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史期末复习

《中国法制史》复习资料i

【刑罚世轻世重】

根据“明德慎罚”与“刑兹无赦”的辩证思想，西周政权针对不同的社会形势及其统治需要，创立了“刑罚世轻世重”的刑罚适用原则，并且明确提出了“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

【春秋决狱】

又称“经义决狱”，西汉中期儒家思想取得正统地位以后，董仲舒等人提倡以《春秋》大义作为司法裁判的指导思想，凡是法律中没有规定的，司法官就以儒家经义作为裁判依据；凡是法律条文与儒家经义相违背的，则儒家经义具有高于现行法律的效力。

产生背景：①受“祖宗之法不可变”观念所囿，汉代的法律很难推倒重订；②完备的法典不可能在短期内制定出来。

影响：首先，它推动了法律的儒家化，使得儒家的思想与法家已经创制完成的法律规则结合起来，并有所发展，从而奠定了中华法系儒法结合的基本样式。其次，春秋决狱修正了法家偏重于客观归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确立了“并本其事儿原其志”的新原则，强调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推究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再次，从后人收集所得的六个春秋决狱案例来看，基本上是通过推究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判定行为人无罪，或减轻处罚，试图矫正秦朝依赖酷吏以构陷人罪为能事的司法作风。

【《九章律》】

《九章律》是汉朝的主要法典。制定于西汉初期，其定罪量刑标准主要来源于法家思想，往往重罚轻罪。

【重罪十条】

“重罪十条”制度正式确立与北齐律，是被统治者视为直接危害其根本利益的10种严重犯罪的统称，包括反逆（谋反、篡权、颠覆朝廷）、大逆（毁坏皇家宗庙、陵园、宫殿等）、叛（背叛国家或朝廷利益）、降（投降敌伪）。恶逆（谋杀或殴打尊亲属）、不道（以极端残忍和恶毒的手段害人）、不敬（偷盗皇室器物或祭祀用品，过失危机皇帝安全）、不孝（对父母与祖父母不按规定敬养或不依礼服丧）、不义（卑贱者逆杀尊贵者）、内乱（亲属间犯奸乱伦）。

【翻异别勘制】

“翻异别勘制”是为了防止冤假错案而规定的复审制度。起源于唐末五代，是指犯人如果在录问或者行刑时提出申诉，案件必须重新审理。宋代的“翻异别勘”分为原审机关的“移司别勘”和上级机关的“差官别推”两种形式。

【《大明律》】

早在建立统一的明朝之前，朱元璋就已经着手开始议定律令。经过前后三十年的努力，最终制定完成了明朝的基本法典——《大明律》。

《大明律》突破了隋唐以来律典依十二篇分编的传统，首创按朝廷六部的政务范围分目的新体例，具有分类贴切、内容集中、条理清晰、文字简明的特点。其次，在内容上，《大明律》充分吸取了明初30年以及以前朝代的统治经验，是一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条例简于唐律、精神严于宋律的封建法典。

【《钦定宪法大纲》】

1907年8月27日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宪政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它由“君上大权”14条和附录“臣民权利义务”9条组成。最突出的特点是重君权，轻民权。《大纲》把臣民的权利和义务作为附则，虽然表现了清朝统治者重军权、轻民权的一贯性，但毕竟在中国法律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了臣民的权利义务，这对于启发民智，培养近代的法律意识具

有一定的意义。

【《临时约法》】

1、南京临时政府于 1912 年公布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文件，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资产阶级宪法性文件，具有革命性、民主性。①它是辛亥革命的产物，以孙中山的民权学说为指导思想，核心内容是推翻帝制，建立民国。②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制度。③肯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和组织原则。④体现了资产阶级宪法中的一般民主自由原则。⑤确认了保护私有财产的原则。

2、《临时约法》的主要特点：在国家政权体制问题上，改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在权力关系的规定上，扩大参议院的权力以抗衡袁世凯。在《临时约法》的程序性条款上，规定特别修改程序以制约袁世凯。

3、《临时约法》的意义：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宪法性文件，肯定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彻底否定了中国数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肯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原则，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民主”、“共和”的形象。它所反映的资产阶级的愿望和意志，在当时条件下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

【中国法律起源的特点】

原始社会，曾长期处于一种“无制令而民从”，“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的社会状态。原始社会虽不能产生体现为国家形态的法，但却产生了法的胚胎形态——氏族习惯。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的起源，实质上是氏族习惯向奴隶制习惯法的质变过程。表现出以下特征：

1、法律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血缘、婚姻因素的影响。

2、主要通过刑起于兵和礼源于祭祀两条基本途径完成，始终贯穿着礼刑并用的思想。

【西周定罪量刑的主要原则和刑事政策】ii

西周的主要刑法原则与刑事政策，乃是“明德慎罚”及“礼治”思想的具体化。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内容：

（一）区分过失与故意、惯犯与偶犯

《尚书·康诰》记载：“敬明乃罚。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

眚，过失；非眚，故意；惟终，惯犯；非终，偶犯。这段话的大意是，一定要慎重、严明地对待刑罚。有人罪过虽小，但因是故意或一惯犯罪，不可不杀；反之，有人犯了大罪，但是由于过失或偶犯，也可不杀。

西周统治者在定罪量刑时能够注意到罪犯的主观状态，故意、惯犯从重，过失、偶犯从轻。这一原则在当时的世界刑法史上也是罕见的，在中国法律史上具有进步意义。

（二）“罪人不孥”

周文王针对夏商“罪人族”的原则，提出“罪人不孥”的主张。周公继承这一思想，反对族诛连坐，主张罪止一身。

（三）“罔厉杀人”

罔厉杀人，就是指不要杀无罪者，包含有不乱罚无辜、罪刑相应的意义。

（四）罪疑从轻

对定量刑有疑义或有争论的案件，实行从轻处罚或予以赦免原则。《尚书·吕刑》有“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的明确规定，要求对适宜和五刑有疑义的案件从轻宽宥，以赎刑代罚；对适宜和赎刑有疑义的案件从轻赦免，不追究刑事责任；并要求对可疑案件须认真明察，务求定罪量刑恰当。《礼记·王制》还规定有“附从轻，赦从重”原则，即适用刑罚可轻可重者，一律从轻用刑；实行赦免时，应包括过失误犯的重罪。这一原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