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洋务运动时期官督商办中的官商关系》文献综述
近代工商业
论官督商办对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摘要:“官督商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全面启动资本主义所必然采取的一种模式。
它加剧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促使更多的民族资本生成。
由于它是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运而生,本身也包含了阻碍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因素。
因此,随着资本主义进一步向前推进,其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面日益明显。
关键词：官督商办制度出现于19 世纪70 年代到90 年代，是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为发展民用企业以“求富”而采取的一种经营方式,即“商为承办,官为维持”。
采用这种方式,对清政府而言,可以解决资金困难,实现“求富”之愿,对拥有资本的商人而言,可使他们的资本托庇于封建政权,减少风险和障碍。
洋务派在19 世纪60 年代创办的军事工业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和原材料、燃料供应紧张等困难。
晚清政府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和本国封建经济的逐渐解体的压力之下，财政出现危机，政府和洋务派急需资金来缓解资金上的困难。
而另一方面，一部分缙绅官僚和买办商人却在外国资本和晚清政府的扶持下迅速积累起大量的财富，这些人在与外国资本的接触中认识到近代工业的强大活力，他们向往近代工业，民间商业资本在外资和本国封建的夹缝中艰难成长壮大，也向往近代工业。
在外国资本和本国封建的打击之下，中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日益贫困化，农业商品化的进程加快，为近代工业在中国的产生创造了社会条件。
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官督商办制度的产生。
官督商办的方式，虽然要受地方官僚的控制，但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
主要表现在民用企业的兴办是为了“求富”进行商品生产或进行商业性运作。
其次，企业的资金主要来自缙商，他们在企业中有一定的权力，使得企业的管理更具近代色彩。
第二，这些企业还往往以外商为竞争对手，在竞争中夺回不少权利。
第三，在官督商办制度下，诞生了一批近代意义的大中型企业。
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即“官督”，就不可能产生诸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大型民用企业。
官督商办,是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突破保守落后的观念和杜会氛围,得以脱颖而出的最有效方式。
洋务运动综述
第六届全国洋务运动史讨论会述评日期：[2009-06-03] 作者：涂文学来源：中华文史网字体：[大中小]第六届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于1992年5月4日至11日在湖北宜昌举行。
会议以“洋务运动时期的区域社会环境”为主题，对洋务运动与区域社会环境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有价值的探讨。
一、对洋务运动时期区域社会环境的研究：洋务运动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对洋务运动作区域性研究并不始于本次讨论会。
多年以来，上海、武汉等地的一些学者就对本地区洋务运动史从区域经济学、文化地理学、地缘政治学的角度予以切入，进行了饶有兴味的探索。
但是，自觉地，有意识地以社会史的视角对洋务运动时期的区域社会环境作整合性研究，则确实以第六届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为嚆矢。
确立洋务运动与区域社会环境的研讨主题，体现了会议发起者推动洋务运动史研究走向深入的独运匠心。
在对洋务运动作总体、全面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洋务运动的区域发展，这种研究的需要很大程度上来自洋务运动史本身：首先，如果我们不是将洋务运动仅仅看作单纯的政治活动或者经济活动，而是把它视为一种社会、文化行为的话，亦即不仅将近代化看作一种经济过程，同时更主要的看作是一种社会过程，那么，它必然与区域社会文化环境发生更深刻、更内在的契合和冲突。
因此，我们从区域社会环境的角度楔入，就有可能对洋务运动与中国社会近代化关系问题获得整体性认识；其次，由于环境总是以一贯的、规则化的方式作用于人类的群体行为，因此，洋务运动便在区域社会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下，形成不同的“地区模式”。
于是，对“模式”本身的勾勒，模式与模式之间的横向比较以及对隐处于模式背后的区域社会结构的研究就成为值得深入探究的重要课题；最后，地区社会环境的差异性带来洋务运动和中国早期近代化发展的不平衡性。
从东到西，由南到北，有的地区已烟囱林立，沐浴欧风美雨；有的地区则江山依旧，依然是田园牧歌式中世纪风光。
