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纵横》：中国对外援助在柬埔寨
柬埔寨成中国“铁哥们” 西哈努克夫妇常住中国
柬埔寨成中国“铁哥们” 西哈努克夫妇常住中国2012年04月18日10:07国际先驱导报我要评论(40)字号：T|T《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王其冰发自金边2012年3月底，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柬埔寨进行正式国事访问之前，柬埔寨首相洪森这样评价中国对柬援助的意义:“中国的援助不仅仅是帮助柬埔寨经济发展，更主要的是帮助柬埔寨巩固了政治独立。
”在4月4日东盟峰会闭幕当天的记者会上，洪森就中国与柬埔寨的关系更有一番精彩的演说，令在场的记者及当晚观看新闻的电视观众为之动容。
洪森说，在访问期间，中国领导人没有对我说必须这么做或那么做，这不是中国的做法。
他语调激昂，“我与中国一起打了20多年的交道，我从未见过，也从未听到中国领导人让柬埔寨做这做那。
”中国是个大国，但一直尊重他国的决定，不像某些国家，柬埔寨一旦不听话就削减援助。
他说:“柬埔寨是个小国，但受到中国的欢迎，这是我们巨大的荣耀。
”洪森如此动情地阐述与中国的友谊，与在东盟峰会期间四处游说“联合对付中国”的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构成了强烈反差。
有分析人士如此比喻说:“柬埔寨如同中国在东南亚的‘巴基斯坦’。
”半个世纪友谊的历史坐标如果从感性的角度追忆历史，中柬两国跨越半个世纪之久亲密关系的起点或许可以标定在这里。
1955年，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万隆亚非国家会议。
他的风度迷住了年轻的高棉王子诺罗敦·西哈努克。
“他那高超的智慧、渊博的学识和文雅的风度，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
”西哈努克事后如此描述与周恩来第一次见面后的感受。
或者，还可以向前追溯到1954年4月召开日内瓦会议期间。
日内瓦会议主要由中、苏、英、法、美五国召集，内容是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与印度支那问题。
相关的越南、老挝、柬埔寨及南越西贡政权也参加了会议。
经过复杂而冗长的谈判，凭借西哈努克的远程指挥，柬埔寨最终保持了领土完整，没有出现像越南那样的分裂局面。
柬埔寨的胜利赢得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敬意。
东南亚纵横
《东南亚纵横)}(季刊)1996年第3期(总第71期)+七和十八世纪越南和泰国对柬埔寨的干涉〔美〕大卫·周中坚译P·钱德勒著李树谋校外国干涉特别是越南干涉加深了柬埔寨的不稳定状态。
早在17世纪20年代之前，越南即奉行“南进”政策(namtien)，向循公河三角洲即今日的南越移民①。
1626年，南方的阮氏封建主断绝了同北方黎朝的关系，开始对南方的割据。
尽管与北方比较，这个地区人烟稀少，但阮氏附统治仍然导致柬埔寨东西边界的封堵.越南对该地区的入侵产生了三个长期的影响。
第一，17世纪20年代通过关税机构，70年之后通过阮朝行政官员的对西贡的接管(直到今日柬埔寨人仍称之为波雷诺科PreyNokor)。
意味着柬埔寨被切断了通向外部世界的出海口，特别是不久以后，退罗湾沿岸的较小港口18世纪早期被中国人和中越混血的开拓者所占据，后来又被越南军队所占据②。
柬埔寨同外界隔离的状况持续了两百年，除了老挝以外，在东南亚殖民化之前这是唯一的。
第二，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阮朝最终将很大一部分柬埔寨领土和很多高栋族人控制在自己手里，这个过程产生了仇恨和反越南情绪，由于各种原因，除了柬埔寨人民共和国以外，这种情绪受到柬埔寨独立以后所有历届政权所鼓励和支持，这是可以理解的。
最后，阮朝侵占三角洲并将实际控制权扩大到退罗湾(这种情况持续整个18世纪)，把柬埔寨夹在两个强邻之间。
从西贡进入柬埔寨的首都比从阿瑜陀耶或曼谷进入容易得多。
越南势力扩张使已经被派别斗争弄得四分五裂的柬埔寨分成亲泰国和亲越南两大派。
当政者依靠一方支持，其对手就从另一方寻求支持以推翻他。
因此，18和19世纪的柬埔寨历史就是一部儿乎不间断的越南和泰国入侵的历史，入侵前后则是造成毁灭性后果的内战。
统治中枢的不稳定性在sruk中得到了反映因为忠诚于国王是代价昂贵的、冒险的和易于遭祸的事，18世纪末期王国的广大地区仅仅名义上在乌东的控制之下;这种情况逐渐减少了国王抵抗外国入侵的能力。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柬埔寨—中国关系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柬埔寨—中国关系作者：兴旺达颜洁来源：《东南亚纵横》2017年第06期摘要：柬埔寨与中国在商贸和文化上的关系历史悠久。
自从1958年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之后，两国关系日趋密切。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柬埔寨国内经济的发展以及柬中两国发展政治外交关系和双边经济合作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本文回顾柬中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轨迹，并对“一带一路”为柬埔寨带来的发展机遇和挑战进行讨论。
