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发现意义之点析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发现意义之点析流波一、平地一声雷响——改写中华文明起源的史前最大城址发现？2013年1月上旬以来，中国的考古界仿佛平地一声雷响，各大文化媒体纷纷转载报道陕西神木发现我国史前最大城址的考古消息，评价说“史书中尚未找到针对性的文字记载”，“这座硕大无比的史前古城正在改写中国上古史及中华文明的起源”。

想要说的，一是中华文明上万年，中国史书的记载无论从时间之早之连续都是世界上无与伦比和独一无二的，无论是古苏美尔即两河流域或古埃及即尼罗河流域的文明都是在后来考古遗址基础上的推测；印度文明——如果没有中国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印度和其它文明一样基本是没有正式历史记录的区域——除了文明起源中华是例外；但即或如此，只要是距今近三千年以上的文明，中国史书也是不可能有一一对应入座的记录，虽然一些史书史料可以推朔到上万年的信史，如记录中华先祖开辟中华本土和全球的时间跨度近8000千年逐步成书的《山海经》，虽然零零星星记录了许多时代的祖先开拓史，但必须让慧眼的今天史学者结合今天和今后发现的考古才能找到其相对正确的相应判断。

其二，要说的是，我在《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一书（下面简称《源》）中对中华并人类的文明从时代上做过这样的史划分：“上古时期的50000～25000年前间相对应的是有巢氏、燧人氏、盘古氏，是中华巫糯文明发酵萌芽时期；25000～5000年前间相对应的是女娲、伏羲氏、神农、炎帝、黄帝时代，是伏羲神农全球大统大九洲巫傩文明从长江流域向全球传播扩散开拓时期；5000～3000年前间相对应的是少皞（帝挚）、颛顼（高阳氏）、帝喾、唐尧、虞舜、大禹、夏启、殷商、西周时期，是巫傩文明随着全球大统大九洲的分崩离析而分化组合变异时期。

”（摘自流波《源》导言）“中华文明史应该这样划分：夏商周三代至明清是为中华文明的近代史，五帝时代是为中华文明的中古史，“三皇”并以上时代是为中华文明的上古史。

”（摘自流波《源》第七章：长江文明VS 黄河文明）所以，这座石头城遗址的发现，只能说充实了距今四千年左右黄河流域龙山文化即尧、舜、禹、夏时期的内容，与中华文明起源、发祥上万年时间相去甚远，何来“改写中国上古史及中华文明的起源”？所以，今天中国的考古工作者还是历史文化学者，如果一直是这样的文明文化认识水准，其实就成为了“乱码”中华文明和贬损中华文明的实际操纵者，这也是本来没文化基础文化底蕴的西方能乱套中华文明、贬损中华文明的原因之一。

二、从目前的考古实际做点评2011年由陕西省、市、县三家文博机构组成联合考古队，对位于神木县的黄河支流秃尾河及其支流洞川沟交汇处的山梁顶部实地进行考古，已经清理发掘出一个面朝东方、居高临下、位置险要、占地2500平方米的城门遗址，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石砌城址，被称作石峁遗址。

201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正式对石峁遗址进行了重点发掘及复查，并确认了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组成。

内城墙体残长2千米，面积约235万平方米；外城墙体残长2.84千米，面积约420万平方米。

其规模远大于年代相近的浙江良渚遗址（300多万平方米）和山西陶寺遗址（270万平方米），是目前所知我国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晚期城址。

发掘工作从2012年5月至11月，考古队当年重点发掘东门，这是我国迄今考古发掘的最早石城门，其结构异常复杂。

发掘显示：它主要由“外瓮城”、两座包石夯土墩台、曲尺形“内瓮城”“门塾”等部分组成，这些设施以宽约9米的“『”形门道连接，总面积约2500平方米。

曾在考古现场考察过的四川省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认为，从总体上讲，石峁古城打破了中国夯土筑城的传统认知，其东门遗址无疑是目前考古发掘所见最早的石城门，其功能和结构的复杂性尚有待探讨，其在黄河文明史、甚至人类文明史上的意义都是难以估量的，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堪称“华夏第一门”。

笔者认为，说这个石头城遗址的东门建筑上有特点这个可以由实际发掘来认定，但整个遗址的时代上限就已到了龙山文化中晚期，怎么能开口闭口“无疑是目前考古发掘所见最早的石城门”呢？看看中华并人类最早的距今7000年前的城市——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市集居区占地近18万平方米，有居住区、制陶区、墓葬区、祭祀区，城平面呈圆形，有东、南、西、北四座城门，由护城河、城墙、城门、水门、旱门、十字街道、卵石大道、木桥、桥头堡、排水系统、防洪堤、水门等港口设施组成，无疑是目前人类发现的最早、功能最全的城市和港口；城头山遗址还出土了约6400年前烧成的砖瓦，发现了约5300年前的用烧好的砖瓦铺成10厘米～15厘米厚的长约30米的道路遗址，又发现了约5000年前用烧好的砖瓦作为地基的神殿。

还有距今近6000年的红山牛河梁遗址，占地约50平方公里，有积石冢、女神庙、大型祭坛等几十处。

所以从时间上说，无论你石峁城今天还是今后发掘怎样，都不能结论是最早的石头城门的。

而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先生认为是“河套地区规模最大的石头城、用玉器来表现文化、黄河腹地二里头文化之外另一个重要遗址”是比较符合实际比较到位的。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认为，这4000多年前的史前最大城址，门址、石城墙、墩台、“门塾”、内外“瓮城”等重要遗迹体量巨大、结构复杂、构筑技术先进；初步认定石峁城址最早当修建于龙山中期或略晚，兴盛于龙山晚期，夏时期毁弃，属于我国北方地区一个超大型中心聚落。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这个认可也基本符合史实，笔者认为不应当用“中心聚落”定义，应当是当时的中心都城。

