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改革
我国“三农”工作的新成就、新思路和新举措
我国“三农”工作的新成就、新思路和新举措三农”问题是中央非常重视的问题，也是非常社会各界十分关注的问题。
“三农”问题涉及面广，异常情况这里简单介绍三个方面的情况：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边远地区成就，解决我国“三农”环境问题的新思路和我国农村改革环境污染问题发展的新举措。
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成就我国的跨越改革开放首先从边远地区突破，农村改革则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突破。
这项突破使亿万农民成为市场经济的以使主体，焕发出巨大的热情和活力，推动我国解决有效地解决了自给问题，进而开始向小康目标迈进。
我国用不到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1％的人口，这是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取得这个成就的根本支撑是农产品大幅度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粮食产量从6000亿斤连续登上7000亿斤、8000亿斤、9000亿斤、10000亿斤四个台阶。
棉花产量从4000万担连续登上5000万担、6000万担、7000万担、8000万担四个台阶，高速增长其他农产品也就大幅度增长。
目前，我国粮食、棉花、油料、蔬菜、水果、肉类、禽蛋、水产品产量，均居世界首位。
1978—2003年，世界主要农产品增长量20％以上来自我国。
我国农产品的供应已经实现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
与此同时，亿万农民上捷尔萨不但加以解决了吃饭问题，生存环境条件也有很大改善。
197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33元，2004年达到2936元，增长20多倍。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最快、农民生活变化最大的时期。
但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逐渐的发展不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
为了促进和农村经济稳定持续发展，党中央、国务院依循采行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2004年，在宏观调控中加强农业，实行了“两减免、三补贴、四保障”，即减免农业税、取消特产税，发放种粮单独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严格保护耕地、严控农资价格、加大农业投入。
三农问题历史与现状分析
三农问题历史与现状分析三农问题是指中国农村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这个问题是中国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涉及面广，解决起来也相对复杂。
本文将从历史与现状两个方面对三农问题进行分析。
三农问题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农民传统。
在封建社会中，农民处于社会的底层，受到土地的世袭制度和赋税的压迫，生活贫困，处于社会的边缘。
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农民农田的丧失使农民面临更加严重的困境。
在1949年以前，农业处于经济的核心地位，中国的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农村，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但是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农民贫困。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农业为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要一度遭到忽视，农民地位下降，三农问题恶化。
改革开放以后，三农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矛盾之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形成了巨大的农民工群体。
同时，农村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贫困问题依然存在。
三农问题具有多方面的复杂性，如土地问题、农产品销售问题、农村基础设施问题、农民教育问题等。
土地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之一。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制度限制了土地的流动，使农民无法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进行农业生产。
此外，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也存在问题，一些农村土地出现闲置和流转难的情况。
同时，农村土地承包期的不确定性也导致农民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的积极性不高。
农产品销售问题是三农问题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由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导致农产品质量和品牌形象不佳，无法与市场需求相匹配。
此外，农产品的流通渠道不畅，农民难以获得合理的价值回报，导致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也导致了农村的贫困问题。
农村基础设施问题是三农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这种不平衡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缺乏基础设施也限制了农产品的流通和农民收入的增长。
农民教育问题是三农问题中的重要环节。
中国30多年的对内改革历程
中国30多年的“三农”改革历程：中国的对内改革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首先从农村开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土地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我国对内改革的大幕。
