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霄将军山学校2017届作文素材之霍英东

云霄将军山学校2017届作文素材之霍英东——一位执着痴迷令人尴尬的爱国者李三来也/猫眼看人霍英东，这个名字，在改革开放之初，几乎与当时风靡全国的《霍元甲》一样有名。

他极重情义，“几十年来，我不单只是自己赚钱，还帮别人赚钱。

从朝鲜战争时的那一批人开始，所有帮过我，或者与我合作过的人，个个都赚钱、发达……”；他能容人，“我敢说，我从来没有负过任何人!但不少与我合作过的人，都有负于我!”；他也是商业奇人，他是楼市分期付款、卖楼花的发明人，在商海沉浮一辈子，游刃有余，如鱼得水；他的身份是“无党派”商人，我却一直怀疑这位被称为“红顶商人”、“红色资本家”——是不是地下党？确实，自从建国始，他一方面是以其超人的才智在做他的商人，而又是着迷般爱国，而且爱得执着，屡受打击，而爱国之心弥深。

其对共产党中国的爱，几乎已到了毫不含糊、毫不犹豫的程度。

而其与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的关系之深，也异乎寻常。

如果说，抗美援朝时期，“我负责运输，收取运输费。

1950年到1953年的3年间，我们几乎晚晚开工，运送黑铁皮、橡胶、轮胎、西药、棉花、纱布等物资”，3年时间霍英东赚了100多万，只是他在不同的场合所说的“在商言商，除了赚钱外，谈不上什么爱国意识”的话，那么其后一切活动都与其爱国爱党联系在一起。

1962年，自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他第一次到内地，商谈海沙生意，“也不全是谈海沙”，传记作家冷夏写作的《霍英东全传》中霍英东说：“广州工商联的主席杨尚立请他吃饭，把他作为一个统战对象对待”。

可以肯定的是，此时他应还是徘徊其“外”。

1964年9月，他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活动。

此后每年，他都参加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赴京观礼，还多次率领香港的地产界、工商界和体育界人士，回内地旅行、参观、访问。

同时，霍英东在香港也帮助做统战工作，作为地产商会会长，他经常邀请李嘉诚、冯景禧、郭德胜、李兆基、王德辉等人到家里吃饭，让内地官员与他们见面、接触。

《霍英东全传》中，冷夏引用一位新华社驻香港分社人士的话说:“在我们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霍英东)帮我们打开了局面”。

因此，我想着，如果他不是地下党，那么他至少起到了任何一个地下党都无法起到的作用；换言之，彼党有如此人杰，实彼党之福也！在文革中，他渐渐地与大陆拉开了距离。

直到改革开放后，他重回大陆，这时他确乎已经爱国爱到了痴迷的程度。

这种爱，似乎是不由自主，而且这种——爱国已达到痴迷的程度1978年，他就在广东中山建起了第一个港资与政府合资的宾馆。

1979年，改革开放后，也又在广州建立起了广州当时最高档的白天鹅宾馆，霍英东还是全港向内地、向广东捐献最多的大慈善家。

据统计，过去数十年来，霍英东用作慈善的捐款超过150亿元，其中2002年4月退出“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并把所持约值60亿至70亿元的股份，全数捐赠予他在澳门成立的基金会，以建设澳门。

那次捐股，不但成为港澳地区的一时佳话，更打破香港历年来“一次过”最大笔捐款的纪录。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霍英东基金会”于1977年正式成立，基金会一直以捐献和非牟利投资形式，策划了数以百计的项目，尤其是在推动各地教育、医疗卫生，体育、科学与文化艺术、山区扶贫、干部培训等方面做了难以胜数的工作。

特别是他还有着在广州南沙建立一个新城市的构想，并投入巨资进行开发。

他还为香港回归作出了重要贡献，曾一度认为是首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最佳、当然的人选。

他先后担任香港特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港事顾问”、特区预委会及筹委会副主任，及第一届香港特区政府推选委员等，他更于1993年3月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至今，并于1997年7月被授予香港特区政府大紫荆勋章。

