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商业银行的三十年改革之路
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营销08甲—屈江龙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有企业的变化时国内市场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只会中国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回顾国有企业的改革，让我们不得不为国有企业发展之路吃惊。
反思中国国有企业发展之路，其实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我了解到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79年到83年。
第二阶段是83年到87年。
第三阶段是87年到92年阶段。
第四阶段是92年至今。
第一阶段的措施是简政放权，放权让利，而以放权让利为重点。
第二阶段的改革的核心是调整国有企业与政府间的权，责，利关系，重点实行“利改税”和“拨改贷”。
放权让利以中央政府利益让渡作为切入点，受益者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社会各利益主体。
在各利益主体均可获得收益的情况下进行改革，不仅阻力小而且还会对社会各经济主体产生较强的激励作用，有利于调动各个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经营权层面的改革是在原国有经济体制内进行的改革，不改变远所有权框架。
但是由于经济总量增加中央政府收益的绝对量也在增加，同时社会经济总量的增加又带来其他社会成员收入的改善，因此这阶段进行的国有企业经营权方面的改革是一种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受益的帕累托改进。
可见第一二阶段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是具有一定成效的，但十分需要努力的。
第三阶段是国有企业从经营权向所有权层面的过度。
核心内容是实行国有企业承包制，承包制的宗旨是企业财产所有权和企业经营管理权的分离，承包的对象是企业上缴的利税，承包制度的性质是政府与国有企业围绕上缴利税这一核心目标形成的的一种行政契约关系。
在承包制中，国家和企业处于一种不完全的契约关系中，政府与企业一对一的谈判成本很高，对于承包合同的内容也很难以加以面面俱到的细节性规定。
所以企业经营者可凭借承包对剩余的充分控制权进行合法或者不合法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由此而出现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四阶段以十四大召开作为标志，整个改革的目标明确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国有企业改革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为基本目标。
波澜壮阔三十载,砥砺奋进新征程
35专题Special Topic2019 . 10 中国金融电脑波澜壮阔三十载，砥砺奋进新征程交通银行首席信息技术专家、信息技术管理部总经理 李海宁风雨多经志弥坚，关山初度路犹长。
传统银行实现数字化、智慧化转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
交通银行信息科技条线作为智慧银行建设的筑梦者、奋斗者、参与者与见证者，将跟随集团战略新指引，开启发展新征程，致力实现业务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实现智慧银行建设和价值创造，以更优的金融服务普惠大众。
一、回首过往，信息科技谱写激荡篇章银行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在Bank1.0时代，完全以物理网点为基础；Bank2.0时代，电子技术延伸了物理网点的触角，业务和服务逐步从线下转向线上；交通银行首席信息技术专家、信息技术管理部总经理 李海宁Bank3.0时代，智能手机应用、移动支付等新业务诞生，客户可随时随地获得银行服务；Bank4.0时代，嵌入生活的智能银行服务将无处不在。
从Bank1.0发展到Bank4.0，银行业的每次重大变革背后都离不开技术驱动。
回首交通银行信息科技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0年之前，这是交通银行电子化的起步与探索阶段，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单机处理到联网处理”的突破。
交通银行从微机起步，采用信息技术代替手工操作，根本性变革银行业务处理方式。
至1999年，基本全面普及了计算机在对公、对私、国际业务、电子银行业务等的应用，建立了微机通信网络和全国电子汇兑系统，并推出“全国通”产品，在业内率先实现本外币全储种全国通存通兑。
第二个阶段是2001年至2009年，这是交通银行信息化的成长与发展阶段，实现了“系统从分散到集中、管理从粗放到集约”的跨越式发展。
2001年，为服务“面向新兴市场，综合功能领先，国际业务占优”发展战略，加快业务创新、防范金融风险、提高客户服务水平、实现集约化经营等，交通银行启动“数据大集中”工程。
至2006年，数据大集中工程圆满完成，实现由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近百个数据中心分布式业务处理系统向全行庆祝创刊30周年·专题SPECIAL集中业务系统转换的质的飞跃，并在国内商业银行中率先建立境内外一体化数据中心。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辩证统一关系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辩证统一关系改革开放前后对比董志豪一、改革开放的历史1、三十年前的小岗村30年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只是一个有20户、115人的生产队。
小岗作为“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而闻名，大多数村民都曾出门讨过饭。
1978年冬，小岗村的18位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实行了农业“大包干”，从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大包干这种家庭联产承包制度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最终上升为中国农村的基本制度，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
2、从包产到户到土地流转小岗村探索农村致富新路30年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在一纸分田到户“大包干”生死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从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包产到户实现了小岗村的温饱，但一直没有解决小岗村的致富问题。
近年来，小岗村开始进行以承包制为基础的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开展多种形式的土地集中经营，探索致富之路。
这种集中利用土地、实现规模经营的新型合作经济给小岗村的农民带来了实惠。