从1978年到2008年，我们坚持走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0年。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系统回顾总结了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明确了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高度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5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关于农村改革的大事记：1、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中央下发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1991年11月25日—29日举行的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
《决定》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
2、1988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出。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
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是新的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和决定性的因素，全党必须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
同时规定了当前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
3、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
1992年10月12日—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新时代三农问题改革与发展
新时代三农问题改革与发展读后感中国的农业历史悠久，从远古时代的刚萌芽的文明遗址上种植的各种作物，到今天的科技化与传统种植模式共存的农业，农业在中国一直占据着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
即使今天农业已经不是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但是仍然是最基础的产业。
更为重要的是农业产业背后的农村发展情况，农民的生活条件，与中国社会息息相关。
因此，我们绝对不能轻视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在中国现行的城乡二元体制下，伴随着经济转型发展以及体制变化，中国的三农问题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
制度是左右三农问题的关键因素，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从制度创新人手，通过加快制度创新，实现农业的市场化、农村的城镇化、农民的市民化。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人新阶段和加人的新形势下，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确立的指导思想是首先是三农问题的制度创新，政府应当成为主导力量，寄希望于农村自发的制度创新是不现实的。
因为农村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的发育等，单纯靠农村自身力量推动不可能成功，只有政府力量这只看得见的手发挥宏观调控职能，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营造一个全社会的公民和法人单位发展机会均等的社会环境，这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
目前改革的发展前景较好。
第一，我国农业发展显著，农业收入大幅增加，粮食总产与农业投入都有大幅增加，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第二，我国三农问题矛盾依然，一是城乡差距依然存在而且差距在不断扩大，而是农业产业结构失衡，三是农业要素流失，包括土地用途不合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流失，四是转化落后，我国现在的农业的产品大多是土地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这对中国农业的竞争力有很大的制约。
第一，城镇户籍制度的改革主要是解决基本公共权益的均等化问题，而财产权益的城乡不平等问题是靠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来解决。
农村产权制度与农村户籍制度，与农村社区集体经济制度有关，具有相当复杂性，涉及农村土地产权、农民宅基地与住房产权，农村集体经济收益与其他资产等产权问题。
公共权益的供给制度则与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保制度有关，这一制度不仅存在城乡二元的特性，而且带有明显的地方化供给特点。
三农政策业务知识
5. 农村社会保障： 政策包括农村居民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的 建设，以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
6.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政策致力于改善农村交通、水电、通信等基础设 施，提升农村生活条件。
7. 农业科技创新： 通过引进新技术、新品种，提升农业产量和质量，实现 农业现代化。
8. 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 该政策旨在改善农产品流通环节，减少中间环 节，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使农民能够更直接地从中受益。
三农政策业务知识
"三农政策"是指中国大陆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政策体系，旨在促进农村 经济发展、提升农民生活水平、实现农村现代化。以下是一些与三农政策相关 的业务知识：
1.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涉及农村土地权属、流转、 承包等问题。政策旨在保障农民土地权益，鼓励土地流转，提高土地利 用效率。
2.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该政策旨在调整农产品供给结构，提高农产品 质量和安全。重点关注优势农产品培育、农业科技创新、农业机械化 等。
3. 农村扶贫政策： 中国扶贫政策关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通过投入资 金、提供技术支持等手段，帮助贫困地区发展产业、提高收入。
4. 农村金融服务： 该政策促进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提供农村居民和农业生 产者融资、储蓄等金融服务。
9. 农村文化建设： 促进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保护农村传统村环境污染治理，推动可持续农业发展， 保护农村生态环境。
