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_理论评述

人类的进步和文明，是建立在不断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基础之上的。

自然资源，是由人发现的有用途和有价值的物质，主要包括土地、矿藏、森林、水等天然禀赋。

根据它们的自然生产潜力的不同，人们通常把自然资源划分为“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

自然资源的储存总量是有限的，随着人们活动的复杂化和消费需求的扩张，资源终将变得相对稀缺。

而且，在生产技术既定的时期内，一个地区拥有的自然资源是不可循环使用的，属于不可再生的资源，是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

现代经济学主要研究如何在相互竞争的终极目的之间配置稀缺资源，它过于关注经济增长却忽略了自然资源的作用。

一、主流经济学忽视自然资源的作用为何有的国家发展较快，有些国家发展较慢，这是困扰经济学家们的一个古老而年轻的话题。

从亚当・斯密到索洛，到诺斯、罗默，他们都分别探讨了分工、资本、技术、制度等影响发展的基础条件。

但自然资源问题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１７世纪中叶，古典经济学家在劳动价值学说中奠定了人的劳动在财富创造中的重要地位：威廉・配第关于“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的论断，把劳动看作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认为一国财富的规模取决于人口数量、勤勉程度和技艺水平；亚当・斯密从富国裕民的目的出发，提出财富不是金银货币，而是由生产性劳动所生产出来的有用物品，认为国民财富增长的首要原因是生产性劳动者人数的增加及他们之间的社会分工，资本积累只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和必然结果；大卫・李嘉图断然确定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商品的价值，这种劳动既包括体现在生产资料的过去劳动，又包括在劳动过程中耗费的工人的直接劳动，认为财富的增加可通过增加劳动者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并指出了资源的有限性对经济增长具有约束作用。

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工业革命在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或即将完成，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也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一些经济学者据此认为，资本积累率决定了经济增长率，资本较之劳动要素对增长具有更大的影响。

于是，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逐渐走上了资本决定论的道路，其典型的表达形式是哈罗德—多马模型。

资本决定论是西方增长理论中统治最久、影响最大的流派，对资本的盲目崇拜导致了人类在追求工业文明时忽视了自身的存在而寄希望于本应作为被统治物的物质资料的解放，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他们“把生产的物的要素提到首位，并且同主观要素即活的、直接的劳动相比，过高地估计物的要素的意义。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索洛等人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对资本决定论提出了挑战。

该模型表明，资本—产量比率或资本—劳动比率是可以通过市场上的价格调节而改变的，当资本相对丰富而劳动稀缺时，通过发展资本型技术来发展经济，而当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丰富时，则通过劳动密集型技术来发展经济。

索洛认为：短期内的经济增长率取决于技术进步率、资本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长期来看，资本增长取决于资本折旧和新投入的资本量，随着资本存量增加，折旧额也会增加，但比率递减，从长期看将趋于零，人口增长虽能增加总产量，但长期内资本增长率往往小于劳动增长率，致使人均增长率会下降为负数。

因此，一国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因素是技术进步。

后来，丹尼森等人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索洛模型。

技术进步论是对资本决定论的否定，也是西方增长理论的一次革命，然而该理论未能突破外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仍把技术进步视为由体系外的因素决定的，未能提出影响技术进步的因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理论评述文／马子红胡宏斌２００６・７经济论坛４５素和途径。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他批判了将经济增长基本解释为物质资本和技术投入的理论，认为促进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已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和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是人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人力资本论认为：①完整的资本概念应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形式；②人力资本是通过对人力的投资而形成的；③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和源泉；④人力投资的核心是教育投资，教育投资带来的收益远比对非人力资本投资更有益于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论和人力资本论主要是顺应了战后技术革命和产业高度化的趋势，分析了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重大作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进一步完善了技术进步论和人力资本论，他们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而是经济体系内部力量，尤其是在内生技术变化结果的基础上，通过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研发、收益递增、边干边学、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等问题的研究，重新阐述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形成了新增长理论或内生增长理论。

在日益重视技术作用的同时，新制度学派从另外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提出制度重于技术的观点。

诺斯把技术变化速度的重要差异归结为制度的差异：经济绩效随技术的变化而改进，技术的变化却受市场规模、产权制度的影响。

他提出的制度理论包括所有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等三方面，正是这些制度的变化引起了技术的变化，从而推动着经济的发展。

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从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理论，再到索洛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资源都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而且总是可以被替代。

我们不难发现，经济学家，尤其是经济增长的理论把“资源问题”演绎为单纯的“生产成本问题”，这几乎是所有经济增长模型的前提。

经济增长被认为只是资本、技术、储蓄率、就业等的函数，资源能够相互替代或“其他生产要素”所替代。

而以技术作为主导生产要素所产生的经济增长模式，日益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但在人类迎接２１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时候，环境问题，确切地说资源问题却变得越来越严重，技术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这同经济增长理论长期忽视自然资源的作用密切相关。

