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岳老师的西方哲学课讲义完整版讲课讲稿

王东岳老师的西方哲学课讲义

序言

西方哲学跟东方思维方式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乃至于经过翻译后的西方哲学书籍几乎全部走味。即使读翻译后的西方哲学原本原著，仍然很难体会西方哲学究竟想说什么。本文如果严格按照西方哲学的表述方式，读者一定会是在云里雾里。因此本文只能讲述西方哲学最基本的梗概，用相对直观、经验化和科学化的方式来表述这些大学哲学系中二百多个课时的内容，探究这个哲学思维的基础。这些内容要是。这种表述方法可能只能把哲学的一些意念给读者，并不能展现出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和真正的推理方式，仅仅算是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启蒙。如果读者在这个基础上，还想对西方哲学的思脉进行更细致的了解，建议读一两本西方大哲的原著，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笛卡尔的《哲学原理》和《形而上学的沉思》、贝克莱的《人类知识原理》和《海拉斯和婓洛诺斯的对话三篇》、休谟的《人类理解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逻辑学》和《历史哲学》等等。这里所说的西哲原著仅指西哲原著译本，因为学习外语本非易事，况且就算把外语学得非常好，也不见得定能理解外语原著，正如我们要理解中国的哲学书也并非易事。如果觉得西哲原著难读，建议从王老师的《物演通论》入手。

“哲学”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说法。“广义哲学”大抵是把一切稍显玄妙的东西都标榜为哲学，或者，是把粗陋的政治鼓吹附会其间，故在现代中国早已泛滥成灾。因此，才出现国人多“哲人”的局面，此可谓萝卜白菜哲学。然而，惟因如此，国人也离哲学最远。钱钟书在《围城》一书中写道：“中国从来没有过‘哲学家’，只有‘哲学家学家’。”也就是说，中国的哲学研究者大抵是在研究其他哲学家的哲学，而并非自己的哲学。所以中国会有很多“哲学家学家”，但其中没有一个是哲学家。本文仅就“狭义哲学”而谈。

严格说来，中国自古就与哲学无缘。在有关“国学”的系列讲座中，王老师曾经只用“中国思想史”之说，而不用“中国哲学史”，即为避免混淆。尤其麻烦的是，建国以来，从中学到大学乃至专业研究生，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正统哲学，并将其他学说斥为异端，结果造成一片荒芜。“严格说来，马克思不是一个

哲学家，而是一个集经济学和政治学于一体的巨匠，所以把他的学术体系冠以‘政治经济学’之名实在是很恰当的。至于用他的眼光看，由配第创立的经济学一开始就是一种‘政治算术’，由黑格尔创立的辩证法深藏着某种‘革命意识’，则大抵只能表白他的政治情怀，却不能证明经济学或辩证论的学术性格。”（《物演通论·卷二》）马克思一生没有一本哲学专著，甚至没有一篇哲学论文，他只说过一句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意思是说，他不能成为只研究如何认识世界的哲学家，而是要成为改造世界的实干家。

然后，我们又反过来崇拜科学。殊不知，哲学乃科学之父，这就造成搞科学的人不懂科学（如某科学院院士），学科学的人也只搔着皮毛（如勤奋于数理化而不结正果的中国学子），于是呈现如此情景：一群迷信科学的人恰好是（哲学）科学盲。真正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只解决认识世界的问题，正如真正的科学家只追究科学的思路，而绝不追究这个学问的用处。把科学加以运用的人是工程师，而工程师绝不是科学家。这里举一个例子，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只是一个纯粹的极端抽象的理论，连实验都无法在实验室里做，只能在头脑里做，叫做理想实验。后来奥本海默等人，按照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完成了原子弹的研发和制造，但他们并非真正的科学家。因此，要想研究哲学，只需把认识世界的问题探究到极致，而不需要理会改造世界的问题。其实，牛顿、爱因斯坦首先是哲人，然后才是科学家，这个话题下文会谈到。

第一讲“哲学”：智慧游戏与逻辑通道

“哲学”是什么？（1）

我们看西方哲学家的原话。

叔本华：“对一个人而言，假若他看见的众人和万物都不曾时时看上去仅仅是幻象或幻影的话，他就不会是一个拥有哲学才能的人。”（《意志和表象》第三卷）

叔本华：“一般说来，世世代代的聪明人都说着同样的话，而在任何时候，组成人类绝大部分的都是一些傻瓜，就行为方式来说，他们也是一模一样的，并且动辄背道而驰，这种状态将一直持续下去。就像伏尔泰所言，正如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之时一样，我们将任凭它恶劣和愚蠢下去。”（《生活的智慧》绪言）

罗素：“究竟有没有智慧这样一种东西，还是看来仿佛是智慧的东西，仅仅是极精炼的愚蠢呢？”（《西方哲学史》）

亚里士多德：“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

康德：“哲学家的事业正在于追究所谓自明的东西。”（《形而上学》）

赫胥黎：“不可知论是唯一可靠的哲学。”

西方谚语：“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米西莱：“形而上学就是一种有条理地把自己导入云里雾中的艺术”。

赫拉克利特：“我听过许多人谈话，在这些人中间没有一个人认识到，所有的人都离智慧很远。”

“哲学”是什么？（2）

哲学（philosophy）一词由希腊文phileo（爱）和sophia（智慧）的字源合成，哲学史家一般认为毕达哥拉斯首先使用了这个概念，十九世纪有日本人依据中国古文献中“哲，智也”而将其译为“哲学”，意即智慧之学云云。也就是说，哲学不追究任何具体的对象，它只是把思想、智慧、逻辑玩弄到极致。这就是爱智慧一词的意思。

亚里士多德后来将其总结为“metaphysica”，意即“物理学之后”，中文译为“形而上学”；此时尚在追究“本体论”，分“质料”与“形式”两路，故有亚氏总结的“四因论”，即他添加的“动力因”和“目的因”。“质料”一路：以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曼德的“无定形”、阿那克西美尼的“气”、赫拉克利特的“火”为开端，再经阿那克萨戈拉的“种子”、恩培多克勒的“火、水、土气”，直至留基伯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而达到成熟；“形式”一路：以毕达哥拉斯的“数”为开端，经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和芝诺的过渡，到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理念”而达到成熟。欧几里得的“形论”是它的继续表达，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是它的最后总结。所以亚氏会认为：质料是原料，形式才是本质，此成康德范畴之伏笔。

