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的思想来源

早在先秦时期，由孔子首倡的“大一统”思想描绘了国家昌盛、人民幸福的理想状态，包括版图统一、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等要素，其首要途径就是实现中国疆域版图的统一。

与中国历史发展相伴相随的“大一统”理念，无论是人文范围还是地理范围都是不断扩展的。

“大一统”的人文范围包括以汉族为主体的众多兄弟民族，在今天统称为“中华民族”，其地理范围在历史上是指秦汉唐元明清历代“大一统”王朝的本土疆界，在今天是指按通行的国际法中国所管辖的所有主权领土。

“大一统”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中，深刻影响了几千年来中国人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不仅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是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标准。

翻开中国历史，我们发现有一种理念，历经数千年的风风雨雨而长盛不衰，始终贯穿其中，那就是儒家的“大一统”思想。

直到今天，它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中国人对中国历史和国家前途的思维模式。

有学者称中国两千多年大一统思想的最大遗产就是中国人崇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的大一统精神，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核和灵魂。

一、“大一统”的概念《辞海》“大一统”词条的解释为:“大，犹言重视、尊重；一统，指天下诸侯统一于周天子。

后世因称封建王朝能统治全国为大一统。

”“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

孔子作《春秋》，在记载列代周王即位时总是冠以“王正月”字样，对此，《公羊传·隐公元年》解释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后代学者对此段经文有进一步的诠释，如第一位系统阐释孔子“大一统”思想的西汉大儒董仲舒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唐代学者颜师古进而解释:“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此言诸侯皆系统天子，不得自专也。

”从这里我们可以把握“大一统”的原始意义，即以周朝天子为核心将社会有序地组织起来，使中国完成真正的政治统一。

孔子：首创“大一统”思想“大一统”的概念及所蕴含的思想，虽然是由后代儒家阐发而成，但的确符合儒家创始人孔子本人的意向。

孔子生活在东周王朝衰微、诸侯争霸、战乱不断的年代，他一生追求的理想便是中国获得政治统一。

《论语》中所载孔子本人说的另一段话更能表达他的这一思想:“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全国一切重大活动的决定权都应掌握在最高统治者“天子”手中。

孔子所追求的天下一统之“王道秩序”，本身就有着历史的积淀。

虽然缺乏完整的史料记载，但我们大致知道，华夏民族居住地区从夏朝建立时起就逐步融合为一个政治统一体，商朝和西周延续了夏代奠定的统一格局，只是在进入东周之后中国才逐渐陷入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

但即便在东周时期，“一统”仍然是一种主流的思潮，因此当时流传着一首著名的诗歌，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这首诗被孔子编入中国的第一部诗歌集《诗经》。

孔子同时代和稍后时代的学者，大都也倡导“一统”思想，如孟子在回答一位诸侯“天下恶乎定”的提问时，很干脆地回答“定于一”。

另一位儒家代表人物荀子也提出过“四海之内若一家”、“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的观点。

当然，“大一统”的含义并非单纯指领土的“统一”，它还有着更广泛的内涵，包括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它们分别可以用孔子所说的“有道”、孟子所说的“定”及荀子所说的“财万物”来表示。

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典籍《管子》对“大一统”的内涵作了更系统的概括:“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大夫受令于君”；“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合天下之权；以遂德之行，结诸侯之亲；以奸佞之罪，刑天下之心；因天下之威，以广明正之伐；攻逆乱之国，赏有功之劳，封贤圣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

”台湾学者李新霖总结了“大一统”与“统一”的关系，称:“所谓一统者，以天下为家，世界大同为目标；以仁行仁之王道思想，即一统之表现。

然则一统须以统一为辅，亦即反正须以拨乱为始。

一统与统一既有高下……则…统一‟寓于…一统‟之中，自可知矣。

”我们也可以说，在“大一统”概念中，政治版图的“统一”是其途径，而“天下大治”则是其最终目的，政治上的“统一”是“大一统”理想状态的先决条件。

统一格局有利于加强中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有利于提高社会生产力和文化科技水平，有利于促进社会安宁。

只要浏览一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封建时代几个最著名的太平盛世，无论是西汉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还是明朝的“永宣之治”和清朝的“康乾盛世”，无一不是在政治统一的前提下出现的。

这些历史经验，使大多数中国人往往笼统地把“大一统”等同于国家的“统一”。

纵观从秦朝到清朝两千余年的历史，“大一统”的最高境界（“天下大治”）在其中所占的年份其实相当少，即便是“大一统”的起码状态（“统一”格局）也不经常。

古代历史上的中国在名义上有四个时期是大统一的局面，秦汉、西晋、隋唐、元明清，涵盖了2132年中的1422年，约占总时段的66%，但如果扣除王朝更替时期总是伴随着的内部混战和割据状态（大约是174年，占8%），真正统一的时期只有1248年，约占全部王朝时期的58%。