关键词：“一带一路”；柬埔寨—中国关系；政治外交关系；经济合作；机遇和挑战[中图分类号] F752.73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2479（2017）06-0032-08Abstract： Between Cambodia and China， there has been a long history of trade and cultural relations. Since 1958， the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ambodia and China were established， the bilateral ties have been getting closer and clos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posed by China brings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Cambodi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ambodia-China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bilateral economic cooperation.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historical course of Cambodia-China relations， and discusses on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a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ngs to Cambodia.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ambodia-China Relations；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 Economic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一、前言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就及其软实力的提升已经形成一股新的能量，从根本上改变了区域内的经济图景和地缘政治环境。
中国海外援助_官方和民间应成互补
091尼泊尔地震对中国的民间NGO而言，是一次真正全面的检验。
从汶川地震成长起来的中国公益组织全面参与了灾害救援。
虽然成色不一，也有很多有待提高的地方。
中国的海外援助已经有了60多年的历史，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对外援助被视为一种外交手段，改革开放之后，又被赋予了经济合作和企业走出去的特殊战略目的。
随着中国日益参与全球化，并且从全球化中受益的同时，如何对各个不同政治文化的地区做社会服务就是一个必然的课题。
尼泊尔是非官方机构第一次全面亮相，但是重要的是未来中国民间组织应该怎么走出去？就此问题，南都与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特召开蓟门决策专题论坛，就此问题进行讨论。
中国扶贫基金会走出去的经验□王行最(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根据商务部的统计，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值达到6605亿美元，分布在全球184个国家，我们企业的海外投资规模非常大。
但目前中资企业还是比较缺乏企业社会责任(CSR)项目规划和专业，或系统的规划，或者部门以及专业的人员。
总之，中国政府和企业投资了大量项目，但是大多数都是跟社区发展没有关系，主要集中在工程项目。
民间组织在官方援助和企业的CSR项目不能说没有，但是非常有限。
仅仅是官方援助或企业的对外投资显然是不够的，如何形成政府、企业、民间组织三方互动的立体对外援助的模式，应该是当前研究和探索的话题。
扶贫基金会国际化探索经过三个阶段，首先是自2005年开始紧急救援，中国海外援助官方和民间应成互补我们的能力比较有限，不可能在国外长期地驻扎，更多依托于国际组织和合作伙伴进行救灾。
从2009年到2012年，我们开始了第二阶段，开始派人出去，并进入社区。
同时组建了专门的国际发展团队，有专门的人员负责。
从去年开始，我们进入了第三阶段，开始展开较长期的项目，探索海外成立办公室，准备长期扎根在海外。
截至目前，我们在14个国家开展了项目，总的投入超过8000万人民币，涉及的紧急救援、设备援助、民间组织能力建设、医院建设、大学生资助，除欧盟国家以外，遍布世界各大洲。
中国维和部队之柬埔寨维和行动
中国维和部队之柬埔寨维和行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任务及原则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是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使用非武力方式帮助冲突各方维持和平、恢复和平并最终实现和平的一种行动。
