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大西迁
武大西迁历史的故事
武大西迁历史的故事
武大西迁历史的故事，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的年代。
当时，中国
正处在动荡不安的时期，社会的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变革。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朝的统治崩溃，中国进入了民主革命的时代。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和矛盾的时期，全国各地都在探索新的道路，
寻求国家振兴的出路。
就在这个时候，武汉大学诞生了。
1913年，为了寻找一个更为稳定的办学环境，武汉大学从江苏南京迁至湖北汉口，即现在的武汉市。
这次迁移标志着武大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然而，历经迁徙，武大的命运并未稳定下来。
1927年，北伐战争胜利后，湖北省政府要求武大再次迁往武昌（汉口的对岸）。
这一举措，引发了师生们的不满和抗议。
面对激烈的争议，湖北省政府最终
决定让武大回到汉口，恢复其在汉口的办学。
此后，武大在积极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战火年代的考验，更
加凸显了武大在教育事业中的重要地位。
抗日战争期间，武大停办，
校园成为日军的据点。
然而，依靠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坚韧不拔，武大
于1946年重新开学，重新开始了教育事业。
改革开放之后，武大又一次面临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作为中国高
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大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国内知名的综
合性大学之一。
如今，武大已经成为在国内乃至国际上享有盛誉的高
等学府，为培养了无数的优秀人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武大西迁的历史故事，见证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华夏民族的
崛起。
它提醒我们，坚持追求卓越，勇于面对挑战，是实现梦想的必
由之路。
黔北浙大西迁档案研究
黔北浙大西迁档案研究黔北指的是中国贵州省北部地区，浙大指的是浙江大学，西迁指的是浙大在抗战时期从浙江迁移到贵州的历史事件。
黔北浙大西迁档案研究是研究这一历史事件的相关档案材料，并进行相关研究和分析的学术活动。
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军的侵略和对中国教育机构的破坏，浙江大学面临着被迫关闭的危险。
为了保护学校的师生和财产，浙江大学决定将学校迁至贵州省的黔北地区。
黔北地区当时是贵州省交通相对闭塞、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地区。
由于地处偏远，日军的侵略相对较少，安全系数相对较高。
该地区的气候和环境条件也相对较好，适宜于学校的教学活动和师生的生活。
浙江大学选择了黔北地区作为西迁地点。
西迁过程中，浙江大学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
由于交通条件不好，学校的师生需要跋山涉水，跋涉几千公里才能抵达黔北地区。
该地区的设施和条件相对较差，学校需要从零开始建设学校的教学、实验和生活设施。
由于当时战争形势严峻，师生们还需要面对着战乱和难民问题。
尽管面临很多困难，西迁的浙江大学仍然坚持迁往黔北地区并发展壮大起来。
学校在西迁后，继续教学科研活动，并为当地培养了大批人才，为黔北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黔北浙大西迁档案研究的目的是通过研究相关档案材料，还原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貌，探索浙大西迁的原因和影响，并了解当时师生的困境和奋斗精神。
通过研究，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以及抗战时期中国人民的抗敌斗争精神。
黔北浙大西迁档案研究的方法包括搜集、整理和分析相关档案材料，并组织研讨会、学术研究和展览等活动。
通过这些研究和活动，可以使更多的人了解到这一历史事件，传承和弘扬抗战精神，推动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西安交大西迁故事
西安交大西迁故事西安交通大学是中国西部地区的一所重点高等学府，成立于1896年。
其发展历程中，有一个重要的时刻，即西迁时期。
在这一时期，学校经历了从山西太原搬迁到陕西西安的艰辛过程，这个西迁故事至今仍被人们传颂。
西迁故事始于1949年初，当时国共内战爆发，为了保护学校师生的安全，西安交大决定将校址从太原迁至西安。
这次迁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需要克服种种困难和障碍。
首先是交通条件的不便。
当时，中国交通网络还不发达，特别是在战乱时期，道路被毁坏、铁路中断，交通状况十分困难。
迁徙过程中，学校师生们不得不步行、乘坐农用车等各种方式，穿越山脉、越过河流，艰难地向西安前进。
其次是生活环境的变迁。
从太原到西安，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都有较大差异，而且当时的西安还处于战乱中，基础设施相对较差。
师生们面临着住宿、饮食等方面的困难。
然而，他们并没有气馁，相互帮助，艰苦奋斗，克服了一个个困难。
西迁故事中也有着许多感人的细节。
