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译活动的三个层面_许钧
释义理论
释意学释意学派（le théorie de l’interprétation / the interpretive theory或th e interpretative approach）又称“达意理论”（le théorie de sens / the theory of sense），是20世纪60年代末产生于法国的一个探讨口译与非文学文本笔译原理与教学的学派。
该派认为翻译即释意；是译者通过语言符号和自己的认知补充对原文意思所作的一种解释；译者应追求的不是语言单位的对等，而是原文意思或效果的等值：这种看法与语言学派（如George Mounin等人）的观点差别颇大。
该派理论直接来源于口译实践，其观点对于翻译研究有着独特的启示。
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其做一简要介绍。
产生背景释意学派的摇篮是巴黎高等口笔译学院（ESIT）。
该学院始建于1957年10月，1984年1月成为巴黎第三大学下属高校，是全世界第一所有权授予翻译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高校。
研究人员在会议口译实践的基础上，借鉴神经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皮亚杰的发生心理学（genetic psychology）和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建立了一整套口译理论，随后又将其扩展用于非文学文本（或称“实用性文本”）的笔译研究。
这就是被称为“释意学”或“释意模式”的翻译理论。
自80年代以来，释意派理论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十几本重要的翻译论著相继问世，研究范围也从最初的口译逐步扩展到笔译、科技翻译翻译教学和一般翻译理论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翻译的性质与目的：翻译是交际行为；其目的是传递交际意义三个翻译层次一般翻译理论认为有三个不同层次的翻译：词义层次、句子（即索绪尔概念的话语）层次及篇章层次。
这三个层次可以分别解释为：逐字翻译、脱离语境和交际环境的句子翻译、以及语言知识同认知知识相结合的篇章翻译。
释意理论将逐字翻译和句子翻译称为语言对译（traduction linguistique / linguistic translation），而将篇章层次的翻译称为篇章翻译或翻译。
论文学翻译层次的把握对译文质量的影响
论文学翻译层次的把握对译文质量的影响作者：姬徐田子来源：《青年文学家》2019年第27期摘; 要：文学翻译是一个复杂的实践活动，它具有自己的内部系统。
许钧先生提出了翻译的三个层次：基础层次、语义层次、美学层次。
探究翻译层次的把握对译文质量的影响有助于更好地进行翻译实践活动。
关键词：翻译层次;译文质量;《田园交响曲》[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7--02《田园交响曲》是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纪德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以日记形式写成，讲述一位牧师收养了一个盲人孤女，并对其关心备至，却不知不觉爱上了她。
同时，牧师的儿子也对孤女产生了爱情，在盲女眼睛被医治后，发现自己给牧师家带来了痛苦，最终投河自尽。
本文选取了李玉民和马振骋两位翻译家的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并从翻译的三个层次入手，尝试探究翻译层次的把握对译文质量产生的影响。
一、翻译的基础层次（思维层次）所谓的基础层次，即是指人类的“思维可以充当两种不同语言的转换基础”[1]。
而人类思维过程中，逻辑关系的梳理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在翻译实践中，无论是理解原文本的逻辑关系，还是在译入语中向读者展示原文的逻辑关系，我们都要做到百分百无误，否则，翻译的内容可能会令读者难以理解，甚至会远离作者的意图。
例如：Ce qui était vrai ; car si j’aime beaucoup mes enfants，je n’ai jamais cru que j’eusse beaucoup à m’occuper d’eux.李：的确如此，我固然非常爱自己的孩子，但我一向认为他们用不着我多操心。
马：这是真的：因为我爱自己的孩子，但是从来没有想过我必须很好关心他们。
在这两句译文中，马使用的关联词是“因为……但是……”，这不太符合正常的逻辑思维，让读者很难理解;李使用的关联词是“固然……但……”，显然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更易于接受。
翻译的斡旋过程及影响这一过程的诸种因素
作者简介:崔永禄(1942-),男,教授,博导,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收稿日期:2001.02.08翻译的斡旋过程及影响这一过程的诸种因素崔永禄(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071)摘 要:翻译是一个译者在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斡旋过程,是一个译者进行选择和决策的过程。
影响这一过程的因素可包括翻译的目的,对原文社会意义的认识,对翻译性质本身的认识及对译文读者接受能力的考虑等。
了解这些因素可加深对翻译性质的理解,促进翻译批评。
