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所藏“交趾瓷”窑口及有关问题讨论
从遗留在台澎的漳州窑瓷器探索两岸交通伊始
台湾东部 宜兰 淇武 兰遗址 出土若 干漳州 窑青花 瓷 、褐釉 瓷 ，以及 彩 绘瓷 ，代 表性器 物
有五种 。⑥
七 、澎 湖风柜 荷兰 城堡
１８ ～９ ５年 间 ，笔 者 发 现风 柜 荷 兰城堡 遗 址有 大 量 １ 纪 陶 瓷遗 留 ，采 集 五百 件 ９ １ １８ ７世 左右 。其 中数 量最 多 的是邵 武窑 的青 白釉罐 （ 安平 壶 ）约有 ２０件 ，其 次便 是漳 州窑青 花 ０ 约有 １０件 ，少 量 漳 州 窑蓝 釉 加 彩 盘 ，漳 州窑 米 黄釉 香 炉 ，此外 约 有 １０件 为 景 德镇 青 ８ ０
陶瓷 始 见 于晚 唐 。宋元 大盛 ，明 清不 绝 。印 度尼 西 亚 出 土 出水 的 中 国陶 瓷 ，从 汉 代 到 明
航 ．到达 澎湖 马公 港之 后 ，领 先群 伦 ，渡过 台湾海峡 ，航 行 到 台湾西 部 海岸 ，进 入 台中清
水 ：不仅 如此 ，月港 的帆 船带 着漳 州窑 瓷器 ，沿 着 台湾海 岸继 续 向北 航 行 ，绕过 台湾北 海
岸 ．直到 台湾 东部 的宜 兰 。 漳 州 窑 瓷器 搭 乘 月港 的帆 船 ，克 服种 种 困难 ，突破 种 种 障 碍 ，渡过 台湾 海 峡 登陆 台
虽然较景德镇逊色 ，但工 艺品质胜于漳州窑。
除了青 花 ，漳州 窑另 有 四种 器类 ：釉 上彩 、黄 绿釉 盒 、米 黄釉 、青 瓷 。釉 上彩 与黄绿 盒 子 ，用 色 而 呈 色稍 暗 ，米 黄 釉 出 自白釉 而 色偏 黄 ，青 瓷呈 色 略 浅 ，都 具有 急就 章 的风
格 ，与其它 窑 口产 品不 同 ，这 些 独具 特征 的 漳州 窑瓷器 ，ｌ 纪前 后 大量 生产 大量外 销 。 ７世 为 明末 清初 东亚 国际 贸易 的 大宗 商 品 。漳 州在 世 界各 地 的发 现 ，是 １ 纪各 国 交通 的重 ７世
论衡——中国古陶瓷的外销与海上丝绸之路
论衡——中国古陶瓷的外销与海上丝绸之路作者：孟原召一概说瓷器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
商周时期已生产出原始瓷器，至东汉晚期烧造出了成熟瓷器；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制瓷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发展，隋唐五代时期达到了新的水平，并形成了以“南青北白”为主要特征的制瓷手工业分布格局；宋元时期制瓷手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生产规模扩大，产品类别增多，达到了空前繁荣；明清时期的瓷业格局有了新的变化，尤以景德镇窑的发展最为突出，产品则以青花瓷器为主，还有丰富多彩的彩瓷和单色釉瓷等1 。
中国古代的瓷器，不仅受到国内人们的普遍喜爱和广泛使用，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同时，也受到了外国人的欢迎，是海外贸易中十分重要的输出商品，在古代中外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海外地区发现的中国古代瓷器，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应属于非商品类瓷器，如赏赐品、礼品等，此类数量有限；另一类则是作为商品对外销售的瓷器，这类最为常见，而且数量非常大，一般称之为“外销瓷”2,也有学者称为“贸易陶瓷”、“外贸瓷”等 3，本文所论即是这类外销瓷器。
中国古陶瓷的外销，是与古代海上交通和海外贸易亦即“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密不可分的。
这在历史文献记载和文物考古资料中均有明确反映。
中国同海外地区的交通和商贸往来由来已久。
秦汉时期，岭南已与海外地区有一定贸易往来 4，《汉书·地理志》记述了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抵达印度、东南亚地区的海上航线，并载有黄门设“长”，“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赉黄金杂缯而往”5。