有学生主动放弃座位让给老师，有老师义务教授农民子弟，有同学们互相扶持，共同渡过难关。
这些细节展现了西安交大师生们的团结精神和勇气。
最终，西安交通大学成功实现了从太原到西安的迁徙。
这一时期的西迁故事成为了学校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篇章，也是西迁精神的象征。
这种精神不仅体现了师生们的坚韧和毅力，更体现了西安交大始终秉持的“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办学理念。
西迁故事的影响远不止于学校内部。
它激励了几代西迁人，也成为了西安交通大学与西安市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学校在迁徙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团结、奋斗和坚持，不仅启迪了后来者，也在西安市民中形成了迁徙文化，并成为了西安人民的骄傲。
总之，西迁故事是西安交通大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记录了学校师生们在困境中互相勉励、团结奋斗的精神，展现了西迁人的坚韧和毅力。
这个故事不仅仅是学校的历史，更是一段激励人心的人文传承。
几个近现代历史故事
平型关大捷平型关大捷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
这次战斗是由林彪指挥的八路军115师完成的。
1937年9月，日军占领大同等地以后，兵分两路向太原进发。
一路由大同沿同蒲路南下，进攻雁门关，一路由蔚县、广灵、涞源进攻灵丘、平型关，配合沿同蒲路南下的日军夺取太原。
太原是山西的省会，也是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阎锡山的司令部所在。
雁门关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为了保卫太原，阎锡山以重兵于雁门关一带布防，准备与日军在繁峙、沙河之间决战。
狡猾的日军意识到这一点，便派出坂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进攻中国军队防守比较薄弱的平型关，准备由平型关突入长城，然后南下代县，截断雁门关后路，并威胁太原。
9月22日，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的两个联队，连同炮兵、辎重等约5000人，抵达平型关一带。
根据这种情况，阎锡山和周恩来等人在雁门关岭口会商，决定由晋军在平型关作正面防御，八路军120师掩护雁门关一线，115师主力向平型关一带急进，寻找战机，利用当地的有利地势伏击敌人。
9月24日，八路军115师判断日军将于25日大举进攻平型关，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组织旅、团、营指挥员踏勘平型关的地形，选择了日军必经之路而又非常适宜进行伏击战斗的战场，并制定了周密、合理的伏击计划。
24日晚，八路军115师冒着瓢泼大雨在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山地设伏。
25日7时左右，日军坂垣师团第21旅团一部进入115师伏击圈，由于山谷道路狭窄，雨后泥泞，日军车辆、人马行动非常缓慢，八路军115师居高临下，突然向日军发起攻击，日军乱作一团。
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八路军歼敌5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大量的武器和军用物资。
平型关大捷从整个抗日战争的历史看，不是大仗，但它震动全国，意义深远。
第一，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军队虽浴血奋战，但始终没有丧师失地。
平型关大捷是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仗。
它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给予在侵华以来横冲直闯的日军沉重的打击，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军队的士气，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抗战时期中国高校内迁路线图
抗日烽火中创办的大学
陕北公学于1937年8月在延安成立，1938年7月在关中枸邑设立分校， 1939年1月，延安陕公总校迁到枸邑与分校合并。1939年6月，党中央决 定陕北公学、延安鲁艺、工人学校、安吴堡青训班四校合并，成立华北联 合大学，校址迁到晋察冀根据地。1939年12月，党中央决定恢复陕北公 学，在延安重新招生，称为后期陕公。1941年8月底，党中央又决定将陕 北公学与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结束了 陕公的历史。 抗日军政大学 1936年6月1日，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共中 央于瓦窑堡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红大随中共中央机 关迁至延安，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七七事变”后，抗大 先后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设立了14所分校，遍及华北、陕甘宁、华东等 地。抗大总校也曾辗转于陕北、山西、河北等地坚持办学，1943年1月返 回陕甘宁边区。新中国建立后迁入北京，发展成为今天的国防大学。
5 安徽
2 甘肃
2 河南
2 山西
贵州
四川
湖南
江西
广东
福建
云南
广西
浙江
陕西
湖北
战争烽火中，克服重重困难，奇迹般发展壮大的中国大学
