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源古代中国与邻国音乐交流
中外音乐交流史
第二编汉时期第二章与东邻、南邻音乐交流的端绪第一节朝鲜歌曲《公无渡河》与箜篌瑟对于玄菟郡的高句（音勾）骊县（金中国新宾之西），《东夷列传》记述该地风俗说：“皆洁净自熹。
暮夜则男女群聚，为倡（唱）乐。
”汉武帝曾经“赐鼓吹伎人”给他们。
所谓鼓吹，是从中原西北地区兴起的一个乐种。
它是以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为主组成的一种演奏形式，也常有歌唱，因此与民间歌曲的关系甚为密切。
在4世纪的高句丽时期，产生若干重要的古墓壁画，其中已知规模最大最华丽的第三号坟“河坟”（回廊东壁）大行列图，于是1949年6月在安岳（平壤西南，属黄道）出土的。
[图3]是其中“骑马鼓吹乐”的细部，所用乐器自下而上是羽葆鼓、萧（排箫）、角和铙。
从两个图像的比较中，不难体会到汉代鼓吹乐对高句丽的影响。
辰“嫁娶以礼，行者让路”，“俗喜歌舞，饮酒鼓瑟”。
从这一类的记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朝鲜人民的若干音乐歌舞习俗，有些习俗和中原汉族的习俗又是相同或是近似的。
例如所谓“十月祭天”，可能是以十月为岁首的缘故，而以十月为岁首正是代到汉初的制度。
又如辰所喜用的瑟，正是汉族的古老乐器，早在春秋时期业已流行。
根据为数不少的古代朝鲜壁画等可知，卧箜篌在古代朝鲜是相当流行的。
因此我们有理由估计：为《公无渡河》伴奏的乐器应是卧箜篌，该曲的创作时期是在公元前111年消灭南越后，卧箜篌逐渐流传开来的时期，最迟不会越过东汉末。
《公无渡河》又名《箜篌引》，属于汉代的“相和歌”，是以“引”为名的“六引”之一，列在“相和六引”的篇首，由此看来，它很重要，同时大概又会是比较早期的作品。
第五章与东邻、南邻音乐交流的鼎盛辉煌第一节与高句丽、百济、新罗的音乐交流在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高句丽、百济、新罗分别发展了灿烂的古代音乐文化，既有统一的民族特色，又有各自的特点。
在新罗统一的200余年间（668—935），音乐文化的发展得到有利条件的推动。
除歌曲的繁荣外，主要的乐器有玄琴、伽倻琴、琵琶、各种笛、鼓等。
唐代中日音乐文化交流史专题研究
唐代中日音乐文化交流史专题研究日语中的“音乐”一词源于中国。
包括音乐在内的中日两国文化具有一定的共通性。
通过遣唐使制度,日本把唐朝先进的文化带回日本,促成了文学、音乐、绘画、建筑、医学等领域的并行生长和综合发展,为音乐艺术的本土化里程还原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唐文化空间,确立了文化形态互动转化的全景视野和全息的文化生态氛围.音声长、音声生、学问僧、留学生、民间人士构成了唐代中日音乐交流的几重通道。
就总体而言,日本音乐的历史处于外国音乐的引进→外国音乐的日本化→日本民族音乐的兴隆→外国音乐引进过程的周而复始之中。
从某种程度上看,日本音乐的历史是国际音乐时代与民族音乐时代交替、反复的历史。
本文以大量历史考证和文献资料为基础,梳理和阐述了日本从中国引入的音乐思想、音乐制度以及伎乐、燕乐、散乐、声明等丰富的音乐形态,对唐代日本音乐本土化建设的体制、本土化音乐形态、本土化特征和经验进行分析、归纳、总结。
在中国宫廷演出的、以燕乐为核心的经过加工的中国各地、各民族的民间音乐,构成了日本雅乐的主体。
本文在综合考察中日雅乐形态的区别以及日本本土化音乐建设的基础上认为,唐代中日音乐文化交流具有共通性、官方性、主体性、地域性、不平衡性等特征。
中日文化交流在唐代达到高峰,这固然是两国间长期经济文化往来的必然结果,但也同两国的政治友好、并处于统一、稳定的政治文化环境有深刻的关联。
这一时期两国国内都处于和平繁荣的态势,国内外都形成了和谐、积极、自主的文化交流环境,这使得中日文化都具有一种蓬勃的性格,有着巨大的开放性、包容性,也使中日音乐交流受益良多。
在音乐文化的主体性方面,唐代音乐打破了封建王朝长期以来对异国音乐和俗乐所采取的鄙夷的态度,全面兼容民间音乐以及来自波斯、印度、朝鲜等异域音乐文化形态。
唐代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异质文化,在传入日本之后,经过一系列的碰撞、吸纳乃至清理性的选择,在海岛国度独特的历史文化、民族习俗作用下,于崭新人文语境内传习生长,最终成为日本民族历史文化中一道多姿多彩、妙趣横生的风景线。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对中外音乐交流的贡献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对中外音乐交流的贡献音乐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了。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历史上上承前人，发扬光大，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色和韵味。