隋唐五代以来，随着航海技术的不断进步6，海外交通得以迅速发展7，特别是唐代以来海外贸易逐渐繁荣8 。
随着制瓷技术的发展与海外市场的需要，陶瓷器成为中国对外输出的重要商品之一 9。
这在当时文献中已有记载，如宋代朱彧《萍洲可谈》卷二记之曰“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
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10；赵汝适《诸蕃志》中多次提到“番商兴贩”用“瓷器”、“青白器”、“青瓷器”等博易 11；元人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贸易之货用“青器”、“粗碗”、“青瓷器”、“青白碗”、“青白花器”、“处器”、“青处器”、“青白处州瓷器”等12 ，可见宋元时期中国陶瓷器已在海外不少地区使用。
海上丝绸之路的陶瓷贸易——以“南
［摘 要］2022年3月，“南海一号”发掘阶段在广东阳江结束，出水了大数量多品种的陶瓷文物，这些汇集宋代七大著名窑口的陶瓷精品，作为重要的海外贸易商品，是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贸易史研究中最突出、最具说服力的实物资料。
以经济学供给—需求模型为视角，在解读“南海一号”出水文物基础上，从时代背景、供给侧、需求侧、政策支持、造船航海技术等方面对南宋海上丝绸之路的陶瓷贸易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贸易；“南海一号”［中图分类号］J5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556（2022）31-0090-04 本文文献著录格式：张晓琴.海上丝绸之路的陶瓷贸易：以“南海一号”为中心［J］.天工，2022（31）：90-93.张晓琴 广东财经大学古代中国瓷器在汉代时已传入邻近国家，但“陶瓷以商品面目出现则始于唐代”。
［1］9世纪初，瓷器即成为唐朝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通过陆、海丝绸之路远播亚非各地。
“陶瓷之路”由此而来。
［2］1987年8月，“南海一号”沉船在广东台山、阳江交界海域打捞出水，沉船的主要货物均为瓷器，即是明证。
“南海一号”原是南宋时一艘装满瓷器的远洋商船，其船身历经800多年没有腐烂，沉船上文物也得到了比较完好的保存，数量和种类都不胜枚举，对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陶瓷贸易提供了最翔实、最具有说服力的实物资料。
“南海一号”沉船于阳江绝非偶然，与阳江在“陶瓷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密切相关，这要先从阳江的海洋文化优势谈起。
一、阳江的海洋文化优势（一）阳江市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阳江原是汉武帝时在岭南合浦郡新设高凉郡的一部分。
至唐代晚期，高凉郡是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
虽然高凉郡版图历代续有变迁沿革，但其州、郡、县治都位于今阳江市境内。
阳江地处珠江三角洲以西的山海之间，属于粤西的一部分，地理中心为漠阳江流域的“两阳”（阳江、阳春）地区。
［3］从生产生活类型的角度，阳江文化或高凉文化蕴含五种文化要素，分别是海洋文化、海外文化、农耕文化、山川文化和渔猎文化。
海丝沿线国家新发现的泉州产陶瓷分析
海丝沿线国家新发现的泉州产陶瓷分析作者：蔡珊吕睿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2019年第09期摘要：海丝沿线各国考古出土、出水或传世收藏的泉州陶瓷的新发现，不仅映证了史料文献所载泉州各窑口瓷器在海丝沿线各国大量流通的状况，同时也提供史料所无法呈现的多种讯息，包括器物类型、纹饰特征、款识、重量、使用流通状况等诸多细节，揭示了主要由北宋晚期至清代以来泉州产贸易瓷器在海丝沿线各国使用的具体面貌。
关键词：海丝;泉州;陶瓷早在宋元时期，泉州陶瓷就走出国门，畅销海外，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输出商品。
从此，历史文化名城泉州就一直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