2007年，小岗村人均收入达到6000元，而当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4140元，小岗村摆脱了自改革开放后20多年经济停滞不前的状况。
3、小岗村的民生变迁小岗村的民生变迁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一个中国农村的缩影，一个承载太多期望的村庄。
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村庄，小岗村因率先实行“大包干”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带动中国亿万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而满身光环近年来，在新农村建设中，小岗村重振改革创新的“大包干”精神，根据自身特点，开始探索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规模经营，初步实现了从传统耕作向现代农业的多点突破，探索出了一条“现代农业——旅游产业——工农业协调发展”改革致富之路。
如今的小岗，葡萄园、养殖场、蘑菇种植大棚等土地集中经营已经初具规模，基础设施初步完善。
30年来，小岗走过了贫困，走过了温饱，走过了困惑，走出了希望。
改革开放三十年大事记
改革开放三十年大事记作者：来源：《西部大开发》2008年第12期编者按：那些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事，注定要载入史册。
改革开放30年，有太多值得铭记的大事件。
本期特选出改革开放30年经济领域的一些大事件，与读者一起回顾30年经济发展的辉煌之路。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8年12月18日～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中国由此开始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1979年设立经济特区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
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设立经济特区为国内的进一步改革和开放、扩大对外经济交流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中央下发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1991年11月25日～29日举行的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
《决定》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不断充实完善。
随着承包制的推行，个人付出与收入挂钩，使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大增，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
十二大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国有企业改革三十年回顾与发展趋势展望
国有企业改⾰三⼗年回顾与发展趋势展望国有企业改⾰三⼗年回顾与发展趋势展望1978年12⽉召开的党的⼗⼀届三中全会，吹响了中国经济体制改⾰的号⾓，也拉开了国有企业改⾰的序幕。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体制改⾰初期存在着两种改⾰思路的争论：⼀种是从宏观体制改⾰⼊⼿，即所谓先按照⼀定的⽬标建⽴和完善宏观经济体制，然后再“开闸放⽔”；另⼀种则是从改⾰微观机制的企业改⾰⼊⼿，即“企业本位论”的思想。
1984年10⽉，党的⼗⼆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的决定》指出，增强企业的活⼒，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中型企业的活⼒，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的中⼼环节。
《决定》肯定了国有企业改⾰的重⼤现实意义，开启了以国有企业改⾰为中⼼环节的中国经济体制改⾰新航程。
毫⽆疑问，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的中⼼环节的国有企业改⾰历来受到党和政府的⾼度重视，这都清晰地体现在党的⽅针、政策和历次党中央的决议，以及⼀系列法律法规中。
国有企业改⾰也因此⽽取得了举世瞩⽬的成就。
30年的国有企业改⾰不仅使国有⼩企业转换机制，焕发了勃勃⽣机与活⼒，也使国有⼤中型企业实现了脱困⽬标，初步建⽴了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客观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
特别是使⼀些⼤型⾻⼲企业真正成为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柱，开始担负起增强我国综合国⼒和国家竞争⼒的重任，并逐步在国际竞争中崭露头⾓。
国有企业改⾰成效的取得与最初的改⾰思路设计密不可分。
因此，在国有企业改⾰30周年之际，抚今追昔，回顾我国国有企业改⾰之路，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展望未来，具有⾮常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国有企业改⾰历程回顾（⼀）扩权让利改⾰开放以前，我国⼀直采取的是⾼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企业成为⾏政机构的附属物，没有任何经营⾃主权；⽽统收统⽀的分配关系⼜限制了对企业和职⼯的激励，严重制约着企业的发展，最终导致整个国家经济活⼒不⾜、甚⾄停滞不前。
1978年12⽉，党的⼗⼀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地⽅和⼯农业企业在国家统⼀计划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主权，最初的改⾰思路是要通过“放权让利”调动企业和职⼯的积极性。
中国改革开放之三十年的巨大变化
中国改革开放之三十年的巨大变化从1978年到2008年，转眼间，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已走过了30个年头。
回首这波澜壮阔的30年，你会发现，中国的改革开放改变了许许多多中国人一生的前途和命运，也影响了我们这个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它的出现与发展，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更铸就了一个民族近百年的梦想！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国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给人民生活带来巨大变化、给世界带来深刻影响的就是改革开放。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这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国家经济在三十年间飞速发展，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78年到2006年间，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张，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亿元增长至21，0871亿元，增长近60倍！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也在这三十年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衣食住行和生活环境、工作条件哪一样都是翻天覆地。
