侠、传奇小说传统审美口味上的倾斜与仿制,

是现代革命的逻辑和传统传奇文学逻辑之间达成的妥协; 由于《林海雪原》负

载着政治宣传和非政治娱乐两个功能, 因此, 对叙事文本的战争描写本着真与

虚相结合的方法;《林海雪原》在文革中被改编成

京剧《智取威虎山》, 在基本保留原作传奇性背景的基础上, 增强了现代革命

京剧表演性成份, 不过, 为把《智》剧修改的更有“阶级性”, 原作中的江湖

游侠的传奇色彩被换成充满阶级仇恨的内容, 经过内容和程式的转换, 传奇性

与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真正结合起来。总之, 从小说到样板戏, 传奇被赋予不同

的含义,遭遇了不同的命运。

《林海雪原》中英雄传奇的现代演绎,50 年代以后, 战争硝烟逐渐在全国

范围内消散, 大批在40 年代后期战争中出生入死的将士来到了和平年代。于是, 一段时间内, 关于战争的“回忆录”、“故事”和回忆体“小说”成为文学创

作和追述的“热点”。许多第一次拿笔写作的前军人, 一夜之间变成作品畅销

的军旅作家, 曲波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些战争小说构成了一种“英雄传奇”现象。应该说, 它的出现与中国极其丰厚的传奇文学传统有很深的联系。传奇小

说兴起于盛唐初年, 最早的几位作家王度、沈既济、陈鸿, 都是史官。他们利

用《史记》以来传记文学的经验, 将只是粗陈梗概的小说, 改造得体制更为阔大, 波澜更加曲折, 人物性格更加鲜明, 使之发展成较为成熟的小说类型。照

文学史家的话说, 传奇小说“全篇荡漾着诗意的想象, 浪漫色彩非常浓厚, 情

节也离奇曲折, 富有戏剧性。它比较典型地运用了通过幻想反映现实的表现方法。”

据曲波说,《林海雪原》的完成得益于两个因素: 一是当年战斗在林海雪原上的艰苦岁月, 以及战友杨子荣同志的英雄事迹, 另一个因素是同类题材古典

小说潜移默化的影响, 他说, 他讲《三国演义》、《水浒》、《说岳全传》, 甚至可以像说评书一样地讲出来, 甚至最好的章节都可以背诵出来。从《林海雪原》的故事构架看, 它来自作者的一段亲身经历: 1946 年冬, 当时任牡丹江军

区二团

副政委的他, 率领一支英勇善战的小分队, 深入到牡丹江一带的深山密林参加剿匪战斗, 虽然最后完成了任务, 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杨子荣中了匪首的无声手枪而牺牲, 警卫员高波也死于二道河敌人的一场伏击战中。在进入小说创作之前, 上述“故事”还经历了一个口头流传的过程。1950 年,作者因伤转业到地方担任党委书记, 由于经常要对工人进行传统教育,“就讲杨子荣的战斗故事”,“四年中讲了七、八次, 越讲越精炼、集中, 越叫座。”如果完全照搬原先的故事, 尽管其中不乏传奇的情节, 但一定会让听众感觉到冗长和沉闷。因此, 既要使工人受到“传统教育”, 同时又使故事本身产生吸引力, 叙述者就得对原先故事有意无意地做一些加工、改造, 使故事更“精炼”、“集中”和“叫座”。

于是, 在《林海雪原》最终成为小说文本的前两个阶段——“回忆”和“讲述”中, 留下了作者对原故事“加工”和“改造”的痕迹。为突出小说的“传奇性”, 使之显得曲折、惊险和比较“好看”, 作者对故事发生的背景、地理形势、人物形象等做了大幅度地修改, 主要方面是:

第一, 1946 年到1947 年在牡丹江地区歼灭谢文东等国民党土匪, 主要是二五九旅配合牡丹江军区和合江军的广大军民, 不怕冰天雪地, 深入到深山密林, 艰苦战斗的结果??而不是像作品所描写的, 单凭着少剑波的机智、多谋和杨子荣等人的英勇杀敌, 就能取得对数十倍于自己力量的敌人的全胜的。

第二, 据当年参战者之一的冯仲云回忆,牡丹江当地的地理形势, 并“不像书中所说的那样险要”。在《林海雪原》中, 却出现了巍峨险峻的九龙江, 巨石倒悬、阴风飒飒, 刮肉透骨的鹰嘴岭; 铺天盖地惊涛骇浪般的大风雪, 齐腰斩断大树, 搅起雪龙来填山谷、改地形的穿山风; 奶头山、威虎山的险要形势, 更是被渲染得肃杀、冷酷而多变。

