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正文)
梁启超、 邵飘萍、邹韬奋的新闻思想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办报活动中：（一）认为报刊具有强烈政治性，是宣传政治主张的有力工具。
他把报纸比作耳目喉舌，认为“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
……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关之谓也”。
（二）对报刊的功能与作用有比较系统的认识。
梁启超认为报刊的主要功能在于“去塞求通”。
他认为报纸的作用就是要上下相通，内外相通。
（三）十分重视报刊的宣传鼓动作用。
他认为报管的政论文章应该深入人心，这样才能形成风气，才能使报刊成为政治活动的先导。
（四）对报刊在教育读者、开启民智、提供知识、培养人才等方面也有深刻地认识。
梁启超认为读的报纸越多，人越聪明，报馆越多，国家越强大。
（五）他在办报的活动中形成了一种“时务文体”，其特点对以后的新闻写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形式自由，文字浅显易懂，平易畅达，雅俗共赏，可用俗语。
在平易之余，热情奔放，富于煽动”当然梁启超的这些新闻思想，也体现了维新派的新闻思想。
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与愿望，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
邵飘萍的新闻思想1. 独立的办报方针信仰是独立的：惟有信仰事实与真理，不为党派和个人左右。
它判断是非的标准是社会公益。
组织上是独立的：不受任何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的控制。
经济上是独立的：既不仰仗官方豢养，也不依赖党派津贴。
应该有自己赖以生存发展的独立经济。
邵飘萍确立了独立的办报方针：一是监督政府。
二是唤醒民众，教育民众。
三是“顺时代进步之潮流”，表达报纸“对于解决时局的意见”。
2. 强调记者的品德修养记者应该具有品性。
邵飘萍说：“所谓品性者，乃包含人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及种种新闻记者应守之道德”。
“品性”就是新闻职业道德的全部要求。
记者的独立精神。
记者完全独立、不受社会恶风之熏染、不为虚荣利禄所羁勒。
记者的责任。
记者在道德人格的修养上，必须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心。
3. 致力于新闻改革邵飘萍提倡唯物主义的新闻反映论，认为新闻来源于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的真实、迅速的再现。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三）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三）《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为梁启超所著，刊发于1901年12月21日，《清议报》第一百期。
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梁启超说得很清楚：故于今印行第一百册之际，援各国大报馆通例，加增叶数，荟萃精华，从而祝之。
亦庶几以纪念既往，而奖励将来，此同人区区之微意也。
梁启超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报刊与西方和日本报刊之间的巨大差距。
报纸发展缓慢，数量少，体例不完备，内容也是千篇一律，论说文章辗转抄袭，这导致报纸兴起的这数十年，对中国社会没能产生什么影响。
梁启超认为，导致中国报纸发展如此的原因有四：一、经费不足，无力扩充；二、报馆主笔等社会地位不高，不能吸引高才之人；三、风气不开，报纸没有市场；四、报人浅薄迂愚，无心无力。
在梁启超看来，清议报“其肤革未充，其肢干未成，然有灵魂莹然湛然。
”这里的灵魂，指报纸的宗旨、精神，“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
”摊开来讲，就是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厉国耻。
倡民权，为独一无二之宗旨；衍哲理，为尽国民责任于万一；明朝局，发微阐幽得其真相，指斥权奸一无假借；厉国耻，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
清议报时代，是中国与世界最有关系的时代。
先说中国，内变之祸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外侮之辱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再说世界，“要之二十世纪世界之大问题有三：一为处分中国之问题，二为扩张民权之问题，三为调和经济革命（因贫富不均所起之革命日本人译为经济革命）之问题。
”此三者，皆与中国有关。
轮船、铁路、电线，使世界联系紧密，“故今日有志之士，不惟当视国事如家事，又当视世界之事如国事。
”报馆责任愈加重大，清议报虽有此志向，但有心无力。
梁启超说，写这篇文章，以纪念既往，以鼓励将来，清议报的既往，在梁启超看来，在一人之报、一党之报、一国之报、世界之报这四者中，处在党报与国报之间，而梁启超对于清议报的期盼，则是完全脱于一党之范围，进入一国之报，努力渐进，达到世界报之范围。
在梁启超的心里，报纸的势力伟大，责任也重大。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新闻121班：惠才贤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梁启超的报刊活动梁启超一生办报生涯共有27年，亲自创办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有17家，撰写各类文章达1400万字，其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对报界和近代报业史产生过重要影响。