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对中外音乐交流的贡献不可小觑。
一、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特色和韵味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具有自身独特的音乐特色和韵味。
中国传统音乐的乐器包括琴、瑶、笛、鼓、磬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古代四大名琴——琴、瑶、鼓、箫。
中国传统音乐的演奏方式也别具一格，音乐家不仅要在演奏中准确地把握音高、音长，更要以情感和内心的感觉来演奏，给人以思考和感悟。
另外，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各种音乐形式也各有特色。
四大名曲——《高山流水》、《广陵散》、《阳春白雪》、《演武长春》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代表作品，其中《高山流水》强调音乐的自然流畅，反映了中国人崇尚道德精神的情感。
《广陵散》则具有浓郁的情感色彩和复杂的音乐结构，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深厚的文化底蕴。
二、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影响力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世界音乐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被誉为“世界音乐的一支恋歌”。
在世界各地，很多音乐家、音乐爱好者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都非常感兴趣。
在国际音乐节、音乐大赛中，中国传统音乐往往也是颇具竞争力的表演形式。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对中外音乐交流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丰富了世界音乐的文化内涵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独特的风格和韵味，在世界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通过展示中国音乐的优秀作品，丰富了世界音乐的文化内涵，将中国传统音乐的独特魅力展示给全球听众。
2.推动了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中国传统音乐自古就已经与世界各地的音乐文化进行了交流和融合，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音乐文化。
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和壮大，对于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现代，越来越多的中外音乐家开始关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通过合作演出、交流讲座等方式增进了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和了解。
浅谈古代中国音乐文化对周边国家的影响
192浅谈古代中国音乐文化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文/罗岚早在远古时期，中国便与周边国家有一些经济文化上的交流，而关于音乐方面的可靠记载则要比其他方面要晚一些。
在清朝之前，中国相对开放，不仅在经济上发展可观，在音乐上更曾跻身于世界先进之列。
可以说，古代中国的音乐文化对周边国家有很大的影响。
一、对日本雅乐的启示唐朝是我国古代音乐文化及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的统治者非常重视向外国学习，并擅于吸收外国文化的优秀之处。
因而，唐朝的文化特别是音乐文化空前的繁荣。
如此盛世吸引了众多国家派遣使者到中国来进行访问学习，其中要以与日本的交流最具规模和代表性。