1948年6月，为监督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战争的停火，联合国建立了停战监督组织，这是联合国的第一次维和行动。
从那时起，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身影就出没在世界上有战火硝烟的地方，直到现在，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一直未间断过。
1998年，联合国维和部队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传统的维和行动的基本任务可分为两类：一是由非武装军事观察员组成的观察团监督停火、撤军或有关协定的执行；二是派出装备轻型武器用于自卫的维和部队，以确保停火，缓和局势，为解决争端创造条件。
1980年代末以来，联合国维和行动在数量和规模上大大增加。
同时，其任务除继续承担传统的监督停火等职责外，还扩展至包括组织和监督选举、维护法律秩序、安置难民、为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创造安全环境、解除各派武装、清除地雷、重建国家等。
联合国维和行动最重要的原则有三项：同意原则，维和行动只有征得有关各方的一致赞同才能实施；中立原则，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临时措施，不妨碍有关当事国的权利、要求和立场；非武力原则，维和部队只有在自卫的情况下方可使用武力。
维和部队可携带轻武器，但只有武装人员妨碍了维和人员执行任务时，维和部队方可为了自卫最低限度地使用武力。
维和行动由安理会授权实施。
《联合国宪章》规定，安理会肩负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
安理会负责决定维和行动的规模，明确维和的目标，规定维和的时间框架。
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美国为5个常任理事国，每个国家对任何维和行动的决定都有否决权。
中国维和工程兵大队赶赴柬埔寨柬埔寨国内派别林立：1975年4月，以波尔布特为首成立了柬埔寨民主党；1978年12月25日，越南侵略柬埔寨，并于次年7月培植了以洪森为总理的红色高棉；在相继的十几年战乱中西哈努克亲王的儿子拉那烈成立了奉辛比克党；曾担任过民族团结政府总理的宋双成立了柬埔寨佛教自由民主党；乔森潘领导的民柬。
受中国援助的国家
受中国援助的国家随着外交档案不断解密，新中国的“对外援助”也已不再是秘密。
新中国刚成立，国外请求援助的信函便纷至沓来。
根据解密的档案,1976年以前,我国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到1985年,中国对外援助实际支出达人民币411.81亿元。
其中，在对外援助中给予“同志加兄弟”国家越南的援助时间最长，数额最大。
下面就盘点一下，得到中国援助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
一、援助外蒙古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对外援助是在1950年7月，我国首任驻蒙古国大使吉雅泰到任不久，蒙古总理乔巴山就向他提出“要求帮助解决劳动力的问题”。
当时，中方的答复是：“因为国内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是有困难的，这个问题容后考虑。
”1954年11月，副总理乌兰夫率代表团访问蒙古。
蒙古方面毫不客气地提交了包括木匠、泥瓦匠、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制靴、印染等近40个工种12250名工人的清单。
当年中国派出8200名工人，帮助蒙古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等，甚至修复古庙。
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
1956年8月，中蒙两国签订经济和技术援助协定，从1956年至1959年，中国无偿援助蒙古1.6亿卢布。
二、援助越南 1950年1月18日，中国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
在胡志明主席的要求下，中共中央表示：中国将拿出大量的作战物资帮助越南抗击法国殖民军。
5月15日，越方开门见山地要求：“我们正处在青黄不接期间，如无援米必告断炊。
……因此，恳切要求你们再帮助我们一千五百吨至二千吨大米，以渡过此难关。
”显然，在此之前，我国已支援过越南粮食了。
当时中共中央回电胡志明：“虽然国内大米供应也较紧张，但为着援助新解放的兄弟国家，同意照拨。
”从1950年至1954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1.67万亿人民币（旧币）的援助。
1955年越南政府代表团在胡志明主席率领下访华，提出援建煤矿、水泥厂、纱厂、发电厂等。
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中国援建柬埔寨第一个国家地质
南方国土资源 2019.1126东盟之窗≥≥≥“中国援建我国的第一个国家地质实验室，既加深了我们在矿产能源领域的合作和开发，也节省了我国将样品送至国外化验造成的金钱和时间损耗。
