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潮涌,医疗教育猝不及防

二胎潮涌，医疗教育猝不及防-法律二胎潮涌，医疗教育猝不及防文／亮风台自今年元旦起开始在全国施行的“全面二胎”政策，到现在已落地达4个月了，之前被独子政策压抑了生育愿望的不少家庭，如今都在积极备孕准备生育第二胎孩子。

常言说“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相信到了今年秋冬之交，伴随着苛严计生政策解禁后受孕的“二胎”们陆续呱呱坠地，我国社会便会迎来一大波人口生育高峰，甚至形成一个全所未有的新生婴儿潮。

一份基于百万家庭的调查数据显示，有17%的夫妻决定在今年孕育二胎，亦有35.3%的夫妻打算明年再孕育二胎，47.7%的夫妻则打算在三年内孕育二胎，但无论在生育时间上如何安排，年轻夫妻群体大都希望生育二胎，一些感觉青春已逝的中年夫妻也还在“赶着点”地孕育二胎，结果当然是全国各地都会在今冬明春呈现孕产妇爆棚的景象，足以被活活累死的“送子鸟”也会不分昼夜地叼着生命种子，分别送进各地的一些三口之家。

这些伴随计生政策调整而有幸莅临人世的新生命们，俨然及时注入老龄化社会的一股新鲜血液，他们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所能产生的积极作用是无法简而言之的，全社会也都在静候他们的到来。

不过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环境资源脆弱，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且社会分配不均衡、社会保障尚待完善等，依然还是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

在这样的国情背景下，即便只是面对汹汹而来的老龄化大潮，我们都还表现得力不从心——无论是在心理准备、财力储备还是在制度安排上，那现在的我们就能妥善应对这波“二胎婴儿大潮”的到来了吗？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随着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继续完善“二胎政策”的配套政策，关于如何迎接“二胎时代”到来的问题也成了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焦点，从中透出的诸多信息都指向了一个问题，那便是对于转瞬将至的二胎潮，我国社会的很多重要部门都还有些“猝不及防”。

医疗资源经受严峻考验《成都商报》近日载文称，虽然“全面二胎”政策在全国落地已有一段时间了，各地不少家庭都在积极备孕准备生育二孩，然而怀孕难、易流产、出生缺陷多、孕产风险大等众多“拦路虎”，却让不少人都在担心自己是否能够再次生育。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成都等地的一些妇产医院、妇幼保健院都纷纷应势增设了咨询门诊，专门为那些准备生育二孩的家庭“切脉把关”，一个颇具时代特色的医院科室——“二胎备孕门诊”也就由此而诞生了。

据报道称，率先提出“二胎门诊”概念的并非大型公立医院，而是一些高端私立产科医院，如在“单独二孩”政策出台时，成都玛丽亚妇产儿童医院就率先打出了这一概念，主要针对高龄孕产妇共同面临的生育能力下降、流产几率高、出生缺陷高、产儿并发症增高、产后出血增高及高龄再生育的妊娠并发症、妊娠合并症等七大临床问题，用以吸引“高龄高危”再生育人群的关注，旨在为有再生育要求的妇女提供全程咨询、检查、评估及指导，降低高龄产妇胚胎、胎儿发育异常及出生缺陷发生率等。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二胎门诊”这个亘古未有的医院科室便在中国内地的各大医院应“孕”而生。

而在医院还没有设立这个门诊之前，很多想要生二胎的夫妻都在医院绕了半天，也不知道该挂哪个诊室的号、去哪里就医，因此及时应景的“二胎门诊”一经设立，便备受再生育人群的青睐与赞赏，并迅速火爆起来。

目前到“二胎备孕门诊”就诊的人群，多是35岁以上的女性人群，她们问得最多的问题便是“我还能生吗”，紧随其后的问题则是“二胎是顺还是剖”，医生们往往需要针对不同的人作出个体差异的回应。