这就留给我们关于洋务运动与区域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广阔的研究空间：区域社会环境如何制约人的行为造成了区域之间近代化发展的不平衡；人又是怎样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克服社会环境的负作用而消除这种不平衡？这两方面因素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区域近代化过程中都可找到事实依据。
“洋务运动”时期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
“洋务运动”时期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作者：徐智海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更新时间：2008年12月06日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封建主义帝国大门被资本主义列强国家用炮舰打开了。
中国已有资本主义初步发展，但资本主义列强国家正逐步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他们为了自身的资本积累，加强了向中国、朝鲜、越南、缅甸等亚洲各国进行军事侵略、经济掠夺、文化腐蚀，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破坏了其经济、文化的发展。
为了反抗外来的侵略，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一些近代的思想家开始放眼世界，向西方学习，求得国家的自强进步；在官僚中间，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军阀，在六、七十年代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的军事工业，标榜为“自强新政”。
打着“求富”的幌子，学习外国办工厂、开矿山、建通讯、造枪炮船舰，这些人被后人称之谓“洋务派”。
到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这个时期称之谓“洋务运动”存在的时期。
对于“洋务运动”的产生、发展和失败的陈述，争议了半个多世纪，对“洋务运动”研究不断深入，争论超过了美学范畴，而且有政治斗争的性质。
昔日，学术界论述“洋务运动”是封建势力的附庸，是镇压太平天国爱国反帝运动、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势力的工具，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的产物，没有起到积极的历史作用。
本文只从“洋务运动”期间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的研究，认为“洋务派”大力办近代军事工业，到民用工业，是顺应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变落后贫弱的中国为先进富强的思潮。
人民大众的主观愿望是——不受外侮的强烈要求，应当肯定“洋务运动”的历史价值和作用；中法战争后，暴露出了“洋务运动”的弱点，中国应急速进行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等社会改革，遏止中国走向半殖民半封建的深渊。
但是，“洋务派”没有这样做，逆历史潮流，加强了封建专政主义的统治，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中日甲午战争后，“洋务运动”以应变面不变违反历史潮流而告一段落。
“洋务运动”的历史价值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前四、五十年中，清朝政治日趋腐败。
洋务运动：中央政府与地方督抚的权力争夺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中央的绿营和八旗军队缺乏足够的战斗力，不得借用地方的军事力量进行镇压。而匮乏的中央财政无法支撑庞大的军费，又不得不让地方自行筹款。如此，中央的军权与财权都逐步地下放到地方。在洋务运动中，由军事发家的地方大员凭借雄厚的军事力量为资本–这些军事力量用以支撑清廷的统治–从中央不断分得财权，壮大自身的力量。以李鸿章为首的地方实力派掌握了绝大部分的洋务企业，增强了与中央进行对话的资本。但地方实力派的狭隘和自私并没有随着地位的不断升高而弱化，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使他的区域力量基础比任何潜在敌手都要胜过一筹，保持足够强大的力量以与虚弱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同时又为充当这个政府最尊贵的大臣而窃喜。”（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这就造成了地方的独立自保，除非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否则他们是可以完全不闻不问的。例如在改变中日国际格局的甲午战争中，由于地方大员的自保之心，甲午战争俨然成为了一省保卫战（参见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页）。
3，关税权的争夺
自近代海关建立后，关税税额不断增长，成为支撑晚清政府统治稳定而可靠的重要的财政收入。1861年，清朝财政总收入约5300万两，关税总数为496万两，约占9.0%；1864年财政总收入约为6500万两，关税收入为787万两，约占12%。（参见《近代海关与中国财政》，第25页），由此可见其对清朝财政的重要性。
凤凰网历史专稿，作者：李小庆
1பைடு நூலகம்军用及民用工业中中央与地方的资本构成
