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末人_时代忆_超人_鲁迅与尼采_六题议_郜元宝

第２６卷第１期２０１５年２月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Ｔｏｎｇｊ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Ｖｏｌ．２６Ｎｏ．１Ｆｅｂ．２０１５收稿日期：２０１４　１２　１７作者简介：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日］尾上兼英：《鲁迅与尼采》，载《日本中国学会报》第十三集，１９６１年，转引自李冬木：《留学生周树人周边的“尼采”及其周边》，见张钊贻主编：《尼采与华文文学论文集》，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２０１３年，第９１页。

②［日］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李冬木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８６　１８７页。

③北冈正子该书１９７０年代初以系列文章形式陆续在日本发表，何乃英的中译本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于１９８３年６月出版。

“末人”时代忆“超人”———“鲁迅与尼采”六题议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摘　要：文章关注的主题是鲁迅如何接触、介绍、翻译、理解尼采，以及在此过程中尼采如何影响鲁迅的思想和创作。

从材料细节上梳理了留日时期的鲁迅对尼采的接触、中国学界对鲁迅与尼采关系的研究状况、尼采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尼采对鲁迅的影响等问题。

此外还比较了尼采与鲁迅的相似与不同。

关键词：鲁迅；尼采；超人；末人中图分类号：Ｉ２１０．９７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９　３０６０（２０１５）０１　００４０　１４“尼采在中国”和“尼采与中国”是两个相关话题，前者研究尼采在中国实际发生影响的历史，类似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这里当然不限于文学），后者包含（又超出）前者，既研究尼采在中国发生的实际影响，更从世界历史和文化角度研究尼采在理论上可能和中国发生的对话，后一项内容类似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当然这里也不限于文学。

我讲“鲁迅与尼采”，无关尼采和鲁迅在理论上可能发生的对话，而是探讨鲁迅如何接触、介绍、翻译、理解尼采，以及在此过程中尼采如何影响鲁迅的思想和创作，属于“尼采在中国”总题下的一个具体问题，侧重点在鲁迅，故曰“鲁迅与尼采”，而非“尼采与鲁迅”。

一、相遇之初：留日时期的鲁迅与尼采鲁迅在留日时期（１９０２　１９０９年）开始接触尼采，这一阶段史实的考辨，日本学者成绩最大。

继２０世纪５０　６０年代日本“鲁迅研究会”领军人物尾上兼英①最早提出“鲁迅与尼采”这个话题之后，伊藤虎丸１９７０年代的《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②一书专注于留日时期鲁迅遭遇尼采的材料发掘，结论是那时鲁迅笔下的尼采可以“原封不动”地见于１９０２年登张竹风《尼采与二诗人》一文之主干部分《论弗里德希·尼采》，登张竹风及其东京大学的同学高山樗牛是“明治时期”反省日本全面欧化的代表人物，他们借尼采思想猛烈批判１９世纪从西方横移日本的物质主义、国家主义、科学主义、实利主义、民主主义，深深影响了鲁迅，这在鲁迅于１９０７　１９０８年间撰写的长篇古文《科学史教篇》、《文学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中看得很清楚。

北冈正子以其《〈摩罗诗力说〉材源考》闻名于国际鲁迅研究界③，１９９２年她发表了《在独逸语专修学校学习的鲁迅》一文，系统调查鲁迅在日本学习德语的情况，研究鲁迅是以怎样的语言工具获得早期四篇重要古文的西方文化“材源”。

鲁迅１９０４年９月进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时始习德语，这时他在日本第１期郜元宝：“末人”时代忆“超人”已三年零六个月，“尼采热”余波尚在，但根据北冈正子的调查，鲁迅去仙台之前只能通过日语和日本文人的渠道认识尼采。