第三, 主人公之一杨子荣的原型在抓捕匪徒四大部长的战斗中中弹牺牲, 但在小说中, 他虽说屡屡孤身深入雪原侦察, 或干脆打入匪巢与敌周旋, 却总是有惊无险, 连伤都没有负过。少剑波由原来的“二团副政委”改成了团参谋长, 为渲染他战斗间隙中的浪漫爱情, 又加入了一个原先没有的卫生员白茹, 等等。《林海雪原》虽因对“历史事实”的修改受到批评, 但它的文本结构、叙事方式、人物设计却明显发生了向中国民间武侠、传奇小说传统审美口味上

的倾斜与仿制。读者关于《水浒传》、《三国演义》、《荡寇志》等古典小说的“阅读记忆”, 与《林海雪原》之间发生了一种奇妙的叠合与认同。在作品文本的意义上, 与其说是《林海雪原》的崇高革命精神征服了当代读者, 毋宁说征服读者的还有它的英雄传奇。

另外,《林海雪原》的情节、道白、服饰, 以及大口喝酒吃肉的动作中, 也留下了《水浒传》的某些痕迹。由此可以看出《林海雪原》对于民间文艺资源的吸收利用。也可以说, 只有作品确认了传统传奇小说的叙事模式时, 它的英雄传奇的身份才得到读者的确认。而解放军小分队所代表的革命事业必须是传统文学秩序的支持者, 否则它根本不会有强烈吸引力的叙事功能。于是, 在传统传奇小说文本的运作与现代革命演义的运作之间便可以达成一种秘密的会合与交换。现代革命演义是通过非政治运作使得小说情节故事在读者阅读中获得合法性的。这当然不是说传统传奇小说的叙事模式决定了现代革命的意义。毋宁是表明, 传奇小说的逻辑与现代革命的逻辑的交换可以进行到怎么样的程度。

通过《林海雪原》不难看出, 在小说文本中, 这两种运作程序的交锋最终确实达成了某种妥协: 由一个下层民间造反的故事的修改和发展, 最后被加上了一个现代革命的结局。即是说,《林海雪原》要想在当代社会获得成功, 它也必须加上两个基本因素:“史官”眼光, 离奇手法。它只有通过“幻想”, 才能有效地反映“现实”。

正是传统英雄传奇艺术因素给予作家如此深刻的影响，使《林海雪原》的文本表现出通俗性、传奇性特色，因而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就传统英雄传奇对《林海雪原》创作的影响而言，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汲取传统英雄传奇的艺术表现元素，在结构方式、叙述模式、叙述节奏、叙述视角等方面都体现出中国传统英雄传奇的风采。《林海雪原》是以消灭许大马棒、座山雕、九彪和马希山四个匪帮为贯穿全书的主要故事，构成小说叙述的主要线索。在四个主要故事和与之相对应的战争方式（奇袭、设圈套、将计就计和周旋）的叙述之外，又适当地插入了捕获一撮毛、巧遇蘑菇老人、少剑波和白茹的恋爱、夹皮沟发动群众、智斗河神庙道人等，以及多种日常生活场景的故事。这明显地体现出传统小说注重故事性、传奇性，以及以情

