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春之歌》中看女性成长叙事中的拯救模式
从《青春之歌》之林道静看女性主义-最新文档

从《青春之歌》之林道静看女性主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女性的主体意识潜藏着很多艰辛和困惑。
许多文人都试图通过他们自己的方式为女性的不公平待遇鸣不平。
于青说:“女性文学从昨天到今天,都没有走出雾气所笼罩的怪圈。
”杨沫正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把林道静这一形象复制化。
并通过这样的渠道,讴歌处于战乱中却执着追求自己梦想的女主人公―林道静。
同时,也以林道静的成长之路、影响着当代青年,尤其是女性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通过阅读《青春之歌》,我们重温1931年“九•一八”至1935年“一二•九”国破家亡、苦难重重的中国历史,再现“一二•九”前后党领导的学生爱国运动获得巨大成就的阶段,更主要的是还歌颂党的崇高伟大、歌颂共产党员的英雄形象。
正因为是在这众多的英雄形象中,把女性的光彩更加的凸现。
在小说中,作者让林道静选择了一条投身于革命的道路,,争取革命的胜利,这就是女性的自救之路。
林道静是从个人反抗走上革命道路,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
她的成长道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林道静两次从家出走。
这也是由个性解放走向社会解放的转折点。
林道静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但她的母亲秀妮是佃户的女儿,生下林道静一周岁时就被林家赶出家门,最终投河自尽。
从此,她就在继母徐凤英的虐待下生活,从小养成孤独、倔强、反抗压迫、同情不行者的品格。
长大后为反抗继母逼她嫁给国民党局长胡梦安的婚姻,第一次逃出家庭,这是林道静追求个性解放、个人奋斗的起点。
林道静的这一举动承接了“五四”时期女性的个性解放之路,即走出家―― 对父权的反抗。
因为继母是个将父权文化内在化的女人,父权依赖她来实现。
林道静没有遵循她的意愿嫁给一个官僚,实质上就是对父权文化的反抗。
古代男尊女卑的思想在她母亲的脑海里根深蒂固,她认为女人就应该做男人的附庸。
但同时又希望林道静嫁给一个有钱人,为自己带来不少的利益。
庆幸的是林道静并不为这种压迫所屈服,更是要争取自己的幸福和理想。
试析《青春之歌》中女性的解放之路

试析《青春之歌》中女性的解放之路试析《青春之歌》中女性的解放之路导言:《青春之歌》是一部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电视剧,故事情节以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时期为背景,讲述了一群女性从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追求自由与平等的故事。
本文将就《青春之歌》中女性的解放之路做一试析,探讨女性解放的背景和推动力,以及影片中所呈现出的女性解放的具体表现。
一、女性解放的背景和推动力1.1 社会背景《青春之歌》所描绘的时期正值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封闭时期,这段历史背景意味着女性的地位和角色受到严重限制。
社会价值观念落后,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仍然盛行,女性通常只能在传统的家庭角色中发挥作用,缺乏独立思考和自我实现的机会。
1.2 历史因素中国近代历史是中国女性解放的重要推动力。
在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女性处于封闭、依附和束缚的状态。
中国近代历史的剧变引起了女性的觉醒和反思。
女性开始思考自己的地位和权益,积极参加社会运动和文化运动,为自己的解放奋斗。
1.3先驱者的奋斗在《青春之歌》中,许多女性角色成为了女性解放的先驱者。
她们敢于追求自由和平等,并为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这样的先驱者为其他女性树立了榜样,激发了更多女性追求自我解放的勇气。
二、影片中女性解放的具体表现2.1 教育机会的追求在《青春之歌》中,许多女性角色通过追求教育来解放自己。
她们通过自学、参加课外班等方式,积极获取知识,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和社会地位。