也就是说，封建时代的中国实际上有42%的时间是在非统一的局面中渡过的。

但是，“大一统”思想的主要意义并非是作为一种实际状态存在，而是作为一种理念长期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国家建设思维。

作为一种“状态”或“制度”，“大一统”是断断续续的；而作为一种“理念”，“大一统”却从未中断或破碎过，尤其是从西汉武帝（前156—前87年）时期儒教被确立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起，孔子首创的“大一统”思想便越来越渗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中，成为中国国民性中难以割舍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此之后，经历过太多分分合合的中国人反而更加珍视“大一统”的理想，而把实现中国的政治统一当作推动国家兴旺发达的首要途径。

二、“大一统”中国的人文范围“大一统”概念最初由华夏族人提出，但它并不只是指华夏族的一统，而是逐渐囊括了中国的其他民族。

在历史上，中国有很多名词来指称“大一统”的人文范围，比如“天下”、“华夷一家”等，在今天，这个范围则用“中华民族”来概括。

“中华民族”的提法，最先在1902年由梁启超正式提出，并得到了民国创始人孙中山先生的大力倡导。

孙中山先生在1912年1月1日发布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称要“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此后，他进一步明确“中华民族”的概念，宣称“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

自此，“中华民族”的概念日渐被广泛使用，越来越深入人心。

必须注意，孙中山先生当时所提的“五族”，并非特指五个民族，而是中国境内各个民族的泛称。

在今天的中国，“五族”一词已被“56个民族”的提法所替代。

用“中华民族”来指称中国的民族，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也比较科学，符合中国的人文历史。

所谓的“中国人”，是一个不断融合、扩展的民族集合体。

金庸先生称:“欧洲罗马人向东征过，向西征过，向南向北发展，而我们中国人是东南西北都有，然后向中原集中”；“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融合……汉人可以开放融合，很多少数民族和我们融合在一起，都变成了中国人。

”因此，把“中国人”等同于“汉人”（如英语中这两个概念彼此不分，都用“Chinese”来表示，在其他西方语言中情形也相似），实是大谬。

事实上，“汉人”的称呼要到汉朝以后才产生，在这之前有“诸夏”、“华夏”的说法，在这之后还有“唐人”的称呼。

汉朝时的“汉人”，本身就已是诸多民族和种族的融合，比如先秦时代南方一带的“荆蛮”等等。

再往前推，即使是华夏族最早的祖先们，也是不同部落民的融合，其中一些人在融入华夏族时也不过是“外族人”，即所谓“夷”人。

故孟子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

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

地之相距也千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行志得乎中国。

”在“汉人”的称呼出现之后，又有许多其他民族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如匈奴族、鲜卑族、羯族、氐族等，有的在中原建立了政权，但后来他们都消失了，其中一部分融入了汉族，一部分演化为其他名称的民族。

没有被汉族融化而独立延续下来的民族，也与被融化掉的那部分人一样，都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当中原地区的中国人在把自己视为一个称作“汉人”的族类时，他们对周边的一些非汉民族依然有某种认同感，认为他们与汉人同出一源。

如《史记》称北方的匈奴人“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鲜卑族则是“黄帝子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

更重要的是，这些说法也得到了其他民族的认同，如五代时期的匈奴首领赫连勃勃（381-425年）宣称“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今将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他因此把自己建立的国家命名为“夏”。

史学家们认为，从严格的史实来看，“五胡诸族，多好自託于古帝之裔，其说殊不足信”。

但这些不足信的传说之存在，本身就足以表明，中国的汉族与非汉族之间，相互拥有某种精神上的认同感。

“中国人”或者说“中华民族”的范围之所以能逐步扩展，可以归因于同它相伴相随的中华文明之向心力。

“中华文明”指的是最先在中原地区发展起来、以华夏族为核心、逐步包容其他民族和种族而形成的文明。

孔子在《春秋》中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这清楚地表明中华文明并无种族壁垒，非华夏族人只要接受中华文明，就完全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孔子还进而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表明孔子期盼华夏文明的自然扩展。

正如美国汉学家列文森所言:“中国人古来并不重视异民族的肤色容貌，而只重视它的政教礼乐。

”亦如金耀基先生所言:“中国是一个国家，但它不同于近代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它是一个以文化而非种族为华夷区别的独立发展的政治文化体，或者称之为…文明体国家‟（civilization-al-state），它有一独特的文明秩序。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出身氐族的前秦皇帝苻坚要宣称“朕方混六合为一家，视夷狄为赤子”了。

由于汉族人居住在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而且人数占绝对多数，因此汉族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

不可否认，历史上的汉族人有时也保持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对非汉族采取贬低和歧视的姿态，这可见诸众多汉文典籍。

不过，民族歧视并非古代中国人特有的现象，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和种族歧视现象仍远未根绝。

另一方面，狭隘的汉族主义，与“中华民族”的概念也不是非此即彼、截然对立，两者往往是并存的。

汉族人在遭非汉族压迫时，对待“民族”的概念往往比较情绪化，而在其他大部分时期里则能较理性地看待这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