节为中心的叙述方式和“大故事套小故事”的结构方式特征。诚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全书的故事也是一个波澜追逐又一个波澜，奇峰凸起，变化万端。几个主要故事中间交错着许多小故事。在‘兵分三路’准备打威虎山的时候，已经是花开三朵各表一枝了，可是作者在这时候，又从容地展开了夹皮沟人民的生活场景，使故事的血肉更加丰满。”此外，在情节、叙述节奏、大量“巧合”以及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等方面也都呈现出传统章回小说的艺术表现因素。“作品这种节外生枝，险象环生的故事处理方法，与民间说书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使故事大起大落，情节大开大阖，人物大忠大奸，情绪大悲大喜，把艺术各种要素都推向极致，产生了引人入胜的魅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林海雪原》还体现出对传统侠义小说的继承。“关于侠义小说的叙事模式，在不同的理论家的归纳中有不同的形式，然而无论在何种形式中，都不会缺少血债与报恩这些基本的元素。”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的经典侠义小说，主人公所遭遇的杀父或灭门的“血债”往往是故事的起点，他们大都带着深仇大恨踏上漫漫复仇之路，并最终以报仇雪恨的结局完成故事。在《林海雪原》剿匪故事的开端，作者叙述了少剑波率领小分队急驰增援被土匪袭击的杉岚站的故事。当少剑波和小分队赶到杉岚站时，看到的是包括姐姐在内的“六男三女，都用刺刀剖开了肚子，肝肠坠地，没有了一只耳朵，只留下被刺刀割掉的痕迹”的惨烈场景。此时的少剑波，“眼睛顿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失去了视觉；头像炸开，昏昏沉沉，失去了知觉，就要倒将下来”，耳边“所有一切的声音似乎都在说：‘小波！别流泪！杀敌！报仇！’”就《林海雪原》整个故事而言，剿匪是党赋予的革命任务，是以革命伦理为前提的。但是，开篇的“血债”叙事，明显带有传统侠义小说主人公复仇故事的个体伦理道德色彩。“血债”不仅一下子把读者带进了他们所熟悉的传统侠义小说的文化氛围中，引领读者与主人公一同进入正义的复仇之旅，而且“从此以后的全部剿匪故事都可以视为这一逻辑的展现，小说中所有的主要正面人物———无论是杨子荣这样的小分队战士还是普通的百姓都有亲人被杀害的痛苦经历，为亲人成为他们最为内在的冲动，也成为了叙事的动力与方向。通过这样的叙事策略，《林海雪原》将政治使命转述为一个道德化的中国故事。‘革命’穿上

了‘传统’的外衣。”这种用传统侠义小说的故事模式表现现代的革命内容，足以显现出作者受传统小说话语影响之深刻程度。

然而，对于这种以传统的故事方式表现现代革命内容的叙述，当时的评论家则指出：“由于作者不能很恰当地结合‘私仇’与‘公愤’———个人仇恨与阶级仇恨，不善于表现骨肉感情和革命感情的一致性，而在不知不觉间过分地突出了少剑波由于姊姊被杀而感到的痛苦，相对地冲淡了少剑波的阶级仇恨和革命义愤，甚至容易使人感到少剑波对于群众的感情，远不如他对亲人的感情来得深厚，因而无形间贬低了这个人物的感情境界。”很明显，批评家是以革命形象的阶级性、革命性和人民性的价值标准审视少剑波的情感，因而对不符合这一价值标准的个人情感予以批评。

（二）传统小说英雄形象给革命英雄形象塑造以深刻的影响。尽管《林海雪原》在英雄形象塑造上，革命英雄形象处于价值优先地位，但传统小说英雄形象还是挣脱其约束，参与了革命英雄形象的塑造。在传统英雄传奇中，英雄人物大致可分为草莽型和儒雅智慧型两类，前者如张飞、武松、李逵等，而后者则以诸葛亮、周瑜等为代表。草莽英雄大都外表粗犷，武艺超强，性格直率、卤莽，讲义气，敢做敢为，往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智慧型英雄则表现为外形俊朗，行为举止潇洒，不以武功见长而以智慧取胜。在《林海雪原》的英雄谱中，刘勋苍等小分队战士属于前一类。在刘勋苍力擒刁占一、袭击虎狼窝、生擒许大马棒等情节中，作家突出表现了他的勇猛；长腿孙达得耐力超群，能日行数百里；攀山能手栾超家能够穿山越岭，飞越绝壁，所有这些无不显示了他们的非凡技艺。在这类英雄造型中，我们不难发现《水浒传》梁山好汉的某些影子。

红色经典不仅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其它文学题材无法取代的作用，而且对当下的文学创作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回顾红色经典，本人认为她给我们的启示起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作家创作态度虔诚，有着崇高的历史使命感。红色经典的作家们认

为自己有责任再现那个特定年代的风云际会，向人们讲述着一个个

可歌可泣的故事，昭示那一时代的民族精神与英雄主义。

二、作家创作态度虔诚，有着崇高的历史使命感。红色经典的作家们认

为自己有责任再现那个特定年代的风云际会，向人们讲述着一个个

可歌可泣的故事，昭示那一时代的民族精神与英雄主义。

三、三、“红色经典”的民族性。“红色经典”的民族性首先表现在对日

常生活细节和民风民俗的描写。民风民俗实际反映了特定时期、特

定区域的人群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人们的日常生活起居则最具体

地体现了其生存状态。对每一个体生命在特定情境下心理状态的细

腻真实而又生动独特的描写,具有重要的认识与审美价值。

文学的民族的大众化的创作方向，是中华民族真正的文艺方向，当下的一些作家作品，把低俗化当作大众化，很少出现让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而其中又能蕴含着庄严而伟大主题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我们期待着具有浓厚民族风格的佳作早日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