我们对中方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2019年10月举行的柬埔寨国家地质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落成暨移交仪式上，柬埔寨矿产能源部部长瑞赛如是说。
和以往走出去只是单纯输出地质技术和服务不同的是，实验室的落成，让地质合作有了实体平台和载体，实现了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的蜕变。
蜕变的背后，是中柬双方努力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是广西地矿人挥洒汗水和智慧打造“走出去”成功典范的结晶。
发力推动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2010年以来，广西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以下简称广西地矿局）制定了“走出去”战略，稳健推进“走出去”步伐，并组织局属地勘单位走向东盟国家以及非洲、大洋洲等资源富集地区，广泛加强与矿业企业合作，取得了不少成果。
初步统计，截至2018年，广西地矿局共有16个地勘单位实施了境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工作，累计完成区域地质调查、矿产勘查、地球物理勘查、地球化学调查、遥感地质调查、地质测绘等项目25个，组织人员对东盟、非洲、大洋洲等地的14个国家的矿权进行了踏勘、考察，并签订部分合作勘查开发意向书。
广西地矿局在“走出去”中成效显著，但深入分析后发现，“走出去”的形式多是以我方提供地质技术和服务为主，多是甲方和乙方的委托关系。
在开拓市场的过程中，无路径可循、无经验可鉴，所以各地勘单位多与外国公司或熟悉当地情况的合伙人合作，借助他们在当地的资源和人脉开展工作。
在“走出去”的探路起步阶段，这种“借船出海”的模式非常必要。
但这种模式存在不足，那就是与资源所在国的矿产资源部门联系不够紧密，无法在更高层面和所在国开展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合作。
因此，推动“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实现合作实体落地，既是适应“走出去”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与资源所在国进行更深层次密切合作的急切呼唤。
《援越援老抗美见闻》再版
作者： 无
作者机构： 不详
出版物刊名： 东南亚纵横
页码： 18-18页
年卷期： 2013年 第12期
主题词： 援越抗美 再版 见闻 东南亚研究 南亚研究所 社会科学院 国际文化 2007年
摘要：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东南亚纵横》编辑部研究人员、编辑马金案曾于1967年4月至1972年8月先后参加援越、援老抗美斗争，1972年9月至今先后在昆明军区政治部外文编译室和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东南亚纵横》编辑部从事翻译和东南亚问题研究工作。
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多年从事东南亚研究收集到的资料，从2000年起开始撰写《援越援老抗美见闻》，第1版于2007年7月由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2013年8月由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再版。
该书共500余页，内容丰富，可读性强。
分为上篇：援越抗美；下篇：援老抗美；附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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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纵横》：中国对外援助在柬埔寨中国对柬埔寨的援助可以分为第一阶段（1953-1989年）与第二阶段（1990-2009年），第一阶段的援助基于国际主义与大国责任，因此对柬援助不考虑经济回报，军事援助占的比重较大，在执行上以总交货人部制为典型；第二阶段基于邓小平理论，因此对柬援助强调尽国际主义义务要量力而行，讲究平等互利，军事援助大幅度减少，执行上以企业总承包责任制为典型。
中国对柬埔寨的援助有六个特征。
援助符合双方的利益，大大促进了双边关系，但也存在六点不足。
薛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从事亚洲整合、能源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肖欢容，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地区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border="0" alt="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src="/DownloadImg/2012/10/16 21/27579038_1.jpg" onload="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资料图：柬埔寨军队列装的中国造坦克对外援助是国家对外政策的一部分，它主要服务于国内政治的需要。