中国与日本的交往由来已久。
隋唐时期，日本多次派遣使者到达中国，经考证在唐朝时正式派出遣唐使便有13次。
日本对于中国的音乐非常推崇，当时中国高度发达的音乐理论和思想被日本当作学习的标榜。
中国的音乐在唐朝大量传入日本，据日本史书记载，当时传去日本的燕乐乐曲，多达一百多首。
也是在这些燕乐的基础上，日本创建了他们现在仍在演奏的雅乐。
虽然日本雅乐也采用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但它的内容却与我国的雅乐迥然不同。
日本雅乐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和乐、高丽乐以及唐乐。
其中的唐乐便是燕乐。
除了燕乐，日本雅乐中还可看到我国散乐的影子。
日本对散乐同样很重视，对于以演奏散乐为生的乐人，政府给予一定的保护和奖励。
随着日本雅乐的发展，散乐也从宫廷走向日本民间，而后更成为日本乐剧能乐①的源头之一。
“安史之乱”②时，日本停派遣唐使来中国，在国内实施了一系列乐制改革，将传入日本的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音乐进行消化吸收，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特点的音乐体系。
日本雅乐也以现存于世界最古老的音乐形式一直延续到现在。
二、对高丽③宫廷音乐的影响中国与古代朝鲜国土相连，在12世纪之前，关于古代朝鲜音乐方面的记录，大多为中国记录。
不论是在古朝鲜的箕子时代还是后来百济、新罗、高句丽三国并立的时代，中国的音乐文化都对古代朝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古代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古代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人类文明进程做出重要贡献的音乐，在不同历史背景、多元文化交汇的情境下，不断地得到新的传承和发展。
作为一种通用的语言，音乐向来都能跨越各种国界和文化的差异，成为不同民族之间连接的桥梁。
对于古代的中外音乐文化，其交流与融合更是各不相同。
本文旨在讨论古代中外音乐文化如何在交流与融合中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
一、中外音乐交流的开端追溯到史前时期，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主要是通过战争、交流贸易和移民等方式进行的。
中国古代在与外国进行交往的同时，也将各种音乐形式带入中国，从而改变了中国音乐的发展方向。
其中，蒙古族和西北地区的民族音乐在汉朝时期便得到了广泛传播，该音乐制作和表演在中国的广域地区独具特色。
另外，唐代的阿拉伯音乐也影响了中国音乐的演进，成为了唐代广为流传的音乐形式之一，这些音乐作品是阿拉伯音乐和中国音乐的杰出融合。
二、中外音乐文化的相互影响在经过长期交流的基础上，中外音乐文化产生了相互影响的现象，这种影响往往体现在各种音乐元素、创造方式和乐器制作等方面。
例如在中国，对欧洲的仪式音乐的广泛接受，为中国音乐的发展和改革注打下了基础。
而在西方文化中，中国音乐文化的传播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中国周边的国家中，长期以来中、日、韩三国的音乐文化也经过了相互渗透，为各国的音乐文化提供了新的元素和灵感。
三、中外音乐文化的融合现象汇集了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和影响，中外音乐文化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在意式交响乐和中国民族音乐互动的环境下，出现了意大利组曲《中国龙的传说》，该作品带有浓郁的东方气息，同时也有欧洲音乐文化的叙事特点。
在现代音乐艺术方面，中外音乐文化也展现了强烈的融合趋势。
例如，青年作曲家杨洪基所写的新派民乐中，融合了中国古典音乐和各种现代音乐形式及流行音乐的元素，形成了充满作为性的新的音乐风格。
四、结语总之，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始终是一种不断创造新时代的音乐文化的新的途径。
在我们面对全球化和国际标准化的今天，探索自己的音乐文化，拓展音乐艺术的视野，是音乐人、作曲家不断前进的方向。
明清时期的中外音乐文化交流.doc
明清时期的中外音乐文化交流明魏皓《魏氏乐谱》明魏双侯传《魏氏乐器图》明清时期，我国与亚州、欧州各国在音乐文化上的交流日益频繁。
明末有魏之琰（号双侯）者，因避战乱，去日本长崎。
他在长崎、上京宫廷中演唱明代流行的歌曲，受到日本人民的欢迎。
日本人士称之为“明乐”、“魏氏乐”。