听妈妈说，计划经济时期凭证供应的年代，一年至多能添置上两件新衣服，还是一般的平布。
许多家庭的住房都只有一间，几乎相同的布局就是用一张床或一个大立柜放在房屋的中间，拉上帘子把屋子隔成两间，前面是客厅兼饭厅。
而现在，家庭楼房格局最低档次也是三室一厅。
还有通讯工具的变化，八十年代用的是手摇式电话；九十年代，腰间跨着BB机，传呼信号随时呼叫；千禧之年，大哥大又成了身份的象征；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每一个人手里都有不止一个手机，无论走到哪里都与对方近在咫尺，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经济迅速蓬勃的30年！改革开放把封闭和半封闭的中国带进全球化，融入世界经济的同时，更融入了世界主流文明。
正是30年前的改革开放，结束了闭关锁国的半封闭状态而走向现代文明，正如一度向北的九曲黄河，最终还是向东流入大海，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重新逐步融入世界文明，人权、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日渐成为我们文明中的核心价值。
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及伟大成就
二、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就（一）解放思想，锐意创新，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改革开放30年来，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重大决策起了推动的作用。
通过解放思想，逐步打破这些条条框框的束缚，改革开放就能够深入发展，取得成功。
正是在解放思想，锐意创新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根到底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到一点，就是高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立足于我国国情，通过改革开放，不断探索和完善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大政方针、政策举措，不断探索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七大对此有明确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存款立行
存款立行坚持存款立行的商业银行根本。
存款是商业银行一切业务的基础。
过去的“存款大战”是应该反对的,它是存款至上思想把存款推到了极致的地位后,使用了不规范手段的结果。
但今天,我们要重新认识存款立行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在贷款监控仍然是“以存定贷”的经营模式、实行严格的存贷比控制的情况下,银行放贷的总量是由银行吸纳存款的总量来决定的。
这种“以存定贷”的经营模式、以存款作为放贷标准的方式更有利于金融风险的防范。
坚持存款立行有利于提升商业银行的市场形象,存款规模的大小从一定意义上代表着这家银行的营销能力和客户服务能力,通过建立广泛的客户基础为银行产品提供营销平台和客户基础;存款也为银行提供了稳定的现金流、稳定的业务基础,从而为银行提供了稳定的盈利来源;通过存款立行可以有力地推动银行品牌,可以通过存款客户为中间业务的发展创造条件。
一.目前我国银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1．过分强调“存款立行”，盲目拉存款扰乱自身经营。
对银行业来说，“存款立行”几乎成了一条铁律，各银行都把拉储蓄做为自己的头等要务。
由于银行业的扩张和竞争的加强，银行的投资活动需要找到足够的社会闲散资金，自然而然存款问题就被放在首要位置。
目前，各银行每年都分级下达当年存款任务指标。
特殊情况下，上级行还会给所属机构来个月度或季度的存款“大会战”，并且将完成存款任务与员工工资奖金挂钩、与评比先进挂钩。
虽然央行三令五申，不准将存款完成情况与员工工资、奖金、福利挂钩，但很多单位依然我行我素，置若罔闻！在“存款立行”观念的支配下，各商业银行盲目拉存，只重视存款数量不重视质量，也给自身发展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
自1996年以来，央行连续七次下调存贷款利率，旨在促进内需的扩大，引导居民减少储蓄，扩大消费，以带动经济的发展。
然而在日常监管中一些机构一旦出现存款下降，就把抓存款当作一个重要监管内容来看待，这样货币政策效应就被冲减掉了，妨碍国家宏观调控手段的实施，不利经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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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商业银行的三十年改革之路内容摘要：邓小平同志1991年视察上海的时候曾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满盘皆活。
”这段话言简意赅地点明了金融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手段。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有商业银行对改革的尝试也从未停止过。
2003年，当国有商业银行开始股份制改革之旅的时候，温家宝总理强调：“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改革。
”以上种种，皆可验证国有商业银行在国家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本文的主要宗旨在于回顾国有商业银行自1978年以来走过的三十多年的改革之路，以此来思考国有商业银行在未来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企业化商业化股份制改革正文：一、引言有人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有两件事令世人瞩目，可以说是喜忧参半。
喜的是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水平有了飞跃性的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世界地位日益显著，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日新月异，呈现出一派繁荣兴盛、和平崛起的美好图景。
忧的是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金融业的改革却相对滞后，并且潜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制约了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其核心表现就是由于中国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体制不完善而积聚的大量风险。
