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论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
论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一、绝望和苍凉在张爱玲的作品里，绝望与苍凉充斥其中，很少有大团圆的结局。
这是张爱玲的创作风格，张爱玲作为一个女性书写者，她以老辣犀利的笔触刻画了一系列女性形象，以独有的绝望和苍凉的人生意识揭示了她们的生存困境，表现了她们面对这种困境时的异化以及抗争。
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探索，张爱玲的贡献主要表现为：挖掘女性不能脱离困境的原因，揭示女性在经济、精神上的难以自立，展现女性个性解放的艰难。
女儿，阴影下的生存与毁灭张爱玲自小生活在一个充满遗少气氛和现代文明相交杂的环境中。
父亲是一个典型的旧式文人加大家族浪荡子式的人物，而母亲和姑姑则是接受了西方文明洗礼的新代人物。
面对这样一种新旧文明“犯冲”的状况，她深深体味到自我在家庭中，她所属的那个没落阶层在社会中，人类在荒凉的时空背景中等诸种失落：这种失落感构成作者的情绪基调，笼罩在作品中，使人物的内心体验都呈现出宿命的虚无感，形成了她作品主题的总特色：悲观、虚无。
我们知道，作家童年的性经验缺失对于作家以后的创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张爱玲自小在豪门巨族中过着孤独而凄凉的生活。
旧式豪门巨族的腐朽生活在她面前上演了一幅幅鸦片烟、姨太太、争遗产、狎妓的丑剧，同时她又经历了父母离异的痛苦，16岁时在“继母”的统治下讨生活。
其间曾被父亲幽禁，“他扬言要用手枪打死我。
”逃离之后，进入母亲的家。
虽然精神上比以前要充实一些，但每每陷入物质困境。
有着彻骨经验的作者，作品所体现出来的内容也是极为深刻的。
作为一个爸爸不疼妈妈不爱的女儿，张爱玲笔下的女儿几乎都是不幸的。
川嫦死去的原因绝望和苍凉是张爱玲作品的底色，也是其笔下女性形象表现出的共同的生存状态。
她们一直笼罩在绝望的挣扎和苍凉的人生况味之中。
自私，是人性的魔障，也是血缘亲情的天敌。
张爱玲尖刻地挑剔着人的生存世相后面隐藏的人性真相，她总是能够发现种种装饰性表象后面隐藏的空虚、自私、盲目。
“为门第所限，郑家的女儿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选择。
浅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人物
浅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张爱玲是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杰出代表，她的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洞察力而受到广泛赞誉。
在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中，女性人物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她们以各种形象和角色展现了作者丰富的创造力和对现实生活的深度思考。
在本文中，我们将以《红玫瑰与白玫瑰》、《小团圆》、《倾城之恋》和《谈艺录》等作品为例，浅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人物。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往往是个性鲜明、独立自主的。
她们拥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追求，并勇敢地面对挑战和困难。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红玫瑰和白玫瑰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红玫瑰是一个坚强、独立且善良的女子，而白玫瑰则是一个虚荣、自私却又内心脆弱的人。
通过对比，张爱玲展示了女性在面对命运的时候，不同的选择和态度所带来的不同结果。
在《倾城之恋》中，贾平凹是一个勇敢追求自由和爱情的女性形象，她放弃了传统的婚姻观念和家庭责任，选择了远离尘嚣的生活。
她的形象给人以勇气和启示，尤其是对于那些被社会束缚的女性来说。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常常是情感丰富、内心纠结的。
她们有着复杂的感情和思想，同时也经历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情感纠葛。
在《小团圆》中，王砚如是一个婚后生活过得并不幸福的女性，她对婚姻和家庭感到迷茫和苦恼。
在《谈艺录》中，主人公王妙可以说是一个内心戏剧化的女性形象，她对情感的诉求和追求不断地驱使着她的行动和思考。
这些女性人物的形象反映了张爱玲对女性情感和内心世界的关注，同时也传递了作者对人性的独特见解。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往往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