他的报刊生涯分为五个时期：戊戌运动时期、启蒙运动时期、立宪运动时期、护国运动时期、五四运动时期。
一、维新变法时期在此期间，梁启超为推行变法，重视办报制造舆论。
他主笔的《万国公报》、《强学报》、《中外纪闻》等，开风气之先，成为宣传维新的重要传媒，为即将到来的国人办报高潮拉开了序幕，也成为中国政党报之先河，。
《万国公报》、《中外纪闻》：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出版的第一份报刊，1895年8月17日由康有为创于北京，梁启超、麦孟华担任编辑，为双日刊，不署出版时间和地点，自撰文章不署名，每期有一篇论文，主要表达变法维新的强烈要求，宣传富国强兵之道、国家振兴之源、养民教民之法。
1895年强学会成立后，将其转为机关报，并改名为《中外纪闻》，仍为双日刊，署出版时间、地点，报刊接受袁世凯等达官贵人的捐款，经济实力雄厚，内容更加丰富。
《强学报》：康于1896年1月创立《强学报》，是上海强学会的机关报，其政治色彩比北京的两份报纸更加鲜明，大张旗鼓地倡导变法维新，提出“明定国是”、“开议院、立议员”等激进的政治主张。
《时务报》：由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等人于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成为办报活动高潮的标志性事件，内容设“论说”、“谕旨恭录”、“奏折录要”、“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初期由汪任总经理，梁担任主笔，在每期卷首发表鼓吹维新变法的政论文章，文字通俗、切中时弊，其中最有名的是《变法通议》，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纲领性文件。
他在报章中呼吁变法维新，痛陈亡国的危险，喊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驱赶时代前进的号令，吹起了时代的最强音。
开创了新式报刊文体——时务文体。
这种新式报刊论说文体是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度的形式，它生动活泼，夹杂着大量的俚语和外来语，雅俗共赏。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1、梁启超的身份我们在介绍梁启超的时候，通常都用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他：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领导人、维新运动出色的政治宣传家、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等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首先是一个政治家。
这和以前早期的国人办报者的身份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像王韬，那一批办报者大都是知识分子身份，他们办报只是为了“立言”，已实现他们个人的“修身齐家治天下”的抱负，因此，他们所办的报纸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代表个人的意见，而不是代表某个阶级或阶层民众的意见，所以早期的报纸经营惨淡也就可想而知。
而政治家办报，则注重的是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民众的意见，个人的东西少了，公众的东西多了，所以也能够受到来自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支持。
梁启超一生中亲自创办、主编的报纸达到11种，这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十分罕见的。
而所有的这些办报活动都是梁启超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去从事的，或者换一句话来说，就是，梁启超投身政治活动的一个特点是主要从事办报宣传工作。
这个特点，使政治和报纸这两个词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这一点与我国以前的国人办报活动是有区别的，这一点也是我们理解梁启超所办报纸的性质的关键。
2、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和新文体梁启超最早与报刊接触，是从参与编辑康有为创办的《万国公报》和《中外纪闻》开始的，当时《万国公报》几乎每期都刊登一篇他的论说文章，在当时的舆论界就已经初显锋芒。
后来黄遵宪在上海办起《时务报》，梁启超担任主笔，所有的编撰工作都有他一个人来完成。
每天要写4千多字的评论，还要撰写、修改2万多字的文稿。
但是他当时是一个热情洋溢的青年，20岁出头，因此不知疲倦地夜以继日的工作。
他这样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工作状态：“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
”为了宣传维新变法的需要，梁启超这个时候开始改革和发展了王韬的报刊政论文体，并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
被世人称之为“时务文体”。
戊戌变法后，梁启超开始独立创办报纸，先后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仍然亲自担任报纸的主笔，继续撰写大量的政论文章。
浅谈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及其贡献
一、梁启超的新闻思想1．“喉舌论”的提出。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表达新闻思想的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提出了著名的“喉舌论”。
