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攸关的遵义会议

特级教师徐珍华:生死攸关的遵义会议中国革命历尽艰难险阻，到1934年，由于党内“左”倾错误占了统治地位，加之蒋介石集中全力进行残酷的第五次“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再次进入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城召开会议，“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

其中毛泽东发挥了他高超的政治、军事才能。

随着史料的不断丰富和研究的深入，我们认为遵义会议不能仅仅理解为在遵义城召开的一次会议，而应是遵义召开会议前后的一系列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也有一个过程；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不仅要看他担任什么职务，而主要看他的主张、意见是否占主导地位。

下面我们试从这个角度重新探讨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的历史作用。

长征前后，红军迭遭失利，几乎濒于绝境，经过反复深入细致的工作，毛泽东的主张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支持中央红军的长征是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进行的。

当时推行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实行这次突围和战略转移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把战略转移变成了一次大搬家。

全军8万人在崎岖山路上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

错误的决策和指挥，失掉了获胜的机会，这对“左”倾领导人来说，已经不知有多少次了。

由于部队携带的坛坛罐罐太多，行军速度太慢，在冲击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时，遇到了极大的麻烦。

红军虽然突破敌湘江防线，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但自身也遭受惨重损失。

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之后，整个队伍已由8万多锐减到3万多人。

这时，蒋介石已察觉到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是要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他立即调集重兵，布好口袋形阵势，准备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

而当时把持红军军事指挥权的李德等人仍然坚持原定的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

这样，整个中央红军就有被蒋介石集团全部消灭的可能，党中央和红军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在这危急的关头，毛泽东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了红军的生存，做了大量的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说服党内高级干部和他一道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

他首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又做了张闻天的工作，随后又做了一些军团领导人的工作。

大家在严酷事实的教育下，逐渐认识到“左”倾军事指挥的危害，明显地滋长起对“左”倾领导的怀疑和不满以及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

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逐渐转变了态度。

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挽救中央红军，挽救党中央，他们终于站到了毛泽东一边。

在通道政治局会议上，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的意见第一次得到多数同志的尊重，并影响了中央决策为了解决中央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1934年12月12日,党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主要讨论了战略方向问题。

李德等人不顾蒋介石集中重兵集团，妄图把中央红军聚而歼之的部署，仍要去钻敌人布下的罗网。

这时，毛泽东挺身而出，果断提出中央红军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主张。

他的正确意见得到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人的赞同。

这是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尊重，并对中央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会后，红军调整前进方向，向贵州转移。

这是长征以来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建议被接受的开端，从根本上动摇了陷入“左”倾错误不能自拔的最高“三人团”的最高决定权，动摇了博古请来的“太上皇”、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权威。

也就是说，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第一次有了发言权。

这个正确决策挽救了中央红军，同时也提高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威望。

黎平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毛泽东摆事实、讲道理、申明大义，否定了错误的战略方针，彻底解决了进军方向问题通道会议后，红军调整进军方向，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但从湘南就开始的关于红军战略方向问题的争论，并没有完全解决。

1934年12月18日，中央又在贵州黎平城内召开政治局会议。

会上，李德等人仍坚持从黎平北上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根据地的方针。

他们不顾实际情况，不愿按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

毛泽东坚持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部进军，建立川黔边界根据地。

经过毛泽东有理有据的努力说服，绝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放弃北上方针的正确意见。

会议通过了《战略方针的决定》等文件，用中央正式决定的形式否定了李德、博古坚持北上的错误主张，肯定了毛泽东关于改变进军方向的正确主张，确立了正确的战略方针。

黎平会议解决了党中央从湘南就开始思考，通道会议进行酝酿、在黎平会议上展开讨论的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

黎平会议的决定表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已被多数领导人认可，得到多数人的支持。

同时也意味着最高“三人团”的最高决定权正在减弱，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正在消失。

这为后来改变“左”倾领导，执行正确的军事战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后来召开遵义会议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遵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等人批评了李德、博古推行的军事路线，结束了党内一个错误的时代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红军得以在遵义休整一段时间。

1935年1月15日，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

会上，博古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了副报告。

博古在总结报告中竭力为其错误领导辩护，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完全归咎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力量的强大。