因此，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显得刻不容缓，当然我们首先必须认清我国商业银行在不同阶段所存在的弊病，然后依据相应阶段的社会经济环境，对症下药，才能使我国的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跟上时代的步伐，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契合，相协调。
二、改革开放前国有银行的经营管理模式从建国初期到1978年间，我国所实行的是“大一统”的银行体制。
在“大一统”体制下，没有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分别，甚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社会上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金融机构。
作为唯一的一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既承担了“中央银行”的职能，即制定和执行货币金融政策、对金融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和提供支付清算服务；而与此同时，它又从事着“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负责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
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集现金中心、结算中心、信贷中心为一身。
因此，从银行机构设置上来看，国家对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完全没有区分，更不存在银行间的竞争关系；从银行业务上来看，薛暮桥曾经指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所有基本建设投资都由财政拨款，连定额流动资金也靠财政拨款。
银行只承担产品周转中所需流动资金贷款。
银行还代管财政收支款项，几乎成为财政部的出纳机构。
[1]原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秦池江也回忆说：“金融体制形成了全国大一统，实质是什么呢？完全用国家的计划分配来取代市场经济，取代原来的城乡互助交流。
银行的信贷制度完全受政策和计划的限制，而且要监督企业的资金，所有资金都要通过银行有关部门同意。
”可以见得，在这种体制里面，企业失去了应有的活力，经济效率也变得低下。
秦池江说，这种金融体系和政策不是学苏联的，而是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让我们狂热、脱离实际。
金融改革、金融制度很难离开整个经济体系和产业机构，离开这个市场的发育情况去独立操作搞个什么体系。
[2]但我们也可以理解到，这样的体制与当时中国的国情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新中国刚刚成立，面临着诸多的内忧外患。
解放前中国的金融业是处在一种崩溃的状态的，全国的经济到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另一个方面，解放初期国内物资奇缺，通货膨胀非常之严重。
要让这样一个百废待兴的大国从一穷二白的状态中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就必须举全国之财力物力来进行经济建设。
因此只有通过“大一统”这种形式，国家才能够掌握财政金融物资，才有足够的财力来开展必不可少的基本建设项目。
据统计，当时全国有156项建设项目，构成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
这156个项目的投资完全是用大豆、小麦等农产品换来的。
不实行这个制度，根本不可能搞起来。
三、从“大一统”到专业银行体制从1966到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几乎将建国后经济建设上所取得的成果尽数化为灰烬，国民经济又被拉回到了崩溃的边缘。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以邓小平为党中央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从历史的阵痛中清醒过来，高举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让中国在经历了十年混乱之后又重新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继1978年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开始推行对经济体制的改革，这场改革很快波及到了银行体制的改革，而对银行体制的改革又是以建立完整的中央银行制度为开端的。
因此从1979年开始，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分别先后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离出来，形成了当时的四大专业银行。
随后又进一步发展了一批信托公司、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等，逐步发展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专业银行体系。
在这个体系下，四大专业银行各有分工。
中国农业银行主要办理广大农村地区的农业金融业务；中国银行作为外汇专业银行则限于外汇业务及与此相关的人民币业务；中国建设银行则是专门从事基础建设方面的固定资产贷款和中长期投资业务；中国工商银行主要办理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
这四家银行的独立经营以及以上分工的形成标志着我国金融机构体系的重大变革，即中央银行体制的正式建立。
至此，传统的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金融体制被打破，以中国人民银行为核心、四大专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体系正式形成，这是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发展的真正起点。
在明确专业化银行身份之后，国家对银行机构施行了一系列以扩大经营自主权为主的企业化改革措施。
银行开始从僵化的计划经济制度向企业化、商业化、市场化的道路过渡。
回顾这一阶段，尽管国家专业银行有了一定的经营自主权，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专业银行运用信贷资金的权力有限，在信贷计划“笼子”内不能越雷池半步。
但不管怎样，“这一阶段的改革还是宣告了几十年的‘大一统’银行体制的结束，二元银行体制成为中国银行业的基本制度框架，并延续至今。
”[3]尽管这阶段的改革在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标志着我国金融体制向市场化的根本转变。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的分设仅仅只是一个开端而已，由于我国传统体制所累积的弊端非常之深厚，因此，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必然是一个复杂而富有挑战性的过程，必将漫长而艰辛。