原文是这样的：无耳目、无喉舌，是日废疾。
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
齐州以内，犹同室也。
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之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
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
梁启超进一步认为，中国应该像西方资产阶级国家那样。
大力兴办各类型的报纸：“言政务者可阅官报，言地理者可阅地学报．言兵事者可阅水路军报，言农务者可阅农学报。
言商政者可阅商会报．言医学者可阅医报，言工务者可阅工程报．言格致者可阅各种天算声光化电专门名家之报。
有一学即有一报，其某学得一新义。
即某报多一新闻，体繁者证以图。
事臣责者列为表，朝登一纸，夕布万邦．是故任事者无阂隔蒙昧之忧．言学者得观善濯磨之益。
犹恐文义太不能尽人而解，故有妇女报，有孩孺报，其出报也，或季报，或月报，或半月报，或旬报，或七日报，或五日报，或三E1报，或两日报，或每日报，或半日报”这样“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因此．在当今的环境中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喉舌论”．如何发挥新闻媒体的“耳目喉舌”作用．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问题。
2．第四种族。
粱启超主张提高报纸的社会地位．它十分赞赏西方报纸为“第四种族”的观点。
他曾经说：“清议报事业虽小。
而报馆之事业则非小。
英国前大臣波尔克，尝在下议院指报馆、记事之席而叹日：‘此殆于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之外。
而更为一绝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
”由此，梁启超指出，报馆应该代表国民发表公议．也就是说报馆要代表国民来监督政府。
梁启超所说的“第四种族”．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第四权力”．它的原意就是梁启超所讲的新闻界是早期组成国会的三种阶级——宗教、贵族及平民——之外的第四阶级。
梁启超的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
梁启超的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学者，又是一位报刊活动家、新闻理论家。
在他56岁(1873年—1929年)的人生中，就有长达27年(1895年—1922年)的新闻实践。
他亲自创办、协助和支持过的报刊就有29家。
一、新闻的使命。
二、梁启超在《<时报>发刊例》中，提出了“论说”四条、“纪事”五条。
“论说”四条：“公”、“要”、“周”、“适”。
“公”，就是要以社会利益为重，不附于一党之见；“要”，就是要拣“一国一群之大问题”，不能用小事来误导读者；“周”，就是要分清主次；“适”，就是内容要适合中国国情。
纪事五条：“博”、“速”、“确”、“真”、“正”。
“博”，就是广博；“速”，就是讲求时效；“确”即准确；“直”，就是要嫉恶如仇；“正”即正直。
以上内容，基本诠释了新闻的时效、广泛、客观、公正等使命三‘为谁办报刊用上“报刊”二字，是因为在梁启超时代，报纸也如杂志，如1896年8月创刊于上海的旬刊《时务报》，每期20多页——且将“报刊”作“报”用。
梁启超说：“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
以一人或一公司之利为目的者，一人之报也；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以国家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国之报也；以全世界人类之利益为目的者，世界之报也。
”又说，“若前之《时务报》、《知新报》者，殆脱一人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党之范围也。
”梁启超倾向为国家办报。
他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指出，报纸应该“脱离一党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国报之范围，且更努力渐进，以达于世界报之范围。
”三、报刊的宗旨梁启超为《时务报》所定的办报宗旨：一是“广译五洲近事”，即报道世界形势；二是“详录各省新政”，即报道全国各地实施的“新法”；三是“博搜交涉要案”，使读者“奋励新学，思洗前耻”；四是“旁载政治学艺要书”，使读者懂得学习的趋势、内容和方法……《清议报》是梁启超流亡日本后1898年12月创办的。
《中国新闻传播史》梁启超办报活动及新闻思想
1.梁启超的办报活动《时务报》主笔；《知新报》撰述；主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创办《新小说》、《政论》、《国风》，参与创办《时报》。
2.梁启超的新闻思想㈠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时期此阶段梁启超的办报思想主要集中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文中，核心是以报纸为“去塞求通”的工具。
1 所谓“通”，主要是指上下内外的沟通与交流，这种思想一方面表达了要求清政府改变闭关自守、向西方学习、救国于危亡的爱国热忱，另一方面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期望参与国政，谋求民主的朦胧愿望。
2 梁启超还将“去塞求通”概括为报刊的“耳目喉舌”功能。
他将社会比之于人，把报馆的作用比作一个人的耳目喉舌。
㈡维新派海外办报时期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主要集中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敬告我同业诸君》、《新民说》、《新民丛报章程》、《国风报叙例》等文章中。
