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性视野下的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

I政治公共性视野下的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邓莉Z摘要：现代化是始于西方社会的世界性潮流，政治现代化则是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西方政治 现代化与公共性紧密相关，西方国家对自身政治理念与制度安排的反思与调整更是始终与如何保 证国家公共性这一难题联系在一起。

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与现实，中国的现代化既要体现现代化 的某些一般原则，又必然具有中国特色|3在公共性的视野下，当代中国政治的进一步现代化需要 特别强调边界意识的树立、公共领域的构建、公共人的培养等三个方面。

，关键词：公共性；政治现代化；边界意识；公共领域；公共人，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7 )03-0108-05，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无论对现代化作 何种价值评判又以何种方式去实现，任何一个国家 和民族都不可能拒绝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则是现代 化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方面。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因改革开放而加速的全球化和现代化深刻地重构了人 们的社会生活，当代中国面对的问题是现代化进程 中的普遍问题和自身特殊问题的叠加。

因此，中国 的现代化既要体现现代化的某些一般原则，又必然 具有中国特色。

由于西方社会引领着现代化的潮流 甚至为绝大多数国家提供了现代化的蓝本，我们不 得不常常以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作为参照系来反思当 代中国的现代化，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和现 实，照搬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显然不可取，合理的做 法是以一种批判与反思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的参照 系，进而对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行考察。

笔者认 为，西方政治现代化与公共性紧密相关，因为，西 方现代化进程是现代公私领域分离和边界意识确立 的过程，是以批判性、公共性为基本特征的公共领 域和赖以保证国家公共性的新的权力制衡体系形成 的过程，也是西方主体性确立与公共人生成的过 程。

事实上，直到今天，西方国家对自身政治理念 与制度安排的反思与调整都与如何保证国家公共性 这一难题联系在一起。

于中国而言，在现代化进程 中，我们经历或正在经历与西方政治现代化类似但 不完全相同的进程，我们接受了对于国家合法性来 源的现代理解，并同样把如何保证国家公共性作为我们制度安排的核心论题。

基于上述基本立场与认 识，笔者试图在公共性的视角下来反思当代中国的 政治现代化，并指出推动中国政治的进一步现代化 至少需要特别强调三个方面：边界意识的树立；公 共领域的构建；公共人的培养。

^—、边界意识的树立*/根据阿伦特等学者的考察，早在古希腊城邦 中，就存在泾渭分明的自由民共有的“公共领域”(koine)和每个人所特有的“私人领域”(idia),公共领域中自由民从事的是城邦共同事务的讨论或 其他共同活动，而私人领域中则是家庭、劳动、财 产等事务。

与这种社会结构相对应，柏拉图、亚里 士多德在各自的政治体制设计中无不体现着为公私 领域划界从而保障城邦善或共同善的思想。

这种被 阿伦特指认为理想形态的公共生活只是短暂存在于 人类历史当中，但是界限意识却一直内在于西方人 对于公共性问题的讨论中，特别是伴随着西方社会 结构从领域合一走向领域分离这一现代化进程，边 界意识得到极大的强化。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在人类历史的开 端，生命的生产以及寻求生活资料几乎是人类唯一 的活动，人类社会生活的最初形态是以人口再生产 为中心的混沌总体。

随着分工与生产力的发展，人 类社会生活诸领域出现了分离的趋势，但实际上是108 |江汉论坛政治领域作为“唯一的领域”把其他领域包括在其 中，一切领域都具有政治属性。

即便是在公私领域 分明的古希腊城邦，私人领域也仅仅是为公民进人 公共领域提供条件，从根本上从属于政治领域。

中世纪西方社会的政治领域和私人领域仍然是同一 的，政治不过是君主的私人事务，而作为臣民的个 体所拥有的财产和人身自由都是君主的恩典。

但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很快就使这种以自然经济为 基础的社会结构瓦解了。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产生与发展，个人财产不再取决于其政治身份，而 是取决于市场条件下个人的能力与机遇，私有财产 成为了没有政治意义的“纯粹私有制”。

人与人之 间的等级差别则变成了纯粹的社会差别，这是一种 “在政治生活中没有意义的私人生活的差别”®原来包含于政治国家之内的生产和经济领域独立出 来，祛除了其为政治生活服务的特性，成为了仅具 有私人性质的领域。

与这一过程相伴随，西方社会 形成了对国家与政治的现代理解。

在这种理解中，君主的权力受到质疑，市场中的自由与平等观念转 变为政治上对于自由和平等的要求，人们开始将自 己定位为生而自由的公民而非君主的臣民。

作为摆 脱了人身依附、生而自由的公民，每个人有其不可 被包括公权力在内的一切力量所侵犯的权利与领域。

相应地，主权从君主手中转移到人民手中，国家只是被授权保护其公民，一个国家或主权代理人 的合法性体现为对于人民公共利益的维护，公共性 成为公权力合法性的源泉。

不难看出，在这种对国 家与政治的理解中包含着明确的边界意识，即认为 国家的行为应当有一定不可跨越的界限。

，在现代西方思想家对于公共性问题的讨论中，自由主义对边界意识的强调尤为突出。

在自由主义 看来，没有国家是不行的，但是如果无条件承认国 家权力就会导致公共权力侵害人民的自由，因而国 家权力应当有明确的界限，只要公民的行为在法律 的范围内，包括经济活动和公民个人生活领域在内 的私人领域都应当免于公共权力的干涉。