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占主导地位。
中国的特殊性是：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新兴的捐助国，并且已经成为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成员国以外两大捐助国之一。
[1]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的对外政策日益受到关注。
国内外许多学者研究中国的对外援助。
不少研究分析了中国外援的分期、一般特征、变化、重点地区等，有些还分析了中国外援与西方的主要不同。
但是，现在还缺乏具体案例的对比研究，即围绕一个受援国分析中国外援的历史、现状与趋势。
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观察对外援助如何贯彻援助国的国内政治。
本研究选择的受援国为柬埔寨。
选择柬埔寨的主要原因是：（1）柬埔寨属于最不发达国家，又是中国在亚洲的主要援助对象国，具有较好的代表性；（2）柬埔寨与中国没有共同边界，这排除了中国出于战略安全空间（缓冲区）的考虑进行援助，能较好体现中国援助政策的中立性；（3）中国对柬埔寨援助的历史长达55年，期间柬埔寨经历了不同的政治制度，这有助于全面地考察中国对柬埔寨援助政策的演变。
后面正文中，我们首先分期考察中国对柬埔寨的援助历史，然后分析中国对柬埔寨援助的特点，最后是几点研究结论与若干政策建议。
对外援助通常分为军事援助、经济援助与人道主义援助。
而中国对外经济合作通常包括吸收外资、接受外援、对外直接投资、对外工程承包、对外劳务合作、对外援助等六个部分组成。
[2] 一、中国对柬埔寨的援助史中国的对外援助始于1950年，迄今进行了多次政策调整。
最大的一次调整出现在1979年，表现在指导思想、执行机制、执行特征等方面。
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援助的指导思想是：体现国际主义与大国责任；在执行机制上，经历了总交货人部制与承建部负责制，其中以总交货人部制[3]为典型；执行特征上，表现为主要支持社会主义国家与民族解放运动不考虑经济回报，军事援助占的比重较大。
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援助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在执行机制上，经历了投资包干制、承包责任制、企业总承包责任制等几种形式，其中以企业总承包责任制为典型；在执行特征上，强调尽国际主义义务要量力而行，讲究平等互利（既能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发展，也能有助于中国的外贸、投资等），军事援助大幅度减少。
基于柬埔寨国内的政治局势，中国对柬埔寨援助政策的调整延迟至1990年。
为此，我们把中国对柬埔寨援助分为1956-1989年的第一阶段与1990-2009年的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以无偿援助与军事援助为主，第二阶段以经济合作、互惠互利为特色。
从具体的操作看，两个阶段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不同时期。
第一阶段的对柬援助（1953-1989年）柬埔寨王国时期（1953-1970年）。
1953年，柬埔寨独立。
1956年2月，柬埔寨王国西哈努克亲王首次访问中国，期间中国红十字会就金边水灾捐赠人民币8万元。
6月，双方签订了协定，规定：中国于1956-1957年期间给予柬埔寨价值800万英镑的无偿援助，用于物资提供和建设一些成套项目。
这是中国同亚非拉民族主义国家签订的第一个经济援助协定。
1963年建成了磅湛纺织厂(在磅湛市)、黛埃胶合板厂(在干丹省见檖县)与川龙造纸厂(在桔井省川龙县)，其产值当时柬埔寨工业产值的50%。
另外，柬埔寨皇家电台1960年正式交付使用。
窄格亭水泥厂(在贡布市东北)的年产量为5万吨。
[4] 德国学者沃尔夫冈·巴克特（Wolfgang Barkte）是海外研究中国外援问题的著名学者，他对中国1989年以前对外援助的金额进行了详细的推算。
根据他的研究，1956-1970期间中国对柬埔寨的援助为：1956年2140万美元，1958年660万美元，1960年1120万美元。
总数为3920千万美元。
[5]笔者认为，这可能不够准确。
在上述800万英镑的援助后，中国在1964-1970年期间，又援助柬埔寨建成了马德望纺织厂、玻璃器皿厂、柬埔寨水泥厂、体育馆与国际村。
[6] 这一时期中国对柬埔寨除了经济援助外，也有军事援助。
由于资料的缺乏，很难给出具体的数据与比例。
但可以从间接证据推算占相当的比例。
当时中国把对柬埔寨的援助当做支援印度支那国家独立运动的一部分，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就建议停火必须在越南、老挝与柬埔寨同时进行。
[7]这一时期中国对越南的支援包括“越南部队所需要的轻重武器、弹药、运输车辆、乃至于服装、粮食、医药等”，[8]中国对于柬埔寨的援助始于西哈努克亲王疏远美国之后，显然也非常需要获得中国的“武器、弹药、运输车辆”等。