例如,剧中的李教授一直是一位思想开明、专业扎实的女教师,她不仅给了学生们良好的教育,也改变了学生们的命运。
2.2婚姻观念的转变传统观念中,女性的最终目标是成家立业。
然而,许多影片中的女性角色开始意识到婚姻并不是唯一的出路。
她们选择延迟婚姻的时间或根本不结婚,追求自己的事业和独立人生。
她们独立地面对生活的各种挑战,证明了女性在婚姻之外有许多价值和机遇。
2.3职业发展的探索影片中,女性角色逐渐开始关注职业发展,并参与到各种职业实践中。
《青春之歌》

女性主义批评视野下的《青春之歌》一、对《青春之歌》的传统解读杨沫(1914-1995):原名杨成业,祖籍湖南湘阴,出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1928年进入北平温泉女中学习,三年后因家庭破产和反抗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
她经历了艰难的自立过程,从事过乡村教师、书店店员和家庭教师等职业,生活动荡不安。
1933年开始接近共产党人,七七事变后赴晋察冀边区投身革命,并开始文学活动。
出版中篇小说《苇塘纪事》,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东方欲晓》《芳菲之歌》《英华之歌》等。
《青春之歌》从1950年起开始创作,1958年出版,是“十七年”文学的一个经典作品。
“十七年”文学(1949—1966)继承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传统,实质也就是将毛泽东1942年延安文艺讲话的文艺路线和规范推广到全中国,要求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
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与文学观念的支配下,“十七年”小说主要形成了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两大类小说。
1、通过林道静的人生道路,表明知识分子只有在中共领导下经历艰苦的思想改造,走大众解放的道路才会取得成功,实现个体的价值。
《青春之歌》以作家杨沫自己的生活经历为原型,展示了青年知识女性林道静进行思想改造,走上革命道路的全过程。
林道静原是一个青年学生,为了反抗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独自一人离家出走。
幻想以个人奋斗的方式谋求出路,在一个小学任教,却被校长当做讨好上级的礼物而出卖,无路可走之际准备以死抗争,北大学生余永泽救起了她,两人由相爱到同居。
但在后来的家庭生活中,余永泽逐渐表现出他的自私和冷漠,林道静在精神上陷入苦闷彷徨的境地。
小说中林道静刚出场的时候,从装束到行为,都是一个五四式的青年女性形象。
她不切实际地浪漫而天真的想象,以个人主义的方式来反抗封建家庭为她安排的人生道路,这在五四时代就已经被证明是一条无法走通的道路。
对于这些追求个性解放,离家出走的“娜拉”们,鲁迅先生早就有深刻的认识,她们的出路只有两条:回来或者堕落。
试析_青春之歌_中女性的解放之路

中国文学史上的 “十七年” 红色经典作品几乎都是对当时 意识形态的阐释, 这些作品笼罩着浓厚的政治色彩。本着毛 服务的原则, “十七” 年的作品对小资产阶级的创作倾向和知 识分子的自我表现异常敏感, 红色经典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工 农兵, 在革命的历史中知识分子几乎成了边缘人。而杨沫的 《青春之歌》 这部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小说在红 色经典中却呈现出异质的色彩, 弥补了 “十七年” 文学中的单 调性。 这部小说的讲述的是一女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 长过程, 探讨了在 “五四” 之后女性的解放之路, 回答了五四提 出的问题: 娜拉走后怎么办? 1923 年 12 月 26 日鲁迅在北京 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 《娜拉走后怎样》 的讲演, 先生给的答 案有三个: “堕落” 、 “回来” 、 “饿死” 丁玲在 。 《沙菲女士的日 里说明了娜拉出走后的道路是 “回来” 在 。 《娜拉走后怎样》 的 演讲中, 鲁迅说: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 “ 在目下的社会里, 经 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他把妇女的解放提高到社会经济制度 ” 改革的高度来考虑。