她们往往身处于社会的边缘，有着痛苦的命运和悲伤的遭遇。
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红玫瑰最终被迫嫁给了一个她并不爱的男人，而白玫瑰则在婚后不久因为自杀身亡。
在《小团圆》中，王砚如的婚姻幸福的前景也被作者给予了不小的怀疑。
这些悲剧性的命运和遭遇使得她们成为了具有深度和高度的艺术形象，也凸显了作者对于女性命运的思考和关注。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人物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她们以各种形象和角色展现了作者丰富的创造力和对现实生活的深度思考。
浅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人物
浅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张爱玲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作家之一，她的作品中塑造了许多独特的女性人物。
这些女性人物既有红颜知己，又有怀旧女郎，同时也有宛如天使的少女和顾盼生辉的职业女性。
浅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人物，不仅可以了解她作品的主题和风格，更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对女性角色的认知和压迫。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多被描绘成拥有美丽外貌和独立个性的形象。
对于这些女性来说，爱情常常是她们生活的中心。
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白玫瑰和红玫瑰代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女性角色。
白玫瑰是外表冷漠、自私的女人，她善于利用自己的美貌吸引男人的注意，但内心却空虚寂寞。
而红玫瑰则是热情、真挚的女性，她向往爱情并追求真实的感情体验。
通过对这两个人物的对比，张爱玲呈现了一个充满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矛盾的形象。
张爱玲的女性人物通常富有强烈的性别意识和自我意识。
她们渴望独立、自由和平等的生活。
在《金锁记》中，女主角小石一直渴望摆脱传统的束缚，追求自己的幸福。
尽管她最终无法摆脱家庭的压力，但她的坚持和努力得到了读者的认同和敬佩。
张爱玲通过这些女性形象，揭示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和压迫，同时也呼吁女性要有勇气和智慧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张爱玲的女性人物也展现出她对女性命运的深刻思考和关怀。
她既描绘了具有复杂心理和思想的女性形象，也描述了生活在男权社会中的女人的艰辛和无奈。
在《斜阳》中，女主角萧红是一个身世复杂、聪明而敏感的女性。
她的爱情经历和生活遭遇使她成为一个受伤的灵魂，最终走向了悲剧的结局。
张爱玲在这个作品中反思了女性在婚姻和社会地位上的困境，表达了对女性的同情和关怀。
张爱玲的作品中的女性人物是多样而独特的，她们既有美丽动人的外表，又有丰富内心的思想和独立的个性。
她们面对着婚姻、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努力追求自己的幸福和自由。
张爱玲通过这些形象，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认知和压迫，也表达了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和反思。
她的作品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创作，更是对女性话语权的争取和探讨。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与社会角色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与社会角色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女作家，她的作品以揭示女性内心世界和社会角色为主题。
在她的小说中，女性形象被塑造得极为丰满和复杂，展现了她对女性命运的深刻洞察和对社会习俗的批判。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女性形象往往是以独立、自主和坚强的形象出现。
她们有着独立思考和追求自由的意识，不愿受制于传统的束缚。
例如，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女主角白玫瑰拒绝了传统的婚姻安排，坚持追求自己的爱情和事业。
她不愿意成为一个被动的配角，而是要为自己的命运负责。