１９０６年３月鲁迅离开仙台回东京，“弃医从文”，至此学了两年不到的德语。

１９０６年６月鲁迅入“独逸语学会”所设“独逸语专修学校”再修德语，仅挂名于该学校而维持基本出勤率，但两个学期的德语成绩均为６０分，并不算低。

这个水平至１９０７　１９０９年编译《域外小说集》时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回忆，他当时将鲁迅翻译的俄国作家安特莱夫《默》和《谩》以及迦尔洵《四日》与其所据的德文原本对校，发现译文“字字忠实，丝毫不苟，无任意增删之弊，实为译界开辟一个新时代的纪念碑”。

结合北冈正子的调查可以推断，鲁迅在日本前三年半通过日语接触尼采，后四年半则可以直接去“啃”周作人初到东京时目击的鲁迅案头常备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德语原本了。

①华裔澳籍学者张钊贻１９９０年代中期详尽梳理了１９０３年鲁迅到日本后刚刚落幕的东京大学师生围绕“美的生活”展开的争论以及在此前后日本“尼采热”的细节，探明尼采进入日本的渠道，证明留学初期鲁迅的尼采乃高山樗牛、登张竹风和勃兰兑斯版的尼采，坐实了伊藤虎丸、北冈正子的研究，并提出“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的观点，影响甚巨。

②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华裔日籍学者李冬木提出论文《留学生周树人周边的“尼采”及其周边》，在伊藤虎丸、北冈正子、张钊贻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描述留日时期鲁迅所能接触和可以证实一定接触过的各种渠道的尼采影响。

在登张竹风、高山樗牛之外，李冬木补充了上述三家忽略的桑木严翼小册子《尼采氏伦理学一斑》对《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部《文化之域》的概述与鲁迅《文化偏至论》一段完全重合这一细节。

李文还强调东京大学师生围绕高山樗牛《美的生活》展开论争的焦点乃是被高山樗牛、登张竹风及其反对者们一同误解的富于伦理学色彩的“尼采的极端个人主义”。

当时甲午战争结束不久，日本举国欲狂，由此滋生的国家主义和物质主义占了上风，所以这场论争以尼采学说的提倡者高山樗牛和登张竹风的失败而告终，但在青少年读者中间，那落败的反国家主义、反物质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尼采反而获得普遍同情。

青年鲁迅所倾向的正是“美的生活论争”结束后在青年读者中弥漫的尼采式反国家主义的个人主义与反物质主义的精神至上、意志至上思想。

③日本学者以及张钊贻、李冬木两位华裔学者在研究鲁迅接触尼采的日本语境方面成绩卓著，但他们都甚少顾及鲁迅与此同时所依靠的中国文化正反两面的“材源”。

比如，鲁迅指出近代西方“文化偏至”，借助以尼采为中心的推崇“主观意力”的“十九世纪末之神思新宗”来倡导“立人”，鼓吹“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在此思想构造中，鲁迅对《诗经》、屈原和老庄以降中国文化中物质与灵明、众数与个人的此消彼长（主要是前者压制后者）也深有感触，他撰写早期四篇古文的冲动，并非参与在他抵达日本时已经结束的“美的生活论争”，而是借助这场论争所产生的并非主流的思想余波来摆脱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知识界“本根剥丧、神气旁皇”的困境，因此这四篇古文的主要语境并非日本，而是中国；鲁迅依托的“材源”表面上是日本知识界的“西学”，骨子里却还是中国的，包括“要在不撄人心”的老庄思想，“许自繇于鞭策羁縻之下”的“无邪”的“诗教”，“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的屈原以下令他失望的整部中国诗歌史，以及萌芽于《周易》、老庄，阐扬于孔孟，至“陆王”而达于极盛的其学生徐梵澄后来所谓“心学一系”，而其笔锋所指的现实对话者，则是“躯壳虽存，灵觉且失”的“浇季士夫”，是一片“扰攘”而实乃“寂寞为政，天地闭矣”的故国文明史“卷末”的“秋肃”之景：这些历史积郁和现实刺激才是青年鲁迅企图“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内在冲动，是四篇古文与“异邦新声”至少同样重要的“材源”。