1 报刊的两大主要职能:“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
”2 一份完善的报纸，应具备四个条件，“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速而确”。
3 确定了消息与评论两种文体区分的准则。
他认为新闻报道应具有“博、速、确、直、正”五个标准，评论应具有“公、要、周、适”四条标准。
④从传媒的角度，提出并论证了报刊宣传的两种方式——“浸润”和“煽动”。
对于两种方式，梁启超赞同并用。
另外，梁启超的报章文体革命始于《时务报》，成熟于《新民丛报》时期。
“时务文体”此时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后来也有人将此时的报章文体称为“新民体”。
梁启超首创“短评”“时评”等政论文形式，在《清议报》及《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我国新闻史上较早的一批报刊“短评”。
3.对梁启超的评价梁启超是我国仅大事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报刊活动家。
他一生有26年时间从事报刊活动，主办10余种报刊，著述达1400万言。
他的文笔犀利，议论耸动。
他是报刊的政论文形成了一种具有独到风格的文章，是当时言论界的骄子，我国报刊史上一位具有划时代影响的人物。
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摘要：梁启超是近代中国一位声誉卓著的学者，政治家和新闻工作者，他把办报作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有力手段，为一个有着敏锐感觉的报人。
梁启超系统地阐述了一套资产阶级报刊思想。
关键词：梁启超的新闻思想；舆论观；功能观；自律观；编辑观；文体观一、梁启超的新闻思想由于近代中国的新闻传媒只有报刊这一种方式，所以谈到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实际上也就是指他的报业思想。
梁启超的报业思想，主要体现在报刊舆论观、功能观、编辑观、自律观、文体观五个方面，下面加以阐述。
（一）报刊舆论观普遍的新闻学观点认为，舆论是在特定的时空里公众对于特定的社会公共事务公开表达的基本一致的意见或态度。
它是社会评价的一种，是社会心理的反映，它以公众利益为基础，以公共事务为指向，霎擎有公开胜，公共性、急迫性、广泛性、评价性。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把新闻界称作舆论界，把新闻媒介称为舆论工具，新闻媒介与舆论相生相灭，互为依托，新闻界从舆论界中吸取力量，舆论借助新闻媒介作为公开展示力量的舞台。
1、舆论之定义是多数人公开表达的真实意见梁启超曰：“夫舆论者何?多数人意见之公表于外者也二是故少数人所表意见，不成为舆论，虽多数人怀抱此意见而不公表之，仍不成为舆论。
”必多数人诚见其如是，诚欲其如是，然后舆论乃生。
”刚梁氏的舆论含义的核心是多数人公开表达的意见。
这种意见必须是大多数人内心所有的真诚真实的意见，被胁迫者的意思是不成其为舆论的。
舆论是一种独立的、自主的意见的表达。
2、舆论可分为健全舆论与非健全舆论在梁氏的舆论含义中，把舆论分为健全舆论和非健全舆论。
健全舆论是多数人正确意见之结合。
他在《国风报叙例》中说，“夫健全舆论云者，多数人之意思结合，而有统一性继续性者也。
非多数意思结合，不泛以名舆论。
非统一继续，不足以名健全。
”梁启超清醒地看到，在封建专制统治的二千多年里，因为当局惯用愚民政策，提倡对政权统治相辅的消极舆论，“以警相普，无补于颠仆，以狂监狂，只益于号咖”这种言论导致民众没有分辨能力，是一种误国的“妄论”，对于这种当局有意而为之的“妄论”，应该群起而政之，对之进行鞭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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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正文）(一梁启超办报实践及在此过程中其新闻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完善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是在他的报刊实践产生、发展和完善的。
他的新闻思想与政治活动、政治思想紧密联系。
（一）从属于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政治活动的报业活动阶段梁启超从1895年起涉足报坛，到戊戌政变之前，他的办报活动始终服务于维新派的政治活动，有京师强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中外纪闻》、还有《时务报》、《湘报》、《知新报》，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批判封建制度。
这一时期，梁启超总结前人经验，结合自己办报实践，提出一套办报主张，较系统地阐述自己对报业的主张。
在1896年《时务报》上发表了他新闻思想代表作《论报馆有益于国是》，提出了“去塞求通”的观点，认为报馆有耳目喉舌的作用；他开创的“时务文体”，在当时社会上产生轰动效应。
（二）戊戌政变后康梁保皇立宪主张下的报业活动阶段1898年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在海外仍继续他的办报活动。
此间梁启超发表大量主张民权、自由、革命、独立的文章，但总倾向是鼓吹君主立宪。
这一时期，梁启超在报刊功能、办报原则、健全舆论和宣传方法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在海外创刊、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以及《政论》杂志、《国风报》。