张爱玲通过这样的女性形象，呼吁女性要敢于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不要被社会的期望束缚住。
然而，张爱玲的作品中也揭示了女性在社会中的边缘化和被动角色。
她的女性形象常常处于家庭和婚姻的困境中。
她们要面对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期望和压力，同时也要面对自己内心的矛盾和挣扎。
例如，在《金锁记》中，女主角珍妮面临着家庭和事业的选择，她不得不在两者之间做出艰难的取舍。
这个形象展示了张爱玲对女性社会地位的思考和对女性命运的关注。
除了家庭和婚姻问题，张爱玲的作品还反映了女性在职场和社会中的困境。
她的女性形象往往要面对男性主导的职场环境和社会规范。
她们要努力证明自己的能力和价值，同时也要面对性别歧视和职场压力。
例如，在《色戒》中，女主角王佳芝为了获取情报而被迫接近男主角梁思成，她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面对自己的道德困境，还要忍受男性的控制和压迫。
这个形象揭示了女性在职场中的边缘化和被动地位，同时也呼吁女性要为自己的权益和尊严而奋斗。
总的来说，张爱玲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展现了她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对社会习俗的批判。
她通过描绘独立、自主和坚强的女性形象，呼吁女性要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
同时，她也揭示了女性在家庭、婚姻和职场中的困境和被动地位。
她的作品引起了读者对女性地位和社会习俗的思考，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浅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人物
浅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张爱玲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上备受瞩目的女作家之一，其作品风格独特，情感表达深刻，尤以女性形象塑造见长。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女性人物成为创作重心，展现了作者对女性情感、性格、命运的独到洞察和深刻关注。
本文将从《色，戒》和《金锁记》两部小说着手，探讨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金锁记》中，岑又生的妻子――春香则是另一位鲜明的女性形象。
小说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出发，描述了一段有关爱情、婚姻、背叛的故事。
春香是一个自信、乐观、生动的女孩子，有时也会有点任性和自私。
她把婚姻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她成年生活的必修课。
但是因为她缺少足够的阅历，对于真正的爱情知之甚少。
她和岑又生结婚不出愿望，是她自行的选择，也因此在婚后的生活中，她对自己所追求的生活方式感到越来越不满，开始在茫茫人海中寻找真正的爱情和温暖。
进入自由职业者章言的世界，春香看到了自己生活中渴望的光明和希望。
作为小说中的重要人物之一，春香是一个典型的张爱玲女性，既有着天真无邪的一面，又有自我保护的一面，她的经历也反映了女性在传统家庭中的无奈和无力。
总结来说，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多样化，虽然这些女性互不相同，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面对爱情和家庭所遇到的困境和挫折，它们都力求着在命运的掌控下，找到自己的出路和人生方向。
她们的情感、品格以及命运都被描绘得淋漓尽致，作家有意地探究了这些女性背后的思想、苦恼和矛盾。
她的作品中并不缺乏不幸和痛苦的描写，但张爱玲女性的形象中也隐含了女性的坚强与勇敢。
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对张爱玲作品中女性形象有更深入的认识。
张爱玲笔下的几类女性形象
张爱玲笔下的几类女性形象张爱玲笔下的几类女性形象张爱玲的小说经久不衰，常在评论界掀起热潮，她成功地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张爱玲笔下的几类女性形象，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一)结婚求生型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出现了许多以结婚来求生存的女性。