由于军用工业品不参加商品流通，并无利润，所以其发展并不取决于内部的资本积累，而是依靠政府的财政扶持。较大的军工企业多为中央出资，主要来自关税及军费的划拨。以江南制造总局为例，在初创时，其常年经费耗银“大约每月总在一万两以外”（《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李鸿章全集》（一）卷9，第322页），由淮军军费中下拨；1867年，经曾国藩奏准，将江海关洋税解部中的四成充作制造总局的经费；1869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请自八年正月洋税第三十四结起，所留二成银两，准其全数为制造轮船之用”（《江海关洋税酌留二成统归机器局用片》《洋务运动》（四），第20页），自此，以江海关二成洋税作为其常年经费。当然，由于中央财力微薄，所以很多军用工业都是依靠地方政府的投资。以山东机器局为例，其开办经费和常年经费统由本省自筹，“开办经费来自藩库银94000两、粮道库银72800两、临清关税银20000两，共计耗银186800两”。（《机器局置器造厂规模大备折》，《丁文诚公遗集》卷12，第45页）鉴于军工企业的特殊性，其资金大都来自政府的财政调拨，关税﹑厘金和军需项下的拨款。除了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等少数大型企业得到中央财政的拨款以外，大多数洋务军事企业都是依靠地方财政的扶植发展起来的。
晚清的“官督商办”
晚清的“官督商办”作者：刘惠君来源：《国学》2014年第01期近代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内忧外患同时摆在了清政府的面前，中国面临着现代化的严峻挑战。
西方国家船坚炮利的威力使清政府内部的少数开明派开始认识到了洋枪洋炮的厉害，于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取得一定权力的汉族地方官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认为中国应当首先发展军事，才能与西方相抗衡，故而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国内农民战争的冲击，使统治阶级中的汉人官僚而不是满族中央朝廷，成为洋务运动的主要动力，创办了一系列近代军事工业。
从70年代开始，在继续求强的同时，洋务派又开始着手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官督商办”应运而生。
所谓“官督商办”，实际上是一种由商民私人集资，而洋务派官僚控制实权的特殊企业形式或经营模式，也是洋务派官僚举办民用工业最主要的一种形式。
由于在办军事工业时洋务派已感经费困难，举步维艰，若再由官府大量投资举办民用工业，官府万万无此财力，于是不得不利用民间私人资本，而当时在民间也已形成了相当数额的买办资本。
从1859年到19世纪末，中国共形成买办资本约四千万两以上，但由于封建的遏制和地方官吏的勒索，这些民间资本却很难直接向近代工业投资，因而官督商办一经提出，也受到了民间私人资本的欢迎，原先许多“诡寄洋行”的买办资本被争取了过来，转化成了中国的民族资本。
正如郑观应所指出的，“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
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依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继，两弊俱去。
”但民族资本的这种愿望却与官府明显不同。
郑观应是要通过官督商办达到“官商势合，”“用官权以助商力所不逮”，以同外国资本主义进行商战。
而清政府创办民用工业则是为了“略分洋商之利，”并为其军事工业筹措资金。
然而二者的理解虽然不同，民用企业的创办和经营却还是造就了一批近代企业家，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和促进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人教版高一历史必修二单元测试：第三单元 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与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
第三单元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与资本主义的曲折开展一、选择题：〔共20题 ,共50分。
在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 ,只有一项最符合题目要求。
〕1、1887年 ,广州市场上每包印度棉纱价格为57两白银 ,而每包中国外乡手工纺纱价格那么高达87两白银。
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A. 洋纱洋布主要在通商口岸使用B. 进口洋布在中国销售市场萎缩C. 长江流域传统织布业逐渐消失D. 洋货涌入不利于中国自然经济的开展2、据载 ,山东济宁清初开始种植烟草 ,道光年间济宁“环城四五里皆种烟草……大约膏腴皆为烟所占 ,而五谷反为瘠土〞。
山东寿光等地亦“转相慕效〞 ,“不数年而乡村遍植 ,负贩者往来如织〞。
这反映出当时山东( ) A. 深受列强贩卖烟土的毒害 B. 手工卷烟技术领先于全国C. 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解体D. 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提高3、1862年 ,同文馆开始招生 ,学生待遇极优 ,每月给三两银子 ,后增为十二两。
彼时一个翰林 ,给中堂尚书家教读 ,每月最多也不过八两银子。