合作的同时，中柬双方也有过一些争议，根据柬埔寨学者吴美丽（KanhaEl）的研究，西哈努克亲王1967年发现中国也在暗中支持红色高棉后几乎要与中国断绝关系。
但是1970年美国支持的朗诺将军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政权，成立了“高棉共和国”。
而中国则始终支持西哈努克亲王，因此双方关系得以继续。
[9] “高棉共和国”时期（1971-1975年）这是美国扶持的朗诺政权当政时期，中国继续支持西哈努克，在北京给他以元首待遇。
这一时期，西哈努克亲王与红色高棉组成联盟反对朗诺政权。
红色高棉则在农村逐步扩大自己的根据地。
这一时期中国给予柬埔寨的援助包括军事援助与经济援助，[10]以军事援助为主。
当时的中国出于国际主义义务，从政治上与物资上大力支援柬埔寨。
[11]毛泽东与周恩来多次表示，全力支援红色高棉与西哈努克两派所进行的抗美救国武装斗争，1970年送往柬埔寨的军用物资就达400吨，卡车50辆。
[12] 巴克特认为，中国只是在1973年给予柬埔寨1000万美元的援助。
[13]我们认为这一估计过于保守。
根据石林的研究，1971-1975年期间，中国给越南、柬埔寨的援助占同期经济援助总额的43.4%，对三国的援助中，越南占93.1%。
[14]杨松河的研究表明，1964-1978年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了价值40亿元人民币的军事援助包括枪支177万支（挺）、火炮3万多门、汽车1.5万辆、枪弹10.4亿发，等等。
有些军品（如坦克）从解放军现有装备中抽调，有些（如专门打直升飞机的20毫米高炮）则专门组织研制与生产。
[15]可见当时对越南军事援助的力度。
中国对柬埔寨的军事援助力度不如对越南，但中国是西哈努克与红色高棉两派的主要军品供应者，因此，这时期中国对柬埔寨的军事援助也较多。
1971-1978年是中国对外援助金额急剧增加的时期，这8年对外经济技术援助支出为前21年（1950-1970）的159%。
[16]而1971-1975年更是是中国对外援助占国民总收入（GNI）最高的时期。
这五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为732.17亿元、765.86亿元、808.78亿元、790.25亿元与820.88亿元，总数为3917.94亿元，[17]由此可以推算中国在这5年中对三国的援助为1700.39亿元，其中给越南的援助为1583.06亿元，给柬埔寨与老挝的援助总额为117.33亿元人民币。
假定117.33亿元的一半（58.66亿元）给了柬埔寨，大约相当于21.97-27.78亿美元。
[18]这五年对外援助的构成是：物资援助占58.8%，成套项目（complete plant）和技术援助占32.4%，现汇援助占8.8%。
[19] 民主柬埔寨时期（1975-1978年）由于红色高棉把西哈努克亲王软禁在王宫中，因此，中国这一时期对西哈努克亲王的支持比较有限。
主要援助红色高棉，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力度依然较大，而中国与越南的关系转冷，因此，推测对柬埔寨的援助金额相当大，按照总援外金额的10%计算，每年大约为1.7-4.2亿元人民币。
中国除了在军事与经济上援助柬埔寨外，还派出数千技术人员。
[20] “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时期（1979-1989年）1979年越南支持的韩桑林政权成立后，西哈努克亲王流亡北京并在柬埔寨成立游击队——西哈努克民族主义军。
1982年6月，乔森潘领导的民主柬埔寨国民军、西哈努克民族主义军与宋双领导的高棉人民民族解放军组成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从而实现了三方抗越力量的联合。
中国大力支持联合政府：联合美国、欧洲、东盟等力量，使得民主柬埔寨继续保持着在联合国的席位；为抗越力量提供大量的武器与其他物资。
中国甚至与苏联谈判确定了越南1989年底从柬埔寨撤军的时间表。
[21]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援助金额急剧减少，而援助的国家则在增多，因此，这一时期中国每年对柬埔寨的援助应该低于1亿元人民币。
第二阶段的对柬援助（1990-2009年）根据柬埔寨的情况，我们把1990年划为第二阶段的开始年份。
[22]从研究角度看，中国官方公布的两国贸易数据也是从1990年开始。
[23] 中国官方迄今没有公布历年来援助柬埔寨的详细情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是全球发展援助的主导机构，也没有这方面的相关数据，因此，这里以柬埔寨投资委员会（CDC）公布的数据为主，结合其他来源数据进行分析。
下表数据很可能是柬埔寨方面确认已经收到或者已经投入到工程中的资金额度。
[24]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border="0" alt="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src="/DownloadImg/2012/10/16 21/27579038_2.jpg" onload="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中国向柬埔寨提供援助：1992年以来已达2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