在当前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大背景下，世界手工艺理事会又授予了德化县“世界陶瓷之都”的荣誉称号。
东亚文化之都——泉州迎来新的历史机遇，泉州将以全球视野打造发展平台，推动泉州陶瓷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重要作用，继续大量出口以瓷器为龙头的泉州产品，促进泉州新一轮的产业升级。
就陶瓷史的领域而言，数十年来泉州陶瓷考古的主要成果集中体现在了窑址的发掘和海内外藏品的研究工作。
但近年来海丝沿线各国都有对泉州陶瓷的新发现，通过海丝沿线各国对泉州陶瓷的新发现，我们可以发现北宋中后期到南宋中期（11～13世纪初）是中外海上贸易整体上的低潮时期，特别是马六甲海峡以西的地区，尽管从南中国海到环印度洋地区的贸易始终在持续进行，并且还有少量的发现，但规模较小，11世紀中叶到12世纪末仍然有一些重要的泉州瓷器销往印度洋地区，只在一些非常重要的遗址里有少量发现。
这些零星的资料不能支持大规模海上贸易的水平。
海上贸易再度兴起于13世纪中叶以后，并得到快速的发展。
14世纪前半叶泉州的海外贸易特别是瓷器贸易达到了高峰时期。
1 泉州地区的新发现泉州作为我国古代重要港口，早在公元6世纪就与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各国有友好往来的记载，宋元时期顺势而为成为“东方第一大港”，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出发地。
素三彩》“交趾烧”源自漳州窑素三彩瓷
素三彩》“交趾烧”源自漳州窑素三彩瓷明代“交趾烧”素三彩蛙型香盒》随缘轩藏品尺寸：长宽：15.5 *11.2cm 高：11.8cm净重：900 g》》》》》》》》》》》》日本江户时代茶道“添炭”燃香，多用陶瓷香盒盛装香片香团“交趾烧”源自漳州窑素三彩瓷中国的陶瓷，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很多陶瓷在海外大名鼎鼎被奉为珍宝乃至国宝，但是这些陶瓷制造者的后人多年来却不认识。
日本收藏的至尊国宝，其中四件是“曜变”、“油滴”等“天目盏”，其中的“曜变天目”，俯视宛若灿烂星空，日本人称之“碗中的宇宙”，是饮誉世界的珍宝，烧成技术至今仍是千古之谜。
后来我们终于弄清楚，“天目盏”就是出产自福建建阳的建盏。
详见海峡导报《收藏专刊》8月23日P20版专题报道。
此外，还有同安汀溪窑出产的“珠光青瓷”，在日本被尊为“茶汤鼻祖”。
详见海峡导报《收藏专刊》9月20日P19版专题报道。
至于享誉世界的德化“中国白”，就更是世界闻名。
其实，福建还有一个窑口，出产的瓷器也是大名鼎鼎，特别是在尊崇中华文化的日本，又是尊为珍宝，日本人称之为“交趾烧”。
考古发现，所谓“交趾烧”，出产于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南胜镇法华村。
原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厦门大学教授叶文程认为，参照相关陶瓷名称，所谓“交趾烧”，正式的名称应该是“漳州窑素三彩瓷”。
所谓“珠光青瓷”也罢，“交趾烧”也罢，还有大名鼎鼎的“克拉克瓷”等等诸多瓷器，在福建历史上都是外销瓷，基本上都是赚老外的真金白银的。
漳州平和田坑窑发现“素三彩”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南胜镇法华村田坑有一座小山丘，俗称“内窑”。
1992年春，村民林添元在“内窑”作业时，在山坡上、山路旁发现大批烧瓷模具：匣钵、陶范、支钉、烧残瓷器标本。
一处遗物分布范围达1000平方米的明代废弃窑址就此被发现。
1997年秋，福建省考古队正式发掘田坑窑。
在325.8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包括残窑炉、储土坑、工作台面、建筑基址、石护基以及附属磨坊遗址等遗迹多处，还有大量窑具、成品和半成品瓷器标本。
中国瓷器外销与“海上瓷器之路”发展的历史轨迹
中国瓷器外销与“海上瓷器之路”发展的历史轨迹何志标;吕锡鹏【摘要】中国瓷器在唐代中期开始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运销海外,在宋、元时代,随着中国瓷器生产和贸易的飞跃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步拓展为航程更远、船舶更先进、影响更大的＂海上瓷器之路＂,直到明代郑和下西洋时期达到鼎盛状态。