这些政策涵盖了三农领域的多个方面，旨在实现农村全面发展和农民整体生活 水平的提升。请注意，以上信息可能基于截止到 2021 年的情况，实际政策可 能已有调整或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突破僵化体制１９８２年１月１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农村改革进行了总结，并对当年和此后一个时期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了具体部署。
文件突破了传统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
联产承包制是伟大创造１９８３年１月，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正式颁布。
这个文件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文件提出，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当前的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森林过伐、耕地减少、人口膨胀，是我国农村的三大隐患。
解决上述三个问题，必须强调党员、干部带头，模范地执行政策，杜绝不正之风。
要按照我国国情，逐步实现农业的经济结构改革、体制改革和技术改革，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
承包土地１５年不变１９８４年１月１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即第三个“一号文件”。
强调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
为鼓励农民增加对土地的投资，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１５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
文件明确了农村进行商品生产的重要性，提出只有发展商品生产，才能进一步促进社会分工，把生产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才能使农村繁荣富裕起来，才能使我们的干部学会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利用价值规律，为计划经济服务，才能加速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现代化。
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
扩大市场调节力度１９８５年１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即第四个“一号文件”。
取消了３０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一步系统化，同时从农产品统派购制度、产业结构调整、交通、支持乡镇企业、鼓励人才流动、放活金融政策、加强小城镇建设等十个方面活跃农村经济。
中国三农问题的由来和发展前景
中国三农问题的由来和发展前景一、三农理论的由来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从传统的农业国家、农村社会转变为一个现代化国家，都要有一个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
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真正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后。
2年来，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从1978年-2001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由3624亿元增长到9434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递增93%，人均GDP 从379元，增长到743元。
综合国力已经从第14位上升到第6位。
众所周知，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一个冲破计划经济的束缚，农业生产力得到了大解放，农业生产连年大丰收，到1984年粮食登上8000亿斤的高峰，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
那几年农民得到了自主和实惠。
农民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
城乡差距缩小了。
那时就提出了农村要进行第二步改革。
但从198年起，我国的城乡战略有所改变，国民经济收入分配的格局又开始向城市倾斜，工作重心又向城市转移。
农村改革的力度削弱了。
198年农业减产，粮食减产7%从此，农村的形势发展，时好时坏，时晴时阴，农村又走上了曲折发展的道路。
80年代后期，中国的一些学者在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中，依据中国的特有国情，把农村问题分析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分别进行研究。
既分析三者的关系，也研究三者各自要解决的问题，初步提出了三农问题的分析框架，作为认识中国实践分析现实问题的理论框架。
经过10多年的实践和宣传，现在已成为中国政界、学界的共识。
三农理论，这是中国特有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产物。
在国外没有三农问题的说法，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也没有。
从已经实现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轨迹看，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要实现现代化，一般都是从农业农村取得资金，取得原始积累，取得农产品(2007,-018,-089%)，农产工业原料，然后大办工厂，企业发展工业；而与此同时，农村的劳动力，就大批进入工厂，工厂一般都建在交通要道，工厂聚集起来了，商业、服务业发展起来，城市也就兴起了，大批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所以工业化城市化是同步的。
全面深化改革三农工作总结
全面深化改革三农工作总结
近年来，我国在农村改革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全面深化改革三农
工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这些成就不仅对于农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对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对全面深化改革三农工作进行总结和回顾，探讨其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
首先，全面深化改革三农工作取得的成就是显著的。