“哲学”是什么？（3）

中国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东临太平洋，北面是高寒地带，西面是

帕米尔高原和青藏高原，西南面有横断山脉。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下产生农业文明，生存关系自然极度紧张，因此人们就算再有个性，也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去张扬。而希腊处于环地中海地区，文明之间的交流十分便利，由此形成了古希腊的半商业文明。它讲究的是个人自由，是个性伸张，同时它也就会缔造一批自由的游离分子，这就是哲人。西方有一句话，恩格斯也说过，叫“贵族出文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剥削阶级出现以后，他们不用终日劳作，能够把自己的人生精力全部腾出来。大多数人沦为纨绔子弟，极少数人却去追究思想。在古希腊这一半商业文明中特别容易造就出这一类人来，这些人有时间、精力和条件，去做追究思想的事情。

同时，古希腊哲学的诞生还与其特殊的拼音文字有关。所有人类早期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但是因为环地中海地区文化交往十分频繁，语言不通的现象非常普遍。于是，人们就根据发音注上音标，最后干脆把象形文字抛弃掉，于是拼音文字就出现了。可是拼音文字没有符号化的实际意义，它们必须在语法逻辑结构中建立起意义。如果缺乏逻辑，使用拼音文字说话往往会导致词不达意。正所谓文字是语言的符号，语言是思想的符号。于是拼音文字会派生出一种逻辑强迫症，使得他们能够进行中国人绝然不会想到的这一脉逻辑游戏。

就这样，哲学——古希腊一群“大号儿童”所玩弄的纯逻辑游戏诞生了，古希腊文明因而成为汤因比所列举的600种文明中唯一能诞生哲学的特例。之所以把古希腊哲学家们说成是“大号儿童”，因为此时的哲学仍属幼稚思维，故见自然问题抽象之起点，是乃“自然哲学”，类似阴阳爻。而且，他们知玩知乐不知用，更像儿童，故成哲思而非中国式的易卦。纯逻辑游戏。由于无用，不受实际需要的牵挂，加之逻辑化语言的牵引，遂将逻辑追问进行到底。要注意的是，古希腊哲学尽管特例，其实是人类早期文明最大摇篮中的必然产物。

此处穿插着介绍一下弗兰西斯·培根的四假象论。培根认为，所有人都陷入在四种假象之中。一是种族假象，人感知世界必然带有人这个物种本身的局限性，而且由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下，所形成的不同人种和不同种族的生活方式的不同，所需要的信息内容不一样，所以人必然是各自采集同自己的生存相关的信息构成知识；二是洞穴假象，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非常局限的小环境和小思境之中，即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是一只井底之蛙；三是市场假象，我们从外界

得到的信息都是别人出于某种目的编造的信息，我们被这些信息左右和困扰，然后用这些信息编织我们的世界图景；四是剧场假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内在的定型的思路和看待世界的方式，把所有的信息放在这个固定的模式和轨道上加工处理，必然会得出跟自己的想法相吻合的结局，即文化的遮蔽效应。所以，你所知道的世界永远是虚幻的，这是弗郎西斯·培根的说法。培根最著名的书叫《新工具论》，里面其实并没有多少知识。培根只是个经验论者，并非在纯逻辑上推演哲学的人，因此培根的“四假象论”离真正的哲学还很远。

“哲学”是什么？（4）

总的来说，西方哲学具有三大基本特点：追究终极（对照中学的“述而不作”）、逻辑反思（对照中学的“微言大义”）、科学前瞻（对照中学的“社稷关怀”）。它实际上是一个无用如地基、怪诞而深奥的纯逻辑工程。下面就具体展开来说哲学的三大基本特点。

1、追究终极

我们在日常情况所追究的具体问题，包括科学问题都是多因素问题，所以有一个统计学方法叫多因素分析。比方说，陶瓷的制作里面有成十上百的因素：选择、和泥、工匠的手艺、釉彩师傅的画工、烧制师傅的火候把握……它们都在左右着陶瓷的质量。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能回答陶瓷质量好坏的原因。

再者，感冒也有上百个因素。它不仅因为细菌，不同的人感染了同样的细菌会导致不同的后果，这就可能是遗传因素——先天免疫性的差异在做怪，还会受最近的生理状态、精神状态和大众的接触程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这还只是我们表面上能看到的。

上述这些问题都是多因素问题，而所谓的科学实验，就是运用控制变量法，每次对其中一个因素进行研究。可即使这样把所有因素全部研究完，我们仍然不知道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因为这些因素能够的排列组合是无穷无尽的。古希腊人对这一点很清楚，所以他们探究问题必须找见这个事物的唯一因或第一因，亦即终极原因。

“仅拿人类思想史来看，可以这样排序：神学（含从图腾到宗教的发展全过程）是物演感应属性或感知属性进位至理性层级的初始阶段，它以‘信仰’方式

作为简捷推理和达标定格的代偿实现形态；而后是哲学（含科学之胚的博物学），它主要继承了神学纵向探求终极原因的传统（兼以未分化的横向观照），却借助于典型的‘理性’方式作为逻辑推理和格物致知的代偿实现形态；再后，科学问世，‘科学’者，‘分科之学’也（亚里士多德定义），它标志着感知属性的彻底分化，同时继承哲学的‘理性’工具（兼以神学阶段所用的虽属低级却简捷有力的‘猜想’），全面展开了纵向演化轴上的求知和横向多态系上的识辨，从而实现了逻辑分化和感知结构得以最终形成的理性代偿形态。”（《物演通论·卷二》第九十二章）可见，追究终极是神学与哲学的共同点。神学是人类最原始的学问，它是西方人最原始的那一层文化思脉，表达着一个最幼稚、最粗糙的思想模型。即便如此，它至少做到了一点——以找见世界的终极原因为目标。神创说把世上万事都归因于神，神便是那个第一因，也是唯一因。因此，神学属于终极关怀。