从客现角度上看 ,这说明( )A. 同文馆招生困难B. 朝廷重视同文馆C. 同文馆门槛极低D. 西学已成为主流4、英国人赫德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期间(1863—1908) ,依照英国模式运作的海关高效廉洁 ,关税收入累翻。
同文馆、洋务派军工厂等资需均系关税。
恭亲王奕訢对赫德说：“中国官员均不可信 ,幸海关有老实之外国人〞。
上述史料信息说明〔〕A．清政府外交政策委曲求全导致丧权辱国 B．英国侵华严重阻碍中国民族经济开展C．西方经济进入注重资本输出的垄断阶段 D．西方近代海关制度引入中国有一定进步意义5、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中指出：“洋务运动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制度 ,……〔政府〕利用其裁判的权力 ,追求其球员的利益。
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时机主义使得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 ,并且压制私人企业的开展。
〞由此可见洋务企业的弊端在于( )A. 积累不够发育缺乏B. 官商一体破坏规那么C. 国富民弱市场疲软D. 政企不分动力不够6、据?浙江百年大事记?记载：“一八八九年〔清光绪十五年已丑〕二月十日 ,有宁波商人在慈溪县开设浙江慈溪火柴制造厂 ,雇佣日本工匠 ,制造火柴 ,宁波道台批准立案并通知海关。
官商之间_从周学熙与袁世凯北洋政权的关系看启新内部的官商关系_冯云琴
官 商 之 间从周学熙与袁世凯北洋政权的关系看启新内部的官商关系冯云琴(中山大学历史系,广东广州 510275)摘 要:近世中国沉沦的历程,也是中国逐步走向近代化的过程,而能否正确处理推动近代化进程最有力的两根杠杆 官与商的关系,则直接关系到近代化的成败。
周学熙创办的启新洋灰公司在这方面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关键词:启新洋灰公司;官为扶持;商为经营;官商联盟中图分类号:K 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5587(2003)04 0127 06周学熙以官商一体的身份投身实业,以创办启新洋灰公司为起点,先后集资创办了十多个大型近代化企业,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周学熙实业集团。
作为周氏集团中坚企业的启新洋灰公司,于1906年在唐山细绵土厂的基础上创建,是我国最早的一家水泥厂,也是旧中国经营比较成功的资本主义企业。
在周学熙管理启新期间,启新无论在产销额、盈利额,或在资本额方面,都居于绝对优势的地位,而且在1914 1922年间曾一度垄断了国内的水泥市场。
在当时民族工业创办伊始即险象环生、困难重重的条件下,启新洋灰公司何以能取得如此好的经济效益?周学熙与北洋政府的紧密联系是一重要因素。
一、周学熙与袁世凯周学熙(1865 1947年),安徽东至县人,出生于官宦世家,到其父辈家道中落,其父周馥初在李鸿章幕下供文职,得到李鸿章的赏识,当1870年李鸿章奉旨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周馥随行来到了天津,因办理河务工程得力,在仕途上也步步高升,由长芦盐运使、天津道、四川布政使逐渐被提升到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两广总督,声势可谓显赫。
周学熙初入开平矿务局就是因其父的关系,后来投奔袁世凯也是由于父亲的缘故。
周馥与袁世凯同出李鸿章幕下,两人交情甚好,周学熙到山东后,袁世凯对周学熙委以重任,总办山东大学堂。
袁世凯1901年由山东巡抚升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周馥继任山东巡抚,按回避例,周学熙不能直接在其父手下担任要职,而此时的袁世凯在得到他梦寐以求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一要职后,正准备推行 新政 ,网罗人才,他非常赏识周学熙在山东大学堂任总办时所表现的才干,于是上报清廷,称周学熙在总办山东大学堂任内 筹划精密,虽阅时无多,而规模备具 [1](P965),指名调周学熙到直隶,委任为天津候补道。
由官到商论清末《公司律》颁布前后的公司制度
AbstractThe operation of the modern company system is autonomous, especially joint-stock companies, the shares to determine the size of the voice, th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s mainly to supervise, for a specific operating intervention is not a lot.But before the modern Chinese society, the social discourse of public rights class is higher than private right class, so the company system in China, public rights class besides supervision in all aspects of operational guidance and intervention.Therefore, the company system from immature to mature gradually, with the public right class voice become smaller and influence the expansion of private rights class, the principle is to guide