接着毛泽东作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发言，系统地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全面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德不顾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实行错误的军事指挥，当然打不好仗。

毛泽东的发言，有理有据，实事求是，获得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成与拥护。

张闻天和王稼祥也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表示支持毛泽东的看法。

经过激烈争论，会上多数人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提出的提纲和意见，认为博古在会上所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是不正确的。

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在会上的发言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

遵义会议是在此前后一系列会议中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是两种军事路线斗争决定胜负的关键。

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第二，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党内、军内的统治地位，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

第三，批判了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实际上是抵制了共产国际的错误指挥，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

总之，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机的时刻，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为以后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

扎西会议，经毛泽东提议完成了“博、洛交接”，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统率着经过整编补充后的3万将士，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向赤水河地域转移，挥师前进。

在一渡赤水河，向云南扎西集结的行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月上旬连续召开了一系列的扩大会议。

其中包括2月5日高坎(或花房子)两次会议，2月6日石砍子、大河滩会议，2月9日扎西镇江西会馆会议。

这些会议统称扎西会议。

在中央红军到达大河滩之前，2月5日前后在川滇黔交界的鸡鸣三省一带，经毛泽东提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责党中央总的工作。

2月8日，红军到达云南省扎西，中央政治局又一次开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2月9日，在扎西镇东面大雾露山麓的江西会馆里，由洛甫(张闻天)再次召集政治局会议。

在这次会上，博古对自己的错误有了一个较好的认识。

会上有人对最高“三人团”的领导提出质疑。

理由是，既然博古交了权，遵义的政治局会议又决定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那么“三人团”实际上是名存实亡，但并没有通知李德本人他的指挥权已被取消。

这次会议表示要在适当的时机解决这一问题。

扎西会议，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完成“博、洛交接”，开始由张闻天与毛泽东等人合作配合，领导全党全军，为实现伟大战略转变进行了切实可行的指导与具体部署，为红军完成伟大的长征做出了贡献。

3月4日红军二占遵义，中央决定设置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3月11日在贵州鸭溪、尚坝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军事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一反以前的作战行军方式，好像获得了新的生命。

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3月4日，红军二占遵义。

在攻占遵义的战斗中，红军歼敌两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

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仗，沉重地打击了敌军的气焰，鼓舞了红军的斗志。

蒋介石在打了败仗之后，又调整部署，指挥各路人马向遵义合围。

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指挥下，迅速跳出敌人的合围圈，再次转兵西进，于3月16日至17日三渡赤水，重入川南。

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调动重兵围堵，红军又突然东进，折返贵州，于3月21日晚至22日四渡赤水。

随即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把敌重兵抛在乌江以北，诱出滇军来援，为摆脱敌人的重兵包围，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

四渡赤水之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具体体现，是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得意之笔。

中央军委在二占遵义时设置了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3月11日在贵州鸭溪、尚坝一带，正式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军事行动。

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这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会理会议出现了插曲，林彪写信要求更换毛泽东对红军前敌指挥部的领导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进行了四渡赤水之战，取得了很大胜利。

但由于四渡赤水打的是运动战，往往实行大规模迂回战术，难免要多走一些路，也不可能保证每战必胜。

因此，在红军中，有人对毛泽东指挥红军的战略战术产生了疑问。

特别是林彪，一直埋怨说：我们尽走“弓背路”，会把部队拖垮。

他还写信给中央，要求更换毛泽东对前敌指挥部的领导。

5月12日，党中央在会理(四川省)城郊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同志看了林彪写给中央的信，严肃地批评了林彪的错误，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在全军中的领导地位。

会理会议还研究确定了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会上，毛泽东指出：红军抢渡金沙江成功是战略上的一个决定性胜利，证明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实行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

他建议红军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立即北上，向四川的西北部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川陕甘边苏区。

会理会议，坚持了原则，排除了干扰，巩固了遵义会议的胜利成果，维护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使党和红军更加团结和统一。

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运用其高超的领导艺术，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问题，也没有探讨造成军事指挥错误的深刻的政治原因，更没有像“左”倾领导者那样搞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是紧紧抓住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明确地回答了红军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改组了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由此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