现在来看哲学。牛顿从来不承认他是科学家，因为在西方哲人看来，科学只是表层的学问，所以牛顿的代表作名字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牛顿讨论的问题，是世界为什么会有运动，这个直接动量是从哪来的，这就是所谓的力学的根本问题。牛顿认为，物体作匀速直线运动时不需要力，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才需要力。这似乎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相悖，但实际上，牛顿是建立了另一个重要的力学概念——摩擦力。所以牛顿认为，物体进行运动是它们天然的属性，但自认为哲学家的牛顿为了追究到它的终极原理，必然要追问是谁给的那第一把推力，导致宇宙万物作匀速直线运动永恒而不停。从单纯的力学上讲，这个推动力永远找不到。于是，牛顿在直觉上给它一个结论：神是第一把推动力。这在今天的我们眼里可能会很可笑，可这标志着牛顿是哲学家。牛顿费尽心力寻找第一因、唯一因，最终却没能找见，倒是找到神那儿去了，找错了。所以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现以后，牛顿的学说全部崩溃。这是哲学思维的第一个特点——追究终极，这种思维方式的难度和深度可想而知。如果你的思维方式达不到这个点上，而用多因素的方式探讨问题，你就离哲学很远。

反过来看中国思维方式的第一个特点——述而不作，亦即只叙述前人的东西，而绝不创作和创新。这跟追究终极不停地往前追究，往深里走正好相反，因为人类的文化发展史就跟人的生长史是一样的，人越小时建立的观念一定是越幼稚的，所以前人所说的东西一定是更浅而且更幼稚的。如果述而不作，就只会往

越来越浅的问题上追究，而不会往深处纵深。虽然这个“述”本身越来越复杂，可它的深度并没有变化。

2、逻辑反思

“反思”这个词如今常被误用为“反省”，它的原意应该是用思想拷问思想，或者说用思想反过来思想思想。一般人只把智慧直接运用在对象上，而从未想过这思想本身还需要追究。只把感知能力无意识地施加在对象亦即外物上面，叫做智慧，叫做感知，叫做思想。可是，如果我们的感知过程和思想过程乃至于逻辑格式本身会扭曲对象，假如感知是有规定性的，假如思想方式在作用于对象的那一瞬间就已经把对象扭曲了，我们不首先反过来追究自己的感知和思想是什么，还有什么资格讨论对象？“哲学首先遭遇到这样一重难关：你能否超越于精神之外去探寻存在？倘若不能，难道你面临的第一道存在（甚或是唯一的存在）不就是作为存在统摄者的精神存在吗？由于精神和感知的这种暗箱封闭性，我们一时尚无法直接探讨这个精神世界内的种种‘幻象’是如何形成的……因为即使我们只是在讨论具体的‘某物’，那某物也早已是现象在精神中的某物了。即是说，‘物的存在’或‘非精神的存在’是不可直接指谓的存在，凡指谓为‘存在’的存在均不免当即呈现为‘观念中的存在’，是谓‘形而上学的禁闭’”（《物演通论·卷二》第六十一章）。我们把这种思维方式叫做反思。在现代生理学和现代物理学出现的两千多年前，西方哲人就在探讨这个问题。由于他们的探讨方式之玄妙，无法用容易理解的语言直接表述，本文仅引用现代的、科学化的语言来回答这个问题，以便读者能更容易、直观地理解反思的价值。

我们一般所说的逻辑都只是狭义逻辑，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必然的导出”，可实际上过去的哲学家都没意识到这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感性、知性、理性其实都有逻辑。而亚里士多德以及现代逻辑学家们总结的都只是狭义逻辑，就是思维的模式及其必然的导出。其实生理学家早已明白，感性也是有逻辑的，只是它们都隐藏在潜意识之中。这其实跟电脑是同一个道理。电脑逻辑是只有0和1的二进位制逻辑，它仅凭这两个数字可以缔造任何图像。人的感官也是一样，五官建立的世界表象只是一系列信息刺激要素进入大脑，被显意识之下的潜意识加以整理，所变成的感觉。因此，感性后面也有逻辑，我们把它叫感性逻辑。那

知性后面也有逻辑，我们把它叫知性逻辑。理性后面也有逻辑，就是现在说的狭义逻辑。而我们可以肯定地知道，最初的生物在逻辑进化的过程中，最初只有感性。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神经中枢，它只有神经网，顶多有极少部分神经节，所以它没有这个皮层中枢，但是你不能说它没有逻辑，因为它已经有视觉。到脊椎动物，开始出现知性判断，这时候才出现低级中枢，高级动物还没有形成。但这时已经有知性，当然也有知性逻辑在里面。到灵长目动物，开始出现高级中枢，才出现了显意识上的狭义逻辑。而在这个进化过程中是没有任何飞跃的，这是达尔文的一句原话：“自然界里没有飞跃”。所有东西都是在一点一点地变化，基因是在一个个地突变和激变，绝不会突然从猴子变成人，它中间一定会有猴子和人的那个中间阶段。猿猴站不直，想上树上不去，想追动物追不着的那个阶段。所以，从感性逻辑到知性逻辑到理性逻辑是一脉演化过来，只不过我们找不见它的分界点。我们之所以把事物截然地分出概念，是因为要运用概念必须界定经济的概念边界，否则概念无从演运。所以甚至连我们的感官都会把过渡的这个波长，完全没有分割、没有飞跃的这个波长，从400毫微米到700毫微米，截然分出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其实它们可以分辨出来一百五十钟过渡色，可你拿语言一旦表述，或者拿眼睛一旦判断，只有这七种颜色。这是我们为了建立我们的思辨系统所必须的误认，如果找不见这个边界系统，我们就会建立不起来自己的思辨系统。所以我们的感知只为求存而设立，不为求真而设立。