1901年，他在《清议报》上发表长篇论文《本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文中阐述报馆的地位是“政本之本”、“教师之师”；办报的四个原则“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1902年，他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说：“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
”[2]在《新民丛报章程》中说：“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3]；报馆需要“若孝子之事父母，若良师之诱蒙童”[4]那样去指导国民，这样才能变成“新民”。
另外，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政府《少年中国说》等文章，在时务文体的基础上更上层楼，不仅思想新，文言成分少，人称“新民体”，在当时许多报纸都跟着学习，这标志着报刊新文体已发展到更加成熟的阶段。
1907年，他在《国风报叙例》、《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等文章中，阐述了关于舆论的一系列问题。
（三）试图以学术改造中国的《大中华》、《改造》时期辛亥革命后，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侧重于对新闻自由和言论独立的思考，但由于各种原因，梁启超对“言论独立”的前景感到非常失望。
到1918年左右，他渐渐淡出政坛，转入学术、教育救国和学术研究中，他的新闻理论也随之沉寂下来。
梁启超在1912年初回国时接受共和制，想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宪政，他积极地进行政党组织活动，希望建立“政党内阁”，提出“司法独立”和“言论独立”的观点，此时，他逐渐认识到新闻自由、报馆独立特别是经济独立的重要性。
1912年初，他创办《庸言》报，主张用平常、切实、有理、适用的报刊言论来为政府建议献策。
1915年，梁启超担任了《大中华》月刊的总撰述，该刊注重社会教育，认为学术之盛衰，国民程度之高下与杂志之发达与否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主张大力鼓动创办杂志。
梁启超1920年回国后参与主编的《改造》(原《解放与改造》)，是梁启超所主办的最后一个刊物，他希望能从学术上谋根本的改造，为将来的新中国创造良好的基础。
二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与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他从一开始办报就注意到报刊所具有的强烈政治性和党派性，重视报刊的宣传和鼓动作用，利用报刊来引导舆论。
其次，开民智、造新民是梁启超一生新闻思想不变的内容，贯穿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始终。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主要体现在报刊功能观、报刊舆论观、党报理论、报刊编辑观等四个方面。
（一）报刊功能观梁启超报刊功能观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
早期他认为报刊具有“去塞求通”功能，把报刊之“通”功能与国家兴亡相联系。
1902年以后，梁启超认识到报刊具有“向导国民”、“监督政府”两大天职。
1、去塞求通，通耳目喉舌之功能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第一期上发表了第一篇论述报馆作用的新闻学术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他认为国家的强弱，在于内外上下是通是塞；中国的落后受侮，原因在于上下内外不通，有“废疾”；他将报纸的作用概括为“去塞求通”。
报馆怎么“去塞求通”改变因塞受侮的现状？他说：“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
”主体是报馆；“去塞求通”的途径和方法，就要“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要书。
”[5]2、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之功能1902年10月，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说：“某以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
”[6]这一报刊功能上认识的转变，体现出他在对报刊功能的认识提升到另一高度。
(1)监督政府的功能梁启超认为，政府受公众委托管理国家事务，权力重且大，若没有限制、监督，不免会存在权力滥用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舆论是政府的监督者，报馆操纵着舆论。
报馆监督政府应当“如父兄之视子弟……教导与扑责，同时并行”，应当“务其大者远者”，当纠政府之大局，当“监督政府之大方针”，而不应拘泥于细枝末节。
[7](2)向导国民的功能梁启超重视报刊的向导国民的作用。
梁启超认为，报馆是“鉴既往，导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者”、“养普通之人物者。
”[8]报馆面对普通人，其发行量大，传播面广，可以长期有效地向导国民。
除此之外，在梁启超的新闻实践中，也常常体现出他对报刊教育功能和政治宣传功能的高度认识和把握。
3、报刊功能实现的四项原则那么报纸怎样才能实现自己的各项功能呢？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的长篇论文《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文中提到办报四原则：一曰宗旨定而高。
梁启超认为办任何事都有宗旨，办报也是如此。