关键词:斡旋过程;翻译目的;原文的社会意义;翻译的性质;读者接受能力Abstract :Translation is a mediation process by the translator between the author of the original text and thereader of the translated text ,a process in which the translator makes choices and decisions.Factors affectingthis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may include the purpose of translation ,understanding of the s ocial signifi 2cance of the original w ork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and consideration of the reader ’s abili 2ty to accept foreign cultures.K nowledge of these factors will enable people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and thus prom ote translation criticism.K ey w ords :mediation process ;purpose of translation ;s ocial significance of the original ;the nature of trans 2lation ;reader ’s ability to accept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65x (2001)02-0001-04一、翻译是结果,也是过程人们研究翻译,往往拿译文与原文对照,看是否忠于原文,看译文是否通顺,是否易于为读者所接受。
论翻译活动的三个层面_许钧
论翻译活动的三个层面南京大学 许 钧 提要:本文从翻译活动的实践性出发,考察翻译活动的动态过程,认为翻译活动是翻译主体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文化背景中通过具体的语言转换而进行的一种目的十分明确的实践活动,它涉及众多的内部和外部因素。
文章从翻译的意愿、现实和道德三个层面,分析了影响翻译活动的多种因素,认为“要怎么译”、“能怎么译”和“该怎么译”是翻译活动中所必然面临的问题。
它们分属三个不同层面,但相互关联、相互影响。
在进行翻译或翻译研究时应对之加以全面的观照与审视,辩证地处理好三个层面的关系。
关键词:翻译 翻译,就其含义而言,有静态意义和动态意义之分,前者指翻译活动的结果,后者指翻译活动的整个过程。
对翻译的理论研究,自然应包括上述两个方面。
在以往的探讨中,我们看到,无论是对翻译结果的评论,还是对翻译过程的剖析,都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众多牵制、影响乃至决定翻译活动的内部要素或外部因素。
在《翻译层次论》中,笔者曾着力探索与分析翻译活动的内部要素,指出翻译在思维、语义与审美三个层次有着相对独立的活动内容、表现形式和规律,这些要素自身的特征与活动规律及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关系,构成了翻译层次存在的客观性,进而揭示出任何翻译从本质上看都是一致的,但不同类型、不同目的的翻译具有不同层次的要求,并要受到不同层次的活动规律的约束(许钧,1992: 15)。
本文试图从意愿、现实与道德三个层面,对翻译活动中影响翻译主体的诸多因素进行宏观的考察与具体的分析,以有助于翻译主体在翻译中清醒地认识、把握好可能面对的各种关系与因素,克服顾此失彼的片面倾向,减少翻译活动的盲目性。
一、要怎么译——翻译的意愿层面翻译是人类的一项文化交流活动,它试图跨越不同话语传统,使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得以沟通与交流。
从某种角度说,翻译这项实践活动,是因人类思想与文化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一开始便有着明确的目的性,为着满足某种意愿或需要而存在。
需要指出的是,翻译活动的目的对“翻译什么”与“为谁翻译”以及“为什么翻译”有着直接的影响,对翻译立场、翻译方法也有制约,通过对翻译目的与结果的对比分析或考察,往往可揭示出在翻译活动中客观上存在着译者难以自主的一些因素。
许钧翻译批评研究综述
- 238-校园英语 / 翻译研究许钧翻译批评研究综述陕西师范大学/何彦蓉【摘要】作为翻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批评研究仍然面临着种种问题。
本文试图通过许钧教授翻译批评研究综述进一步揭示翻译批评的重要性，唤起翻译界对翻译的更大关注。
【关键词】翻译 翻译批评 综述一、引言在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备受关注的今天，翻译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但是，翻译质量总体趋势却越发不如人意，对此，翻译批评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许钧教授高屋建瓴，对翻译批评作出了深层次的考虑，为翻译实践指出了更加明媚的未来之路。
二、翻译批评研究许钧，浙江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著名翻译家。
一生致力于学习翻译、从事翻译研究，其翻译思想极大的推动和影响了翻译界的发展。
在翻译批评领域，许钧可谓是国内最早的探索者之一，其《文学翻译批评研究》被视为我国翻译批评的“开山之作”。
他还接连发表了《翻译的危机与批评的缺席》、《翻译批评与翻译理论建构——关于翻译批评的对谈》、《论文学翻译批评的基本方法》等强调翻译批评的重要作用。
就翻译批评的首要任务，《论翻译批评的介入性与导向性》指出：“要介入翻译实践，就翻译实践展开的动机、方法、质量等进行评价、检视、批评”。
就其重要，《翻译的危机与批评的缺席》中尖锐的指出，翻译实践中隐藏着重重危机，究其原因，便是批评的缺席，比如“对翻译重大的现实问题的某种麻木性”以及“对一些不良的翻译现象缺乏应有的批评和斗争”等。
就研究成果来看，长期以来，我国翻译批评更多的停留在单纯赏析或单方面指出错误和不足两个层面，只是对原文和译文细枝末节的评判，多具主观单一性。
许钧认为，翻译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产物，翻译批评也是如此。
其一方面应当在密切关注现实的基础上表明立场，切实发挥批评的导向作用；另一方面加强理论意识，通过对问题和事件的探寻与思考，深化翻译理论研究，从表层的批评深入到里层社会现实，情感价值，文化和审美等多个角度。
具体而言，在对翻译方法的评价中，透过表层文字转换过程中采取的具体方法窥探到其所采用的动机及文化内涵；对翻译质量的评价中，要深层次分析译者在语言、文化、信息和情感传递等方面的效果。
许渊冲的三论
She is slim and supple and not yet fourteen,
The young spring-tip of a cardamom-spray.