“视觉——它大约占去人类感觉信息量的70～80％，然而，视觉只是生物生理感光系统（源自于原始无感官生物之光合作用的代谢需要及其趋光性，而原始生物的‘趋光’并不是为了‘趋求真理’）的一种机能表现，它只在极有限的照度内对400～700 毫微米之间的光波可感（故谓之‘可见光波’）。即是说，凡不在这个波长范围内发光或反光的物体对视觉来说均属不存在，或者，凡不以发光或反光呈现其属性的物体对视觉来说均属不存在，而且物体的基本构成如何影响着它与光线的关系，并不是目力可以直接探察的事情。再之，对光的“可感”并不意味着对光的‘真感’，因为把‘光’（即‘光量子’或某种‘能量单位’）感觉为‘亮’非但没有澄清‘光’是什么，反而令光子的本性在恍恍惚惚的光感中失之尽净。试想一下，假若让这一束‘能量单位’不是作用于视网膜和视中枢，而是作用于其他物体譬如溴化银底片上，则它所产生的理化反应可能反而是使感

光者不自觉地变“暗”了。进一步讲，倘若贝克莱追问：何以见得引起‘亮’感的东西一定是‘光’？你其实已经无法为之提供更进一步的证明了，因为当你数说种种有关‘光’或‘光子’的特性时，你的根据仍然不外乎是‘亮’。可是，‘眼见为实’却历来成为检验知识的最可靠的根据，即使是那些以排除主观倾向为基本原则的科学性‘实验观察’亦须以‘观’为证。如果动辄就提出如下质疑：我们何以会将物体发出或反射光波的单一属性武断为对物体本身的可靠认识？以及，我们何以证明‘引起亮感的过程是由于光’的所谓‘科学结论’不是一种武断？则‘认识过程’在其尚未进行以前就应该休矣。

色觉——世界本无色，所谓‘颜色’不过是可见光谱中不同波长的光波作用于视觉系统的感觉转换产物。混合光产生白色光觉，单一波长的光波只要相差5毫微米，人眼即可产生不同的色觉，故从400～700 毫微米之间的光波中大约能变换出150 多种不同的‘色’，主要为：红（700～610）、橙（610～590）、黄（590～570）、绿（570～500）、青（500～460）、蓝（460～440）、紫（440～400）等七色。至于红和紫以外波长的光线，则陡然成为没有任何“颜色”的‘理念之光’了。

听觉——世界本无声，所谓“声音”不过是16～20000 赫兹的机械振动波刺激听器官所引起的‘错觉’。错就错在这“声音”本身并不能反映出‘什么是声音’，反而让听者误以为‘声音’即使在耳朵之外也直接是一种客观的音响。而导致此项错误的不仅仅是鼓膜、耳蜗毛细胞和听神经中枢，就连外耳道也参与作祟，致使较小的振频变成很大的声音，却对较高的振频充耳不闻：‘根据物理学上的共振原理，一端密封的管道，能对波长比它大4倍的声波发生最好的共振。人的外耳道平均长度为2.7 厘米，它的4倍是10.8 厘米，后者与3000 赫兹声音的波长（11.4 厘米）相仿。因此，人类外耳道的共振频率为3000 赫兹左右。由于这种共振因素的存在，当3000 赫兹的振动波传到鼓膜时，听力可增加10 分贝左右。’（引自《生理学》）

也就是说，在真实的身外世界中原本并没有艳丽的色彩或悦耳的声音，倘若人类的眼睛和耳朵在构造上起初直接就是光谱仪和振频仪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或听到的世界一定已经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可见，‘有声有色’只不过是某类自然存在物（如某些动物）为维持其存在而不得不对‘异我者类’（即一切

依存对象）加以扭曲的特定感应方式而已，但对于这些动物来说，把世界武断为‘声色迷离’的生存舞台却又是一个讲不得道理的必须。

再者，纵然我们闭目塞听，以防‘上当’，触觉摸索出来的世界照例不过是形状、体积、温度和硬度等有所差异的‘感觉要素的集合’（马赫语）而已，且由‘感’成‘觉’的过程仍然必须借助于武断方能完成，譬如，从铜、岩、铁、钢一直到钻石，各类固体物质的实际硬度差异颇大，但触觉所示几无分别；又如，热是物体内部分子不规则运动释放的一种能，生物的温度觉把它转化为冷或热的感受加以认知，虽然就此感触本身而言不能不说知之确切，然而那被武断为“热”的要素若未接触到皮肤究竟会是一种什么东西，受热者其实连自己已经武断过一遭也毫无觉察。

氨和吲哚等挥发性混合气体分子作用于鼻腔最上端的淡黄色嗅上皮细胞，于是我们要为不愉快的粪臭味而蹙眉屏息，从嗅觉中我们并不能直接得出气味与分子结构之间关系的结论，但是大凡对人体不利的东西总会被我们体验为不够美妙的刺激，而美与不美纯属主观的武断，犹如苍蝇一定认为上述气息正是美味一样。

味觉感受器味蕾给出的各种口腹之欲，不过是由酸、甜、苦、咸四种基本味觉相互配合而形成的，它们与产生味感的物质之关系，迄今亦无任何专家能够说得清楚，譬如‘酸’味是由溶质中的氢在液体中电离出来的氢离子亦即质子造成的，那么，其它元素或其它离子是什么味道？或者何以就没有味道？这样的问题显然超出了以‘武断为知’的一切感性觉悟的能力范围。

人类对空间位置和自体运动的感觉来自深藏于内耳的前庭器官，即使闭上眼睛，人体极轻微的倾斜也瞒不过它，然而人类随着地球高速翻转，灵敏的前庭半规管却对此一无感觉，致使人类空活了上百万年还不知道自己脚下的大地竟是一个自行转动的球体。拉开了人类科学史序幕的哥白尼，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填补了小小前庭器官的失能，可是如果我们整天都处在对这种天体旋转运动的准确感知之中，恐怕眩晕浑噩的人类——如果他们不肯失之于上述种种先验性武断的话——早就已经不知所终了。（《物演通论·卷二》第六十五章）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感觉不能得到世界的本真，那么把感觉提升到理性的逻辑上面来加以分析又会如何呢？可是，既然感觉都是虚假的，那么在这些虚假的

