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及男性学者的参与

■ 王再兴 （怀化学院，湖南　怀化　418008）[摘　要] 与女性文学研究和创作相反的是，各种不令人乐观的社会文本仍然在持续出现。

中国女性文化的发展之路到底往何处去？是应该更多地看重两性之间的“对话”模式，还是更多地遵从女性自身的“独语”模式？梳理20世纪以来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研究以及学科化的历程，特别是其中耐人寻味的男性学者对于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参与过程，会为上述问题提供一个参考性的思考维度。

[关键词] 女性文学；男性学者；参与；想象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及男性学者的参与女性文化的社会文本中直到今天依然存在着一个强有力的男性“在场”问题。

但在文学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文学研究愈来愈热；女性文学创作愈来愈发展和开放，尤其到了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美女写作”“身体写作”等等，更是如此。

也就是说，与前者问题相反的是，女性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一直在对两性性别关系提供着令人感觉鼓舞的“想像”性反映与诠释。

这里显然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女性发展之路的文化资源，是应该更多地看重两性之间的“对话”模式，还是更多地从女性自身的“独语”模式来探求？一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女性被有意忽视的境遇，从“五四”时起开始被改变。

女性作为“群体”的自我意识和叛逆意识迅即“浮出历史地表”（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因其具有显而易见的冲击力而被有的人称之为“传奇”。

丁玲、萧红、张爱玲等，正是其中的特出者。

但自延安时代、十七年、直到“文革”的近40年，从“翻身媳妇”到“女干部”再到“铁姑娘”，女性性别化的表达无论在文学文本还是在社会文本上，都在被逐渐淡化。

上世纪80年代新启蒙浪潮中，女性解放的潮流再度呈现，此后大致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前期“社会”言说的男权话语借用阶段（其实是当时“人的解放”叙事的一个支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角色”言说的性别冲突模式（女性的“私人化”经验和“欲望”成分开始增多）、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前期“经验”言说的女性与自我冲突模式（强烈的女性意识和扩大的女性欲望向孤绝的内心聚焦）、20世纪90年代后期“原欲”言说的后现代主义平面展现模式（女性的欲望叙事依托“通过身体写作”的理论被大规模合法化）。

这些在盛英《中国女性文学新探》（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中被称之为“女人与社会”“女人与男人”“女人与自我”“女人与女人”等关系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后，女性写作形成了多代并存、蔚为大观的态势，有人并惊呼写作可能进入“她世纪”。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同样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程。

上世纪前期一些难得一见的女性作者的研究成果现在已经很少被人提起。

提得较多的倒是一些男性作者的作品，多为比较朴素的介绍式研究。

新时期以来，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由译介西方女性作家作品和西方现代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开始，但直到80年代后期父权制中心的文化价值体系遭遇到“被看”以后，真正个人化的女性话语才逐渐出现。

李小江《夏娃的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被看做“国内女权主义宣言书”（林树明：《评当代我国的女权主义批评》，《文学评论》1990年第4期）。

此后，女性文学批评家的阵容日益壮大，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愈亦繁荣。

除了大量的论文之外，出现了多部有一定影响的研究专著，如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心路历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1994）、林丹娅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1995）、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1995）、盛英的《中国女性文学新探》（中国文联，1999）、赵树勤的《找寻夏娃——中国当代女性文学透视》（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等等。

形成了中国内地“三代同堂”的女批评家群体。

[1]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科化道路也在女性写作与批评的背景之下愈来愈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省部级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中开始出现女性文学研究方面的课题（如盛英出版于1995年天津人民出版社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即源于1986年起步的天津市“八五”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1987年李小江率先在郑州大学创立女性研究中心，且首开女性文学课程。

1991年1月，中国妇联成立了妇女研究所。

20世纪90年代初期女性文学研究开始更多地走进了高校的教学和科研，一些学校相继在本科和硕士研究生中开设了女性文学选修课。

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同年第一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

随即，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建立了女性文学委员会学术论坛M O V I E L I T E R A T U R E2009年第21期（至今已经召开了八届会议，评选过两届“中国女性文学奖”）。

1996年“妇女与文学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

一些高校也相继成立了女性文学研究中心，女性文学学科意识得以形成。

继女性文学研究方向的硕士正式招生以后，1999到2000年，河南大学和南开大学文学院相继获得了女性文学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成为这门新兴学科的建设的最重要的一步。

目前北京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6所高校还设立了妇女与社会性别的硕士研究生点，且有越来越多的高校正在为招收女性学的硕士点和博士点而努力。

这些都成为女性文学研究的强有效的助力和资源。

二男性学者对女性文学研究的参与却是一个较少有人涉足的话题。

20世纪中国女性解放的潮流，从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为“立国传种”计而提倡女性应该“升同男子”的见解，[2]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男女两性之间的“同路人”型关系占主导地位的语境形态，[3]其间充满了波折。