日本宝历、明和年间（1751—1772），魏之琰的四世孙魏皓（号子明）（？—1774）在上京演唱并教授其曾祖所传明乐。
魏皓从祖传歌曲中选辑五十首，经他的学生，日本人平信好师古考订，编成《魏氏乐谱》，于明和五年（乾隆三十三年，1768）由日本芸香堂刊印。
曲谱用直行长格式工尺谱记写。
歌曲有《估客乐》、《敦煌乐》、《水龙吟》、《桃叶歌》、《清平调》等。
唱词出于古代诗词，其中部分曲调可能受后世和日本音乐的影响而有所变化。
另有日本安永九年（1780）筒井郁（景周）所编《魏氏乐器图》。
收集明乐所用乐器、衣冠之图象，并附文字说明。
至明治时期（1867—1911），明乐和传至日本的清代俗曲合称“明清乐”，曾风行一时。
日本《明清乐之〓》（1894年刊行）中有明清乐表演图；日本《月琴自在》（1895年刊行）中有清乐表演图。
朝鲜《乐学轨范》此时期，我国与朝鲜在音乐文化上也有较多的交往。
明宫廷中有乐工表演“高丽舞”，清宫廷中设有“朝鲜乐”。
明弘治六年（1493）朝鲜音乐家成伣编成《乐学轨范》，对朝鲜所用雅乐、唐乐、乡乐作了详细记述。
从此书内容可看出朝鲜音乐与我们音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反映了两国在音乐文化交流方面的悠久传统。
清《律吕正义》续编中的五线谱明代万历至清代道光年间都有西方传教士在北京活动，清康熙皇帝和他们的交往最为广泛。
当时有葡萄牙人徐日昇（ThomasPereira1645—1708）和意大利人德礼格（TheodorePedrini1670—1746）被聘请在宫廷中教授西方文化，包括古钢琴和欧州乐理知识。
他介绍了五线谱，后来，被编入清乾隆十年（1745）刊行的《律吕正义续编》中。
“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交流“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贸易的主要通道，也是不同文化之间交流互通的桥梁。
在丝绸之路上，除了商品、技术、艺术的交流外，音乐文化也在东西方之间传播、融合、影响着彼此。
从古至今，音乐一直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成为文化交流中最重要且最直接的媒介之一、本文将以“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交流为主题，探讨其历史、特点和影响。
一、历史“丝绸之路”始于西汉时期，贯穿东西方各国，连接起中国、中亚、南亚、中东、地中海沿岸等地。
在长期的交流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交融互通，相互影响。
比如，中国的古琴、阮、笛等乐器以及中国的音律，在东传到中亚、南亚、西亚等地区，影响当地音乐文化的发展；而中亚的吉他、南亚的坠琴、地中海沿岸地区的竖琴等乐器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音乐的音乐器乐和音乐风格。
此外，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也促进了音乐文化的交流。
商人、旅行者、学者和传教士们从各地来往，将各自国家的音乐带到异国他乡，与当地文化碰撞融合，创造出新的音乐形式。
在这一过程中，东西方音乐文化互相借鉴、影响，形成了独特的音乐文化现象。
二、特点1.多元融合：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主要以东西方两大音乐文化为主要影响力，各种不同风格的音乐经过长期影响融合，形成了多元丰富的音乐文化格局。
比如，中亚的音乐中融入了中国的音律、印度的情调、波斯的旋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音乐风格。
3.发展交流：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交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发展和变迁的过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的音乐文化交流也在不断发展和深化，产生新的影响和变化。
三、影响1.促进文化传承：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交流促进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各国的音乐家、作曲家、乐器制作者等通过相互交流学习，创新出新的音乐风格和技术，丰富了音乐文化的内涵。