信息上再加多一层主观整理的程序，又怎么可能离真更近呢？逻辑有三种基本形式：纯逻辑、归纳法、演绎法。

所谓纯逻辑，是指把所有被感觉扭曲的信息全部屏蔽掉，单纯用逻辑来推导事物。比如数学和几何学，就是运用纯逻辑思维，对抽象的事物进行推导。实际上，世界上并不存在抽象的数字和点、线、面。在人类所有的学识中，只有三种学问——数学、物理学和哲学要使用精密逻辑或者说是纯逻辑，而我们一般人实际上使用的是粗略逻辑、模糊逻辑和混乱逻辑。

“Ⅰ．但凡究诘知或知性的根蒂，也就是借助于纯逻辑的推理和思辨方式，譬如问：逻辑运动究竟是按照自身固有的程式自行展开呢？还是通过真空般的感知‘孔道’（恩培多克勒语）完全无我地反映着外部世界的运动程式？则究诘者必自陷于哲学上那个永劫不复的泥淖——举凡你能提出来作为证据的东西，正是你应加以证明的东西，或者说，所有你能拿出来的证据本身就是你要证明的对象，这使得一切证明都落于无效，也使得一切证伪都落于无效。除非你盲目地事先假定，你所给出的任何东西或证据都是精神源性的，或者都是外物源性的，然则你的所有证据都会立刻有效，而且足以充分自如地互相印证。但是，这样一来，你原本所拟探索的那个最基本的‘知与在’的本质及其关系问题就仍然只是一个武断。可见哲学史上的唯物论与唯心论之争在逻辑上纯属无意义，难怪维特根斯坦认为既往的形而上学统统是语言病的产物。[但这并不表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议论是完全正确的，也不表明形而上学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庸人自扰，反倒应该说，形而上学成为一门显学以及理性用智成为一种必须都提示，人类的自然生存形势及其感应依存形态正在逐步趋于危在和伪在的方向，亦即人类的求存代偿进度正在跨入一个愈来愈精神化的崭新而虚妄的境界。因此，柏拉图的哲学思考应可视为是人类智质进化的里程碑和自然感应代偿的新阶段，而且，正是基于这一点，才使随后的‘休谟陷阱’有了得以发现和化解的内在参照系。尽管这样一来，我们确实堕入了感知效应越来越失真以及纠错频率越来越紧迫的恶性循环之中也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

Ⅱ．但凡借助于逻辑上的归纳法来求知，则获知者之所知注定成为只能证伪不能证明的偏见，然后，你还必须用这种以偏概全之知作为验证所知的根据，因此到头来依旧不过是一局彻头彻尾的武断罢了。譬如说，此一天鹅是白色的，彼

一天鹅也是白色的，于是得出凡天鹅皆为白色之结论。可你毕竟未能一一考察世间所有的天鹅而使之穷尽，因此作为一项证明是无效的。虽然如此，你还是得将上述结论作为有效证明姑且武断地接受下来，否则，你可能陷于永无所知的困境。如果有一天，澳洲的黑天鹅作为有效的证伪项亦被归纳进来，你的所知不免顷刻间崩溃，而且，为了谨慎起见，你最好不要再对天鹅的颜色作什么结论，尽管诸事皆处于这种无知状态又为你的生存所不允许。可见，归纳法是如此糟糕的武断求知之法：它要么导致误知，要么导致无知。然而你却不能因此就说，以前的误知还不如今天的无知，因为终究得靠武断的误知才使知者有知。[休谟是一个经验论者，他的‘知识源于感觉经验’之说，是对柏拉图的‘知识源于理念回忆’之说的纠偏。但他首次发现，从单称判断和特称命题的系列中不可能导出全称判断和普遍命题（一切合规律性的知识、见解以及科学理论均属普遍命题），从而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归纳是从特殊过渡到一般”的错误结论，也就是我们大家所坚信不疑的“新知来源于积累”的那种错误（是谓‘休谟陷阱’或‘休谟问题’），这给康德造成很大震动，促使康德重新思考知识的起源问题，康德后来提出的‘先天综合判断’学说实际上就是对柏拉图理念论和休谟不可知论的一次综合，也是为遭到否定的归纳法寻求出路的一次必要而又难免含混的尝试。] Ⅲ．但凡借助于逻辑上的演绎法来求知，则获知者之所知注定成为只能证明不能证伪的偏见，而且，由于你借以进行推演的根据恰恰来自于有限的归纳，因此看起来似乎成立的证明其实不过是建立在武断基础上的武断而已。譬如说，凡天鹅皆是白色的，若澳洲有天鹅，则可得出澳洲的天鹅亦为白色之推论。单从逻辑出发，此项证明成立，然而，对于这项证明的可靠性，你却根本无从求证，即完全没有逻辑上的证伪之余地。因为如果你去实地考察，发现澳洲的天鹅竟有黑种，则作为证伪这已是归纳法的证伪，而不是演绎法的证伪了。除非你借以进行演绎的根据全不与归纳相关，而是来自于所谓纯粹逻辑的公设和推导（假如神学、形而上学、几何学或数学演绎算是如此的话），然则你又不免陷入上述纯逻辑那个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的循环论证之窠臼。”（《物演通论·卷二》第六十六章）一般人对自己的感官非常相信，从来没有怀疑过它们在欺骗自己，然后更认为自己的思想是对感官的高级整理。感官是对外部信息世界的虚拟，逻辑又对感官作的这些虚拟材料进一步地按照某一个固定格式虚拟，然后得到了自己的世界

图景，我们却把它叫做客观世界，岂不荒唐。可见，我们所说的世界永远是我们的主观世界，而千万不要说“客观”这个词，因为一旦“观”就已经是主观了，它离“客”就已经很远了。“客观”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至于我们的知识为什么会有效这个问题，亦即哲学上最重大和最难解决的问题，本文随后再谈。

反过来看中国思维方式的第二个特点——微言大义。汉字只有400个音节左右，每一个音节实际上原本只对应一个字。所以严格地讲，中国只有不到400个字。中国象形文字的使用及象形文字的具象思维方式，衍生了微言大义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这导致了中国的先贤从来不在逻辑上细密推求，而习惯于宣布真理。

