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研究中当前关注的几个问题(一)
免疫治疗在肝癌中的研究进展
免疫治疗在肝癌中的研究进展概述:肝癌是全球范围内致死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传统治疗方法效果有限。
免疫治疗作为一种新型肿瘤治疗方法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
近年来，随着对免疫系统及其与肿瘤微环境相互作用机制的深入理解，免疫治疗在肝癌中取得了显著的突破和进展。
一、肝癌的免疫逃逸机制肝癌的发生和发展受到免疫系统调节失衡的影响。
肿瘤细胞通过多种机制逃避宿主的免疫监视和攻击，抑制活化T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NK细胞）等重要成分的抗肿瘤免疫应答。
这些机制包括：1) 免亲和配体-特定受体（例如：PD-1/PD-L1）通路抑制T细胞功能；2) 肝内浸润性免疫抑制性细胞（例如：调节性T细胞和肿瘤相关巨噬细胞）的增多；3) 密度较高的淋巴细胞浸润（高免疫滴定值）和内皮细胞介导的肝脏内阻滞。
二、单克隆抗体药物在肝癌治疗中的应用近年来，单克隆抗体药物在肝癌治疗中广泛应用。
其中，针对PD-1/PD-L1通路抑制剂已经获得FDA批准用于晚期肝癌患者。
这些抑制剂显著提高了患者预后，并呈现出较好的安全性。
另一方面，单克隆抗体针对其它分子也正在积极研究之中，比如CTLA-4 和TIM-3等。
三、载体疫苗和杀伤性重编程T细胞治疗通过利用载体（如：质粒DNA或者Viralis基因载体）输送特异性肿瘤新生抗原或其携带抗原切片进入宿主细胞，以促进对整个肿瘤Ag谱系的极化反应。
此外，经由基因工程技术改造的T细胞可用于治疗肝癌。
四、双诱导性免疫治疗双击药物策略通过一个或多个辅助代理的应用及两个不同分子靶标的同时/ 依次抑制来提高治疗效果。
结合PD-1/PD-L1及CTLA-4等靶向治疗，可以产生更高效安全性待期而成为临床试验的重点。
五、肿瘤免疫微环境调节剂近年来，越来越多指向肿瘤相关免疫逃逸机制的新型化合物被发现并在肝癌中尝试使用。
这些化合物包括：IDO 抑制剂、CD40 壳聚糖梭菌和TLR 拮抗剂β（如Resiquimod）、PI3K/mTOR 酶阻断剂以及各种抑制肿瘤侵略和转移的化合物等。
肝癌治疗的最新研究进展
肝癌治疗的最新研究进展肝癌因其高度侵袭性和迅速的转移特性而被称为“癌中之王”，世界上每年有超过70万人死于该病。
肝癌的治疗一直是临床研究的热点之一，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医学技术的不断改进，肝癌治疗的最新研究进展备受关注，本文将就此展开分析。
一、基因治疗基因治疗是近年来肝癌治疗的一个新兴领域。
具体来说，基因治疗主要通过改变肿瘤细胞内部的遗传物质，阻止癌细胞的生长和转移。
近期，研究人员在动物实验中利用基因治疗成功抑制了肝癌细胞的生长和转移，并取得了显著的治疗效果。
这种治疗方式被认为是肝癌治疗的一种有希望的方案，但其在临床应用上仍面临一系列的挑战，例如基因载体的稳定性等。
二、免疫治疗免疫治疗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治疗手段，其主要原理是利用人体免疫系统来对抗肝癌细胞。
目前，免疫治疗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应用上。
这些抑制剂可以抑制肝癌细胞和免疫细胞之间的信号传递，从而使免疫细胞可以更有效地对抗肝癌细胞。
这种治疗方式已经在临床试验中得到了积极的反应，并被认为是一种相对安全且可靠的治疗手段。
三、靶向治疗靶向治疗是一种基于肝癌细胞分子特异性的治疗手段，在其中，针对肝癌细胞表面上的特定分子进行干预，从而减缓或抑制肿瘤的生长和转移。
目前，靶向治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重要的信号通路上，例如VEGF信号通路和EGFR信号通路。
研究表明，针对这些信号通路的干预可以使肝癌细胞更加敏感，从而提高患者治疗的有效性。
这种治疗方式已经在临床应用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其治疗效果也令人鼓舞。
四、多模式治疗随着科技的不断推进，多模式治疗已成为肝癌治疗的一个重要方向。
其主要原理是通过结合多种治疗手段，例如手术切除、放疗和化疗等，从不同的角度对肝癌进行干预，从而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目前，多模式治疗在临床应用中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其治疗效果也比传统的治疗手段更为显著。
总之，肝癌的治疗是一个多方面的复杂过程，而最新的研究进展使得肝癌治疗的效果不断得到改善。
肝脏疾病的研究现状与前景