“八年抗战，中国大学不仅没被战火摧毁，还发展壮大，这实 在是个奇迹。……对于大学来说，规模不等于水平，更不等于贡 献；但无论如何，中国的高等教育没有被战火摧毁，反而越战越 强，这点很让人欣慰。” ——陈平原
代表性高校迁移路线
浙江大学从1937年11月开始从杭州往内地西迁，先后经浙、赣、湘、 粤、桂、黔等六省，于1940年初，到达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 1942 年1 月, 民国教育部决定将未在内地设立分校的上海专科以上学校全 部合并, 在浙江金华成立东南联大。后又辗转迁至福建建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同济大学先后辗转浙江金华、江西赣州、吉 安、广西贺县八步镇、云南昆明等地，1940年迁至四川宜宾的李庄古镇 坚持办学。1946年回迁上海。 复旦大学1937年抗战爆发后，迁重庆北碚，于1941年改为“国立复旦大 学”；1946年迁回上海江湾原址； 国立中央大学（由国立江苏大学改称而来），1937年迁至重庆沙坪坝， 史称“重庆中央大学”，抗战胜利后迁回，1949年8月8日更名为国立南 京大学，翌年定名南京大学。 1938年2月，国立武汉大学决定迁往四川乐山。1946年6月，武汉大学从 乐山迁回武昌珞珈山，现为武汉大学。
你知道吗？浙江大学西迁时曾在这些地方办过学！浙大湄潭遵义迁校浙江大学
你知道吗？浙江大学西迁时曾在这些地方办过学！浙大湄潭遵义迁校浙江大学一迁浙江西天目、建德1937年9月21日，浙大一年级新生开始迁至西天目禅源寺，27日上课。
虽然条件因陋就简，又地处深山，远离城市，但师生朝夕相处，不仅授课答疑都极便利，而且对道德品行的陶冶更为有利。
因此，计划多时的“导师制”首先在那里开始推行起来。
11月5日，日寇在浙江、江苏两省之间的金山卫全公亭登陆，距离杭州不远，浙大决定迁校建德。
从11月11日开始，浙大师生分三批出发，于15日全部到达建德。
同时，凡是可以搬运的图书仪器，几乎全部搬离杭州，用汽车或船只运至。
11月下旬，浙西形势危急，自11月底起，天目山浙大师生分批行动，乘车、步行、换船，经五天奔波，也全部到达。
全校稍事休息，立即复课。
浙江建德浙江西天目禅源寺二迁江西吉安、泰和从1937年12月24日到次年1月20日，浙大师生从浙江建德出发，经金华、玉山、樟树，转抵江西吉安，行程752公里，平均每天行进达30公里，饱受惊吓和风霜之苦，经受了考验和锻炼，幸而人员、物资都无损失，最后平安到达目的地。
“读书不忘抗战”。
由于浙大搬迁所经的建德、泰和等地都无日报，又不能及时看到其他报刊，浙大从建德起就开始出版《浙大日报》，利用自备的无线电收音机，记录新闻消息，予以摘编，在建德铅印20多期，到泰和后改为油印发行。
在此期间，竺可桢因夫人张侠魂和次子竺衡遭遇疾病不治身亡，悲痛不已。
浙大师生留住在泰和期间，还为当地人民做了三件好事：一是修筑防洪大堤，二是创设澄江学校，三是协助开辟沙村垦殖场。
三迁广西宜山由于战事影响，从1938年7月25日起，浙大在泰和已无法上课，只能先迁广西宜山，视届时形势再定行止。
这段西迁历程，人员众多，家属中有老有小，图书仪器行李也有200多吨，计2000多箱，由于师生员工的紧密团结，互相关心，共同分担任务，克服了难以预料的困难和周折，胜利完成了搬迁任务。
在迁校过程中，大部分仪器都无损坏、散失，物理系甚至连玻璃仪器、以至米尺都没有损坏或丢失一件，终于1938年10月迁到宜山。
西迁精神耀青史——交通大学西迁始末
记忆20世纪50年代的交通大学西迁是党中央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发展作出的重要决策，但随着时势的变化，围绕西迁方案产生了激烈论争，最终在周总理的悉心关怀和各方努力下，西迁工作圆满完成。
而扎根西部的交大人，铸造出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
贯彻执行中央决策 交通大学实施内迁朝鲜战争结束后，美蒋在1954年12月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我国东南沿海局势骤然紧张。
此时，国内首个“五年计划”处于实施阶段。
党中央、国务院从国际局势发展、国防建设和国内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出发，决定将处于东南沿海的上海交通大学迁往内地西安。
1955年3月30日，高等教育部根据中央方针，上报国务院《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1955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提出：“减少沿海城市高等学校招生任务，相应地扩建内地学校……将交通大学机械、电机等专业迁至西北设交通大学分校……”4月初，高教部文件《1955年到1957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及新建学校计划（草案）》提出：“将交通大学内迁西安，于1955年在西安开始基本建设，自1956年起分批内迁，最大发展规模为12000人。
”４月7日晚，高教部将这一精神电话通知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彭康。
4月9日，彭康迅速召开党委会、校务委员会，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和迁校西安的决定，部署相关工作。
5月，彭康率队奔赴西安，察看和商议校址。
9月，正式成立交通大学迁校委员会。
党内也成立了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全校的搬迁工作。
11月10日，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到交通大学组织领导干部、部分教师和学生召开座谈会，对交大迁往西安的意义、作用和今后工作等作了阐述。
24日，经校务委员会讨论通过的《交通大学迁校方案》向全校公布，对迁校的进程、宣传、人事、招生等各项工作作了具体安排。