the company system by government gradually transition to the merchant class.In the process, they are interdependence and cooperation, at the same time also repel each other,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levels of the game.First system in the company, after the opium war, official and business mainly around the game,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mpany and profit distribution form the company of the two main forms: officer tradesmen managing and patronage.Through comparison we found that the officer tradesmen managing official and business in the game is simple, mainly around the franchise and a joint is more complex and big business, should be main it increases a game - bureaucratic shareholders.Followed by at the legislative level, the government promulgated "company law" to the company system to adjust, but loopholes, the traditional view is that "company law" is the main reason of the incomplete time hasty, lack of legislation technology.But from the Angle of the big game to look, also can see a lot of big game between the impact on the "company law" provisions.Then in 1909 he also introduced the investigation in the aspect of law to express their will and interests.In this paper, chapter four expounds his views:After the first chapter discusses the opium war, the company system introducedinto China, because of the lack of corresponding laws, their is no guarantee the operation of the "company", often at a disadvantage in the and foreign competition.The second chapter discusses the "company law" promulgated before several immature form.In the mode of "officer superintending and tradesmen managing", the government's position is higher than businessman, in the position of the guide supervision.In the "big business jointly organized" mode, the public rights based on equity capital and private capital for fair competition.Both models have prevention officials violate the interests of the businessman system Settings, but in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is too strong, infringement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businessmen is inevitable.The third chapter discusses the government and businessmen in the legal aspects of the game, "company law" on behalf of the state will, because of the merchant's prevention and neglect of commercial habits and porous."Investigation", represents a businessman will, in the aspect of law for the government launched a struggle.After the fourth chapter discusses the "company law" promulgated, the merchant's private rights consciousness enhancement, when the government railway national decree issued after the businessman is no longer