瓷器大量外销是中国航海和造船技术进步的原动力,其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内在规律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Chinese porcelain starts to be exported in bulk to other countries through "marine silk road" from Tang Dynasty.With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orcelain production and trade in Song and Yuan Dynasty,"marine silk road" developed gradually into more influential "marine porcelain road" on which there are more advanced ships with much longer range.Until Ming Dynasty when Zhen He stared sailing in Western Ocean,"marine porcelain road" reached its development peak.Chinese porcelain export is the motive power of Chinese sailing and shipbuilding technology,and their interaction and mutual promotion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to be studied.【期刊名称】《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年(卷),期】2012(011)005【总页数】6页(P21-25,35)【关键词】中国瓷器外销;海上瓷器之路;航海和造船技术【作者】何志标;吕锡鹏【作者单位】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湖北武汉430050;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0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875.3我国素有“瓷国”之称，瓷器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发明之一，在世界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影响绝不亚于“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等四大发明。
明末清初漳州窑瓷器的外销研究
明末清初漳州窑瓷器的外销研究作者：***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2022年第14期摘要：明代中后期，随着漳州月港逐渐发展为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漳州窑瓷器远销世界各地，成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重要的对外输出产品。
文章通过搜集和梳理漳州窑瓷器在海外遗存的情况，结合漳州窑外销瓷的风格特点，探析漳州窑瓷器作为外销瓷在明末清初时期能够远销海外的原因以及其对国内外制瓷业的影响。
关键词：漳州窑;外销瓷;月港DOI：10.20005/ki.issn.1674-8697.2022.14.0350 前言漳州窑指福建漳州一带的民间窑场，生产的瓷器主供外销，活跃于明末清初时期。
窑址主要分布在福建省南部的九龙江流域的平和、华安、漳浦、南靖、诏安等县及邻近地区，窑址数多达百处。
漳州窑瓷器在国内遗址中较少发现，相反在国外，如日本、菲律宾、荷兰等地有大量的实物遗存。