而针对高龄产妇容易出现的妊娠期高血压和异位妊娠，以及胎儿宫内发育迟缓、流产、早产等症状，医生们也会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矫正，确保母子安全。

在人口出生率自1987年起就逐渐走低的形势下，加之民营医疗市场的竞争已相对充分，国内的妇产科医院虽满目皆是，但其医护人员与空余床位储备都十分有限。

但是按照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估算，“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将惠及9000万左右的育龄女性，即国内近期将有9000万名女性能够生育二胎，这相当于德国的总人口数。

而在这些育龄女性中，有60%左右的年龄都在35岁以上，这无疑会增加她们在怀孕期间患并发症的风险，同时国内的各级医疗卫生部门在保证将扎堆出现的婴儿和孕妇身体健康上也将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事实上，随着“全面二胎”政策的利好不断呈现，很多医院目前都已经面临“顾客盈门”的压力了。

今年1月末就有媒体报道说，北京的医院产科床位总数仅有5000张左右，一些大型综合类医院的床位使用率已高达108%，而北京卫计委统计的能生育二胎的育龄女性数量便增加了236万之多，北京妇产医院从当月初开始就增设了周一至周五晚5点到8点的夜诊，用以满足不断增加的就诊需求，院方还将于今年招收更多产科医生、儿科医生与助产师，并将大幅增加急诊病房、病房床位和新生儿护理床。

同样由于孕妇数量持续增加，北京和睦家医院的医生们也不得不延长了看诊时间，院方还增加了床位、超声波设施和检查室等以应对就诊潮。

且据估计，大部分北京育龄女性都将会在2021年以前生育其第二个孩子，所以北京的生产高峰期将会达到五年之久，这对各医疗卫生机构现有人员、设施等仍是个不小的考验。

稍有名气的妇产医院和综合医院妇产科都过度拥挤的情况，实际上在全国的许多城市都并无两样，比如在河北省会石家庄市、广东省会广州市等地，当地的妇产医院也都在纷纷采取相应的措施，用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婴儿出生高峰期，不少地方的卫计委都在考虑通过实施一系列措施，指导孕妇优先选择那些床位使用率相对较低的基层医院、社区医院进行产检与生产，好让早已超载的大医院也能够腾出更多的空床位来给更危急的高龄孕产妇使用。

其实面对滚滚而来的二胎大潮，突然吃紧的并非只有妇产科的医疗资源，同样面临严峻考验的至少还有儿科的医疗资源，其中包括医护人员与医疗设施、病床数量等。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传染病学专家李兰娟院士便于近日表示，“全面二胎”政策放开以后，我国现行的产科、儿科、妇幼保健等服务体系都将会面临近30年来最为迫切和强大的压力与冲击。

她分析指出，由于高龄产妇和危重孕产妇越来越多，早产儿数量将明显增多，围产儿出生并发症的发生率也将相应增加，这就将给儿科、新生儿重症监护等带来巨大压力，原本已超负荷运转的专业机构更是捉襟见肘：与此同时，随着高龄孕产妇发生围产儿出生缺陷的风险明显增加，新生儿出现出生缺陷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如产妇年龄每增加5岁，新生儿患唐氏综合征的发生率就会以近几何级数上升，45岁以上更可达到40:1，这些都无疑会让原本已捉襟见肘的儿童医疗体系“雪上加霜”。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副院长郑珊也就此指出，根据儿科的规律，无论大病小病，孩子比成人的求医频率普遍要高出1至2倍，而高龄妇女的二孩健康问题还会更加复杂，这就难免会使得近年里的各医院儿科“鸭梨山大”。

“看病难，给孩子看病更难”，这已是我国内地医疗卫生市场的一大写照。

这是因为，近年来我国多地接连爆发了“儿科医师短缺”的危机，由此引发了北京儿科“限号”、广州儿科急诊“关停”和上海儿科“告急”等极端事件，红灯频闪的儿童医疗已成为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重大民生问题。