这些“材源”尾随青年鲁迅回到国内，继续刺激他，令他“不能已于言”，终于在沉默十年之后再次“开口”，且“一发而不可收”，以至于死。

１４①②③李冬木：《留学生周树人周边的“尼采”及其周边》，见张钊贻主编：《尼采与华文文学论文集》，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２０１３年，第９１页。

张钊贻：《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２６卷《摩罗诗力说》有言，“今且置古事不道，别求新声于异邦，而其因则动于怀古”，这里“古事”不仅是古代中国的文哲思想，也包括无异于古人的“浇季士夫”（包括“国粹派”和“维新派”）的精神状态。

这样的“怀古”促使鲁迅“别求新声于异邦”，但“异邦新声”的刺激反过来使他更加不能忘怀“古事”。

消极方面，他认为西方近代重“物质”和“众数”的“文化偏至”很容易在古代中国找到知音，前者是“交通传来之新疫”，后者是“本体自发之偏枯”，“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

积极方面，他那时虽然还未对“师心使气”的魏晋名士公开表达其敬仰，没有系统梳理历代狂狷之士的反抗挑战，但他以“心学”术语对译“神思新宗”①，希望由此鼓荡“恃意力以辟生路”的“二十世纪之新精神”，说明他所谓“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殆非虚语。

中国传统消极方面的刺激和积极方面的继承，是留日时期鲁迅接触以尼采为首的“神思新宗”的“期待视野”，也是他归国以后直到晚年仍与尼采周旋到底的来自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内部的动因。

对日本和海外学者不时披露鲁迅在日本获得的西学“材源”羡慕不已是很自然的事，但如果忽略鲁迅当时和日后所依仗的对中国“古事”不断深入的领会，岂不可惜？二、中国人眼里的“鲁迅与尼采”中国学者注意到鲁迅与尼采的关系，远早于日本学者。

鲁迅一接触尼采，即受到许寿裳、周作人的关注。

１９２５年１１月《热风》出版，这本主要收集鲁迅１９１８年至１９２４年在《新青年》杂志上所作“随感录”和部分早期白话杂文的短论集，即为鲁迅赢得了“中国的尼采”的称号（徐志摩语，详下）。

１９４１年孙伏园披露二十年代北京时期刘半农赠鲁迅联语“托尼学说，魏晋文章”②，可与徐志摩之言互为佐证。

三十年代以后，谈“鲁迅与尼采”者逐渐增多，八十年代达到高潮，乐黛云、陆耀东、赵家璧、钱碧湘、徐梵澄等可为代表。

中国学者限于材料和日文隔阂，不能深耕于日本学者所专攻的园地，也囿于“左翼”如瞿秋白（１９３３）、王元化（１９３９）所谓鲁迅思想前后期发展与转变的流行框架，普遍聚焦于前期鲁迅所受尼采影响而渲染后期鲁迅（１９３０年以后）与尼采的决裂（李长之、徐梵澄是少数例外）。

这个倾向至今尚被沿袭，而九十年代以后重评尼采之声再起，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化人所受尼采影响的负面意义也不断被人论及。

③但不管怎样，中国学者的工作不可小视。

因缺乏实证材料做“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或更见发达，虽多凿空之谈，也不乏卓见，如闵抗生等代表的《野草》与尼采著作的详细对读。

可惜这种研究限于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界，德语文学和哲学界专家较少参与。

汉语语境中“鲁迅与尼采”的研究空间其实很大，今后可资利用的资源，一是继续研究鲁迅所依托的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背景（尤其诗骚传统、老庄哲学、魏晋风度、陆王心学）如何介入鲁迅对尼采的汲取，而不能满足于陈鼓应（１９８７）、张世英（１９８９）等绕开鲁迅谈论“庄子与尼采”之类纯粹的“平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