以漳州窑系为中心的福建陶瓷文化在陶瓷外销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 海外遗存的漳州窑瓷器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对漳州窑瓷器的认识尚处于初始阶段，虽在日本、东南亚、欧洲等地发现不少传世品和考古出水品，但海外学者普遍将这一类带有“砂足”底的瓷器定义为“汕头瓷”，日本学者也称作“吴须付染”等，而漳州窑的素三彩瓷器也被误认为是越南的产品。
直到20世纪初，福建省的一些博物馆先后在漳州平和南胜、五寨等明清古窑址考古发掘出“克拉克瓷”“汕头瓷”的实物标本，揭开了长期在海外被称为“华南三彩”“交趾瓷”等的瓷器，其产地是位于漳州的平和、华安、南靖等地。
1.1 漳州窑瓷器在欧洲的遗存中国与葡萄牙之间的贸易往来开始于明正德九年，而后葡萄牙虽被驱离广东沿海，但在利益驱使下，葡萄牙人还是在浙江、福建沿海设立非法贸易据点。
这些贸易点在地理位置上非常接近漳州窑，更加便利了葡萄牙商船运送漳州窑瓷器至欧洲贩卖，这些商船有的在回航过程中沉没，船货中存在着漳州窑瓷器。
如考古沉船资料中显示的1625年沉没的“万历沉船”，船上打捞出漳州窑的青花碗和碟等瓷器，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装载漳州窑瓷器最多的一艘葡萄牙商船。
越窑青瓷的海外文化交流探究
越窑青瓷的文化交流研究是中国陶瓷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古代工艺美术中，越窑青瓷作为重要的生活器皿，受到贵族与平民等各个社会阶层的喜爱而广为传播。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它不仅改变了东南亚地区人民的饮食习惯，还曾经作为重要的文化礼器被朝鲜、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模仿制作。
越窑青瓷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产物，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由于越窑青瓷具有携带便捷、易清洗等适用性特点，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作为日用器具大量出现在世界各地。
传统越窑青瓷本身作为中国古代工艺美术产品，经历过东汉到唐宋时期超过一千多年的发展与演变，逐渐形成了成熟的烧制技术与时代审美特点。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我国在西周末年，社会动荡，“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下，工艺美术发展进程中，存在着技艺造作僭越的现象，反使工艺美术品的功用趋于自由。
到春秋时期，儒家文化开始盛行，“天道远，人道迩”的思想深入人心，从而使工艺美术产品在制作上开始关注人本生。
在思想活跃的春秋战国时期，清新华丽的气象逐渐被建立起来，或许早期的越窑青瓷也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逐渐孕育而生，为了适应时代的需求，青瓷作为实用的日用器皿逐渐被人们所接受，慢慢取代了自战国到西汉时期的漆器繁荣，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越窑青瓷的文化交流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具有广泛性。
据考古资料显示，宁波地区以古银锭湖低岭头、开刀山、寺龙口等遗址出土的青瓷为代表，具有良好的烧制工艺，采用匣钵装烧，釉面较清润，种类较多，并且发现了与南宋时期的汝窑接近的乳浊釉类产品，说明越窑青瓷发展至南宋与汝窑和官窑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也是越窑青瓷对内文化交流方面的证明。