对于这些女性来说，爱情不能成就婚姻，它只是女人谋生的一种方式罢了，即便爱情与婚姻相背离，她们也会孤注一掷，因为物质、金钱才是她们择爱的首要标准，结婚也只是为了生存下去。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留情》中的敦凤等都是这一类型的女性。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娘家是中产之家，她原本可以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家，过着普通幸福的生活，但对钱财的过度艳羡改变了她的婚恋观。
只要能嫁给有钱人，即便是做妾她也毫无怨言，最终她不惜与娘家闹翻，做了香港富豪梁季腾的第四房姨太太。
在丈夫死后，她如愿以偿的得到了一笔财产，这笔数目可观的收入是她用自己的青春、用自己的爱情、用自己的一辈子换来的。
但她似乎从来没有对自己当初的选择后悔过，因为在她心里，是婚姻让她能够衣食无忧的生活下去，纵然生活是凄凉孤寂的，她也依旧知足。
可以说，是金钱桎梏了她，让她甘愿在婚姻的牢笼里打转。
《留情》中敦凤，她的家族在当时的上海是屈指可数的大商家。
苦命的她在二十三岁时死了丈夫，面对自己的第二次婚姻，敦凤可以选择的空间很大，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出身富足的小姐，最后也是为了生存嫁给了比自己大二十几岁的米先生，即便是当二房她也甘愿。
敦凤的生活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寻找一个能给予她经济安全的男人，于是，从守寡到再嫁，为了生存她甘愿再次跨进婚姻的围城。
(二)狠心恶毒型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还有一些不能被众人理解的狠心恶毒的女性，张爱玲对这类女性的刻画，多集中在母亲这一角色身上。
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母亲常常被描写为好意而无能的角色，她们善良、慈祥、温柔，为了儿女可以付出自己的全部。
而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却颠覆了我们对母亲的一贯理解，她把世界上最伟大的母爱作了反常的描写，她笔下的母亲深受环境的制约，她们或无情、或自私、抑或是冷酷，在她们身上，读者很难找到醇厚温馨的母爱，狠心恶毒成了这类女性的代名词，如《倾城之恋》中的白老太太、《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等。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解读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解读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她以散文、小说等多种文体创作闻名于世。
在她的作品中，女性形象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通过对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解读，可以更好地理解她对女性角色的描绘和思考。
首先，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常常展现出复杂而矛盾的个性。
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作者通过对两位女主角的描写，展示了她们截然不同的性格特点。
红玫瑰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冲动的女人，她追求自由和爱情，不愿受到任何束缚；而白玫瑰则是一个温柔而顺从的女子，她将家庭和婚姻看作最重要的事情。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在小说中产生了强烈的冲突和碰撞，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中女性身份和角色的多样性。
其次，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常常被置于男性的视角下。
在《金锁记》中，女主角茉莉被描绘成一个美丽而神秘的女人，她的存在对男主角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
然而，茉莉的内心世界却很少被揭示，读者只能通过男主角的眼睛来观察她。
这种置于男性视角下的描写方式，使得女性形象显得神秘而不可捉摸，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中男女关系的复杂性和不平等。
此外，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常常被赋予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权力。
在《色戒》中，女主角王佳芝是一个普通的女学生，但她却因为与日本间谍有染而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
尽管她在男性统治的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但她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勇气，成功地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并最终以自己的方式实现了对抗和解脱。