肝脏疾病的研究现状与前景肝脏是人体中重要的代谢器官之一，具有保护和相应功能，但是，由于现代社会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肝脏疾病的发病率逐年增加。
而肝病不但影响身体健康，同时会导致严重的经济负担。
因此，研究肝脏医学已成为现代医学领域中一个热门话题。
一、肝脏疾病研究现状肝脏疾病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肝癌、肝硬化、肝炎等不同类型的疾病。
其中，肝癌是最为常见和严重的肝脏疾病之一。
其次是乙型和丙型肝炎，这两种肝炎导致肝硬化和肝癌的发病率都比较高。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们对健康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病人接受了远程医疗，包括肝脏疾病的研究也日益深入。
肝癌的发病机理还未完全明确。
FGF19/FGFR4 通路是诱导Livin 的重要途径之一，针对 FGF19/FGFR4 通路抑制剂与FGF19/FGFR4 逆转剂的出现，不仅明确了该通路在肝癌的发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研究新的治疗手段提供了可能性。
免疫疗法为肝癌治疗带来了巨大希望。
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已经成为肝癌治疗的重要策略之一。
然而，目前尚无法预测患者对治疗的反应，临床疗效不一。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肝癌的分子机制，使得肝癌治疗更加准确、有效。
二、肝脏疾病研究前景新技术和新药物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
近年来，在肝病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新技术，比如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
该技术在治疗一些基因缺陷性肝病方面表现出了巨大的潜力。
此外，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药物。
例如 Sovaldi，是第一个获得美国 FDA 批准的直接抗病毒药，治疗 C 型肝炎的成功率高达95％。
精准医疗为肝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基于患者的基因和生物标志物进行治疗可以提高治疗成功率。
例如，基于个体化药物响应的治疗可最大程度减少药物的不良反应。
微型 RNA 技术可以调控基因表达，为肝脏疾病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三、结论肝脏疾病的研究是医学领域的热门话题，新技术和新药物的出现为肝脏医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为肝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肝癌患者感悟心得体会(3篇)
第1篇自从被确诊为肝癌以来，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曾经的我，身体健康，活力四射，每天忙于工作，享受着生活的点点滴滴。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让我陷入了无尽的痛苦和迷茫。
如今，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调养，我终于从病痛中走了出来，回顾这段经历，我感慨万分，想将我的感悟心得与大家分享。
一、勇敢面对病魔当我得知自己患上肝癌时，我的心情无比沉重。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生命的尽头，对未来充满了恐惧。
然而，我并没有被病魔吓倒，反而更加坚定了战胜它的决心。
我开始查阅资料，了解肝癌的相关知识，学习如何调整心态，如何积极配合治疗。
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勇敢面对病魔，是战胜它的重要前提。
人生就像一场战斗，只有勇敢地站起来，才能在困境中找到出路。
面对肝癌，我要告诉自己：我不能倒下，我要勇敢地面对它，战胜它！二、心态决定一切在治疗过程中，我发现心态对病情的康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我心情低落，焦虑不安时，病情似乎变得更加严重。
相反，当我保持乐观的心态，积极面对生活时，病情却有了明显的好转。