2.促进和平合作：音乐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共同宝藏，通过音乐的交流互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可以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和平与合作的发展。
隋唐时期古丝绸之路上的中外音乐文化交流
艺术平台隋唐时期古丝绸之路上的中外音乐文化交流沈阳音乐学院 刘嵬摘要 隋唐时期是中国音乐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建立起多民族、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之间方法交流与合作，并在相互融通与发展的基础上，取得了音乐文化发展的繁荣局面，丝绸之路便是这一时期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与纽带。
本文从历史背景、歌舞音乐、乐器、宗教音乐等方面对隋唐时期古丝绸之路上的中外音乐交流进行论述。
关键词：隋唐古丝绸之路中外音乐文化交流隋唐时期是中国音乐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展开了空前的交流，繁荣的经济、政治环境，以及社会稳定局面将音乐文化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一时期音乐文化发展的主要特点体现在外域音乐文化的输入，此时对外来音乐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政策，不但有利于中国音乐文化自身的蓬勃发展，而且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与外国在经济、贸易、文化等各方面的广泛交流与信任。
建立起多民族、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之间方法交流与合作，并在相互融通与发展的基础上，取得了音乐文化发展的繁荣局面。
这一时期与外来音乐文化的交流，彰显于外来音乐文化的大量输入，其中丝绸之路便是这一时期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与纽带。
丝绸之路形成于汉，是一条连接欧亚各国经济与文化的陆上要道，东起长安，西至罗马，作为一条重要的枢纽，将中国与外国联系起来，为多民族、多国家音乐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张骞通西域以来不仅正式开辟了丝绸之路，还将西域音乐带入中原，造新声，用于鼓吹乐。
从西汉末年，西北少数民族逐渐向中原地区迁移，到西晋时期，迁移来的匈奴，鲜卑等人口近百万，居住关中地区的氏人、羌人五十万，占当时关中人口的一半，天宝初年京兆尹人达三十多万户，贞观的时候不到此数量，但当时长安一地的突厥流民却达到了万户，从上述人口数量的变化，反映出了当时丝路的往来中除管办宫廷间的交流活动外，民间的往来也日益频繁。
隋唐时代丝绸之路上传来的外来音乐文化对中原音乐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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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源古代中国与邻国音乐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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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音乐历史悠久，伴随其实践而产生的乐学理论极其丰富。
同时也反映了音乐文化发展状况的资料，包括乐器、乐律、乐曲、声乐、演奏、音乐理论以及与音乐相关的诗歌、舞蹈、戏剧等。
音乐文化经常伴随着卜列活动而进行交流往来，即有关国家的人民的接触交往、商业活动、人民的迁移流动、政府间的政治和外交活动、宗教的传播等。
这份珍宝它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中国人民和邻近国家的人民，从隋唐时代就有友好的接触和交往，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但历史上缺乏关于当时音乐文化交流的可靠记载。
现在我们从隋朝统叹公元581年)之后说起。
宫廷宴乐中有“天竺乐”和“扶南乐”。
天竺乐器有凤首笠模、革巢、五弦、笛、铜鼓、毛员鼓、都昙鼓、铜钱、贝等九种。
凤首笠模即竖笠模①，源于西亚。
公元605年，隋朝从林邑获扶南乐工及其鲍琴，陋不可用，但以天竺乐传写其声。
鲍琴即印度乐器维那。
林邑在今天越南中部，