伴随着对女性如何解放的思索, 历史进 入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此时的中国女性在继承 “五.四” 个 性解放精神的基础上, 更是进一步地从 “女性” 的角度重新去 审视自己, 认识自己, 开始执着于对不甘受人摆布的中国妇女 悲剧命运的探索, 执着与对女性 “人” 的价值与尊严的成长之 路, 解放之路的探求。杨沫的 《青春之歌》 中则暗含女性要获 得解放, 应该是社会的解放——人的解放——女性的解放。 所以, 在小说中, 作者让林道静选择了一条投身于革命的道 路, 融于集体主义的大潮中, 争取革命的胜利, 这就是女性的 自救之路。因为小说承接 “五.四” 时的女性个性解放问题, 故 20 文本呈现了两种话语: 世纪 20 年代的个人话语和 20 世纪 后部分为 “革命+恋爱” 的小说, 总体来说, 是由个人话语向集 体话语的转化, 暗含着女性的解放之路应是由个人反抗走向 集体革命。我们现分析林道静的成长之路, 从而了解文中体 现的女性意识和文本蕴含的女性解放之路。 一、 对父权的反叛 200
《青春之歌》人物形象分析分析

《青春之歌》人物形象分析分析第一篇:《青春之歌》人物形象分析分析青春之歌——林道静的感情《青春之歌》是一部充满理想,激情昂扬的红色经典文学作品。
以林道静为主要人物的一批进步青年,从对待世俗的超然冷漠到投身革命的热血沸腾,从反对封建统治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在共产党领导下,积极投身于无产阶级伟大革命之中。
其中女主人公林道静的传奇成长故事也是小说的主要线索。
这一时期的爱国学生运动为背景,描写了一群爱国青年所走的道路,谱写了一曲中国知识分子的青春之歌,是建国后出现的一部描写党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的优秀作品,塑造了林道静这个从个人反抗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识青年的艺术典型,反映了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激烈的动荡年代,知识分子的觉醒和分化,表现了中国的一代青年在党的领导教育下的成长,歌颂了革命的青春。
主人公林道静是一个逐渐觉醒成长的人物,这一艺术形象是在自身艰苦的革命活动和曲折的锻炼改造过程中逐渐完成的。
刚开始,她是一个逃出封建家庭,寻找个人出路的失业青年。
她生长在官僚地主家庭,佃农生母惨遭迫害致死,自己也受到地主异母的百般凌辱和虐待,从小就养成了孤僻执拗、倔强的反抗性格。
为了反抗不幸的命运,她毅然离开了罪恶的家庭,走向社会寻找“自己养活自己”的生活出路。
然而“刚刚逃出了那个要扼杀她的黑暗腐朽的家庭牢笼,想不到接着又走进了一个更黑暗、更腐朽、张大血口要吞噬她的社会”。
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她既不甘屈服,又无力抗争,想以自杀作为反抗。
这种不幸的遭遇,反映了当时广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黑暗的旧社会生活没有出路和个人反抗的软弱无力。
小说一开始就将人物的个人命运和广阔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了。
《青春之歌》塑造了一个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艺术典型,真实的描写她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
作品在描写她的不幸遭遇,揭露黑暗现世的同时,细致的描绘了她在黑暗现实中特有的情绪和精神状态。
她同余永泽从爱恋到同居的过程,是小说的重要情节,比较充分的暴露出她的幼稚、狂热和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她与余的爱恋我们认为并不能全部否定。
《青春之歌》的成长叙事策略解析

《青春之歌》的成长叙事策略解析
《青春之歌》是林夕创作的一首歌曲,凸显出无法回头,青春已经
逝去的历史性叙事。
在这首歌曲中,林夕采用了成长叙事策略,来表
达他的重要想法。
首先,林夕在歌曲中采用了形象性的语言,用青春来唤起人们对过去
的回忆。
他把青春描述为“漫漫长夜艰难的一段旅程”,把青春的年华
变成了缩短的旅行,让自己感受到青春的流逝。
而他也把少年时代的
憧憬形容成“梦想有多远就走多远”,用这样一种很朦胧的回忆,让读
者能够充分体会到青春珍贵而无法重来的特点。