心态决定一切，这句话在我的亲身经历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我开始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把注意力转移到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上。
每当夜深人静时，我会躺在床上，回顾自己走过的日子，感激那些关心、帮助过我的亲朋好友。
这种积极的心态，让我在病痛中找到了力量，让我更加坚定地走向康复。
三、珍惜亲情友情在病魔面前，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亲情和友情的重要性。
在我患病期间，亲朋好友纷纷伸出援手，为我提供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
他们的关爱让我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也让我更加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感情。
病魔让我明白，亲情和友情是无价的。
在今后的日子里，我要更加珍惜身边的亲朋好友，用真诚的心去对待他们，让他们感受到我的关爱。
同时，我也希望我的经历能够激励更多的人，珍惜身边的每一份感情。
四、关注健康，预防疾病通过这次患病经历，我深刻认识到健康的重要性。
过去，我总是忙于工作，忽视了身体的保养。
肝癌问题讨论发言稿范文
大家好！今天，我们聚集一堂，共同探讨肝癌这一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
在此，我非常荣幸能代表大家发表关于肝癌问题的讨论发言。
首先，我想简要介绍一下肝癌的现状。
肝癌是全球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每年约有80万人死于肝癌，我国肝癌患者占全球总数的约50%。
因此，探讨肝癌问题，对于提高我国乃至全球肝癌的防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以下是我对肝癌问题的几点看法：一、加强肝癌的预防工作1. 提高公众对肝癌的认识。
通过广泛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肝癌的病因、症状和预防措施，提高人们的防癌意识。
2. 推广健康生活方式。
提倡健康饮食，避免食用腌制、烟熏等高盐、高亚硝酸盐食物；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戒烟限酒，减少肝癌的发生。
3. 加强对高危人群的筛查。
对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者、长期酗酒者、长期接触有害化学物质者等高危人群，定期进行肝癌筛查。
二、提高肝癌的诊断水平1. 加强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
提高基层医生对肝癌的诊疗能力，确保患者得到及时、准确的诊断。
2. 完善肝癌诊断技术。
推广无创、微创等先进诊断技术，降低肝癌诊断的创伤和风险。
3. 加强肝癌临床研究。
探索新的诊断方法，提高肝癌诊断的准确性和敏感性。
三、提高肝癌的治疗效果1. 加强肝癌临床治疗研究。
探索新的治疗方法和药物，提高肝癌治疗效果。
2. 推广综合治疗模式。
结合手术、放疗、化疗、靶向治疗等多种治疗手段，为患者提供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3.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提高我国肝癌治疗水平。
四、加强肝癌的康复与护理1. 关注肝癌患者的心理需求。
加强心理疏导，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2. 建立肝癌康复体系。
为患者提供康复指导、心理咨询、营养支持等服务。
3. 加强患者家属的关爱。
提高家属对肝癌的认识，共同为患者创造良好的康复环境。
总之，肝癌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让我们携手共进，为提高肝癌的防治水平，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而努力！谢谢大家！。
肝细胞性肝癌的研究现状及进展
肝细胞性肝癌的研究现状及进展一肝细胞性肝癌简介肝细胞性肝癌的发病率虽然较低，但占所有肿瘤疾病的5％，全世界每年约有500,000人死于肝癌（Bosch 1999）。
肝细胞性肝癌的发病原因目前尚不十分清楚，有较多因素参与其中，从流行病学调查看，肝癌常发生在患有疾病的肝脏，且存在明显的地理差异。
在非洲和南亚，患者常在年轻时就存在黄曲霉素B1和HBV的感染，并进一步发展为肝癌，有时并不一定发生肝硬化。
相反，在日本、埃及和南欧，HCV常是主要的致病因素，且肝癌常在年纪较大时发生，并伴有肝纤维化或肝硬化。