而男性的在场和参与，一直是耐人寻味的存在。

上世纪前期较早出现的女性文学史，如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中华书局，1916年）、谭正璧《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光明书店，1930年；后改名《中国女性文学史话》）、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中华书局，1927年版）、《中国妇女文学史纲》（开明书店，1932年）、贺玉波《中国现代女作家》（上海现代书局，1932年）、黄人影《当代中国女作家论》（光华书局，1933年）等，几乎全部出于男性作者之手。

也正因为如此，这一类著述曾被有的女性学人讥为是以“表彰才女”为旨归的，只不过体现了在男权凝视下生长起来的“才女文化”。

[4]同样由于男性作为女性“他者”的诠释，20世纪中国女性解放的潮流事实上很难获得充分的发展。

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时间阶段，即从延安时代到“文革”的近40年间，左翼文化持久倡导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都是在社会功能的意义上不断地强化着性别平等，从而阻断并遮蔽了妇女内在自我意识解放的进程，形成“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超前性导致外在社会组织的健全和内在女性自我意识不健全的巨大反差”的局面。

[5]女性在文学中被重复地召唤为“革命化”的假男性。

同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到新时期之初约30年，男性学者的女性文学研究著作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主要有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傅惜华的《明代杂剧全目》《明代传奇全目》、阿英的《晚清小说戏曲目》等。

尤其是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历20余年的努力，第一次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四千余位女性作家聚集在一起，迄今为止仍然代表着女性作家文献整理的最高成就。

但这和普遍性的男性承认仍然是两回事。

20世纪80年代后期，部分男性学者对女性文学研究的参与只不过表现为比较隐晦的“公开或隐蔽”的“策略”，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大部分男性学者对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基本上还是持以“姑妄听之”、觉得“言过其实”的态度。

[6]只有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5年第四届“世妇会”在北京召开以后，一方面中国女性遭逢了觉醒以来的第一次集体的“狂欢”；另一方面男性学者对于女性主义批评的介入才越来越多了起来，如林树明、陈骏涛、丁帆等等。

作家出版社1995年出版“莱曼女性文化书系”，就是由女性学者王绯和男性学者孙郁联手主编的，包括7位女学人和3位男学人的著作系列。

此书系对于将女性研究推向跨学科领域具有开拓性意义。

然而具有某种讽刺意义的是，同一时期出版的四套女性文学丛书，主编却全部是男性。

事实上，许多男性学者的研究，都体现了从女性之外的另一性别视角得来的颇有价值的经验。

较有代表性的，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仍然活跃在女性主义批评第一线的林树明，提出的对于“罗曼司”的批判（指证罗曼司蕴涵了男权社会塑造女性的阴谋），丁帆在他的多篇文章中提出的对于“大女子主义”的批判，张凌江针对女性文学研究在拆解男权中心后却“不屑于建立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和“滞后的女性主义批评与前卫的女性写作”之间的矛盾提出的尖锐批评，[7]等等。

然而这些话语似乎不太能得到女性学者的积极认同，性别经验的自说自话式的表达依然在各种学术讨论和写作中常见。

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女性解放的潮流虽然愈亦浩大，理论上的探索，更是引进了一定程度上溢出“双性和谐”的“酷儿理论”，但必须承认的是，实际上女性在文学中崛起的现象基本上仍局限在女界游走。

类似于台湾学者何春蕤在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死胡同》中戏称为的“自家人关起门来说话”， [8]其身份尚被认为是可疑的。

它的对面正站着一个心情复杂的“男性”在观看，间或可能参与一下。

在女性文学领域，与其说正在努力形成“双性和谐”的认同，毋宁说两性依然是处于陌生的相互遥望的状态之中。

在解构了“菲勒斯中心”和“逻各斯中心”以后，中国女性解放的潮流再向何处去，是继续“独语”，还是取“对话”模式？有无必要结合起真实的社会文本来摆脱其致命的理论“虚拟性”？一旦承认女性解放的话语关系到如何为这个“顶半边天”的性别提供着非常攸关的想象资源，这些问题在目前的格局下仍然是急需思考的。

[参考文献][1] 陈骏涛.关于当代中国(大陆)三代女批评家的笔记[J].东南学术,2003(01).[2] 康有为.大同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95.[3] 成红舞.引导者或同路人？——从历史维度思考当下中国女性主义文论中男性学者的身份问题[J].兰州学刊,2007(05).[4] 农艳.二十世纪明清女性剧作家研究述评[J ].民族艺术,2005(03).[5] 杨匡汉.中国当代文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172.[6] 程麻.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序[A].[挪威]陶丽·莫依.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C].林建法,赵拓,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1.[7] 杨剑龙,乔以钢,丁帆,张凌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开拓”笔谈[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1).[8] 何春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死胡同[A].子宛玉.风起云涌的女性主义批评[C].台北:谷风出版社,1988:77-94.[作者简介] 王再兴(1968— ),男,湖北鄂州人,上海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湖南怀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与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