3、科学前瞻

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在讲科学，可实际上，科学是古希腊纯哲学的一个虚衍的后生产物，而诸如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等更是科学衍生的使用层面的皮毛，是西方文化的一个最浅层东西。中国人现在的文化格局，是既把国学丢个精光，又把西学只学个皮毛。那么，科学、哲学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在中国这一文化思脉中从来不产生科学？科学究竟是怎样导出的？先说一组数字：中国人从中古时代以后一直到现在，她的人口总量一直保持在占全世界人口总量的20%以上，但从哥白尼时代算起，中国人给数千条科学定律发现的贡献率不到0.5%。犹太人的人口历来只占世界人口的不到1%，他们给各科学定律的总贡献是15%以上，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的比更高。

我们讲，哲学是科学之母。这个话从哪讲起呢？回到古希腊时期。先说第一个例子，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叫留基伯，他的弟子叫德谟克利特，他们师徒俩早在2400年前就提出“原子论”，认为万物的存在只是假象，它们一定是由一种最基本的东西组成的。这个想法，现在的中国人都可能会觉得很唐突。上个世纪，美国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科学家盖尔曼，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金，他是夸克的发现者，他写过一本书，翻译过来叫做《夸克与美洲豹》，当然这本书不算哲学书。他在这本书里说，万物都是由夸克和轻子组成。可是为什么会有万物的差别呢？迄今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回答清楚这个问题。可这个问题最早由2400年前的留基伯提出，此后19世纪末期卢瑟福发现了原子模型，把质

子和电子的组合体命名为原子，认为这就是万物组成的基本粒子。以后科学家又发现，原子还可以再分，而分出来的基本粒子还是可以再分割的，直到现在出现夸克。可是，这研究的还是2400年前留基伯提出的原子论问题，而这个问题原本是一个纯粹的哲学问题，它要问世界和存在和物质的终极原因是什么。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毕达格拉斯。我们今天都知道毕达格拉斯是西方数学的鼻祖，可是他实际上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家，要读哲学史从来都绕不过他。他奠定了整个数论体系的基础，用数学的一些最简单的方式在2500年前计算音乐——人类所使用的音律，发现了12个音律的数学关系。他是整个数学作为逻辑思维系统的笔祖，可是他一点都不认为数学是有用的。毕达哥拉斯的哲学关键点叫做“世界是数”，或者说“万物皆数”。也就是说，毕达哥拉斯研究数学是为了研究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他认为，我们所看到的世界都是幻象，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在无终止的飘游变化中，而凡真存者必为恒存者，那么颠扑不破的数理逻辑就应当是世界的本原。这就否定了泰勒斯所说的“水是万物的本原”这个命题，而且显然要比泰勒斯高明多了。毕达格拉斯因此成为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唯理论哲学家。

紧接着出现了一个了不得的古希腊大哲——柏拉图，他最重要的哲学理念叫做理念论。柏拉图在他的学园门口墙上写着一行字“不懂数学者不得入内”，因为当时不懂毕达格拉斯的数学，就不知道哲学在什么逻辑通道上运行。柏拉图认为万物都是飘忽不定的，因此不是真存，那么为什么会有真存呢？因为会有理念存在。而理念是不朽的，因此世界的本原是理念、精神、逻辑。他自己用过一个例子：木匠做的桌子总会朽坏，可为什么世界上永远会有桌子存在呢？因为有桌子的理念，存在于木匠的头脑里。桌子坏了，我们按照桌子的理念可以再造一张桌子，因此桌子永存，而这只是因为理念永存。柏拉图的本意是，我们看到的世界就像桌子一样不过是一个表象，它的后面还有一个让它存在的根据，他追问我们所能看到的世界后面的那个决定它存在的根据。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追究终极的思维方式。

紧接着，又出来了一个人物，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欧几里德。我们今天都知道欧几里德是几何学家，都认为他是科学家的一员。搞错了，欧几里德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他做几何学不是为了科学，更不是为了应用，而是为了给柏拉图

的理念论做证，证明柏拉图的理念论是对的。欧几里德为了寻求所有形的本质和所有形得以存在的背后的根据，必须先找见逻辑的极点。他用了三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抽象出来的点、线、面建立他的逻辑基础，用五条在逻辑极点上的公设，推出了整个几何学十三卷。比如两点之间的直线距离最短，这条公设用不着再拿逻辑来推导，因为它已经在逻辑的极点上，逻辑已经无法在这上面继续追究了。直到近代，黎曼把几何图形放在球面上，才出现了非欧几何，这成为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数学基础。在这之前，几乎没有人可以对欧几里德的逻辑进行修订，他的逻辑功夫就做得如此致密，可他做的这一切仅仅是为了证明柏拉图的理念论是正确的。它在理念上能够推出一切形必须遵循的规则，尽管是三角形的山会倒塌，笔直的河流会干枯，平坦的地面会塌陷，这些规则却是恒定的、不可颠仆的。这就是哲学的第三大特征，叫科学前瞻。正是这一系列哲学追问，缔造出了后来的科学，科学就在这一类纯哲学的不断追问中逐步诞生。由于它越来越接近于实用，所以它越来越浅薄。但也因此，它越来越具有确定性。可是它的确定性，恰恰是它的疑点。

但凡人皆有独到之一见，而思想家乃有创世之构思者，也就是说思想家能够建立整个世界的逻辑模型。地心说缔造农业时代，万有引力世界观缔造了工业时代，现代宇宙论世界观则缔造了核时代和电子时代。人类的文明历来铺垫在主观逻辑的通道上，而不是客观世界的通道上。这就是思想家的份量，这就是那些做最无用的学问的人的力量所在。这就是为什么文化引领人类前进，而不是生产力引领人类前进，马克思的学说从根本上错的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个哲学外行。正由于有了不同的世界模型，才有了不同的时代。如果这样讲，我们把整个人类史搬出来，可以称得上思想家的人迄今也不过十几个而已：古希腊时代有毕达格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近代古典哲学史中能数到康德、笛卡儿，科学家里面我们能数的只有四个人——哥白尼、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在中国能称得上思想家的，老子算一个，孔子顶多算半个，因为孔子只承认人事才是世界。这就是被我们标定为思想家的人，他们给我们呈现世界观、宇宙观的模型，这样的人才叫思想家。