据《中国寺龙口越窑青瓷与韩国镇西里和柳川里高丽青瓷的对比分析及研究》一文中的科学分析得出，东汉末年，越窑青瓷的选料比原始瓷器要更加纯净，胎质也更加坚硬，制作上初步掌握了更高的烧成温度，大致可以判定南方越窑青瓷是在原始瓷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随着21世纪的考古事业发展，世界各地出土了早期越窑青瓷的器皿或碎片，目前公认的对外交流最为频繁的时期是唐末五代时期，如今的朝鲜、日本及东南亚的菲律宾、爪洼、马来西亚、泰国等地均有大量的唐五代陶瓷器及瓷片的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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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所藏“交趾瓷”窑口及有关问题讨论作者：欧阳希君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2011年第05期交趾瓷即是漳州窑素三彩瓷在日本，人们谈茶时所提到的“交趾”一般是指陶瓷器。
自古以来，茶文化界都笼统地认为它指的是原产于古代东南的交趾国(今越南)的舶来品，其中最有代表的是交趾香盒。
绿、黄、紫等釉色鲜艳的各式香盒，其多姿多彩充满异国情调的造型，使人联想到热带南国。
另外，分别用青、蓝、紫等色釉装饰了“堆线”花纹的壶、瓶等在日本也称为交趾。
至今在日本“涂有绿、黄、紫等彩釉的16至17世纪的中国陶瓷均被称为交趾瓷……除香盒外，这些陶瓷器被设想在中国南部所烧，故也多被称为华南三彩。
”以上日本人所言交趾瓷、华南三彩中，除“青、蓝、紫等色釉装饰了堆线”花纹的法花器外，我国习称素三彩。
素三彩的主要颜色有黄、绿、紫(或呈紫褐)三色，也用黑、白两色，因不用红色(荤色)，素雅洁静，故被人们称为素三彩。
素三彩之名称出现于清末，宣统二年出版的《陶雅》有：“以康熙黄、茄、绿三色之瓷品为素三彩。
”民国初年《饮流斋说瓷》进一步说明：“黑白等地而绘绿、黄、紫三色花者，谓之素三彩(素三彩亦有连地统计者)。
”素三彩是在杂彩的基础发展并成熟的。
明成化元年已见素三彩，如《鸿禧集珍》中有一件素三彩足具，上楷书“成化元年孟秋吉日景德镇东山程氏静乐轩章靖公十一世孙节淳置为妻何氏足具用”。
如果说仅以一件传世品，不足为证，可能并不足以推翻《中国陶瓷史》的“正德时期……创制了‘素三彩’新品种”说。
景德镇珠山成化官窑中发掘出土素三彩香薰，方座底部有青花楷书六字双行双方框款。
足以证明成化年间素三彩技艺已较为成熟。
有人也许会问，日本传世的平和窑素三彩香盒中何以能见到红色釉?其实所谓红色乃褐色，部分红色为漆上色，为出窑后上漆(也许是购者，也许是经销商)，笔者曾见到盒盖上的鱼纹为无釉涩胎，《交趾香合》110页也见两件已施釉的香盒，盖顶无釉涩胎，涩胎处应为上漆用。
日本文献中即有涂漆的记载，《槐记》中记录了享保11年1月23日用于茶会的香盒“略长，呈素陶状，雕有蔓草花纹，盖上则有剑状菱形纹，涂有朱漆，乃为交趾，实为精美。
”谈到素三彩，以往仅知它是景德镇明、清两代生产的。
1992年春，福建平和县南胜镇法华村居民林添民写信给平和县博物馆，报告了该村发现一处古窑址。
经考古发掘为素三彩窑，成为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
在日本，“交趾香合”的称呼已存在了近300年，但产地窑口一直误为越南。
1992年，日本学者森村健一访问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看到了平和窑的陶瓷标本，判断圈足带细沙的青花瓷和素三彩香盒就是日本所称的“汕头器”和“交趾香合”。
1997年田坑窑的发掘，证明日本等东南亚国家的众多被称为“交趾瓷”、“华南三彩”的素三彩，实为平和县明末清初产品，为长期悬而未决的海内外众多的此类陶瓷的窑口问题提供了证据，找到了归宿。
为此，中日双方合作举办了“交趾香盒——福建省出土文物与日本的传世品”特别展，并出版图录，影响甚巨。
素三彩的外销与“交趾瓷”得名交趾是今越南北方红河下游地区古代的称谓，唐初已更名安南，10世纪后始分离成为独立的国家越南。
关于交趾一词的来龙去脉，古今解释有多种。
最早解释的是《后汉书·南蛮传》日：“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日交趾。
”《山海经》则列举了南方数十国的名称，称：“交胫国在其东，其为人交胫。
”郭濮注：“言脚胫曲戾相交，所谓雕题交趾者也。
”唐人杜佑《通典》云：“南方夷人，其足大，趾开广，若并足而立，其指则交，故名交趾。
”越南陶文英《越南古代史》认为：交趾之名是从蛟龙图腾引申而来的。
《交趾探源》则认为：交趾一词的由来同古代天文历法相关，可能得白于日影相交或南北相交的中心点。