在中欧和北欧，HCV感染和酒精作用是其导致肝硬化的两大主要因素，在最近10年的法国，60%的肝癌患者均存在酒精导致的肝硬化（Chevret 1999）。
肝癌的发病率和临床表现因地理区域不同，致病因素不一而有所差异。
在非洲部分地区和东亚国家肝癌有着最高的发病率，大部分患者因浸润性或团块状肿物而被诊断。
而在西方国家，在肝脏疾病的随诊中，肝癌常早期阶段就被常规超声检查所发现。
在少数HCV感染和酗酒的患者中，肝癌常因肝硬化明显而表现出明显的症状。
另一流行病学的重要方面是在发达国家肝癌发病率正逐年增高，而在数年前，其是导致死亡的次要原因。
在美国，每年有近15,000新发病例（El Serag 1999），在法国，肝癌的发病率显著上升，每年约有4000例（Deuffic 1999）。
发达国家肝癌发病率的增高，一方面是因为诊断技术更加先进同时存在发病率高的地区人群向此移居；另一方面，从流行病学看，HCV的感染和肝硬化病人增多有关。
然而，肝癌发病率的增高可能只与其占HCV感染比例的轻度增高有关。
另外尚有可能存在这样的假说，重度肝硬化病人存活率的提高导致肝癌的发病率有所增加。
如今，肝癌成了肝硬化病人的主要死亡原因，如何预防和治疗肝癌成了目前高度热门的一个话题。
二肝细胞性肝癌的病程在二十年前肝癌的预后非常悲观，当时的报道几乎所有肝癌患者的发病后的存活时间少于1年（Okuda K, 1985）。
关于肝癌的思考题
关于肝癌的思考题引言肝癌作为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其高发率和高致死率给人们的健康带来了巨大威胁。
了解肝癌的病因、发病机制、诊断方法和治疗手段对于预防和控制肝癌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围绕肝癌展开思考，探讨相关问题。
1. 肝癌的病因是什么？肝癌的发生与多种因素密切相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慢性乙型或丙型肝炎病毒感染：长期慢性乙型或丙型肝炎感染可导致肝纤维化和肝硬化，增加患肝癌的风险。
•饮酒：长期大量饮酒会引起脂肪变性、纤维化和坏死等改变，增加患肝癌的风险。
•黄曲霉素中毒：黄曲霉素是一种由霉菌产生的有毒物质，长期摄入含黄曲霉素食物会增加患肝癌的风险。
•脂肪肝：脂肪肝是指肝细胞内脂肪含量超过正常范围，长期存在脂肪肝可增加患肝癌的风险。
•遗传因素：部分遗传性疾病如Wilms瘤（WT1）基因突变、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相关基因等与患肝癌的风险增加有关。
2. 肝癌的发病机制是怎样的？在了解了肝癌的病因后，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其发病机制。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基因突变：在慢性乙型或丙型肝炎、饮酒、黄曲霉素中毒等因素的作用下，导致一些关键基因（如TP53、CTNNB1等）发生突变，使正常细胞逐渐转变为恶性细胞。
•染色体异常：染色体异常是导致细胞恶化和增殖的重要因素。
比如，染色体缺失、易位和多倍化等异常可以促进恶性细胞的形成。
•炎症反应：慢性肝炎引起的持续炎症反应可以导致肝组织损伤和修复，增加癌变的风险。
•血管生成：肝癌发展过程中，恶性细胞会通过血管生成途径获取充足的氧和营养物质，促进肿瘤生长和扩散。
3. 肝癌的早期诊断方法有哪些？早期诊断对于治疗肝癌至关重要。
以下是常用的早期诊断方法：•超声检查：超声检查是一种无创、简便、低成本且可重复检查的方法，对于早期肝癌和肝脏结构异常有较高敏感性。
•CT扫描：CT扫描可以提供更精确的图像信息，帮助医生判断肿瘤大小、位置和浸润程度等。
•MRI检查：MRI检查在观察软组织方面具有优势，对于一些CT难以识别的小型肿瘤有更高的敏感性。
癌症治疗经济毒性：肿瘤分子靶向及免疫治疗时代不可忽视的问题
癌症治疗经济毒性：肿瘤分子靶向及免疫治疗时代不可忽视的问题恶性肿瘤的发病率正逐年升高，针对其的研究与治疗成为全球性的热点问题。
近半个世纪以来，伴随着基因测序技术的发展，研究人员对恶性肿瘤的分子机制以及肿瘤细胞的生物学行为有了更广泛和深入的认识，大量针对肿瘤细胞不同位点的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药物被批准进入市场。
这些药物在取得显著治疗效果的同时也伴随着相应的毒副作用，这其中，由于药物费用昂贵所导致的经济副作用日益被人们所关注，并逐渐成为社会性的热点话题。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1/3的美国人由于医疗花费存在经济问题。
和其他慢性病患者相比，肿瘤患者的自费额更高，经济负担更大。
一、高昂的分子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药物价格在美国，肿瘤治疗药物以及相应的辅助治疗费用逐年上涨，患者每个月在医药上的花费通常已超过10000美元。