此外,在歌曲中,林夕使用了比喻的方法,表达他对青春的向往和怀念。
他的童年梦想被比喻为一个“蓝色的天空”,显示了他在少年时代
对自由自在的期待。
他还把日常生活描述成一个“游乐园”,表现出青
春时期无忧无虑的心境,也把离别比作两个人拉开安全带,表达了人
们不得不离开母亲怀抱而进入社会的感受。
最后,林夕把时光流逝比作一艘航船,在船头涌出繁星乱舞,让人看
到青春的绚烂和芬芳。
他说,“船在蓝色的海里蔓延我把昨天藏起来”,犹如奔流的时光,带走了青春的美好,留下的只有回忆。
总之,林夕
通过这首歌曲中采用的成长叙事策略,表达了他对青春无法重来的重
要想法。
《青春之歌》中的女性意识与成长

《青春之歌》中的女性意识与成长《青春之歌》是杨沫以亲身经历为素材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生动描绘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知识女性在革命浪潮中的觉醒与成长。
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革命斗争,更深入地探讨了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女性在追求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实现过程中的挣扎与突破。
小说的女主人公林道静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形象。
她出身于封建家庭,却不甘心接受命运的安排,勇敢地与封建礼教和旧势力抗争。
林道静的成长历程并非一帆风顺,她经历了多次挫折和迷茫。
最初,她试图通过个人奋斗来摆脱困境,然而现实的残酷让她屡屡碰壁。
在这个过程中,她逐渐认识到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只有投身到社会革命的洪流中,才能真正实现自我价值。
林道静的女性意识首先体现在她对自由和独立的渴望上。
她不愿意成为男人的附庸,不愿意接受包办婚姻,而是勇敢地逃离家庭,追求自己的生活。
这种对自由的追求是女性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女性往往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没有独立的人格和权利。
林道静的行为无疑是对这种传统观念的有力挑战。
同时,林道静的成长也伴随着对爱情观念的转变。
她在感情上经历了几次波折,从最初对余永泽的依赖和幻想,到后来认清余永泽的自私和狭隘,最终与卢嘉川、江华等志同道合的革命者走到一起。
她的爱情观念从追求个人情感的满足逐渐转变为追求共同的理想和信念。
这种转变不仅反映了她个人思想的成熟,也体现了她女性意识的深化。
她明白了真正的爱情不是建立在物质和虚荣之上,而是建立在共同的理想和为社会进步而奋斗的基础之上。
在林道静的成长过程中,周围的女性角色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比如王晓燕,她出身于富裕家庭,但在林道静的影响下,逐渐摆脱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局限,开始关注社会现实,投身到革命事业中。
还有林红,这位坚定的革命者,用自己的勇敢和坚强为林道静树立了榜样,激励着她不断前进。
这些女性角色的存在,丰富了小说中女性意识的表现形式,也展现了不同女性在时代浪潮中的选择和成长。
论《青春之歌》的爱情叙事模式

论《青春之歌》的爱情叙事模式摘要:《青春之歌》作为“十七年”文学中唯一由女作家撰写的红色经典,以日本侵华过程中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到“一二九”运动为背景,其间贯穿着女性的情爱叙事及青春成长主题。
在情爱叙写上,《青春之歌》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才子佳人叙事模式进行了传承与转化,又对大革命时期“革命+恋爱”的模式进行了改造;另一方面也对西欧骑士叙事进行了借鉴和选择,将骑士精神中国化,使情爱叙事更加具有浪漫主义时代气息。
其中西结合的爱情叙事模式强化了革命背景下男女双方的感情向度与深度,为作品蒙上了一层浪漫主义色彩,使严肃的革命叙事题材不失人间温情,显示出作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时代思考。