但这些都只能是为黄河流域龙山文明史填实了重大一笔，但说改变了中华上万年文明起源、发祥史就过了头。

至于这个孙周勇竟然说“它存在于华夏形成之前，也不在后来华夏的区域”是什么意思？中国的文明文化学者就这样的水准认识，难怪今天的中华文明文化的正本清源是如此的艰难、恶搞，令人悲叹不止！三、文明发祥三要素——破解人类最早文明发端编纂于流波《源》新文明文化史观理论的创建者流波在论述人类文明最早发祥时指出：作为人类文明的总发源地，必然有着最早的文明基因、环环相扣的文明积淀、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

具体说，要确认人类文明起源最早的问题，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具备文明肇端的地理生存环境；二是所发现文明遗存相对年代为最早；三是文明从年代序列上具有连续性从地域上向周边具有扩散性。

●概念的缘起苏美尔文明。

所谓文明发祥，就是人类文明发端，就是人类文明最早肇始。

按西方中心论，认为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创造了人类最早文明，大约距今6000年左右。

但西方研究者同时发现，这个文明是突然出现的，苏美尔人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他们从遥远的东方来，其语言与汉语相似。

这样看来，苏美尔人可能是从中国去的中华人。

●根据三要素分析。

从文明肇端的地理生存环境来说，人类四大古文明发生地都具备人类生存发展的条件；从距今年代来说，从公元前3000～6000间，四大文明古国遗址各有发现，时间各有千秋，很难有个相对优势。

然随着中国考古的发展和越来越多的古文明遗址的发现，打破了这个相对难以判断的格局——长江流域上万年农耕文明遗址的逐步发现及向周边年代的连续性空间的扩散性，突显人类文明发祥地的特征已成不争事实。

换句话说，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华文明，只有中华文明具备文明发祥三要素。

●长江流域上万年文明生生不息。

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距今2.25万～1.85万年，是目前为止发现的人类最早的农耕文明遗址，发现了目前人类最早的栽培稻、最早的陶器和人工编织物等。

以玉蟾岩农耕稻作文明为起点向四周延续扩散：向东向南产生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江苏溧水神仙洞、广东英德牛栏洞、浙江浦江上山等上万年的水稻农耕文明；长江流域一带水稻农耕文明星罗棋布，如距今9000年之间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距今8000年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距今7500年左右的浙江河姆渡遗址，距今6000年的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等等。

长江流域水稻农耕文明向北向西黄河流域高纬度发展的最明显特征就是宜稻则稻，因地制宜发展栗、黍、麦等其它作物，如河南、陕西、甘肃的部分地方适合水稻的生长，于是形成裴李岗文化河南舞阳贾湖、仰韶文化甘肃庆阳、龙山文化陕西扶风案板等稻粟混作农业文明。

这个文明向印度半岛延续扩散发展有距今7 000年的阿萨姆邦水稻文明，向东亚、东南亚延续扩散形成几距今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更是比比皆是。

●由此推断，即使是其它三大文明发现了年代较久远的文明遗址，也缺少周边相应遗址的延续性扩散性相佐证，更何况上万年前的印度、两河流域、埃及都还基本处于蛮荒阶段，至于其它支系文明，则更无从比起。

因此，长江流域成为中华并人类不二的文明发祥之地已铁板钉钉无可争辩。

四、新文明文化史观“新文明文化史观”是对近代以来“西方中心论”主导下的文明文化史观进行反思、结合中华并人类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再进行综合研究得出：“中华文明上万年”、“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源头”、“中华文明引领人类直到近代”、“中华人种是人类的祖种祖族”、“长江流域古糯语（人类最早文明发祥者——种植古糯稻的糯民说的语言暨古汉语的前身）为上中古全球通用语”、“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海纳百川，引领人类上万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源动力”、“中华文明突显人类真善美、是人类社会美好和谐的圭臬”等重大新史观的概括。

这一史观和理论的横空出世，是近代以来人类文明文化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是对近代以来由“西方中心论”主导下形成的中外主流意识形态下的文明文化历史观的彻底拨乱反正，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来陷入内忧外患困境、民族意识步入“崇洋媚外”、“弱智糊涂”窘境重新走向文化复兴的标志，是人类重新走向天下大同、走向和谐文明、重建中华大九洲康庄大道的隆隆礼炮……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就是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

这一史观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已故）、李约琴（英国，已故）、李学勤、罗伯特·坦普尔（英国）、宫玉海、林河（已故）、王大友、董立章（已故）、史式、流波等，其中中青年学者流波（刘博）是这一观点、理论的集成创建者和最给力者。

《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一书是这一史观和理论的最强奠基作。

二十世纪初，爱国学者梁启超已经深刻认识到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应有地位被严重“矮化”，开始为中华文明鸣不平，但当时应者寥寥。

英国人李约琴博士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用详细材料论证人类近代以前的四千年中国的科技发明一直遥遥领先，近代西方文明的突飞猛进正是在中国古代文明基础上的飞跃。

随着中国远古遗址的不断发现，中国极少数真知灼见者开始对“西方中心论”下的人类文明文化史观进行反思。

经过几十年反复的结合考古的综合研究、考证发现，原来中华文明并不是传统史学观认为的五千年而是上万年，全世界上中古史具有共同的特点和共同的来源，这个源头不是苏美尔人创造的文明或古埃及文明或古西亚文明等，而是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才是人类文明的不二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