反过来看中国的思维方法的第三个特点——社稷关怀。中国人的生存形式，导致中国所有的先期智者都把精力集中在了社会和人伦问题的探讨上，因此中国

的学术历来是学以致用的，自古讲究知行合一。《荀子》有言“学至于行而止矣”；《中庸》主张我们“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最后笃行之，就是说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归根结底是为了笃行；朱熹讲“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就是说学习学得再“博”，最重要的还是提出纲领，而这归根结底在于它能够实行。可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和科学，从来跟“行”没有关系。真正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从来不过问“行”，只把问题探讨个所以然，把思脉追究清楚，到此为止，决不往前多走一步。对于大哲来说，多走一步都是荒唐。这就是为什么牛顿的万有引力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直接拿来是不能用的，必须让工程师把它分化到一点一滴的细节上才能用。有了它这个原理性基础，下面的所有分支才有统一的逻辑根据。

附录：“依赖模型的现实主义”

史蒂芬·霍金的哲学书《大设计》内容摘要：“实在性”不过是一套自洽的和观测对应的主观图景和逻辑模型，谓之“依赖模型的现实主义”。如果两种模型满足同样条件，你就不能分辨哪种更实在些，选其方便者使用而已。

金鱼在圆形鱼缸中的歪曲视野，与人类处在M理论中所谓的十一维时空卷曲七维后的四维曲折时空中相似。（何况人脑与感官也属于别样的透镜。人脑还要把黄斑空缺及视觉折光的倒置影像加以调整。）

公元150年前后问世的托勒密地心说与公元前三世纪阿利斯塔克提出的日心说，哪一个更正确？（阿利斯塔克当时面临的两大难题与哥白尼完全相同：1、若地球并非静止，何以星系或星座的空间位置能够保持不变？<即光行差与恒星视差问题>。2、若地球绕日公转和自传，朝上垂直抛出的物体落点为何不发生西移？<伽利略观察到金星盈亏解决此问题>）

1897年汤姆逊发现阴极射线，将其设想为“电子”微粒；“夸克”只是解释质子与中子性质的一个理想模型；迄今谁也没有见过电子和夸克。

好的模型的标准或条件：1、它是优雅的；2、不可任意调整即精确；3、可通过预测等加以检验；4、可被证伪。但这四项都不能排除是主观的。

霍金离真正的哲学家很远，因为西方真正能理解西哲的人也是极少数。霍金尚未回答三个疑问：1、为何会发生逻辑模型变革？2、“正确”仅仅是“方便”

吗？（事实是越来越不方便）3、模型、正确、方便等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霍金的哲学观里有大量的破绽，这里只是为了让读者明白：真正的科学家的背景知识中，一定有这个哲学基础。他用不着研究哲学，也不必成为哲学家，可他的精神背景对哲学非常清楚，或者说他的思维模式就是这个模式。他的潜意识里已经有这样的信念：科学跟真理和客观规律没有任何关系。

恩培多克勒的“唯物反映论”

恩培多克勒可谓是“唯物反映论”的鼻祖，他最先开始较系统地探讨认识论问题。他的观点很奇特，但其实又是最贴近于常人的看法。他认为我们的各个感官大致上是类似真空的若干“孔道”，通过外物发散的某种粒子“流射”而形成感觉。大约他也发现不同的感官具有不同的局限性，于是进而提出了“同引异斥”的感知原则，例如眼睛是火与水的孔道交错排列起来的，“通过火的孔道，我们看到亮的对象，通过水的孔道，我们看到黑暗。”这样一来，我们感觉到的知识当然是客观全真的。至于“智慧”和“意识”，乃由血液将流射带入心脏充分混合而成，因此“围绕着人心的血液就是智慧”，这跟历来持以唯物观的中国人把“心”——“心想事成”的那个“心”——视作思维的器官不谋而合。

这是古希腊第一个探讨认识问题的人，得出的一个最粗浅的认识论结论，就是唯物反映论。可实际上，坚持唯物论是人类的本能，任何没有文化的人，比如一个不识字的老婆婆，她一定会认为她看见的那个架子车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会说问这个问题的人一定是个疯子。假如动物会说话，它们也会表达自己的唯物主义倾向。狼看见了羊，它绝不会想这只羊是真的还是是假的，是客观存在的还是是自己的感觉的派生，抑或是非羊。所以唯物主义是一种最原始、低级的直感，可实际上它没有探讨过感觉和思想的过程是什么。

“有鉴于此，我们其实并没有资格讨论存在，至少没有资格讨论‘精神本体’以外的存在，除非你能够证明，你的精神观照就在于指谓他在而全然不在于维系自存。然而，这不啻于说，‘精神’是一个没有任何自身规定性的绝对的虚无，因为即使精神只是一面镜子，那镜子是黄色的铜镜抑或是无色的玻璃镜，是平镜抑或是凹凸镜，其中被反映物的影像仍会因镜子的不同而不同；照相使立体变成了平面；洛克式的‘白板’又使白色的描摹了无痕迹可显；总之，你只要不是‘无’，

你就不能无条件、无规定地接受外来的影响。若然，则你所说的‘存在’究竟是‘你的存在’还是‘存在的存在’，立刻成了一个令人茫然的问题。”（《物演通论·卷二》第六十一章）

总的来说，唯物反映论有以下困局：a.客观世界的稳定性与主观理念的多变性；b.主体感知方式的不同与其主观表象的差异；c.理性层级对感性层级的否定以及理性结构内部的升级变塑；等。

“唯心论”的正当与困局

唯物反映论遭到否定，西方哲学由此涉入“形而上学”的第二阶段：

a . 即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第一哲学”；（即“存在的存在”或“一般的存在”；“第二哲学”指物理学或自然哲学，即“具体的存在”）

b.亦即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从亚格拉斯到柏拉图再到欧几里德，哲学家探讨的问题仍然停留在本体论上，典型的唯心论还没被建立起来。尽管柏拉图提出理念论，他仍然讨论世界的本原，他仍然想说明主宰世界的恒真存在是理念。他当时还没有讨论认识论这个问题，他只是对我们感知的本身怀疑，并寻求这个世界后面的真正主宰者，因此仍然属于本体论范畴，也就是追踪世界存在的本体。读者注意，本体论和认识论是两回事，虽然最早期的唯物论也是本体论的一个阶段。真正开始提出认识论问题的人，是笛卡尔。

c . 一般认为，“认识论”问题的真正展开从笛卡尔肇始。（但问题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提出）