霍英东还钟情体育事业。

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开始，向夺得金牌的健儿赠予以一枚重一公斤的纯金金牌及8万美元奖金；亚军及季军则分别得到半公斤重的金牌与4万美元奖金，及0.25公斤重的金牌与2万美元奖金。

对推动香港及内地的体育事业不遗余力，尤其在足球方面。

他在1984年10月，捐赠1亿港元设立体育基金至今20多年来，已累计投入4亿港元，包括在内地和港澳各地建设20多个高水平的各种体育运动基地、中心、场馆和设施培养体育人才、推动羽毛球运动与中国象棋进入国际体坛，设立各种奖金奖励在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体育人才。

1984年10月1日建国35周年大庆典。

霍英东先生在此前每次都是应邀在天安门城楼下观礼，但这次，第一次被安排在天安门城楼上。

庆典开始，邓小平作为中央军委主席坐在开篷吉普车上检阅三军队列，战车载着中国造的巨型导弹驶过长安街，又看到刚刚从洛杉矶凯旋的中国体育健儿胸口挂着金牌在我们面前走过……一位女记者来到霍英东身边，问他有什么感想。

这时，只见霍先生竟然一时语塞，而眼泪却流了下来……他对祖国的爱，甚至于滑稽他极力推动体育事业。

他各方游说，对中国重新回到奥运会的行列费尽了心力。

他说：“作为一个世界性的比赛，如果一个世界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没有参与，这个比赛是不是世界的，是值得质疑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过去在我们国家的宣传机器中的话语，竟然是出自这位香港商人之口！1993年，中国申办奥运，他听到了一片都是成功势在必得之声。

投票前一两个小时，霍英东、北京申办团成员还与北京、香港方面电话联系，通告北京此次申奥必稳操胜券。

而香港《文汇报》，更预先把霍英东庆祝北京成功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广告特刊印好。

香港时间深夜3点钟左右，投票结果揭晓，结果北京在我们的有着生死之交的“阶级兄弟”朝鲜“支持”下，蒙受了意外的打击，仅以一票之差败给澳洲悉尼。

这个失败，使他完全懵了，他的家人整天都围着他，“生怕我自杀”！就是在这种大喜大悲打击之下，他竟然忘记撤下了他的巨资预订的庆贺广告；而香港《文汇报》匆忙之下，也未能把霍英东祝贺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的广告从已经放好的报纸堆中全部取出来，结果，一大早不少正为申奥不成而懊丧的市民，打开《文汇报》赫然看到这份广告，禁不住哑然失笑：霍英东还在庆祝中国申奥成功呢！我曾见过这样一位香港的记者，他谈起一位已在大陆被捕新闻界人士时，不断地讲着我们都不喜欢谈论的“爱国”的话题。

他例举着这位人士当年在《文汇报》工作期间，如何紧跟“国家”与香港的民主人士斗争的经历，令我们都感到荒谬之极，听不下去。

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他们虽然糊涂，但对他们的所谓“爱国之情”，是那么的炽烈！没有任何的矫饰和虚假！与内地人相比，香港人其实更“爱国”。

他们的爱是那么纯洁，没有任何条件。

他们爱国热情屡屡受挫却仍保持着赤子般的痴迷。

因此，当香港民主人士在为着民众争取合法利益的时候，一些人竟然还在糊涂地问：“你们怎么总是要和政府争拗”？但是，霍英东先生——他爱国，却幵不糊涂在他的一本名为《我的参与—改革开放二十年》的文集内，有一篇题为《香港的价值》的文章，重点就在探讨香港的地位和价值，从中可以窥见霍英东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香港市民在平等的条件下，能够也敢于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吸纳世界上一切可以为其所用的先进文明，以最高效率创造财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自由是什么意思？自由就是活跃的生命力……，大家可以在一个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下，敢于拚搏，敢于突破，将每个人的积极性发挥得淋漓尽致，改善自己的生活，发展社会财富，创造进步和文明。