On the Yangzhou Road for three miles in the breeze,
Every pearl-screen is open. But there’s no one like her.
“三之论”
• 译诗目的：译诗目的是使读者知之 （理解）、好之（喜欢）、乐之（愉 快）。使人知之需要达意，使人好之 需要传情，使人乐之需要感动，这就 是文学翻译目的论的三部曲。
• 翻译不易，译诗更难，译格律诗更是 难上难。翻译有趣，译诗更有趣，把 格律诗译成格律诗简直其乐无穷，可 以使人知之、好之、乐之。
4, Many deeds should soon be done, At the earliest date
The earth turns round the sun, For no man time will wait.
在三美之中，意美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位 的；音美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形美是 更次要的，是第三位的。我们要在传达原 文意美的前提下，尽可能传达原文的形美； 努力做到三美齐备。如果三者不可得兼， 那么，首先可以不要求音似，也可以不要 求形似；但是无论如何，都要尽可能传达 原文的意美和音美。
许渊冲的分析：第一行“十三余”用反译法变通成了 “不到十四”，这是等化；第二行“二月初”简化成 了“春天”，这是浅化；第三行“扬州”只译其音， 就不能传达原文的“意美”，因为当时的扬州相当于 今天的上海，不用变通的办法是译不好的；第四行的 “不如”译得“形似”而不“意似”，因为原文是 “比不上”。所以我把第四行诗深化了。
浅谈翻译伦理学的发展--徐萌萌
浅谈翻译伦理学的发展学科：翻译学专业：日语语言文学学号：1021100040姓名：徐萌萌浅谈翻译伦理学的发展一、引言伦理是人际关系中的道德规范。
交往活动是主体间性的，即社会性的，所以，交往伦理是人类交往行为中的道德规范。
翻译活动是跨文化的交往，为了使文化之间进行健康的交流，更需要有道德规范的制约。
而翻译伦理学就是跨文化交往活动中的道德规范。
本文首先阐明了进行翻译伦理研究的必要性，然后重点梳理和分析西方有代表性的翻译伦理思想,主张以史为鉴，以伦理学的有关研究成果为理论参照，提出了对翻译伦理学研究的展望。
二、翻译伦理研究的必要性翻译作为一项有着悠久历史的人类活动，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的一项特定的行为，和其他的人类行为一样，是人类有目的、有意识的、能动的自觉活动，是在人的意识支配下为实现特定的目的和意图所选择的结果。
伦理学是一门关于行为事实如何的规律及其应该如何的规范的科学。
“伦理”二字在中国卉已有之，不过并不是我们今天所探讨的伦理学概念。
直到近代，“伦理”才开始被用来指挥人际关系的规律与规范。
在西方，“伦理”源自希腊文“ethos”，意为“本质”、“人格”、“风俗”、“习惯”，其实它所探讨的就是有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
伦理学是一门具有广泛渗透力的学问，任何人类行为、任何学科的研究工作事实上都会涉及到伦理问题。
翻译既然是各种关系展开交锋的场所，正确处理翻译活动中所涉及的种种关系、协调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就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课题，而在这些问题上显然需要伦理学的指导。
此外，翻译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的客观存在也证明了翻译是一种能够产生利害关系的人类行为，是一种伦理行为，译者的翻译选择也因此是一种伦理选择。
此外翻译研究中的基本问题，诸如忠实、自由、叛逆、暴力等也是伦理学的基本命题。
由此，我们发现，展开翻译伦理研究是翻译自身的需要。
我们主张将翻译研究与伦理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对翻译本质客观而全面的认识为基础，以伦理学的有关原理为理论参照，树立正确的翻译伦理观念，结合翻译实践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为译者的翻译选择确立基本的方向。
浅析翻译中意义的再生
求知导刊Journal of Seeking Knowledge Guide理论LiLun0542018年10月Oct.2018作者简介：王婷婷（1994—），硕士，研究方向：英语笔译。
浅析翻译中意义的再生一、意义在交流中再生语言因人类交流的需要而产生，话语要产生意义，便需要一个真实的交流行为。
话语的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会随交流需求的扩大而丰富，随交流需求的减少而丧失。
1.社会发展与意义再生交流是语言十分重要的一个功能，而交流是在社会中进行的，具有社会性（陈波，2014）。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会发生变化，同一词语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便具有不同的含义。