笔者以为，不管作何解，交趾是指越南。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日：“交趾，今安南地，及汉唐郡县。
”日本在宽平六年(894年)废除了遣唐使制度后，可以说进入了锁国状态，历经宋元明三朝，数百年间没有任何贸易往来。
明朝廷为取缔海盗活动，于洪武四年(1371年)开始实行“海禁”。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福建人因往日本贸易，被台风飘至朝鲜者数达千人，可见前往日本贸易的闽商很多，而且大多数是漳州人。
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正式取消海禁，准贩东西洋，为防倭患仍禁止与日本通商。
因此自然形成了转口贸易，据《东西洋考》载：与月港贸易往来的有交趾(越南北部沿海)等数十个国家。
据岩生成一《新版朱印船贸易史的研究》提到：明人何乔远有“日本国法所禁，无人敢通。
然悉奸阑出物，私往交趾诸处，日本转乎贩鬻，实则与中国贸易矣。
”荷兰总督奎恩有：广南是极好的港湾，具体地说是交趾支那一带有停泊港，在这里中国人同日本人交易一年年兴隆起来了。
由此可以推测，所谓与交趾进行的贸易，实质上是日本同明朝商船之间的进出口贸易。
此外，西川如见曾于元禄八年著《华夷通商考》，宝永五年(1708年)增补版中有：“交趾是一个国家的总称，来到日本被称为‘交趾’的船只来自那个国家叫广南的地方……这个国家中居住着许多中国人，而且来自福建和漳州的商船也云集于此，从那里满载日用百货来到日本的所谓交趾商船中有的实际上受雇于居任在当地的中国商人，代替他们完成从交趾送货到日本的任务。
”这说明，当朱印船成为历史后，来自中国福建漳州的商船就开始以“交趾船”的名义来往于交趾与日本之间了。
在福建漳州平和县发现交趾瓷，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其贸易途径了。
但是无论它是从福建直接销到长崎港，还是经由交趾间接贸易，所谓“交趾瓷”原产于中国是毫无疑问的。
其理由之一也许是日本人对交趾情有独钟，中国商人则投日本人所好吧。
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商人的商业意识在命名方面的一个反映。
因为这些“素三彩”来源于交趾船，而又不明产地，故以“交趾瓷”称之。
较早的时候有人指出：“交趾瓷”是产于越南或者中国南部的制品。
后来龟井明德就明确指出“交趾瓷”是“明代华南彩釉陶”。
台湾刘铭侮则解释曰：“日据时代，日本人偶些将叶麟趾或其师兄弟的陶偶送至法国博览会展出，当时此种陶偶并未有正式名称，只因乃交陆镇师祖传来，而暂称交阯陶偶……后日本人又将广东交阯镇，误为越南境内之交趾镇，而将交阯陶称为‘交趾烧’”。
其实，日本人所称“交趾烧”乃据其风格似素三彩，而将这类作品称为交趾陶瓷。
然而，2006年出版的“巨著”《世界陶瓷》还将4件福建“交趾香盒”列为3世纪越南产品实不应该。
田坑窑素三彩田坑窑以素三彩为主，兼烧青花瓷，也见极少的青瓷、白瓷及酱釉瓷。
《福建平和县田坑素三彩窑址调查》、《福建平和南胜田坑窑的素三彩略探》、《福建平和田坑窑素三彩造型和装饰艺术》、《福建平和田坑窑素三彩瓷器的工艺特色与来源》、《福建平和县南胜田坑窑址发掘报告》介绍较详，《交趾香合——福建省出土遗物と日本の伝世品特别展》一书中所见标本彩图及日本传世“交趾香合”也较全面。
笔者无需多费笔墨。
田坑窑自1997年秋发掘后，已基本不见遗物，笔者多次考察仅采集到百余件(片)素三彩标本(包括素烧件)，其中部分内书有“大卅九”、“白廿口”、“大九一”、“孔六五”、“千四口”、“人卅大”等铭文，也见一些未见披露的新标本。
如：菱口盘，完整，轮制，盘内刻荷塘水禽纹饰，内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
田坑窑素三彩产品国内不见出土，传世的仅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被误定为“辽三彩”或“金三彩”。
笔者有专文论证，论文完成时还不见该盘标本。
此后，该标本的出土证实笔者观点正确。
关于田坑窑素三彩的时代问题，一般认为是明代末期的天启四年(1624年)上下较合适，而日本学者却对此有所质疑。
性质为对外贸易瓷，这是没有争议的事实。
也有人在《漳州窑素三彩瓷》一书及《福建漳州窑素三彩瓷初探》一文中认为：漳州窑素三彩以外销为主，也有少量内供。
并引用漳浦县明正德纪年墓出土的一件素三彩瓜棱水注为据。