在全校师生员工努力下，迁校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图书、实验仪器、教学用品等陆续运往西安。
西安方面也积极开展校区建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教学中心大楼、行政楼、学生宿舍、食堂等教学和生活用房10万平方米的基建任务。
抗战时期高校西迁对贵州教育的影响与当代启示
教育文化论坛 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区域教育文化·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５－０６基金项目：２０１６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边疆经略与交通变迁二维互动研究（１９３１—１９４５）”（１６ＸＺＳ０２９）。
作者简介：李华玲，男，湖南新宁人，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教育管理。
韩继伟，男，山东济宁人，百色学院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滇黔桂抗战史、西南抗战交通及战时西南教育。
抗战时期高校西迁对贵州教育的影响与当代启示李华玲１，韩继伟２（１．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贵州兴义 ５６２４００；２．百色学院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广西百色 ５３３０９９）摘 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保存高等教育的有生力量，实现民族复兴，一大批高校向抗战后方大转移，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西迁运动”。
部分高校向贵州“西迁”，使得当时贵州各类教育规模快速扩大，完善和优化了贵州省当时的教育体系结构和区域分布，并且在办学层次和办学质量方面得到了明显提高。
以史为鉴，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将爱国情怀作为教育发展的核心逻辑，并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
关键词：高校内迁；贵州教育；当代价值中图分类号：Ｇ５２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７６１５（２０２１）０５－００４４－０６ＤＯＩ：１０ １５９５８／ｊ ｃｎｋｉ ｊｙｗｈｌｔ ２０２１ ０５ ００７ 大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的象征，现代大学也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科技与文化策源地，因此，没有现代大学就没有国家的文明，也就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
以１９世纪末天津北洋西学学堂的成立为标志，我国近代高等教育逐步成型，特别是１９１２年的“壬子学制”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近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建设。
在抗战前，我国高等教育的规范化与体系化特征非常明显，在国际上也开始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力，但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升级，日本侵略者也开始对我国高等教育进行了有预谋的、持续性的和深度的破坏，绝大多数高校失去了正常办学的教育资源与外部环境，为了在这场苦难中抢救和保存中华民族的“文脉”，国民政府及社会力量通过向西部省份迁移、重建大学的方式来拯救沦陷区与半沦陷区的高校，避免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毁灭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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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大西迁抗战爆发前夕，我国共有高等学校108所，大部分集中在中东部。
其中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占45所，北平、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占30所，广东占7所。
以上三地区共有82所，占我国高校总数的3／4强。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上述地区的高等院校首当其冲，备遭蹂躏。
1937年7月28日午夜，日军用密集的炮火彻夜轰击南开大学，7月29日又派飞机以南开为目标，对天津进行了长达四小时的连续轰炸。
之后，又将军车开进南开，将尚未炸毁的楼房泼上汽油点火烧毁。
南开大学的秀山堂、木斋图书馆、芝琴楼女生宿舍、单身教授楼和大部分平房均被夷为平地。
南开中学部的西楼、南楼和小学部的教学楼也成了一片废墟。
南开的一口重18000斤、镌有全部《金刚经》的大钟也被日军拉走，熔为做枪炮子弹的材料。
南开的事例只是抗战中众多被日军破坏的文教机构的一个典型。
据统计，从1937年7月起到1938年8月底止，全国108所高校中遭日寇破坏的有91所，遭严重破坏而停办的有25所，全部被毁坏的10所，直接财产损失达33604879元。