“宗旨一定，如项庄舞剑，其意常在沛公”，报馆宗旨应不为谋私利，不媚权贵，应“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
[9]二曰思想新而正。
这里的新指“万国之新思想贡献于其同胞者”，“报馆之著述者，贵能以语言文字开将来之世界”，应依据国史民情选取“最有利而无病”之新思想，“而后以全力鼓吹，是之谓正” [10]。
三曰材料富而当。
梁启超认为报刊应该荟萃“全世界之知识”，但报刊对要刊登的材料“选择极严”，“使阅者省无谓之目力，阅一字则得一字之益，而又不使有所挂漏，有所缺陷” [11]。
四曰报事确而速。
梁启超认为报纸应让人“知今为最要”，“各国之报馆，不徒重主笔也，也更重时事，或访问，或通信，或电报，费重资以求一新事不惜焉。
”[12]一定为求准确无误，错了要公开纠正。
（二）报刊舆论观梁启超把报馆作为舆论机关，把报馆等同于舆论中心，报刊之监督功能来源于其舆论效应。
梁启超对于报刊舆论方面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国风报叙例》、《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等文章中，对健全舆论、对报纸怎样才能造成健全的舆论等等作出详细的论述。
1、区别健全舆论与不健全舆论；梁启超在《国风报叙例》一文中，在谈到舆论的重要性上，他说“舆论之足以为重于天下”，且区别了健全舆论与不健全舆论：“非舆论之可贵，而其健全之为可贵” ，舆论是“多数人之意思结合，而有统一性继续性者也”，“非多数人意思之结合，不足以名舆论；非统一继续，不足以名健全”。
[13]他认为，当时的社会舆论也是不健全的。
2、报馆要造成健全舆论必须有五要素梁启超认为造成健全舆论必须具有“五本”：一曰常识。
就是要拥有广博的知识，这样才能在报事和论述时有根据，有凭借。
梁启超认为，常识是普通学识，它包括：自然界，社会界的重要现象和原理、原则；本国及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实；目前陆续发生之大问题、其因果和背景。
二日真诚。
至诚才能打动读者，至诚才能形成健全的舆论。
怎么做到真诚？就是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目的。
三曰直道。
造舆论者，要以国家和民众的利益为重，要不畏强暴勇往直前。
若遇强权威逼便“依草附木”、一味迎合，这样形成的舆论非舆论，而为“妖言”。
四曰公心。
不能以个人或党派之私来判断是非。
五曰节制。
就是要导之以真理，不能拔之以感情，做偏至之论。
梁启超将以上五点中前三者归为“成全之要素”，后二者归为“保健之要素”。
3、言论自由及出版自由梁启超自接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后，一生都没放弃对新闻自由的坚持和追求。
他冲破封建统治者和其他统治势力的言禁，打破封建统治者垄断新闻事业的局面。
他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提到“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 [14]；他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提到：“西人有恒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
……而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以龚行监督政府之天职者也。
”[15]在他看来新闻自由就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在新闻领域的运用。
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之后，逐渐认识到新闻自由与经济基础的关系。
他深切感受到，无经济独立能力的报业，要求生存，要求自由发表独立的言论，是何其艰难。
4、舆论具有反映和监督两种功能梁启超早期就认识到报刊具有“去塞求通”、“通上下内外”的功能，这主要是针对报刊反映和提供信息而言，报刊通过传播信息，国民知晓后形成话题，从而形成、反映舆论。
后来，梁启超提到报刊“监督政府”时，明确提出舆论监督的概念。
他说：“监督权谁操之？曰：舆论操之。
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
”[16]梁启超论述了舆论监督的必要性：人性有弱点，需有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力量对其监督、约束，以确保政府履行本职；政府的权力受托于公众，所以要受到代表公众意见的舆论的监督；他分析了舆论监督的特点：舆论监督即“名誉监督者”，它区别与法律监督和宗教监督，它不使人服从、信仰和畏惮，“却隐然示人”，若无视舆论监督将不容于社会，将于乐利有所损；他还明确了舆论监督主体的地位：报馆和政府地位平等，认为报馆和政府如父兄与子弟的关系；最后，他分析了舆论监督的方法：需教导、扑责，需监督政府的全局、大政方针，要区分主次、轻重，着眼于全局。
（三）党报理论梁启超承认报纸的资产阶级党性。
他认为党报宣传是政治斗争重要舆论工具。
在他看来“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
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
”[17]梁启超非常重视党报宣传的作用。
他认为党报是党的重要机关；宣传党的政策，争取群众支持，是政党（主要是指在野党）对政府进行监督的工具。
在戊戍维新时期，《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和《时务报》都具有十分浓重的政治色彩，鼓吹变法，反映维新派意志，为其政治经济利益呐喊，具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
变法失败后保皇会机关报，以《清议报》、《新民丛报》最重要，鼓吹保皇立宪；梁启超曾指《新民丛报》实为“吾党一生力军”，他于1907年4月筹办《政论》月刊时，更明确谈到“党报将出”，“先造此基础，为立党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