乐有琴、笛、琵琶、五弦，颇与中国相同。
林邑乐受中国和印度的影响较深。
7世纪初期唐朝建立后，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更为频繁，范围也更为)‘泛。
唐代音乐以中原音乐为根木，吸取了国内各地区以及各邻国的优秀的新鲜的音乐素养，经过长期的酝酿融合，达到很高的成就，从而又对各邻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唐朝宫廷宴乐也有天竺乐，乐器增加了揭鼓、革巢两种，减去铜鼓。
揭鼓相当于印度的“塔不拉”鼓，演奏时起指挥作用。
塔不拉源出于阿拉伯的“塔布尔鼓”。
天竺舞工的服饰是:辫发、朝霞袭装、行缠绑鹭、碧麻鞋。
乐工的服饰是:皂丝布头巾、自练糯、紫绩裤、绊被袭装。
服饰虽然具有印度特点，但和库车、敦煌寺院的唐代经变画不完全相同。
又史书记载:“婆罗门国②献乐人，倒行以足舞。
”扶南乐，乐工以朝霞为衣，赤皮鞋。
此服装亦受印度影响。
7世纪初期，唐朝有歌颂“秦土”李世民通的《秦土破阵乐》，有歌有舞，影响很大。
公元629年，唐僧玄类前往印度取经。
他在印度时，有两个国土都对他谈到这个著名的舞蹈。
他们只是听说过这个舞蹈，似乎都没有看到。
吹管乐器“革巢”是唐代最流行的乐器之一，出于新疆库车.流传到一些邻国.在越南和秦国都称为“革”。
“击水杯”，占称击,是中国的一种传统的音乐演奏方式，不知何时传
入印度，至今盛行于民间。
隋唐以来，中口两国音乐文化交往频繁。
口木经常派“遣唐使’丫‘学问僧”和留学生来中国。
他们在中国演奏口木音乐，又把中国音乐带同口木。
公元702年，口木设立“雅乐寮成。
唐开元年间，口木人吉备真备在中国留学17年，同国时带去相传为武则天撰写的《乐书要录》、方响、铜律管等。
至今在口木还保存一种关于唐乐舞、散乐和杂戏的占图录，名《信西占乐图》，全名《信西入道占乐图》。
口木占乐书称((懈图》、《唐懈图》、《唐懈绘》。
经口木学者考证，它可能是公元12世纪前后的作品，并认为是研究中国唐代乐舞的珍贵资料。
口木流传有占抄木《五弦谱》一卷，正仓院也保存《天平琵琶谱》一页，是天平十九年抄木，相当于唐玄宗天宝六板747)。
这两种乐谱所用符号和记谱法与《敦煌曲谱》相似。
正仓院还保存笙、排箫、竿、腰鼓等乐器和有关文字、图像资料，都是研究唐代音乐和中口文化交流历史的珍贵实物。
公元754年，唐朝政府公布更改一大批乐舞曲名。
其中有些曲名原来是梵语的音译，如《优婆师》改为《泛金波》，“优婆师”原是梵语“女信徒”的音译;《婆罗门》改为《霓裳羽衣》，“婆罗门”原是梵语“清净”的音译。
以梵语取名的乐曲未必都出于印度，也可能出于
佛教盛行的其他地区。
但《优婆师》和《婆罗门》应是印度乐曲。
这次改曲名不仅是为了使曲名民族化，而且意味着乐曲木身己按照中国风格的要求，经过了改编或再创造。
如诗人自居易《霓裳羽衣歌》说:“案前舞者颜如玉，不著人间俗衣服。
虹裳霞被步摇冠，锢缨累累佩珊珊。
”己经成为中国风格的舞蹈，而且还有道教色彩。
10世纪中期宋朝建立以后，民间的音乐和戏剧活动口益开展。
教坊的五队有“婆罗门队”，穿“紫罗僧衣”，执“锡环柱杖”“菩萨蛮队”穿“窄砌衣”，砌衣即僧侣百钠衣;“佛霓裳队”，穿“红仙砌衣”“菩萨献香花队”穿“窄砌衣”等。
从舞队的服饰可以考察所表演的乐舞内容和性质。
这种乐队一方面继承了唐代的乐舞遗产，一方面又有新的发展，吸收了音乐文化交流的新成果。
据越南史书记载，越南黎朝龙挺土在位时公元1005-1009的，很宠信宋朝优人寥守忠⑥。
这时宋朝的杂剧可能己经传到越南。
又越南在陈朝时12- 15世纪)盛行一种集体舞蹈，所用歌词中有《庄周梦蝶》、自居易《母别子》诗等，乐曲中有《降黄龙》、《宴瑶池》等，都是从中国传去的。
元朝统一以后，版图辽阔，海上交通口益发达，这样就更便于中外文化的交流。
13世纪末，中国优人
李元吉在越南做占传戏，有《西土母献仙桃》等传，角色12人，“著锦袍绣衣，击鼓吹箫，弹琴抚掌”，“更出迭入为戏”。
这正是元杂剧的表演形式。
17世纪清朝建立之后，宫廷宴乐中设“安南乐犷越南乐”、“尔喀乐犷尼泊尔乐”和“缅甸乐”019世纪初期，越南的元朝建立，仿照中国占代乐制，越南的旧戏，无论音乐、服饰或演出形式，都受了中国的影响。
中国剧目也常常被越南采用。
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代，中国人民和外国人民不断地进行音乐文化的交流，互相观摩借鉴，取长补短，从而丰富了各自的音乐内容，提高了各自的音乐艺术，而且互相加深了了解。
今后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将更为频繁，这对于各民族音乐艺术的发展和传统友谊的增强都会有很大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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