dependent on government, standing on the opposite of the government around the economic interests of the game.Keywords: System of company，Company law，Officer tradesmen managing，The Railway Project Crisis，目录摘要 (I)Abstract (II)导论（一）研究起因 (1)（二）研究综述 (2)（三）方法论 (5)一公司制度在中国的兴起（一）公司制度的引入 (6)（二）公司制度引入后引发的矛盾 (8)本章小结 (9)二《公司律》颁布前的公司雏形（一）官督商办公司 (10)（二）官商合办公司 (16)本章小结 (21)三公司制度的立法博弈（一）政府的立法尝试 (22)（二）商人的立法抗争 (26)本章小结 (30)四《公司律》颁布之后的官商对立（一）铁路公司的官商合作 (31)（二）铁路公司的官商对立 (34)本章小结 (36)结论 (38)致谢 (40)参考文献 (42)导论（一）研究起因1. 选题缘由笔者在读研之前做过几份工作，其中一份是在一个建筑公司里面做会计，这个公司主要的项目是做政府基建工程，每天的主要业务就是投标和竞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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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洋务运动时期官督商办中的官商关系》文献综述
摘要：官督商办是晚清洋务运动的特有产物，在整个中国的经济史中占有
重要的地位，因此长期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尤在近二十年来，学界对官督商办
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为当今世界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鉴。
而在官
督商办的产生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多种矛盾，官商关系就是其中尤为重要
且不可逃避的一对重要矛盾。
有鉴于此，本文对近二十年大陆有关官督商办中
官商关系的研究加以总结和概述，从而对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帮助和依据。
关键词：官督商办；洋务运动；文献综述
晚清时期，国内政局动荡，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为扭转江河日下的局面，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大致分为
两个阶段，60年代以自强为主，为了应对战争的需要，这一时期的洋务运动的
重点在于训练新式军队和建设军工企业。
到79年代则又提出了求富的口号，主张以兴办民用工业为主，并采用官督商办的企业经营方式。
所谓“官督商办”，根据李鸿章在筹备第一个官督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时所做的说明，即指
“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弊”，而听商“自立条议”，即后来他所说的“商为
承办”，也就是企业的资本由商人筹集；同时，“官为维持”，也就是由官为
企业的经营提供商机。
因为商出资本，所以可以“自立条议”，因为官有权势，所以可以“总其大纲”。
由此可以看出，在官督商办的企业机制中，官商关系
是一对非常重要的关系，它伴随着官督商办企业的产生而产生，在企业的发展
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官商关系和谐进步，则有利于企业和国家经济的
发展进步，反之，则会走向失败，最终解体。
因此，研究官商关系便显得尤为
重要，从官商关系中，我们可以探寻出企业产生发展的过程，为我们做进一步
的研究提供更多更好的线索和依据。
一、国内关于洋务运动官督商办企业中的官商关系研究的状况
从学界过去的研究成果中不难发现，大多学者对“商办”持同情的态度，
而对官督的研究则较为薄弱。
事实上，官与商是官督商办企业中缺一不可的矛
盾体，因而官商关系深刻影响着企业的发展。
在翻查资料后，我发现学界对官
督商办中的官商关系有以下一些观点：
朱荫贵在《从1885年盛宣怀入主招商局看晚清新式工商企业中的官商关系》一文中，通过招商局的例子，分析了官督商办企业中的官商关系。
他指出，在
官督商办的框架中招商局经历了“商事商办”到“商事官办”的转变，体现了
官对商的不信任，这个问题同时也是导致中国早期工业化障碍重重的根本原因
之一。
朱英认为“官”代表封建政府利益，企图通过“总其大纲”的方式掌握企
业的控制权，并逐步将其引向官僚资本主义的方向；与之相对，商则代表民族
资产阶级的利益，力图把企业引上民族资本主义方向。
官督商办的矛盾正来源
于此，二者因利益而结合，双方都未形成共同的发展目标。
这种矛盾如同一把
双刃剑，一方面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旧式商人不断向近代企业进行投资，从而
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但另一方面，企业的支配权掌握正在
官的手里，他们为维护自身利益，客观上限制了商的成长与活动，无法避免地
又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张忠民则对政府在兴办企业中的作用进行研究，他指出虽然在官督商办初
期政府对企业有一定的积极措施，例如垫付官款、给予特权等，使企业能够同
外国竞争，但此消彼长，官的过多控制，最终导致股商对企业的关心较少。
哈萨以上海机器制造局为例，具体分析了其中的官商关系，总结出三点：