以外来词“Feminism”为例，其最早出现在法国，由英美、日本传到我国。
新文化运动时期，受西方维护女性权利思想的影响，被译为“女权主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拥有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对自身的关注度也在逐渐提高，不少人认为女权主义含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一些翻译学家敏王婷婷摘 要：翻译是一项以意义再生为宗旨的跨文化交际活动。
意义在交流中再生，而交流具有社会性。
社会的发展与交流环境的变换促成了语义的丰富性与含混性，这为译者贴切地传达原文的意义出了一个难题。
文章从去字梏、重组句、建空间这三个角度来分析如何传递原作者的思想，并为目的语读者创造一个丰富多义的想象空间，实现翻译中意义的再生，以期为同行提供参考。
关键词：语义；语境；意义再生 （青岛大学外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收稿日期：2018-09-12文章编号：2095-624X（2018）28-0054-02较快，对参加执照理论考试的学生辅助学习帮助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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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翻译活动的三个层面南京大学 许 钧 提要:本文从翻译活动的实践性出发,考察翻译活动的动态过程,认为翻译活动是翻译主体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文化背景中通过具体的语言转换而进行的一种目的十分明确的实践活动,它涉及众多的内部和外部因素。
文章从翻译的意愿、现实和道德三个层面,分析了影响翻译活动的多种因素,认为“要怎么译”、“能怎么译”和“该怎么译”是翻译活动中所必然面临的问题。
它们分属三个不同层面,但相互关联、相互影响。
在进行翻译或翻译研究时应对之加以全面的观照与审视,辩证地处理好三个层面的关系。
关键词:翻译 翻译,就其含义而言,有静态意义和动态意义之分,前者指翻译活动的结果,后者指翻译活动的整个过程。
对翻译的理论研究,自然应包括上述两个方面。
在以往的探讨中,我们看到,无论是对翻译结果的评论,还是对翻译过程的剖析,都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众多牵制、影响乃至决定翻译活动的内部要素或外部因素。
在《翻译层次论》中,笔者曾着力探索与分析翻译活动的内部要素,指出翻译在思维、语义与审美三个层次有着相对独立的活动内容、表现形式和规律,这些要素自身的特征与活动规律及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关系,构成了翻译层次存在的客观性,进而揭示出任何翻译从本质上看都是一致的,但不同类型、不同目的的翻译具有不同层次的要求,并要受到不同层次的活动规律的约束(许钧,1992: 15)。
本文试图从意愿、现实与道德三个层面,对翻译活动中影响翻译主体的诸多因素进行宏观的考察与具体的分析,以有助于翻译主体在翻译中清醒地认识、把握好可能面对的各种关系与因素,克服顾此失彼的片面倾向,减少翻译活动的盲目性。
一、要怎么译——翻译的意愿层面翻译是人类的一项文化交流活动,它试图跨越不同话语传统,使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得以沟通与交流。
从某种角度说,翻译这项实践活动,是因人类思想与文化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一开始便有着明确的目的性,为着满足某种意愿或需要而存在。
需要指出的是,翻译活动的目的对“翻译什么”与“为谁翻译”以及“为什么翻译”有着直接的影响,对翻译立场、翻译方法也有制约,通过对翻译目的与结果的对比分析或考察,往往可揭示出在翻译活动中客观上存在着译者难以自主的一些因素。
翻译目的是指通过翻译意欲达到的效果。
翻译的目的往往通过翻译的委托者、原作者、译者或有关人员的意愿、动机或要求加以明确。
若与翻译直接相关的各方的意愿一致,能达成共识,那就可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翻译活动的正常进行。
若意愿不一,便有可能产生冲突,需要有其他力量加以调和。
翻译的目的及与其相关的翻译动机、意愿或要求可以是・49・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8年第3期(总第115期)集体的,也可以是个人的。
有的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可以纯粹是译者自己的行为,不求出版,不求被别人承认,完全为了自得其乐。