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我国实施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为农民提供了更加稳定的土地承包权，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方面，我国逐步完善了农村土地流转市场，鼓励农民将闲置土地流转给专业化经营主体，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
在农村金融改革方面，我国积极推进了农村信用社改革，拓宽了农村金融服务渠道，为农民提供了更加便利的金融服务。
其次，全面深化改革三农工作面临的挑战也是不容忽视的。
在农村土地流转市
场建设方面，仍然存在着土地流转价格不透明、流转合同不规范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监管。
在农村金融服务方面，仍然存在着农村金融服务不足、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金融服务的支持力度，提高服务水平。
综上所述，全面深化改革三农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我
们应该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农村改革，加大力度解决农村土地流转、金融服务等问题，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做出更大的贡献。
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保持战略定力，稳步推进改革，为农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相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面深化改革三农工作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三农问题有关知识
"三农问题"通常指的是中国面临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中国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这个术语涵盖了多个层面的关切，包括农业现代化、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水平、农村基础设施、土地制度改革等方面。
以下是与三农问题有关的一些知识点：
1.农业现代化：
-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效益、推动科技创新、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实现农业现代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2.农村经济发展：
-促进农村经济多元化，发展农村产业，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3.农民收入水平：
-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逐步缩小，是三农问题中的一项重要目标。
4.土地制度改革：
-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包括农地流转、农村土地确权等措施，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和农民收入水平。
5.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包括道路、水利、电力等建设，有助于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
6.农村社会事业：
-发展农村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提升农民素质和社会福祉。
7.农村环境保护：
-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包括水土保持、农田水利工程、农药农草管理等，维护农村生态平衡。
8.农业投入政策：
-制定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包括农业税收、补贴政策，以支持农业现代化和农民收入增长。
9.农村治理体系：
-完善农村治理体系，提高农村社会管理水平，加强村民自治和基层组织建设。
三农问题是中国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一直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
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需要协同推进各项政策和措施，促进农村全面发展。
关于11个“三农”工作中央一号文件的解读
关于11个“三农”工作中央一号文件的解读30年来农村改革高潮迭起。
在不同的年代背景下，11个中央一号文件各有侧重，准确把握保护农民物质利益、尊重农民民主权利、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改革主线，加速了城乡协调发展的历史进程，共同奏响了繁荣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农村社会发展的气势磅礴的主旋律，是我国城乡社会走向和谐发展、致力于共同繁荣的时代最强音。
1982—1986：谱写中国改革进程的五个辉煌篇章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事业，发端于农村。
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能不研究农村改革，不能不知道一个专用名词——“五个一号文件”。
第一个“五个一号文件”是指从1982年到1986年，党中央制定和颁布的关于农村工作的五份文件。
这五个一号文件，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指导中国农村改革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对实现农村改革率先突破、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解放农村生产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深深地印在亿万中国农民的心坎。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总结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农村改革，进一步放宽了农村政策，肯定了“双包”（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制。
1983年1月，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正式颁布。
文件从理论上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文件要求全面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
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即第三个一号文件，强调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