唯心论的正当性在于，它看到了我们的知觉识辨系统不为“求真”设立，而为“求存”设立。然而，它的困局随之而来：物质、客体、对象等，究属何物？是否真存？如果感知是“唯心”的或“不可知”的，知识的效用由何而来？

总之：唯物论、唯心论、不可知论，显然都未能真正解决问题。

第二讲“辩证法”：理性逻辑的初始形态

辨证法：理性逻辑的原始形态

马克思主义给中国人带来了辨证唯物主义。许多中国人到现在都认为，辨证法是一个最高级的逻辑思维方法，这其实大错特错。辨证法也叫辨证逻辑，它实

际上是人类最古老、最原始的理性思维模式。换句话说，它是理性思维逻辑的最低级阶段。中国文字出现以前，古人就已经用符号概念运行理性逻辑。最早的易出现在周易以前至少六千年，那时候人们用两个符号图解世界——阳爻和阴爻。这种辨证关系的阴阳观念之所以成为中国所有文化的最基础观念，就来自于中国人最古老的一个思绪。那是在生殖器崇拜阶段，阳爻象征男根，阴爻象征女性生殖器。后来，阳爻派生出天、太阳、男性的象征意义，阴爻派生出大地、月亮、女性的象征意义。这种阴阳辩证的思维，在人类任何其他逻辑模型观念问世以前就已经出现了。此后，老子的哲学充满了辨证法，而正是因为辨证法导致了老子的理论发生重大失误。再后，孔子的中庸也充满了辨证法。

回望古希腊，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都是辨证法家。亚里士多德发现了这类“诡辩术”的混乱，这才引导他去探索或回溯逻辑的确定性，即“必然的导出”和“形式逻辑”。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这本书，第一次建立了逻辑学，而逻辑学是在否定辨证法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亚里士多德给逻辑下定义为必然的导出，即三段论的论证方式。亚里士多德随后发现逻辑有三格，这三格由48个前提条件组成，其中34个是无效式，14个是有效式。他然后在逻辑学上逐层推导，导出了最早的形式逻辑系统。形式逻辑是一个很复杂的逻辑学科，详见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我们来看看这个逻辑的现象，作一点点剖析：什么叫辨证法，叫循环论，就是你要知道A是什么，你就要知道B，你要知道B是什么，你又就要知道A，A 是什么？A是非A，或者说B不是非A。或者说非A可以转化为A。那么B是什么？B是非B，或者B是非B的转化产物。反正说来说去，A还是不知道是啥，也不知道B是啥。因为A就是B，B就是A，所以永远只知道A和B而不知道A 和B是什么。

其粗略二分法（如矛盾说）表达着人类早期的简单依存方式。扁型动物只能看见他要吃的食物，所以无需选择，用不着辨证法。而高等动物如猴子，面对着红色的桃子、褐色的核桃、满长刺的毛栗子，飞过的鸟儿，可一回只能依存一个东西，所以它必须设定一个东西叫A，其它都设定为非A，才能最简单地建立自己有效的识辨系统。注意，你的一切感知过程只不过是为了解决你的依存而必需的思辨系统。所以当你多项依存的时候，你如果没有A=A这样最简单的依存度，

你就会发生依存混乱。但是呢，你怎么把其他东西抛开？当然只有把其他东西设定为非A。但是非A包含很多东西，你却把它视为一样东西。说得更形象一点，叫矛盾。中国人很崇拜矛盾论，如果把A设置为矛的话，那么非A就是盾。“非A”是一种统称，“非矛”并不全是“盾”，但对于求“A”者，这种混沌的排除法当然是最简捷有效的。

再比如，面对一只鸟，你投石前必须大致确定它的高低、远近、左右等，但此纯属以你为中心的相对定性关系，这种相对关系基本上都是时空关系，这就是芝诺、康德、牛顿、爱因斯坦不得不一再讨论时空问题的原因，也是康德“先验时空”论的由来。

“辩证逻辑”的普世有效性问题

辩证逻辑的长远有效性，正在于它的原始简约性。譬如黑格尔曾讲：“生命的每一瞬间，是生，同时也是死亡”。这样含混地讨论问题，你尽可以认为你已经知道了有关生命的全部真谛，但你永远也不会知道生命的特质到底是什么。但读者一定要注意，越低端的逻辑或者越低端的感知方式，才是越有效且越多被调动的感知方式。辩证法之所以最常被用，正因为它是最低端的逻辑，也惟其是最低端的逻辑，它才是最有效的逻辑。瑞典科学家做过一项研究，让一组逻辑思维能力特强的数学和物理学教授，和一组是文化水平适中、大多是家庭妇女的普通百姓，判断一百个中等难度的问题。我们的一切知识最终都是为了判断，逻辑上的判断含义请读者自己参阅哲学书。研究结果是这样的，高智的这一方正确率约为30%，低智的这一组正确率约为70%。这说明面对相对简单的问题，调动高端逻辑反而会使思想混乱。

黑格尔后来将辩证法体系化，并为此而盛赞老子；但为时太晚，也太粗糙。把形而上学和辩证法对立是黑格尔做的错事，而马克思出于对黑格尔的崇信，把黑格尔讨论问题的这个局限方式传承下来。黑格尔认为，此前的哲学都是静态地的看问题，而他的哲学是要动态地看问题，于是他运用了辨证法，而且他是唯一在逻辑学对辩证法上分述和刨析的人。黑格尔否定辨证逻辑以外的逻辑和理性，并把此前不用辩证法方式看待问题的哲学都叫形而上学。康德代表西方古典哲学的高峰，黑格尔的辨证逻辑乃至他的哲学都是相当失水准的。

黑格尔提出辨证法源于康德提出的一个问题。康德发现，知性——即比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