一是认为官督商办是一种失败的尝试，是封建主义中“官”对于“商”的摧残；二是催生中国资产阶级在民族资本方面的新认识，即不能依赖官方；三是官权
与商利一直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斗争，最终导致官商分裂，官督商办走向失败。
他的观点体现了对“官”的批判和对“商”的同情，代表了这一时期对官商关
系研究的大部分学者的观点。
肖文评、詹亦文的观点与以上观点也有相似之处。
她们在探讨官商关系时
明确指出，官方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违背了资本经营的规律性原则，阻碍试
图通过企业实现富强的桥梁；而商人本身在利益的驱动下，需要不断积累自身
的资本，增强实力以减少官方对其的控制，从而进一步扩大生产。
但在此过程中，官方从自身利益出发，总是借助于政治上权利，压制商人，使企业按照自
己的意志而不是商人的意图进行发展，从而保持其在官商关系中的上风地位。
《招商局史》其中对于通过官督商办时期招商局发展历程的考察，指出招
商局内部存在并交织着复杂的矛盾，首当其冲的就是官商矛盾。
前期，二者之
间的矛盾处于缓和期，尚能够和平共存。
后期，二者矛盾激化，到了不可调和
的地步。
普通股商在压力之下开始公开与官委督办进行对抗，使得官督商办体
制威信扫地。
不过，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官商二者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
李玉明确提出，官商之间事实上存在互动关系，尤
其在危机出现时，官方能够对“官督”与“商办”进行一定的协调，使二者之
间的矛盾能够得到缓解。
提出类似观点的人还有虞和平，他认为官商之间既有
矛盾但又互相依赖，将二者放在一个对等的位子上进行分析，揭示彼此之间的
关系，与同情“商”批判“官”的观点有所不同。
二、总结
在对洋务运动时期官督商办中的官商关系研究中，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并提出了各自的有力论据。
笔者认为，官商关系在研究官督商办企业乃至整个洋务运动过程中都有着
重要的作用。
对于二者的关系，应该在总结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以新的态
度加以分析研究，有必要以客观的分析对待“官”“商”双方的素质与能力，
既要注重“商办”的成效，又不能忽视“商办”的局限，同时，既要看到“官督”的弊端，又要理解“官督”的用意。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官督商办中的官商关系，是相互利用而又相互矛盾
斗争的。
首先，在官商的相互利用中，一个想要对方的权势，一个想要对方的
资金。
官方通过“总其大纲”的方式对商进行控制，主要使用官方垫付和官债
投资的方式来实现这一控制。
在控制过程中，官方又对商办企业进行扶持，给
予其特权，比如专利、营业特权以及减免税收、津贴、缓息等方面的优惠待遇。
有予必有求，有一方面的优惠就必然有另一方的回报。
因此，在官商相互利用
的关系中，就包括了商对官的种种回报。
其次，官商之间相互矛盾斗争。
主要
表现在：官对商既扶持，但同时又阻碍；商办既有成效，但又有其局限性。
在
分析时，要以客观的态度对待二者，从他们彼此所做的贡献和不足之中探寻他
们的矛盾与斗争，力争官商关系得到更为客观和完善的反应。
近二十年来，官督商办研究成绩斐然，相关论文、专著大量出版。
与之相
适应，对官商关系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但是，在成绩背后，仍存在需
要改进和进一步研究的地方。
为了使官商关系的研究能够不断深化，在以后的
研究中还需对以下问题加以注意：目前学界多以轮床招商局等大型洋务企业为
研究对象，并从中探寻官商关系，相对缺乏对中小企业的关注，这就增加了我
们全面了解洋务运动官督商办中的官商关系的难度。
总而言之，随着经济发展日渐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我们坚定的相信，随着
对经济研究的视野不断开拓，对新的史料不断发掘和新的理论成果介入，学术
界在对于官督商办关系方面的研究将会取得更大更好的成果，并且为我国现代
企业制度下的官商关系提供更好的借鉴。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参考文献：
[1]中国史学会. 洋务运动[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2]顾廷龙，戴逸. 李鸿章全集[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3]杜恂诚. 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4]刘伟. 洋务官商体制与中国早期工业化[J].华中师大学报，1995，（4）.
[5]李玉. 晚清公司制度建设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6]朱英. 清代商会“官督商办”的性质与特点[J].历史研究，1986，（6）.
[7]张忠民. 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M]. 上海：上海社会
科学院出版社，2002.
[8]王熙. 试论洋务派官督商办企业的性质与作用[J]. 历史研究，1983，（6）.
[9]朱荫贵. 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
[10]夏东元. 洋务运动史[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11]夏东元. 晚清洋务运动研究[M]. 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