关键词:《青春之歌》;爱情叙事;叙事模式;十七年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十七年”文学时期的作品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文学的意义被规定在以政治为主导的要求之上,在“歌颂”“回忆”“斗争”三大主题的引领下产生了一大批艺术成就较高的文学作品,如“三红一创”、《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苦菜花》等。
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文学写情爱并不是主体,但也出现在各类作品之中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将英雄人物形象塑造得更加丰满。
如《林海雪原》中解放军剿匪小分队参谋长少剑波与解放军部队卫生员白茹之间的相互爱慕,《山乡巨变》中合作化带头人刘雨生与合作化的拥护者盛佳秀的结合等,而《青春之歌》则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爱叙事为切入点对林道静的人生选择作出诠释。
因此总的来说,“十七年”文学时期的作家无论是写农民还是知识分子,他们的成长史往往与情爱选择相伴相生,恋爱人选与革命事业始终是一体的,“林道静对围绕在她身边的每一位男性的抗拒和选择,既是作为女性的个体对自己爱情归宿的选择,同时——甚至是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具有‘知识分子’这一群体身份的林道静对自己的政治归宿的选择”[1]84。
一、才子佳人叙事的传承与转化在中国,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成熟于唐,从唐传奇到宋元话本,包括明清之际的章回小说,才子佳人叙事是主流叙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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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春之歌》中看女性成长叙事中的拯救模式摘要:《青春之歌》是一部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为题材的小说,但在以林道静为主的女性身边出现了对其的拯救者,使其在走向革命的道路上出现了以爱情为中心的内心彷徨与痛苦,使其在揭述女性革命的生涯充满了感染力和艺术生命力。
关键词:女性故事男女性别革命《青春之歌》是女作家杨沫的代表作,发表于1958年1月,是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正面描写学生运动的长篇小说。
在当代的文学史与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
《青春之歌》与同时期的文本相比,它的经典地位是与主流话语的微妙错位与缝合关系中形成的,《青春之歌》是在如何理解文本以女性成长故事来表征“知识分子道路”这一叙事模式。
一、在《青春之歌》中揉合了几位女性成长的故事。
《青春之歌》所表现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过程,既知识分子的道路。
戴锦华在《青春之歌历史视域中的重读》一文中,首先概括出在17年的主流话语中,如何叙述知识分子存在着一种话语困境,而《青春之歌》的成功之处在于以一个女人的故事和命运,来,来象喻知识分子的道路。
正如传统社会女性的地位与意义是由其所从属的男性决定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价值由其依附的政治力量决定。
林道静的成长是被动的,在小说中她始终处于被看、被改造、被男性愿望影响的地位,其成长过程是被三个男性拯救、唤醒和肯定中完成的。
首先,余永泽拯救了林道静的肉体,唤醒了林道静生命中爱与美的意识和对人性、人道主义的思考。
林道静与封建家庭的决裂。
反抗封建婚姻而来到北戴河投靠表哥张文清,谋求教员一职,不想投亲不成又被余敬唐欺骗觉得生活没有希望,投海自尽,这时余永泽出现了。
他起到了一个拯救者的作用,他从身体上挽救了林道静,同时在精神上给予了她慰藉。
在林道静的眼中,余永泽是“在艰难险厄的境地中,突然遇到了一个同情自己,而且救了自己生命的人。
”余永泽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她的“快乐原则”,他们之间产生的爱情超越时间概念,不考虑社会背景,不估计道德等等的约束。
小说中提到,当余永泽需要回校的时候,林道静心中有了“一种婴儿失掉母亲的沉重和惶悚。
”另外,在林道静倍受余敬唐奚落时,她也感到了余永泽信中给她带来的美好的感受,并拿着自己书写的信睡着了。