自由主义 在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上总是在根据需要而不停调整，而对于在公民个人生活的选择上国家应持中立态度 这一点它倒是十分坚定，即认为在个人的价值观和 生活方式的选择上个人拥有绝对的自由：“关于人 的生存目的或人生意义这样的问题应当留给私人生 活，自由民主不但不能用法律手段强制推行在这些 问题上的看法，而且必须把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从 关于政策的讨论中分离开来。

” ®这样的观点我们并 不完全赞同，因为一个社会如果缺乏一定的共同目标和价值，公共领域乃至整个社会就有可能陷人某 种无政府状态，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放弃对 它的公民的价值引导，区别只在于主张何种价值以 及用何种方式去传达这种价值。

正如我们所知，资 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存在与发展就是以对一系列价值 观念的接受、对特定生活方式的鼓励为基础的。

我 们认为，与其机械地划定界限而使这一界限陷人事 实上的无效，不如提出这样的主张：选择何种价值 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自由理应属于个人，国家则有责 任将一套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人们可以理解 和乐于接受的方式传达给人们，而这种好的价值观 念和生活方式本身是在历史与实践甚至是公共讨论 中被认同的东西。

和自由主义相对，共和主义则认为自由需要某 种形式的公共生活，公民的地位不能仅限于有追求 私人利益的自由，还应当有不受外在的强制参与共 同的实践的自由，只有通过公共生活，个体才能成 为一个政治共同体中的真正主体。

共和主义指责自 由主义不关注公共生活，只把个体自由理解为局限 于私人领域内的消极自由，把注意力集中于警惕国 家对这种自由的威胁。

表面上看来，共和主义主导 了对公共性问题的讨论，但是正像思想史上所有看 似各执一端的论争一样，自由主义从与共和主义相 对的另一端促进了人们对公共性的完整理解。

公私 总是相对而言的，从逻辑上来说，私人领域的确立 要先于公共领域，因此，没有个体的私人自由就没 有不受外在强制的公共生活。

无论是自由主义关注 的“消极自由”还是共和主义追求的“积极自由”，都是建立在对个体与国家、国家与市场和社会、公 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合理划界的基础之上的，边界意 识无疑是西方对于政治现代化理解中的一个重要方 面。

正因为此，许多当代西方思想家都对国家与社 会的融合这一趋势表示了担忧，认为这一趋势给民 主与自由的实现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反观中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不乏对公 私关系的讨论，但公与私的含义与界限从来都不如 西方社会分明。

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一个在经济 领域的推动下逐步实现的自然过程不同，作为后发 国家，中国要尽快推动现代化，就必然要依靠强有 力的政治领导，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以中国共产党的 政治领导为核心，推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 现代化的进程，有国内学者因此将中国的现代化模 式概括为政治驱动型现代化。

但是，在某些西方学 者看来，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复制西方历 史中国家与市场、社会相分离的所谓“必然”的过2017.3|109程，中国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现代国家。

在我们看 来：“在这里，‘正常’与‘现代’都是按照西方 的自我想象而产生的标准，是硬将自己塞进普遍主 义（或所谓普世价值）的构架中的西方特殊主义。

”历史地看，中国的现代化模式符合中国的特殊 国情，现在看来仍然值得长期坚持，但是，我们不 得不承认这种模式的问题之一就在于边界意识的相 对缺乏。

毋庸讳言，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头几十 年，国家、集体利益被片面强调，人与人高度同质 化，政治手段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通用手段，政治 的触角深人到每一个人的最隐秘之处。

在政治高压 下，个人没有自己的正当利益需求和选择的自由，人人“大公无私”，私人生活无足轻重，个体的私 人生活和情感受到极度的挤压与扭曲，其结果是个 体自由和整个国家与社会的发展都付出了沉重的代 价。

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政府没有完全摆脱计 划经济时期的行为方式，政府对经济领域的过多干 涉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对个 体和私人利益的承认变成了对个体私利的片面追 求，甚至公共权利也成为了追求个体私利的工具。

可以说，边界意识的缺乏已经成为我们进一步政治 现代化和整个社会现代化的实际障碍。

如果个体与 国家、国家与经济和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没 有合理的界限，必然导致个体利益与整个国家公共 利益的双重损害。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公权私 用与滥用问题、资本的权力寻租和腐败问题等等，都与我们在制度设计上没有合理的边界意识有关，也与我们的文化中存在公私不分的传统有关，这一 切使得确立合理的边界意识尤为重要。

这种边界意 识从总体上而言是自觉为公共权力的使用划定界限，但它又是对自由主义的某种扬弃：一方面，在 尊重公民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国家仍应关切个人的 需求，并为整个社会提供一种共同的目标与价值体 系；另一方面，在尊重经济领域自我运行规律的基 础上，灵活而创造性地发挥国家的调控作用是当前 我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 就明确提出把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为国家治理 现代化的关键。

，二、公共领域的构建，西方政治国家与经济、生产领域的分离经历了 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

事实上，在早期的资本主 义社会，作为私人自主领域的经济领域仍然常常受 到政治国家的干预，这就需要私人自主领域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来抵制和消解政治国家的干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