当“全面二胎”政策放开后，这个问题再次受到世人的瞩目。

近期传出的消息是：目前国内儿童医院的负荷（包括病床使用率和医师负担情况）在各类专科医院中都是最为沉重的，且儿科医护队伍极度稀缺、医患配比严重不足的矛盾愈发凸显，不同形式的儿科限诊致使病儿平均候诊时间长达4至6小时以上。

而从“供给侧”来看，儿科医生、妇幼保健等人员已进入前所未有的“荒芜期”——由于职业风险高、工作负荷重、医患矛盾多、待遇相对低、工作压力大等，儿科医生与妇幼保健人员已成为我国医疗卫生行业中人才流失的重灾区，近3年来全国48.68%的医院都有儿科医生流失的现象，当越来越多的医务人员都不愿再继续就职于“吃吃喝喝妇产科，吵吵闹闹小儿科”时，儿科岂能不“荒”？从更深层次的“供给侧”来说，我国内地的一些医科类高校早在上世纪末就全面停招儿科本科生了，儿科专业甚至还在1998年便从我国医学院本科专业目录中被剔除，从而“降格”为临床医学专业中的一门课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也随之取消了儿科目录，这就导致学儿科的人越来越少了，儿科医生也越来越稀缺，加之实际上是全科医生的儿科医生的职业上升空间非常有限，无法像其他专科医生那样深入钻研并以论文发表、职称评定来衡量技能水平，如今已很少有人愿意做儿科医生了，即便相关高校有此专业设置也往往会招不到学生。

有统计显示，我国0至14岁的儿童总人数约2.3亿，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8%。

但国内医疗机构儿科执业（助理）医师人数仅为11.8万人，即每千名中国儿童仅有儿科医师0.53人，平均1800多个儿童才有一个儿科医生，参照美国每干名儿童共有1.6个儿科医生的比例，我国的儿科医生缺口尚大。

随着二胎潮涌，儿科医疗保健的“供需矛盾”正在逐渐凸显。

教育资源同样缺口惊人儿科医疗保健领域存在的“千儿半医”等问题，实际上在我国的国民教育体系中同样存在，且这样的尴尬在接下来的“二胎时代”里只会更加突出。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都在关注“二胎时代”到来之后的教育及相关配套政策，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金华金东区实验小学校长方青就坦言指出：随着“全面二胎”政策落地，教育配套政策也得跟上——虽然与已成燃眉之急的产科和儿科医疗相比，教育系统还有着3到5年左右的“缓冲期”，但是各地政府都必须将规划前置，在校舍建设和教师配置等问题上尽快作出一个合理规划。

根据有关部门的预计，在二胎限制全面放开以后，我国每年都将新增至少300万名儿童，按照现有的资源状况，教育部门必然会面临很大的压力。

今年3月5日上午，正在出席全国两会的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部长通道”的话筒前回应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时，便被记者问及一个尖锐的问题：“二胎全面放开后，孩子们的上学问题怎么办？”袁部长在回答这一提问时，表示将从四个方面着手应对：一是做好学前教育规划，合理布局学前教育机构；二是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鼓励企事业单位开办幼儿园，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鼓励民办幼儿园发展，并在有条件的小学开办学前班；三是加强学前教育人员的培训和培养力度：四是加强幼儿园规范管理，确保孩子的健康和安全，不断提高幼儿教育水平和幼儿教育的能力。

袁部长给出的四条“锦囊妙计”，无一不指向我国学前教育环节即将面临的较大压力，但对于义务教育阶段（即小学至初中阶段）同样面临的潜在压力，他却只字未曾提及。

然而可以想象的是，在短短6年过后，我国每年新增的小学新生亦将达到300万名以上，相当于在现有的小学新生数量基础上增长了18%以上，若各地教育部门不能在校舍建设、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做到提前规划与布局，届时依然逼仄的教育资源也必然会成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大瓶颈，沙漠、林区、山区、水区、牧区等相对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必将遭遇更大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