这也说明当时的余永泽是林道静生活中的唯一的精神支柱。
其次,卢嘉川作为一个革命知识分子,他是在精神上拯救林道静的英雄,是林道静革命的启蒙者,他唤醒了林道静的阶级意识。
卢嘉川的出现打破了余永泽在林道静心中完美的形象。
当林道静在杨庄平稳的生活下来后,精神缺少支柱,生活无方向,这时卢嘉川的出现,他把林道静引上了理想的道路,让林道静的心中有了方向,心中的国家意识开始萌发。
就外貌而言,与又黑又瘦、暮气沉沉的余永泽相比,有着“高高挺秀的身材,聪明英俊的大眼睛的卢嘉川可谓魅力无穷!”在林道静的眼中,卢嘉川既是他作为女性倾慕的男子,又是她崇拜的具有崇高理想的和坚强意识的革命引路人。
她总是把对革命者的敬与个人的爱含混在一起。
作为新女性,林道静可以流露她对卢嘉川的爱慕,甚至可以坦诚她的真实情感。
林道静对党、对卢嘉川满怀着崇敬与仰视,使她遗落了女性的独立意识,又时常站在从属的位置,仰视着男性的权威。
最后,江华与卢嘉川一样,在精神上继续拯救林道静,并引导她将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唤醒林道静的斗争意识和女性意识。
江华作为一名革命者,接替卢嘉川的地们继续出现在林道静的生活中,是林道静最终选择的对象,这里面不仅仅是双方在爱情上的认同,同时也是因为江华的某些特征迎合了林道静的情结。
当林道静第一次见到江华,小说是这样描写的:“远远就看见大门口立着一个高高的人,身体魁伟……”江华其实是卢嘉川的一种升华,他不失成熟男性的坚韧与沉稳,但同时也拥有革命者的激情。
这些表现在林道静身上就是最终选择与江华在一起。
江华在物质层面满足了林道静本能需要,同时在精神层面也使林道静思想上升了一个台阶,使林道静在理论与实践上统一起来。
在林道静面对着江华的“特殊求婚”时,她的反应是很微妙的,“这个坚强的,她久已敬仰的同志,就是将要变成她的爱人吗?而她深深爱着的,几年来时常萦绕梦怀的人,可又不是他呀……”这是超我和自我之间的一场战争,在这种情况下,超越自我所处的位置从自我中分离出来,并与自我形成对立的状态。
林道静此时产生了另外一种愿望,而这是超我所不允许获得的满足。
林道静在该作品中,开始扮演了属于自己的爱情角色。
林道静是一个充满社会责任感的青年,她是思想和行为注定受到国家社会导向的。
而余永泽一部分分化出来调节这种冲突。
此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成了自我的决定性因素,代表外部世界对本我进行压抑的自我任务。
余永泽拯救的是身体,是一个可以激发知识分子浪漫情怀的美丽的肉体,他是传统的“英雄救美”的模式再现,卢嘉川拯救的是灵魂,是一个必然伴随革命者勇猛前行的战斗力量。
而与江华的结合,则充满着新时代女性的追求的失落与无奈,也有着对崇高境界的追求。
王晓燕作为林道静的女友或者说是发不①一直对林道静给予生活上的帮助,可以说是林道静北京的避难所,当她从河北返回北京能够给予她经济上的补助。
当林道静在被捕后,王晓燕用借助父亲的力量将林道静从狱中救出,并安排在王晓燕姑姑的学校中,哪怕王晓燕做出了对不住姑姑的事,她也肯原谅了林道静,她们之间的情谊超越亲人,在王晓燕的眼中,林道静是一个积极的有冲劲的人,尽管她一直也没有接受革命的理论,但对林道静,她就像一个大姐姐。
尽管她爱林道静、尊重她们之间的友情,甚至林道静得罪了她的姑姑王彦文,她也原谅了她,然而,各人的信仰和思想都是勉强不得,她希望林道静尊重她的思想,正像她尊重道静一样,林道静的大道理对于她已经变成了怪不舒服的,厌烦的刑罚。
但当她们在故宫河沿走,林道静讲起了她小时候的朋友黑妮的事,又讲了自己的母亲黑妮的事,这些事使王晓燕内心深处开始对这个世界的重新审视,使她明白人间还有另一个世界。
王晓燕对自己的过去充满惭愧、痛苦。
在内心中渴望被拯救,于是便看起进步的书籍,也开始活泼起来,在林道静被捕入狱后,王晓燕被戴愉蒙骗,与戴愉恋爱了,由于王晓燕对革命问题认识太少,她急需有人对好的革命进行引领,这时对戴愉颇有好感的王晓燕对其钦佩产生了爱情,但是,随着与戴愉发展,王晓燕逐渐地感到不快乐,革命违背了她人性原则,以前不喜欢的人都要领导他,曾经最好的朋友都一个个远离她,她郁闷、痛苦、徘徊。
这就是反动者给她带来的痛,她的拯救脱离了革命的路线,尽管王晓燕的目标是好的,但是南辕北辙,怎么能让她感到快乐呢?当王晓燕从众多的证据中,尤其是小丽那里证实了戴愉的反叛后,她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她的第一次爱情,她的热烈的青春的幻想,好像用生命所建造起来的一座美丽的冰山突然坍塌了。
重新确定目标的王晓燕在林道静等人的引领下又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并且这回的道路是使她神情兴奋的,是充满信心的。
这些故事刻画了小资产阶级的天真、单纯、善良、热情,又点出了她们的脆弱、幼稚、轻信、富于幻想、不切实际的观点。