这种将女性形象赋予社会地位和权力的描写方式，展示了张爱玲对女性意识觉醒和自我解放的思考。
最后，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常常被描绘成具有独立思考和情感世界的个体。
在《小团圆》中，女主角柳如是一个聪明而独立的女人，她对婚姻和家庭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并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
尽管她最终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但她的坚持和努力展示了她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价值和意义。
这种将女性形象描绘成具有独立思考和情感世界的方式，反映了张爱玲对女性自我认知和自由选择的关注。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意识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意识
张爱玲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作家，她的作品以
独特的女性视角和细腻的情感描写而著称。
在张爱玲笔下，女性形象
常常展现出独立、坚强、复杂和多面性的特点，体现了她对女性意识
的深刻洞察和独特理解。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往往具有强烈的个性和独立的思想。
她们
不甘于被束缚于传统的婚姻观念和社会角色，而是追求自我实现和情
感自由。
比如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女主人公白玫瑰和红玫瑰分
别代表了传统与现代、妥协与坚持的两种不同女性形象。
白玫瑰在面
对婚姻危机时选择了忍让和妥协，而红玫瑰则坚持自我，追求真爱和
自由。
张爱玲通过这两个形象展现了女性在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社会
之间的挣扎和选择，呈现出了女性独立思考和自主决策的形象。
此外，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还常常展现出复杂和多面性的特点。
她们既有柔弱和脆弱的一面，又有坚强和果断的一面。
在《色，戒》中，女主人公王佳芝在执行刺杀任务的过程中展现出了坚强和果断的
一面，但在面对感情纠葛时又显露出了柔弱和脆弱的一面。
这种复杂
性使得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更加立体和丰满，也更具有现实意义和
感染力。
总的来说，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意识是多维度的、独立的、复杂的。
她通过小说作品展现了女性在家庭、社会、情感等多个层面上的挣扎
和选择，揭示了女性在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张爱玲的作
品不仅具有文学价值，更是对女性意识和女性角色的深刻思考和探索，对当代女性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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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及其女性内审意识○严三九一在本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张爱玲以其叙写转型期中国妇女生存处境心路历程的个性特色立于女作家之林。
她不仅以女性特有的心理和视角,在平淡无奇的常态生活中,塑造了形态各异的女性形象,而且还以特有的历史感悟和内审思索,在众多的女性写真中融注了自己深沉的女性意识。
女性,是张爱玲艺术的“精魂”,是理解其作品体系的“金钥匙”。
她的创作园地中主要生息着两类女性形象:她们分别是旧家庭中的太太和新旧合壁的小姐。
(一)旧家庭中的太太这主要指闭锁在高宅中的旧式太太。
她们是老中国的女儿,时代的潮流触不动,“五四”的劲风吹不醒,她们是被时代抛在后边,也必然要被历史淘汰的一群。
张爱玲出身于“阀阅门弟”,父亲是一个典型的遗少,娶有姨太太,因而她对旧家庭中的太太的生活稔熟于心。
她笔下的太太们鲜活灵动,血肉饱满:贾母式的匡老太太(《创世纪》),顾全大局、克己持家的陈太太(《太太万岁》),忍让退缩,“又像弃妇,又像寡妇”的王太太(《小艾》)……如果我们把这些老中青太太串联起来,就可以获得一个对旧家庭妇女生存处境,意向欲念的完整印象。
张爱玲真实地呈现了她们狭小的生存空间和艰难、苍白的生存处境。
她们没有丝毫的“自我意识”,把一切都维系在男人身上,一辈子为人作嫁衣裳。
《小艾》中的王太太同席王老爷的婚姻形同虚设。