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
文件使农民吃了“长效定心丸”。
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即第四个一号文件，中心内容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取消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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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农政策需要彻底变革城市化无法改变农村人多地少的现状中国是一个人均耕地资源贫乏的国家，目前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化后期，但真实的城市化水平还不高。
据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在2013年的网易金融论坛上表示，我国的名义城市化率2012年虽已达到52.57%，但真实的城市化率还不够35%。
与此同时，我国已进入工农业产能全面过剩的时期，工业产能的过剩将使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大大降低，未来的城市化动力可能将主要来自第三产业的发展。
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国内居民的消费能力，归根结底，取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进展和成败。
然而，至少就目前来看，收入分配改革的举措和成效实在乏善可陈，前景也很难让人乐观。
因此，未来的城市化速度很可能将逐步放缓。
从数据上分析，2013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7311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929万人，乡村常住人口62961万人，减少1261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3.73%。
即使能够长期保持这样的城市化速度，未来三十年农村人口也只能减少3.78亿人。
再考虑到农村人口老化，每年死亡人口增加，三十年后农村人口仍不会少于2亿人，农民人均占有耕地仍不足5亩，而我国单位耕地生产率已高于发达国家，提高的已空间非常有限，因此农业的产出仍将远不足以让农民赶上城市的收入水平，缩小和消除城乡差距也就无从谈起。
何况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和农村青年劳动力枯竭，这样的城市化速度不可能一直保持下去。
所以，庞大的农村人口要转移到城市就业和居住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仅靠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和农业发展，即使再过五十年恐怕也无法实现农民致富、农村繁荣，无法消除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政府扶持改变不了农业的弱势地位农业是人类社会最初级的经济形态，生产周期长、利润率低，风险大，和第二、第三产业相比处于弱势地位。
即使在人均耕地面积相对较多，经济发达的欧美，农业都需要来自二、三产业的补贴。
人均耕地资源贫乏的中国，要靠发展农业实现农民的富裕和农村的繁荣，恐怕更不现实。
从2004年开始，中央中央一号文件已连续十一年聚焦“三农”。
随着政府财政实力日增，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也逐年加大。
那么，依靠政府的扶持政策能否改变农业的弱势地位，并进而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扶持的真实效果究竟又如何呢？2013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安排合计13799亿元，占中央财政总收入的22.93%。
相对而言，地方财政配套的积极性不高，也难以找到具体的数据。
据陈锡文透露，2011年中央地方财政合计有2.5万亿元用于“三农”。
扣除中央支出10408亿元，地方财政支出约有14000多亿，略高于中央支出。
若按这一比例，2013年国家对“三农”的投入除以6.29亿农村常住人口，人均已近5000元，数额颇为可观，且仍在继续增加。
按照财政部资料，政府的“三农”支出结构，主要包括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综合开发、林业生态建设、抗灾救灾、农村扶贫开发、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其他改革、农业行政事业管理、农村中小学教育、农村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和救济等。
这里不妨归纳为直接对农业的投入和对农村民生及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两大部分。
其中，前者包括农业产业化项目、中低产田改造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和农资补贴；后者包括农村危房改造、饮水安全、农民合作医疗和社保、新农村建设、村村通公路和农村教育文化卫生支出等。
2013年，中央财政投入农业综合开发资金328.5亿元，增长13.3%。
带动地方财政投入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约149亿元，吸引和带动项目区农民、项目单位投入农业综合开发自筹、信贷及其他社会资金约112亿元。
那么，政府多年来对“三农”持续大规模的投入，成效如何呢？先来看农业。
即使根据官方数据，我国农业产值目前的增长速度也已远远低于第二和第三产业，也远远低于财政对农业综合开发的投入增速。
农业产值的增长，目前主要来自农业结构的调整，通俗地讲，这种结构调整就是提高高附加值农产品（如药材、果蔬、花卉等）生产的比例。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消费结构逐渐升级，果蔬蛋奶肉和保健品的需求稳步增长，这是农业结构调整的动力所在。
同时，对农产品的需求也必然会出现分化，富人群体对高端精品农产品的需求会逐渐增加，而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也会越来越重视身体健康和饮食安全，从而使生态绿色农产品的市场需求逐渐增长。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市场需求的变化是隐性的和缓慢的，生态农产品和高端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在可预见的将来都只能占全部市场的一小部分。
因此，这种种养殖结构的调整也只能是局部的和小规模的，不会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农业的主流。
由于农村远离城市，农民和市民，特别是和上层社会几乎处于隔绝状态，分散的小农无力收集和分析城市市场需求的信息，农业生产环节便带有很大盲目性，容易造成生产规模无序扩大，与市场需求脱节，从而销售困难。