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像林道静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走向革命道路时的曲折、复杂、痛苦的心路历程。
二、从《青春之歌》看到的男女的性别关系《青春之歌》大胆而直露地描写了女主人公与三位男子的恋爱过程,更着力探讨了女性成长及出路问题。
如今,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重读十七年文学发展,也先后有一些学者涉及过,其中的观点比较突出个人特色的,当属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一书,书中李杨把林道静及其三个男性之间的关系看作是这部书的叙事核心,而这四个人的情感纠葛,立刻被视为一种不同社会身份关系的“寓言”。
于是“林道静”的“女性”身份变成了一个被伤害和拯救的个体;自由知识分子——余永泽、共产党人——卢嘉川、江华等分别象征着男性化的不同的国家的政治位置。
于是,李杨的小说解读迅速定位到了“性别游戏”与政治认同的纠葛关联之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林道静的成长的三个阶段中,出现的男性的身份,可以说作为女性负载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它是讲述阶级叙事的同时也在匿名地讲述自身。
这是一个女性与三个男性的情感史,是林道静寻找真正的人生伴侣和幸福生活的青春历程。
林道静的成长过程被三个男性的拯救、唤醒和肯定中完成的。
余永泽唤醒了林道静生命中爱与美的意识,卢嘉川是林道静革命的启蒙者,他唤醒了林道静的阶级意识,江华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是一位革命的英雄,他与林道静并肩战斗着,在卢嘉川的精神拯救的基础上,唤醒林道静的斗争意识和女性意识。
三个男性都有一个共同的方向,既造就一个属于自己的林道静,要在精神占有她,只是所使用的方式和说话又有所不同——余永泽,使用的西方的人道主义话语,如个性解放,反传统道德,女性独立;卢嘉川使、江华使用马克思主义话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存在人们头脑意识中的以夫为天,男权社会在头脑中的根深蒂固。
只有男性才能引导一切,引导着林道静等女性的道路,可见女性的地们是依属于男人的,是被动的社会地位,与男性的从属关系在文中一显无余。
林道静走向革命的人生道路确实由四个男性及其代表的政治权向所决定,这种男性引导并决定女性意义的性别等级关系,确实如戴锦华所记呈现了一个男权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但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这里的男女关系并不可以被简单地还原为传统父权制结构下的男尊女卑。
这倒不是说这种以无产阶级革命为诉求的政治叙事完全打破了男权秩序的基本格局,而这种革命是在考虑到女性的主体诉求并对男权体制保持着某种自觉意识的前提下展开的,男女等级表明这种性别制度并没有完全挣脱“父权制”体制,但同时这又并不意味着它没有任何意义上撼动这个体制。
女性的从属地位让我们明确的感受到,如果她爱的人是革命的,那么她的思想便是积极的。
如果她爱的人是反动的,那么她的思想也会跟着消极、郁闷。
三、《青春之歌》是一部爱情等同革命的小说。
首先,是林道静与知识青年余永泽的爱情。
他们的爱情不能说是一见钟情,但说得上是三见钟情了。
余永泽看上了林道静的美貌,一步一步地接近她,包括帮她找工作,只谈论她感兴趣的文学,在她面前嫉恶如仇,短短的时间里得到林道静的信任。
在小小的乡村里,林道静接触外面的世界不多,自认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余永泽,那时的她心里充满青春的喜悦和绝处逢生的欣幸。
短短的一天学术性的交流,林简直把余永泽当作理想中的英雄人物。
在送余永泽上火车后,她是这样想的:啊!多情的骑士,有才学的青年。
在她给余永泽的回信中写道:“永泽,我厌恶这个万恶的社会,我要撕碎它。
可我像蜘蛛网上的小虫,却怎么也摆脱不了灰色可怕的包围。
你不是总嫌我对你不热烈甚至冷酷吗?不,从今天起,我爱你了。
我受不了这些侮辱,我又想逃,可是我逃到哪里去呀?所以我非常非常地爱你了。
”。
很明显林道静无处可逃,才选择余永泽。
余永泽是她落难时的骑士,救星。
是他使自己看到了一点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