既无姿色,亦且性情寡淡无味,王老爷对她毫无兴趣,一直同姨太太一起过,到外地赴任也把她撇在家里。
王太太在席家这个大家庭里是一种“又像弃妇又像寡妇的不确定的身份。
”然而是即使如此,她还是甘心在这个家当一个没有脾气的烂好人。
与姨太太相处时反倒是她低三下四,甚至对强悍些的老妈子也要陪笑脸。
王太太坚守忍让退缩的做人之道,为的是维持住她在这个家里的正头娘子的身份和地位。
”张爱玲由这个人物回到了她所熟悉的视角,对男人中心的社会中女人处境的张看。
”(《张爱玲传》)处于同一处境的还有《太太万岁》中的陈思珍,她团团转地忙着敷衍周围的每一个人,瞒哄婆婆,好让她不为儿子操心,扯谎哄了父亲借钱助丈夫的事业,贴上私房钱安抚佣人……。
简直长袖善舞,面面俱到,而又决心无私心, 处心积虑,费尽心机,不过是要扮好一个合格的好太太角色,博来家里家外,上上下下的夸奖。
她是一个完全丧失了自我的人,除了与人周旋,她别无自己的世界。
她最后得到的“胜利”,不过是重新获得继续克己,让生命无声无息流逝的权利。
……在这里,作家把这些以“家”为全部生活世界的传统女性的意识展露无遗。
几千年来,女性的生存空间是家,无论这个家对她们来说是天堂还是地狱,都由于稳定的血缘取向而得到了世57社会科学家1996年第6期(总第62期)代女性的认同。
“女正乎内”,传统女性就在家中扮演着琐碎、辛苦、卑微、忍让、克己的主妇角色。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一种伦理体系中,当某种道德戒律从根本上违反了人性时,那么由这种畸型的道德压抑所导致的也只能是人格的畸形。
狭小的生存空间,使得“中国许多妇女的日常生活,简直单纯得象沙漠中的景物”,而“这都会使人变成度量狭小,急于找寻发泄郁闷的对象的。
”(聂绀驽《蛇与塔·怎样做好母亲》)于是,我们看到“家”中的女性,人格畸变,心态失常:她们中有为黄金所熏染异化,报复子女的变态太太(《金锁记》),为拴住丈夫而设计让亲妹妹委身的自私太太(《半生缘》),几乎一天也无法离开情欲游戏的富孀太太(《沉香屑,第一炉香》),……这就是她们的原生本相,张爱玲不加掩饰地裸露了“她们的丑态和不堪的内里”,而这一切恰与她们的生存空间和生活方式相连属,互为因果。
“妇人,从人者也。
”在封建社会,妇女的一切都维系在男人这根轴上。
张爱玲写的太太们无一例外地都遵从这千古女训。
她们为取悦丈夫,竟甘心忍受丈夫在外沾花惹草,她们为丈夫的命运担惊受怕……透过这些细节,我们看到的是男性本位对中国女性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人生态度的渗透和支配。
她们视自身为草芥,把男人当至尊,夫荣妻就贵,夫贫妇就贱。
这群老中国的女儿虽曾受到时代之光的照拂,但她们干枯的灵魂已接纳不了新事物、新观念,也们从不思变动,即使偶尔有抱怨牢骚,也只注于表面,内心仍然热恋着她们狭小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方式,尽力保护其生活现状不遭破坏。
恩格斯在谈到被压近者的生活态度时说:“只要他们还对统治阶级感到愤怒。
他们就仍然是人;但如果他们乖乖地让把挽轭套在在脖子上,又想把挽扼下的生活弄得比较过得去一点,而不想摆脱这个挽轭,那他们就真的变成牲口了,而不想摆脱这个挽轭,那他们就真的变成牲口了。
”中国的老式女儿们在千年女训的压抑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变成了“挽轭”下的“牲口”,没有“人”的自觉,丧夫了人的权利。
“不曾要别人怜,也不知道可怜自己。
”恰是她们悲剧人生的真实写照。
张爱玲将这些旧家庭中的太太置于半殖民地转型期的背景下,来表现她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意识,使我们看到了老中国女儿们心灵中深厚的传统垢积,引发了人们对妇女解放的深沉思索:老中国女儿们的悲剧该结束了,女性的传统意识该有所变动了!(二)新旧合壁的小姐虽然同是身居高宅,然而较之旧式太太张爱玲笔下的小姐们的传统意识毕竟有所触动。
她们已不甘“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的闺院寂寞,悄然撩开帷幕,走出闺阁,进入男女相间排坐的“文明”圈子。
或做职业女性、交际花、或跳舞、谈西式恋爱。
她们呼吸着时代大潮激荡出的新鲜空气,拓展着生存空间,改变着生活方式,特别是她们的观念意识也有所变动。
虽然变动还只限于表层,但已显示出她们与时代潮流的发展是同向的。
然而,张爱玲的深刻决不在此。
四十年代,她的女性意识之所以比其他作家深沉,并不在于她刻划了时代新女性,也不在于她写出了旧女性向新女性转化的过程,而恰恰在于她呈现了女性深层意识的陈旧与落后。
尽管她笔下的小姐们在行为举止以及观念表层上坦然接受了现代文明的馈赠,但这些“新”东西一旦与她们的深层传统意识嫁接,就变得异常尴尬。
她们仍为男性世界所苦恼、抽泣,刚刚过去不久的时代留给她们的仅仅是生活形式上的变革。
她们的意识仍被男性世界所支配和控制。
于是,婚姻成为这一类女性的迫切课题。
《花凋》中的川嫦, 《金锁记》中的姜长安,《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和宝络,《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孟烟鹂,《红鸾禧》58中邱玉清,《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微龙等等,她们生活的唯一出路是找到一户门当户对的人家,结一门体面的婚姻。