但大多数翻译都是为了满足某种特定的需要与要求,这时,译者就必须面对这些目的或要求,做出自己的选择。
就实践而言,如目前社会上普遍采用的编译、摘译等形式,无疑是由翻译的具体目的与要求所决定的。
考察中西翻译史,我们可以看到,翻译往往为一定的目的服务,与某种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或社会的需要紧密相联。
谭载喜在《西方翻译简史》中就《圣经》的翻译问题和罗马人对古希腊作品的翻译进行了探讨,说明了不同的翻译目的对翻译思想和翻译方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他指出,罗马人在军事上征服了希腊之后,他们“要通过翻译表现出罗马‘知识方面’的成就。
翻译的主要目的不是‘译释’(interpretatio),也不是模仿(im itatio),而是与原文‘竞争’(aemulatio)”(谭载喜, 1991:22)。
在这一目的支配下,罗马人把希腊作品当作一种可以由他们任意“宰割的文学战利品”。
同样是《圣经》翻译,为着不同的目的,就会出现方法迥异的翻译,比如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他为了实现宗教改革的目的,在《圣经》翻译中确立了“通俗、明了、能为大众接受的原则”,反对拘泥于原文的程序和词汇,主张吸收并使用大众的语言精华,并创造出适当的新词汇,翻译了一部易为德国广大农民和平民接受的“民众《圣经》”。
法国翻译理论家米歇尔・巴拉尔在《从西塞罗到本雅明——译家、译事、思考》(Bal-lard,1995)一书中,也指出了翻译的目的对翻译作品的选择,译者翻译立场的确立及翻译方法的采用所产生的影响。
他认为,在翻译史上,翻译作为一项人的活动,往往有着明确的目的性。
如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可敬的皮埃尔(Pierre le Venerable 1092—1156)去西班牙的一些修道院考察,认为在军事上击败穆斯林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在知识与精神领域战胜穆斯林。
为了驳斥穆斯林的宗教学说,他提出应该了解对方,了解穆斯林的宗教思想,于是不惜出重金组织翻译班子,用拉丁文翻译《古兰经》及有关伊斯兰教的历史著作。
而为了达到了解的目的,在具体的翻译方法上,便要求采取“尽可能明晰,可懂”的翻译原则,不得有“曲解”或“删改”。
又如在十四世纪,法国国王查里五世(Charles V,1338—1380)为了达到教育与培养宫廷人员的目的,大力提高并支持有关伦理、政治、经济著作的翻译,选择了一批学识渊博,精通拉丁语或希腊语的学者参与翻译工作。
佩扬在《文艺复兴之渊源》一书中指出,查里五世要求尼古拉・奥莱斯姆(Nico-las Oresme)翻译大量著作,包括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圣奥古斯丁、佩特拉克等的作品,目的十分明确,是为了“在政治和道德两个方面教育宫廷人员”(Payen,1959:42—43)。
在这一大的前提下,查理五世还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翻译的特殊要求,尤其是“要求译文要清晰”,“要易于阅读”(Ballard,1995:84—85)。
为了满足查理五世的要求,许多译家不得不采取相应的译法,如拉乌尔・德・普莱斯莱斯(Rao ul de Presles)在翻译圣奥古斯丁的《论上帝之城》的时候,就在前记中指出,要想满足国王对译文的要求,使译文做到“明晰”,就不得不对原文有所偏离。
在中国翻译史上,类似的情况也同样存在。
尤其在有系统、大规模的译介活动中,翻译组织者对翻译都有着特定的目的和要求。
比如在1949至1966年间,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工作就有着明确的宗旨和目的:“为革命服务,为创作服务”(孙致礼,1997:3)。
我国在这段时期的文学翻译在确定译介重点、选择翻译对象方面都受到这一总的目的的约束和影响。
又如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的翻译,对于“要怎么译”这一问题,要求是明确的。
据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校审・50・室撰写的《集体译〈斯大林全集〉第一、二两卷的一些经验》,马恩列斯著作的翻译完全遵循“领导上所指示的‘意思正确’和‘译文通顺’的原则,确定翻译必须:忠实于原文,准确地表达原著的思想、精神和风格;译文必须采取民族的形式,合乎民族语言习惯的表达法,力求通顺,使读者不致有生硬晦涩之感。
至于‘信、达、雅’的问题,则是采取辩证统一的看法:既反对逐字的‘死译’,也反对自由的‘意译’。
‘信、达、雅’的辩证的统一是译校工作必须遵守的原则”(罗新璋,1984:599—600)。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儿,“要怎么译”是一开始就被明确规定的,翻译要遵循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与翻译所意欲达到的目的紧密相联。