各高校损失的珍贵资料，如南开大学关于华北经济的研究资料，清华大学收集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档案资料，北京大学的关于中国地质的资料，等等，都是无价之宝，更是无法也不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受战火影响，全国有半数的中等学校学生无法上学，129700多所小学和幼稚园被破坏(约占全国小学、幼稚园总数的44%)。
被破坏的中小学校与社会教育事业机关的财产损失达18300余万元。
除用炮火轰炸我国教育机关外，日本帝国主义还对不听命于己的广大爱国师生进行残酷的迫害。
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天津耀华学校校长赵君达等因坚持抗日立场，惨遭特务暗杀。
著名教育家宋泽夫被日军逮捕，迫害致死。
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被日军长期关押，受尽折磨。
野蛮的轰炸和破坏吓不倒中国政府和人民。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得知南开被炸的消息，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1他表示，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办一个南开。
蒋介石也向张伯苓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先后制定和颁布了《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各级学校处理校务临时办法》等法令，布置各战区学校内迁与学生借读等应急事项。
由此，中国的高等教育开始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迁徙。
八年抗战期间，我国高等教育的内迁大致分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937──1939年。
这段时期，东部沿海的各高校除北平的燕京、辅仁大学1《张伯苓教育论著选》第227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等教会学校中立未动，上海的交通大学、沪江大学等迁入英美租界外，其余主要高校或迁往西南、西北地区，或就近迁入周围山区。
国立西南联大、西北联大均成立于此时；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齐鲁大学、浙江大学等均于这一时期迁往西南。
第二时期：自1940年下半年至1943年春。
这一时期由于美日关系恶化，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原迁上海英美租界的高校，如沪江大学、交通大学等，不得不迁往重庆，原滞留北京的燕京大学也迁往重庆。
这一时期由于战事的变动，特别是云南从大后方变成大前方，迁往滇西的国立艺专、同济大学等又先后迁往四川。
第三时期：1944──1945年，因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和黔南战役，广西、贵州等地的部分高校及内迁该地的部分高校再度迁徙。
如广西大学迁往贵州榕江，唐山工程学院从贵州的平越迁往四川的璧山。
在高等学校内迁过程中，迁校最远的是北大、清华和南开。
由这三所学校在昆明组成的西南联大，是我国抗战时高校办学的一个典范，是闪耀在大后方的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
1935年华北岌岌可危之时，清华大学曾在湖南长沙岳麓山建筑了一批校舍。
1937年7月底北平沦陷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至长沙，组织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以及教育部代表杨振声为筹备委员会委员，负责长沙临时大学的筹备工作。
1937年10月25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11月1日正式上课。
当时全校有文、理、工、法商四个学院十七个系，教师148人(原北大55人，清华73人，南开20人)，职员108人，学生1452人。
临时大学设在长沙的时间很短，只有一学期。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武汉、长沙告急。
经蒋梦麟亲自请示蒋介石，决定将临时大学迁往昆明。
1938年2月，临时大学除350多位学生留在长沙外，大部分师生分两路由长沙向昆明进发。
一路是女生和体弱者，约800余人，由樊际昌、梅美德、钟书箴三人领队，乘火车至广州，经香港再乘船至越南海防，然后改乘滇越铁路至昆明。
另一路师生两百多人，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翻越重山峻岭，步行至昆明。
1938年4月28日，旅行团的师生历时68天，行程3360华里，胜利抵达昆明，与先期到达的一路会合。
胡适曾高度赞扬旅行团说：“临大决迁昆明，当时有最悲壮的一件事，引得我很感动和注意：师生徒步历时六十八天之久，经整整三千余里之旅程……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
”24月2日，接教育部通知，迁到昆明后的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5月4日，联大正式上课。
2转引自《笳吹弦诵在春城》第51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西南联大是当时中国北方最优秀的三所高等学府的组合，它的建立融合了三所学校的个性和精神──北大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清华的借石他山、自由活泼，南开的允公允能、自强不息，并在此基础上融汇成自己的新精神：“同不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3。