2013年因恶性肿瘤所致的个人医疗花费约为115.4亿美元，到2020年这一数字预计将高达173-207亿美元。
可以肯定的是，药品已经成为了医疗费用的主要来源。
我国一项针对抗肿瘤靶向药物的可负担性进行评价的研究显示，吉非替尼、曲妥珠单抗、舒尼替尼这3种药物降价50%再经医保报销，依然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发生灾难性支出。
可见，即便是在有医保的条件下，由于靶向药物价格昂贵其经济毒性的危害仍然严重。
国内市场主要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药物价格及赠药政策二、经济毒性的相关危险因素1. 与疾病和治疗相关不难理解，中晚期肿瘤、需要放化疗治疗或者合并其他肿瘤及慢性病的患者，有着更高的经济毒性风险。
2010年美国的全国健康调查研究（NHIS）显示，在1556例肿瘤患者中，接受化疗、放疗以及存在肿瘤复发或合并多个肿瘤的患者经济负担比例更高。
此外，疾病本身的性质以及患者的一般身体状况将显著影响其工作能力，从而加重经济困难的可能性。
肿瘤患者合并其他慢性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压等，由于治疗周期延长、治疗方案相对复杂，需要支付更多的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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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研究中当前关注的几个问题(一)
百年来研究家们从不同角度，应用各种研究手段对原发性肝癌所进行的研究已取得可喜的成绩。
然而迄今为止原发性肝癌、主要是肝细胞癌(HCC)，仍然是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亚非地区威胁人类健康的大敌之一，而且其发病率在我国及全球范围内仍呈上升趋势，不容忽视。
故当前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依旧是肝癌的防治关键。
一、寻找肝细胞癌的最早可测的生物学标志
依据细胞学标准，在肝的癌变中发现亮细胞、嗜酸性细胞、中间细胞、嗜碱性细胞及混合细胞灶，这些细胞群虽具有明显的形态学标志，但并不是显示肿瘤性生长的特征。
因此，从组织学水平可将其视为表型上有改变而尚不具备肿瘤特征的细胞群。
然而这种细胞群较之周围肝实质细胞却具有更高的，发展为良性或恶性肝肿瘤的危险性。
对这些肝细胞群的酶细胞化学研究证明：肝腺瘤主要由亮细胞或混合细胞组成。
这类细胞胞浆内有大量糖原储存，细胞葡萄糖-6-磷酸酶和糖原磷酸化酶活性均降低，而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活性却明显增高。
此类细胞进一步发展为嗜碱性细胞，胞浆内糖原消失。
这些观察提示，糖原储存于肝细胞具有高的癌变倾向。
实验研究结果与人类HCC的发生过程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
并特别注意到糖原在肝细胞中的堆积与HCC发生的关系。
在许多肝细胞腺瘤、结节性肝细胞增生灶及肝细胞腺样增生灶内的肝细胞，均主要为富于糖原的亮细胞和毛玻璃样细胞。
特别有意义的是，先天性肝糖原(主要为Ⅰ型糖原)储存性疾病患者，如能存活至青春期后，则通过CT、活组织检查及尸检多可发现肝肿瘤(腺瘤或癌)，从而表明先天性糖原代谢异常具有特别高的肝肿瘤发病的危险性，这在实验性或人体肝癌的研究中仍具有普遍性和重要意义。
二、肝癌发生中“反祖”现象的启示
任何细胞癌变的早期都会出现细胞分化能力的丧失，细胞形态及功能停留在幼稚细胞阶段，对人体及实验动物HCC细胞DNA含量倍体水平的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
正常大鼠肝脏4倍体(4C)肝细胞群体占69.6%，2C肝细胞群体为23.5%，这与人体肝细胞DNA倍体是一致的。
但新生大鼠肝脏几乎全为2C肝细胞群。
随鼠龄增长和肝脏发育，以4C为主的多倍体肝细胞迅速增多，并最后取代2C肝细胞群而形成成年大鼠肝脏的主要细胞群体。
在诱癌过程中，无论致癌剂的种类或诱癌方式有何不同，均遵循如下规律：早期出现并呈持续性2C肝细胞群体的“反祖”性增生，随病变发展，2C肝细胞群体增生加重，并最终取代4C肝细胞群，而成优势群体。
肝癌形成后癌细胞则以非整倍体细胞群占主导地位。
实验研究的结果与人体肝癌发展十分近似。
对人体肝癌DNA含量的研究表明，当肿瘤直径＜3cm时，细胞主要为二倍体，当其直径＞3cm时，DNA含量则以异倍体为主。
因此认为，这段时间可能是肝细胞生物学特性发生明显改变的重要时期。
人和动物实验也证实，肝细胞DNA含量2C增殖是肝癌前病变的一个重要生物学标志。
但动物肝内2C的增殖出现于诱癌早期阶段，比人体所测2C细胞的出现为早，这可能是由于对人体肝癌变早期难以进行DNA普查的缘故。