漳浦的所谓“正德纪年墓出土素三彩瓜棱水注”，实为从盗墓者手中收缴，为事后到现场调查。
调查者认为它与平和窑素三彩极为相似，是否为闽南地区产品，尚待进一步认定。
笔者认为该素三彩瓜棱水注与平和窑素三彩有相似的一面，但总体风格却不同。
如果被认定为田坑窑产品，那么就意味着田坑窑的烧造时间提前到正德年间(1506～1521年)。
从《漳州窑素三彩瓷》一书及《福建漳州窑素三彩瓷初探》一文看，均支持平和窑素三彩年代明末说(天启四年上下)，却又出现引用了“正德素三彩”为平和窑素三彩内供的依据。
这就意味着他否定了自己同一文中所支持的平和窑素三彩年代明末说。
素三彩在福建闽南确有少量留存，笔者已见过近十件，但并不具内销之意义。
可能是外销环节中的无意散失。
见于图录中的可确定为平和窑素三彩的仅有一件莲瓣口盘(图1)，却被误定为“辽三彩刻花莲瓣口盘”，该盘为故宫博物院1954年购藏，并被作为“辽(金)三彩”收入众多陶瓷书刊，如：《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两宋瓷器》(上)、《故宫博物院50年入藏文物精品集》、《中国陶瓷全集》、《宋辽陶瓷鉴定》、《中国陶瓷综述》等书中及台北《故宫文物月刊》等报刊上。
田坑窑出土的素烧件(图2)，确证它是平和田坑窑或洞口窑素三彩产品。
相同的菱花口盘洞口窑也有出土。
日本学者赤沼多佳认为：田坑窑发掘出土和历次调查采集的素三彩香盒，未达到《形物香合相朴》序列表中的半数，并且出土的多为序列表中比较靠下之物。
其做工与被定为上列的“大龟香合”、“台牛香合”、“菊蟹香合”、“分铜龟香合”等相比较，则显单薄且纤细，且烧成物坚硬者多。
或许平和县一带还会发现烧制“大龟香合”、“台牛香合”、“分铜龟香合”的窑址。
笔者采集的这件石榴形“火焰马香盒”素烧件(图3)，很可能就是《形物香合相朴(安政二年)》序列表中：“前头三段目十八位色绘火焰马香合”，但与传世“火焰马香合”(图4)其他非主题纹饰有一些差异，可知“火焰马香合”不止一种。
另外日本有一件交趾狒狒香盒(图5)烧成地不详，相同的素烧标本(图6)已在田坑窑出土。
洞口窑素三彩洞口窑素三彩被笔者发现并首次作了报道，已大致将该窑地址、品种、规模等作了详细介绍。
洞口窑采集的素三彩(包括素烧件)标本有盒、罐、瓶、笔架、香炉、军持、塑像、碗、盘、方碟、耳饰、莲花座、印模等200余件。
素三彩香盒品种不如田坑窑，许多产品与田坑窑相同。
但也发现不少田坑窑不见之品种，与田坑窑形成了产品互补。
1、香盒石榴形盒盖，与日本《形物香合相朴(安政二年)》序列表中：“前头二段目十位柘榴香合”一致；鱼跃香盒(图7)，与日本《形物香合相朴(安政二年)》序列表中“前头三段目七位荒磯香合”相同(图8)，田坑窑也见该标本出土，海水纹不尽相同；回头鸟盒，模印成形，施黄釉多脱落，盖与盒粘连，目前未见传世品；福字香盒，即《形物香合相朴(安政二年)》序列表中前头五段目二位的“福之字香合”；寿字香盒，纹饰有数种，其中一件与日本传世品相同(图9、图10)，即《形物香合相朴(安政二年)》中前头五段目二位的“寿之字香合”；联珠花纹盒，模印成形，内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与粮站窑址标本纹饰相同；模印联珠纹盒，模印成形，内施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部分施绿釉、黄釉、褐釉；瓜形盒，大中小几种残件，模印成形，内施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部分施绿釉、黄釉；牡丹纹盒，模印成形，内施青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一件为印花牡丹，一件为凹刻牡丹；花鸟纹盒，模印成形，内施白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因残，上似有一鸟，花旁似一塔尖；竹纹盒，模制，盖面针刀刻竹纹，未见传世品；压印竖纹盒，模印成形，内施青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有大有小；椭形盒，模制，盒壁呈瓜棱形，内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另外尚见几种纹饰精美的残盒，均不见传世品可资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