她们的一切教养皆是为出嫁作准备的,白流苏会“女红”不说,就连其他小姐有机会进学堂,为的还是让”断文识字代替女红手工”,西体中用,最后的目标依然是一桩靠得住的婚姻。
在传统的伦理观念中,婚姻对中国妇女来说,既是她们赖以生存的必然形式,也是她们实现女人价值的唯一机会。
正是这种观念所产生的巨大的内驱力,使小姐们把满腔的渴望、一生的美梦都寄托在男人的身上。
寻找婚姻可以说是一种形式,而寻找男人作为依附,则是这一类女性行为的深层意识。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是一个离婚女性,但她“西式”的外壳里,依然裹着一颗最典型的封建式的灵魂。
”她的择爱仅是为了寻找一个可以依附的男人,一个经济的靠山。
这种将人生的命运维系在男人身上的爱情观在当时的女性是具有普遍的意义的。
因此,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为此付出身心代价的女性典型—《沉香屑,第一沉香》中的女学生葛薇龙,出演的是女性为了爱情而将自身毁灭的一个既普遍又触目的老而又老的悲剧。
薇龙原是一个纯洁而有个性的女学生, 为求学而客居在姑妈家中。
不幸爱上一个放荡不羁的纨绔子弟乔琪乔而不能自拨。
为了得到乔琪乔的爱,不惜将自身卖于“交际”、变成“造钱”的交际花以取悦并不爱她的丈夫。
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拖向黑暗中。
更可怕的是,薇龙自己看着自己走上了那条将一生悲欢强系于男人身上的浮萍之路。
每一步都付出了女性身心的代价,女性的眼前,除了她所深爱的男人, 一切都不存在了。
由此,我们看到,男性的爱与不爱,便成为女性人生悲喜的直接导演。
在人生的大舞台上,女性索取的很少很少,只需要一点爱情支撑的薇龙,整个的生命却始终处于随时可以干涸的不安中。
在张爱玲笔下,缘于对男性的依附而由男性所导演的女性悲剧比比皆是:《心经》中的少女小寒,正值豆寇年华,却为恋着自己的父亲而一遍一遍扼杀掉健康的爱情; 《红玫瑰与白玖瑰》中的蕊蕾,纯情地爱上自私而虚伪的保健,而毁掉自己的家庭;……这些女性都是自觉自愿地甘于男性的脚下。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张爱玲笔下的小姐们,实际上连最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都没有改变。
她们没有女性之为“人”的独立意识,而将命运的主宰权拱手交出,她们身上那点可怜的“新”油彩终于难以掩盖深层意识中的依附心态。
二本世纪四十年代,在文坛为作家们所构筑的先锋女性陶醉时,张爱玲却在喧哗与噪动中。
默默地塑着以上两类被人们遗忘了的女性形象,这与女性意识觉醒期的的昂扬奋发相比无疑是愈显苍凉、低落的。
然而,当我们透过这层苍凉的气氛而注目这群女性形象所宣泄的实质时,便会发现,它恰恰转达出女性意识的新的转折—具有了内审意识的觉醒。
张爱玲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是女性意识经过觉醒期的狂热而进入冷静的内审期的必然。
她的作品几乎全可以说是关于女人的作品,女人写女人的女性文学始自“五四”。
可以说,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起,中国女性方开始真正走出实际并不存在的的伊甸园,踏上了追求人类文明真实而艰难的路程。
女性文学打开的第一页,充满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狂热和呐喊。
人们回溯历史,历数女性文学开创元老之时,自然会想到很令文坛光耀的女作家:冰心、庐隐、丁玲等,她们的确在女性文学的建树上,做出了开拓的贡献。
然而当我们重新与历史对话时便会发现,那个阶级的“革命”并没有走出多远。
最初时期的女性文学其实质是“刚硬”其表而“柔弱”59其里。
如那些女学生们的感时恨月,那些把生命投注于爱情中的知识女性,还有为生的困惑和爱的烦恼拳拳心怀的新女性,一洗旧时女性哭哭啼啼的女奴面目而换之以富有生命律动的青春面貌。
但我们仍看到在喧嚣的声浪下不时呈现的与时代潮流相抵捂的暗涌。
不然,何以那个时代的女性文学总是弥漫着一种似愁非愁的雾障,即使是最大胆的被人称为“扔向文坛的一磅炸弹”的丁玲的惊世之作,也仍然挣脱不掉那无尽的内心冲突和无休止的自我挣扎。
丁玲笔下的新女性群像里都贯穿着一种觉醒了的女性意识。
无论是性格软弱羞涩的梦珂、伊萨;或是刚强好胜、热烈奔放莎菲、丽嘉,都是沐浴着“五四”个性解放的春雨成长起来的。
从表面看,她们全然没有一丝旧时女性的卑弱、顺从,她们身上体现着强烈的女性意识的苏醒,甚而表现出强烈的女性中心意识。
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一个事实,早期丁玲笔下的新女性都呈现着一种一致向外吸取生活信心的趋势,而鲜有从自身寻找改变生活的勇气。
当然,无论是时代还是个人,女性意识的觉醒还只能达到这一步,她们虽然飞出了窒息着她们自由呼吸的囚牢———封建礼教统治的家庭,但也失去了独立地、勇敢地飞翔的自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