目前很多基层政府强行推动的农业结构调整，造成的往往就是这种结果。
城市资本通过租赁、入股等方式流转土地组建农业企业，其把握市场需求信息和产品议价的能力较之分散的小农都有很大提升，但受市场规模及其增速所限，这种农业的企业化也不会成为农业生产的主流。
各地政府多年来争相建设农业园区，大力招商引资，但成效不大，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总之，由于高附加值农产品市场空间有限且增长缓慢，因此靠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拉动的农业产值增长注定也是缓慢的和有限的。
依靠政府的扶持，改变不了农业的弱势地位！再来看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基础设施方面。
农村合作医疗效果较好。
养老保险虽初步实现全覆盖，但标准很低，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2013年末，我国65周岁及以上人口13161万人，占总人口的9.7%。
鉴于农民工绝大多数都会选择回乡养老，而农村户籍人口仍占全国人口的近65%，农村65周岁以上老人目前应有8500万左右，且这一数字仍在逐年增长。
要使他们靠退休金达到城市的生活水平，假如以每年人均4万元计算，每年需34000亿元。
在城市社保前景尚且堪忧的情况下，要达此目标，恐非财政力所能及，更非朝夕之功可竟。
农村虽然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多少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教育的质量并未有明显提高。
据民盟中央副主席张平在2011年提供的数据，我国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升入高一级学校所占的比例分别是高中6%和21%，中专0.8%和13.2%，大专0.2%和11.1%，本科0.02%和5.63%，研究生0.001%和0.323%。
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 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
虽然很难找到衡量农村与城市教育差距更为科学、系统的数据资料，但农村教师的素质、农村升学率等远远低于城市，特别是发达城市的水平，则是不争的事实。
教育的质量在根本上取决于教育工作者的素质。
在城乡其它各项差距巨大的情况下，优秀教师流向发达的城市是必然结果，即使提高农村教师待遇到略高于城市的水平恐也于事无补。
因此，没有城乡差距的消除，没有农村的繁荣和农民富裕，仅靠财政转移支付不可能解决农村教育水平落后的问题。
同样，没有城乡差距的消除，也不可能吸引优秀的医生到农村或小城镇工作，农村卫生事业落后的局面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
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包括农村垃圾和污水收集处理、村与村之间和村内的道路、村庄建筑的统一规划设计、文化娱乐和教育、卫生设施等，长期以来严重落后于城市。
又脏有乱，冷清单调的村容村貌，恐怕是城乡差距最为直观，最为明显的表现。
只要到农村腹地旅行一次就不难发现，到目前为止，除了零星点缀的几个新农村样板以外，这种状况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曾表示，据初步测算，到２０２０年，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增资金１５至２０万亿元人民币。
按照这一数字，平均每年需要投入不到2万亿，而政府目前的投入应该达到了3万亿以上，效果却非常有限。
因此，政府目前的“三农”政策值得反思。
政府目前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仍然局限在农业和农村。
主要是依靠财政转移支付的力量，由行政官员负责支农资金的分配和使用。
这种对三农的支持，即使不考虑因贪污、挪用、决策错误和行政成本造成的浪费和低效，要让拥有八九亿户籍人口的农村赶上城市的文明水平，实在也是缘木求鱼。
今后，“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和城市发展结合起来考虑，在农业之外寻找出路。
城乡一体化发展必须另辟蹊径前已有述，既然农村人多地少的局面在短期内无法靠城市化解决，种养殖业的弱势地位无法靠财政转移支付改变，农村要繁荣，农民要致富，就不能依靠农业，或者说，不能依靠农产品的生产环节。
要消除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必须另辟蹊径。
途径有三，需要三管齐下：1、扶持农民从农产品的生产领域向流通领域扩展。
在政治权力无孔不入的环境下，部分销售商很容易与权力结盟，把持区域市场或某个流通环节，形成不同程度的垄断。
这样，流通市场就被人为分割成一个个势力范围，使原有的竞争者无法生存，更让后来者无法进入。
在我国，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各种商品价格畸高，除了货币超发、土地财政和税费过重的作用外，就是这种权力和资本结盟攫取垄断利润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基本上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自由市场，那种企图依靠改进技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竞争实现企业优胜劣汰的理想的市场经济，和中国的现实相去甚远。
在工农业产能总体上都已进入过剩时期的中国，无论是一般的工业品还是农产品，其生产环节的利润都远低于流通环节。
谁控制了流通环节，特别是销售网络，谁就能占有整个产业链的大部分利润。
作为生产者，无论厂商还是农民，在定价谈判中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特别是一盘散沙的农民，面对和政治权力结盟，瓜分并垄断各个流通环节和区域市场的城市资本，基本上就是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
显而易见，在农业产值占GDP比重已经很低且还将越来越低的情况下，企图让五六亿小农依靠种养殖业致富，根本就是天方夜谭；而财政转移支付即使再成倍增加，也是杯水车薪。
因此，必须扶持农业生产者向农业产业链的上下游拓展，重新定位自己在商品价值链中的利润分配权，实现农产品价值链的重新洗牌。
具体地说，就是扶持农民进入农产品的流通领域，最终直接控制终端销售网络，从而将农产品作为商品的大部分价值还给农民。
这样，农民的收入肯定将在现有的水平上得到成倍增长。
扶持农民进入并掌控农产品流通领域的途径可以有以下几种：（1）赋予农民个人及其组织在农产品流通领域的专营权。
政府放松对农村的控制，允许农民协会的成立和发展，并赋予农民个人及其组织在农产品流通领域的专营权。
这是一种主要依赖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
能否推行和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当局的意愿及能力。
农产品流通领域，目前来看主要包括农产品运输、仓储、加工和批发、零售，以及餐饮业等。
对于绝大多数农户来说，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进入这些行业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