在诺斯那里，虽然承认了制度的重要性，却并没把自然资源纳入模型之中，认为只要有了好的制度，自然资源就不构成发展的限制。

综上所述，这些忽视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性及无视自然资源特性的思想，是以市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现代经济体系所固有的缺陷。

二、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理论新进展尽管自然资源在主流经济增长模型中没有占据应有的分量，不少经济学家通过经验似乎也证明了资本、技术、制度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各国间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但这并不能否认自然资源会影响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

边际学派认为，自然资源供给与一定时期的劳动力和资本有关：自然资源的储备若没有限量，自然资源成本在一定时期保持不变，则其成本不影响自然资源的使用程度；自然资源的储备若有限制，单位自然资源成本会随着自然资源利用的递增而递增，影响自然资源的使用。

二战以来，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认为，自然资源和经济增长之间往往存在如下的关系：①不论任何地区，都会存在一种或多种自然资源，对国民总产值影响最显著；②自然资源影响经济增长的程度有强有弱；③分析经济增长时，可找出影响经济增长的“瓶颈”因素，即稀缺性资源或高成本开采的资源。

因此，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会给经济增长带来有利或不利的影响。

（一）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１．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和条件。

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有维持生活的物质资料，而要取得这些生活资料，就必须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

无论是自然界的现成物，还是经过劳动加工的原材料，归根到底都取之于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

自然资源是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是自然界提供的生产前提和再生产前提。

可以说，离开了自然资源，任何社会的经济增长都会成为空话。

ＤｅＦｅｒｒａｎｔ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２）的研究发现，美国工业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国家充分发挥了范围广大的矿产资源的作用。

Ｄａｖｉｄ＆Ｗｒｉｇｈｔ（１９９７）认为：在１９世纪的下半段和２０世纪的上半段里，美国比其他国家更密集地开采其矿产禀赋，而且这种开采的范围非常广。

２．自然资源影响产业布局。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首先要受制于这个国家和地区的自然资源状况。

没有矿产资源、林业资源，发展采掘业和林业的可能性就小。

一国的生产力越不发达，自然资源对其产业结构影响越大。

因而，不发达国家的产业布局主要取决于自然资源的状况；发达国家不但能有效利用本国资源，而且能利用不发达国家的廉价资源。

当自然资源的运输成本较高时，资源的物质效用成为了一个新产业得以发展的关键。

Ｄｅｌｏｎｇ＆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９４）发现，１９世纪晚期本国钢铁产业发展的前提条件是煤炭和铁矿的储量。

因此，资源丰裕的经济，如英国和德国在１９世纪末成长得特别迅速。

相反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意大利经济的不景气，可以用其煤炭储量不足导致生产结构倒退来解释。

３．自然资源利用能促进技术进步。

过去十年中，对市场信心的增强，诱发了技术在２１世纪仍能解决资源稀缺性问题的乐观看法。

随着人们对劳动对象的利用由初加工向深加工方面深化，大大促进了技术的进步，改变了生产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

对于不可再生资源，技术能促进资源系统的承载能力、维持能力、资源要素４６经济论坛２００６・７特性的维持，以及资源配置能力的提高；对于可再生资源，技术能提高资源潜在利用效率、促进生态系统的稳定、促进生产要素量的增加和可再生资源系统的产出率提高、促进生产效应等。

Ｗｒｉｇｈｔ（１９９０）对美国２０世纪初制成品的技术领先的原因进行了研究。

他发现，美国出口的制成品的显著特征，是它们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密集型产品；那样的资源密集型产业在大萧条之前，持续增长了半个世纪。

４．自然资源丰裕度会影响社会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一般以劳动者在单位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数量来表示，或是用单位劳动产品所消耗的劳动量来表示。

它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是反映人们在生产过程中认识和利用自然界能力的一个综合性指标。

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取决于自然条件。

一般说来，在其他条件相同、自然资源优劣不同的情况下，人们即使花费了等量劳动，劳动生产率也是不同的。

许多资源丰裕的国家，其社会劳动生产率往往都比较高，能有利地促进其经济增长。

如同刘易斯指出的，“在其他因素相等的条件下，人们对丰富资源的利用会比贫瘠资源的利用更好。

”一些资源丰裕的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确比其他国家好，甚至有些国家已经相当富裕。

斯蒂格里茨发现：３０年前，印度尼西亚和尼日利亚两国都是以石油工业为支柱，有着很接近的人均国民收入；如今，印度尼西亚的人均国民收入已然是尼日利亚的４倍，事实上，尼日利亚的人均国民收入已有所下降。

Ｇｙｌｆａｓｏｎ＆Ｔｈｏｒｖａｌｄｕｒ（２００１）发现，挪威因成功管理了丰富的自然资源而实现了经济繁荣。

挪威的资源开发方式提供了一种周密计划的发展模式：几乎８０％的石油租通过税费来收集，然后投资于外国债券以避免收入出现大幅的巨额增加，实现石油租在代际之间的公平分配。

（二）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在２０世纪中、晚期，一些国家尤其是矿产密集型国家，自然资源密集程度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