四、从企业化向商业化的转变1993 年 12 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同时，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提出了建立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实施由国家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的战略性转变。
一般认为，国家批准成立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这三家政策性银行标志着政策性金融和商业金融的分离。
1995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从法律上确立了国家专业银行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地位，明确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要以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为经营原则，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经营模式。
但由于当时整个国家处于转轨阶段，仍存在政府对银行的干预问题，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很难真正做到自主经营。
但四大国有专业银行从企业化向商业化的转变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是商业银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产物。
我们从之前专业银行的经营模式中也能认识到，作为全国性银行，这四家银行必然要统揽国家政策性业务，成为国家调节宏观经济，进行基础建设的有力手段和保障。
在当时那样一个金融体系并不发达的社会阶段下，国家难以依靠市场来调节经济，却只能通过对专业银行的掌控来进行相应的宏观经济调控。
但是，这样一来，专业银行还是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其经营的自主权得不到发挥，银行的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等也无从谈起。
因此，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我国金融体制的逐步完善，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是必然趋势。
然而，这样的转变却是困难的。
改革的困境在于旧有体制难以同市场兼容，它深刻反应在政府、专业银行同国有银行业已存在的连带关系上。
国有企业的自有资金不足使其依赖于政府的扶持和资助，尤其是专业银行的“输血性贷款”和扶贫政策。
而银行则依赖于对金融业务的高度垄断和中央银行的扶助。
政府则通过对企业和银行的干预和控制保持其对经济活动的支配和调控。
[4]这样的三角关系足以显现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制度的转变所要面临的巨大困难。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有企业陷入大面积的瘫痪，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剧增，潜在的风险管理问题大面积爆发出来。
为应对这次的金融危机，国家又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主要是充实商业银行的资本实力，改善财务状况，并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资产评估等方面做出了更高的要求。
经过这次的冲击之后，银行的资本金已基本消耗殆尽，而单独依靠银行自身的经营来化解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几乎是不可能的。
毋庸讳言，到此为止，银行的改革难言成功，新一轮的改革浪潮必将滚滚而来。
五、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之旅始于2003年，当时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国有商业银行股改领导小组，以一种坚决而高效的姿态来主导整个改革。
温家宝总理强调说：“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在这一阶段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围绕“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管理理念，不断改进办事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加快理念、技术、产品的创新，不断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了自身业务水平的不断提高。
此外，在股改过程中，银行的治理架构不断细化清晰，各部门有了更为明确的分工和职责。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之间各司其职又相互制衡。
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也使得银行的经营管理更加专业化和规范化，银行的经营效率大幅度的提高。
在另一个方面，国有商业银行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方式，充分学习其带来的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经营理念，使银行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更加完善，应对危机的能力有大幅度的提升。
与此同时，结合引进的战略投资者，国有银行不断开拓新的业务渠道，加强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服务质量，与飞速发展的经济和社会需求有效协调统一，不断满足了居民日益增长的投资和业务需求。
从银行资金的角度来看，由于股票发行和上市工作的基本完成，银行从各资本交易市场筹得大量的资金，建立起市场化的资本金补充机制。
财务状况有了明显好转，也给银行的经营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发展机遇，银行抗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这些都使得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升。
“股份制改革使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关系明晰化，真正实现了银行资产在法律上的所有权与银行的法人财产权的分离，有助于国有商业银行成为真正的独立市场主体。
通过股份制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主要财务指标已接近世界先进银行的水平，现代商业银行制度也在我国初步建立，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已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5]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还远没有结束，股份制改革不是能包治百病的神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