组成联大常务委员会的三位校长──清华的梅贻琦、北大的蒋梦鳞、南开的张伯苓，均以国家民族为重，以教育和人才培养为先，相互之间坦诚无私、精诚合作，他们既为联大新精神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是联大新精神的绝好注释。
西南联大从1938年4月建立，到1946年5月北大、清华、南开先后返回平、津复员，历时八年多。
在这八年中，西南联大先后有2500多人毕业，800多人投笔从戎，再加上结束时返回三校的学生1794人，共5000多人。
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朱光亚、唐敖庆、沈元以及众多战后活跃在国内外科学领域前沿的专家、学者，都来自于西南联大。
在新中国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第一批190名学部委员中，西南联大的师生竟占了118人。
考虑到战火纷飞及中国大学教育起步较晚等因素，西南联大能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大批出类拔萃的优秀学生，这实在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
南京中央大学是抗战中迁徙最迅速、最完整的高校。
而中央大学迁校的成功，又与罗家伦的高瞻远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935年华北危机之时，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已开始注意物色可供中大迁校的校址，并不顾外界对他的冷嘲热讽4，订制了大批木箱，准备迁校。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罗家伦电促正在放暑假的学生立即返校。
8月15日，他在四牌楼中大大礼堂语气沉重地向在校学生作动员说：“现在全面抗战已经爆发了，这一场中日战争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一场大战，这一仗不打则已，一旦打起来就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能够结束的。
我们这一代人打不完这一仗，下一代人还要打下去，一直打到日军被驱逐出我国国土，收复失地为止。
”5学校迅即将教学图书、仪器设备、学籍档案等装箱启运入川。
10月初，学生开始迁徙。
12月1日，中央大学在重庆沙坪坝新址开学。
中央大学农学院一批家禽、家畜的内迁，是高校内迁史上感人至深的一段佳话。
1937年10月底，中央大学大部已搬迁。
校长罗家伦赶往南京三牌楼农学院实习农场和职工们道别，并交待说，一旦南京沦陷，余下的牲畜如不能迁移就放弃，决不责怪。
罗走后，农场职工们推举王酉亭把这些经多年饲养的良种家畜、家禽也搬迁到大后方去。
在职工们的3《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第134─13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4当时有人不理解罗家伦的行为,认为他是贪生怕死之徒,讽刺他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得曼(谐音“逃得慢”)的哥哥“逃得快”。
5转引自刘敬坤：《中央大学迁川记》,《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第252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帮助下，王酉亭将鸡、鸭、鹅、兔等装笼，安置在马和牛的背上，然后赶着成群的马、牛、猪、羊向四川进发。
1938年11月，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跋涉，王酉亭历经千辛万苦，带着仅剩的20多头荷兰乳牛和少量家禽、家畜到达重庆，进入沙坪坝中央大学畜牧场。
罗家伦晚年回忆说，当他意外地看到这群中大畜牧场的家畜、家禽时，“就像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我眼中的热泪也不禁夺眶而出了”6。
王酉亭也因护送有功被誉为“中大的有功之臣”。
抗战八年，我国真正在原地正常教学、未受战事任何影响的高等院校只有新疆学院一所，许多高校都是一迁再迁。
如浙江大学曾四次搬迁：一迁浙西天目山，二迁赣中吉安，三迁广西宜山，四迁贵州遵义、湄潭；同济大学一迁上海英租界静安寺路口，二迁浙江金华，三迁江西赣州，四迁广西贺县，五迁云南昆明，六迁四川南溪。
迁校次数最多的要数广东省立文理学院，一迁广西梧州，再迁藤县，三迁融县，四迁广东乳源，五迁连县，六迁曲江，七迁回连县，八迁罗定。
内迁高校比较集中的地方是四川重庆、成都和云南的昆明，以陪都重庆为最多。
据统计，截至1944年，迁入重庆地区的高校有大学9所、大学研究所1所、独立学院10所、专科学校11所，合计31所，占内迁高校的1／3。
重庆与成都的高校又大多集中在重庆的沙坪坝、北碚的夏坝、江津的白沙坝和成都的华西坝，形成著名的文化四坝。
在内迁高校的同时，国民政府还创立了34所国立中学，用以收容、安顿沦陷区中等学校的流亡师生。
高等院校的大规模内迁适应了中华民族长期抗战的需要，减少了教育事业和人才的损失，保存了民族发展的元气，增强了中华民族长期抗战的实力。
高等院校的大规模内迁还加速了西南和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西南和西北地区都属偏远的内地省份，交通不便、文化落后、信息不灵是导致这些省份长期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大量高校的内迁，东部沿海地区的新知识、新思想、新的生活方式也随之传入和传播开来，加速了这些地区从闭塞中苏醒过来。
杨宏雨编撰6转引自刘敬坤：《长途跋涉的中央大学畜牧场》,《民国春秋》1992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