肝癌患者血清中多有甲胎蛋白(AFP)的异常出现，这一“反祖”现象被用作检测肝癌的指标之一。
三、癌基因表达与肝癌发生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肝癌的研究已由组织、细胞水平发展到分子水平，由细胞病理学进入分子病理学领域。
大量研究表明，HCC发生过程中，有多种癌基因的异常表达，并可能涉及肝细胞中多达10余种DNA序列的分子或基因改变。
深入了解HCC发生过程中各种癌基因改变状况和出现规律及其相互联系，对阐明HCC发生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研究表明，c-myc、N-ras、H-ras等癌基因在HCC发生的早期阶段已有异常表达，其协同作用是HCC启动的重要分子事件，其中H-ras的异常表现出现较晚，而在肝癌形成的促进阶段起重要作用。
肝癌病变进一步发展，N-ras表达转阴，此时细胞形态已具恶性转化特征，因此认为，N-ras表达消退的现象，可视为判断细胞恶性转化或癌前病变的指标〔1〕。
野生型p53基因是一种隐性肿瘤抑制基因，它的失活是大多数人类肿瘤中最常见的遗传学改变。
野生型p53缺失或突变可大大增强对肿瘤的易感性。
原发性HCC细胞中p53基因突变已为多位学者的工作所证实〔2〕，但所报道的突变率从10%～60%不等，这可能与所用检测方法的敏感性不同有关。
聚合酶链反应-单链构象多态性分析(PCR-SSCP)法检测基因突变的灵敏度和准确性均较高，对基因突变的检出率可高达90%以上。
MDM2也被证实与人体HCC的发生有密切关系，是致瘤性很强的基因，其低水平的表达也表明细胞成瘤性增强。
p53基因与MDM2间存在一定关系。
p53基因的缺失或突变可引起p53蛋白功能丧失，也可通过与多种其他蛋白包括MDM2蛋白相结合而使其失去抑癌功能。
MDM2过度表达还可使恶性肿瘤细胞逃脱p53对细胞生长的控制作用，此时即便无p53突变和功能丧失，也是如此〔3〕。
肝的癌变过程是多基因协同作用的结果，是各种癌基因乃至包括多种细胞因子在内的一种网络调节的复杂过程。
深入掌握各基因在HCC发生中的确切作用，理顺复杂网络调节因子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抓准关键所在，对未来开展肝癌的基因治疗将会有重要意义。
四、肝癌转移的分子学基础
转移是恶性肿瘤最重要的生物学行为。
资料表明，80%以上恶性肿瘤患者的死因为肿瘤转移。
nm23是一种抑制肿瘤转移的基因，它的表达与肿瘤的转移潜能及预后有关。
在未转移肝癌中，nm23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已有转移者，提示nm23表达降低能促进肝癌细胞的转移〔4〕。
肝癌细胞的转移潜能还与钙离子依赖性粘附分子功能丧失有关。
肝细胞粘附分子(L-CAM)介导的癌细胞间连接的减少，是肝癌细胞转移的前提。
细胞间粘附分子-1(ICAM-1)基因在人肝癌细胞中的过度表达是肝癌转移过程中的又一重要分子水平改变，ICAM-1作为宿主T淋巴细胞膜上的整合蛋白淋巴细胞功能相关抗原-1(LFA-1)的配体，参与白细胞粘附过程。
肝癌细胞通过ICAM-1与淋巴细胞接触，不但可减少癌细胞间的同种粘附作用，还可增加肝癌细胞与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的粘附，使癌细胞得以由原发灶向远处扩散。
肝癌转移涉及的范围较广，重要的是，如何力求将癌细胞阻遏在转移的萌发阶段。
五、展望
肿瘤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防治，其关键则在于阐明肝癌的发病机制，从而寻找和捕捉高度敏感的肝癌特异性标志物，建立最早而又可靠的诊断肝癌的方法。
为早期治疗提供前提乃当务之急。
就研究途径而言，经典及现代形态学方法与分子水平的方法相结合，以及实验与临床相结合乃必由之路。
目前可供参考的方法如应用逆转录酶聚合酶链反应(RT-PCR)及Southern印迹法测定循环血中的肝细胞特异白蛋白及AFPmRNAPCR产物来判断循环血中有无HCC细胞存在，并预示是否已形成肝癌转移，不失为一个较好的方法〔5〕。
又如，基于恶性疾病相关性DNA结合蛋白2(MAD2)在HCC患者血浆中的平均浓度显著高于正常及慢性肝病患者，因而提示HCC患者血浆MAD2含量的检测对临床可能具一定意义〔6〕。
此外，用新的凝集素亲和电泳及抗体亲和印迹法对HCC患者与良性肝病患者血中岩藻糖基化AFP作比较检测的结果发现，HCC患者AFP岩藻糖基化指数(lucosylationindex)显著高于良性肝病患者(P＜0.0001)，因而岩藻糖基化AFP的测定亦可用于两者的鉴别诊断及肝癌的早期诊断〔7〕等等。
总之，原发性肝癌的极早期发现和诊断，仍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困扰其防治的关键问题，人们期待着肝癌病理研究为解决这一问题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