这就是香港的价值。

”有这种看法的香港人也许数不在少，但以一位老爱国而能够从香港的自由精神着眼，体验出香港价值的可贵，环顾芸芸“亲北京阵营”元老，似乎具备如此识见的并不多。

他的爱国，爱得并不糊涂他说，“事实上，香港是中国现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孙中山可以说是第一位发现香港这一价值的人……。

一百多年来，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香港作为提供一连串启蒙作用的地方，价值是非常巨大的。

”建宾馆，第一次把中国平民请入酒店至今还有一些人在回忆毛泽东时代，在叫嚷着文革时期的所谓“平等”的奴才式的、天真的梦呓。

其实，毛泽东时期留下了一个老规矩，只有国家和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和外国人才能住宾馆，甚至连列车的软卧，都需要由单位严格审核，开具一定级别的介绍信，达到一定的党政级别，才能得以购票乘坐。

“那时候，内地的酒店是不对外开放的。

”霍英东回忆说，“记得1979年，我带一个香港体育队到北京出席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回到广州时，一些朋友前来我下榻的酒店探访我，但都一一被挡在门外，冒着风雨轮候登记。

不带证件者不得入内，而带证件者则除需登记名字外，还受到门卫的一番盘问，折腾了一个小时才能入内。

”因此，他在开办中山温泉宾馆之时，首先就定位了酒店向社会开放的先例。

成为中国第一个允许非党政官员的平民踏足的中国第一家酒店。

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他还在广州建成了白天鹅宾馆，全面开张那天，广州市民蜂拥而来，参观庆贺。

地面平滑如镜，一些平民根本就没见过如此阵仗，相互搀扶着，生怕跌倒。

平生未见过的豪华，使大家群情汹涌，差点把大门挤倒。

到晚上活动结束时，酒店员工清理现场，捡到市民因拥挤而掉了的鞋竟有一大筐。

1982年，他还在广东中山建起了72棒，18个洞，总面积50万平方米的高尔夫球场，建成了中国第一个高尔夫球场。

1984年8月，中国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正式成立。

之后，霍英东又组织了一支高尔夫球队。

他要求队员一定要全部是中国人，以证明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同样可以做到。

于是，他就地取材，19个球员全部来自中山县农村。

为把他们培养成为合格的球手，霍英东从香港请来职业高尔夫球手当教练。

建起了中国第一支自己的高尔夫球队!他是一个“金钱万能论”者他公开地宣称，在如今的中国大陆“没有钱说不上话，也帮不上忙，有钱才有发言权”，所以他在中国大陆的所有的举动，几乎都是以“钱”为前提的。

尽管他经常有机会接触到邓小平等高层的决策人物，但是“菩萨易哄，小鬼难缠”。

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目中，他的名字等同干捐款、馈赠、投资，等同于支票、汇单、信用卡，等同于港币、日元、美金。

他——捐建洛溪桥，捐款竟成“贷款”作为为家乡建设的一部分。

他捐款1000万元建造洛溪大桥，当地区政府却把这作为他们“拉”来的投资，但是，“投资人”里却不见霍氏名字。

投资，就得分红；贷款，则须还“贷”。

因此，就得以桥养桥，收过桥费。

而在收取“过桥费”的名单里，霍氏名字却赫然列于其上，而霍氏却从未领过分毫。

直到前两年，广东省各界、特别是广州市人大代表们奋起指责洛溪大桥收费过高、“还贷到期”，并指钱进入从未投资的霍氏钱袋，霍英东才知道自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冤大头，刚想辩解一番，这话题却又被舆论封杀。

霍氏如此辛勤劳苦，却没有得到半点补偿：在所有宣传南沙的赞辞里，从未提到霍英东半个字。

“国家领导人”却被开发区委书记欺压十年1987年底，霍英东正式提出了大力开发、建设南沙的设想。

霍英东开发南沙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89年-2000年，霍英东做了三件事：一件是搞交通，修桥、筑路、建轮渡；一件事是绿化，先后修建了蒲洲国际花园、天后宫、高尔夫球场、蒲洲海堤；还有一件事就是建设建筑物，霍英东成立了16个公司来进行运作，总共投资24亿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