实际上,确定正确的翻译目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采取何种相应的翻译手段或方法的一个前提。
明确“要怎么译”,是保证翻译有效地进行的一个基础。
在上文,我们谈到,“要怎么译”之中的“要”,可以是某种意志、某种理想的体现,也可以是某种目的的确定。
这一个“要”,可以是翻译委托者、组织者“要”翻译者怎么译。
也可以是译者自己“要”怎么译。
两者之间的协调或冲突,要视具体的翻译而定。
二、能怎么译——翻译的现实层面当我们从“要怎么译”过渡到“能怎么译”这一现实层面时,有必要界定一下“能”的确切所指。
“能”有多重含义。
我们所讨论的翻译现实层面的“能”,是指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两种不同的语言符号系统的相互转换所提供的客观的“可能性”。
事实上,在翻译研究中,许多学者都将“能怎么译”,亦即将翻译的可行性列为研究的重点,如法国翻译理论家乔治・穆南在《翻译的理论问题》一书中,就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指导,对语言、文化、思维与世界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从本质上揭示了翻译的可行性。
翻译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人类文化交流活动,涉及到多方面因素,尽管理论上有着种种障碍,现实中也存在着种种困难,但作为实践,它一直在不断进行着,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于翻译的可行性,也就是我们所讨论的“能怎么译”的层面,人们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发展过程。
一开始,人们对翻译的各种见解都基于一种假设,那就是人类面对的世界,人类的经验,特别是人类的思维具有一致性,人类的认识形式具有普遍性,地球上各个不同民族用以表达自己思想的语言在结构与生成机制方面也有一定的相似性。
基于这一切,人们普遍认为翻译是可行的。
特别是在古代,人们对自身面对的物质世界认识不足,对各种语言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没有比较深入与科学的研究,因此对翻译所面临的障碍认识不清,造成了种种错误的认识。
比如,古代有的学者认为古希腊语的语言结构和关系所反映的大千世界的各种事物及其结构关系具有普遍性,翻译要再现原著,只能逐字对译,而且认为逐字对译,才可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忠实。
然而,随着翻译实践形式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各民族之间的接触日益频繁,人们渐渐发现各民族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普遍存在,翻译所面临的障碍是多方面的。
特别是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在科学的意义上揭示了人类的语言、文化之间存在的诸多差异,给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如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就深入分析了“生态环境、物质文化、社会习俗、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差异给翻译造成的障碍。
乔治・穆南也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意识形态的差异”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他们认为,这多方面的差异必然在语言中有所反映,比如文化的缺项造成语言词汇的缺项;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各民族语言对“非语言经验的实际切分不同”;人们对物质世界的不同认识以及对世界映象的不同感受也在语言单位的划分、句法结构的形式等方面有着程度不同的反映,造成了翻译活动中“对应单位”的缺项,结构的・51・错位,给翻译造成了实际困难。
基于这些事实,翻译理论界慢慢达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翻译不是万能的,也不是绝对不能的,它是可行的,但有限度。
我们对翻译的客观、现实层面的研究,对“能怎么译”的探讨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当我们提出翻译要忠实,翻译要准确,翻译要再现原作的真与美这些理想或意愿层面的要求或原则时,我们不能不考虑到翻译在现实层面所允许的可行性程度。
从理论上讲,我们所讨论的“能怎么译”中的“能”,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