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科举制度与西方文官制度之比较
科举制对西方文官制度的影响

科举制对西方文官制度的影响科举制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它起源于隋唐时期,经过多个朝代的沿用和发展,成为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举制通过考试选拔官员,以考试成绩作为选拔标准,具有一定的公正性和客观性。
西方文官制度则是一种以专业能力为核心的公务员制度,通过考试选拔官员,注重专业能力和职业道德。
科举制对西方文官制度的影响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阐述。
首先,科举制为西方文官制度提供了启示。
科举制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方式,打破了世家大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为普通百姓提供了进入政治体系的机会。
这种以考试成绩为选拔标准的制度形式,为西方文官制度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西方文官制度在选拔官员时,也采用了考试的方式,注重专业能力和职业道德,这与科举制的选拔标准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其次,科举制为西方文官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
科举制强调的是通过考试选拔官员,而西方文官制度则更加强调专业能力和职业道德。
这种差异在科举制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并为西方文官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
西方文官制度在选拔官员时,不仅注重考试成绩,还注重专业能力和职业道德,这种选拔标准与科拔才的“选贤任能”思想相契合。
此外,科举制为西方文官制度提供了实践经验。
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并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
在科举制的发展过程中,各种考试科目、考试方法、选拔程序等方面都得到了不断的改进和完善。
这些实践经验为西方文官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例如,西方文官制度在考试科目和选拔程序方面,也采用了类似于科举制的做法。
最后,科举制对西方文官制度的影响还表现在文化交流方面。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加深,科举制逐渐被介绍到西方国家。
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对科举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研究,并将其引入到本国的公务员制度中。
例如,英国在19世纪末实行了类似于科举制的公务员考试制度,而美国则在20世纪初实行了类似的公务员选拔方式。
这些借鉴和引入都说明了科举制对西方文官制度的影响和贡献。
中西文官制度的异同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中西文官制度的异同篇一:文官-科举制度与西方文官制度之比较科举制度与西方文官制度之比较摘要: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官考试制度,这一制度在隋唐时期得以确立和完备,在思想、教化、官员选拔等诸多方面都有改革和创新意义。
西方各国在对科举制度进行研究和改进之后,建立了先进的文官考试制度,至今仍有长足的发展。
关键词:科举制西方文官制度孙中山先生曾说过:“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
”[1]西方文官制度起源于1855年的英国,以后逐渐发展到美、法、德、日等国。
虽然它在各国有着不同的形式,但总的来说,都是指一种通过非选举程序(即考试程序)录取人员担任政府职务的一种人事制度。
因此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西方的文官制度与我国的科举制度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了。
首先,在考试内容上灵活多样,兼顾通才与专才。
西方的文官制度效法的对象是明清科举制度,明清科举选官主要以考八股文为主,考试内容单一,过分强调儒学经典而忽视自然科学,可谓“偏科严重”。
而在科举考试之后,任官则由国家统一调配。
西方国家根据本国国情,对于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造。
其次是将考试制度与人事制度相结合,选官与管理并重。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是一项选官制度,与之配套的人事制度则相对独立。
如明清时代,就是采取了考课制度,初任官员第一年相当于现代的“试用期”,年满考核通过才“加实授”,之后则以三年为一个周期,九年通计;在考科之外,尚有“考查”。
而文官制度带给西方的变革则包括了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可以说文官制度的建立与人事管理制度的调整同步进行。
在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中,功绩制是重要原则,公开考试与择优录取,都是这项制度的重要内容。
正是由于功绩制原则的确立,克服了西方传统的恩封制与“政党分肥制”带来的种种弊端,打破了论资排辈的晋升法则,代之以资历年限、升级考试成绩、年终考核成绩各种因素综合考查的办法[2](p225-227),使西方文官从录用到升迁都相对公开公平。
“东学西渐”,西方文官制度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前世今生

“东学西渐”,西方文官制度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前世今生提起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相信很多人不会陌生,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官员选拔机制,从科举制度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吸引着人们的关注。
它不仅是封建王朝时期皇帝统治天下的基础,更是底层民众向上流动最重要的途径,对于古代中国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但鲜为人知的是,科举制度的影响,早已突破了国界的限制,对远在大洋彼岸的西方,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西方留在我们脑海之中的印象,好像就是古老的城邦制,是中世纪的教会,是发达的商业活动,甚至是大航海时代的殖民侵略。
可这些都是西方文化的外象,作为世界文化的另一个中心,欧洲古代官员选拔,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又与科举制有怎么样的渊源呢?这就首先要从西方最早的文官制度开始说起。
一、西方古代的文官制度和演变首先要说的一点是,之所以强调是文官制度,实际上强调的是国家的统治能力。
马克思在其著作《政治学》中曾说:“古代国家职能主要是政治统治职能,任何私人事务都带有政治色彩,何况官僚制度。
”因此文官制度,其实代表的是国家的政治统治能力。
那么古代西方的文官制度又是什么样呢?十八世纪以前,欧洲最常见的文官制度是“恩赐制”和“世袭制”,世袭制不用多说,所谓的恩赐制,即君王或者掌握权力的教会,城主等将权利和官职“恩赐”给贵族,然后贵族回报以对君主的忠诚。
在这种制度之下,君王的意志就成了选拔官员的决定因素,因此难免出现任人唯亲的现象,带来政府机构低效,结构性腐败的后果,与同时期中国的科举制度相比,显然是有所不足的。
当然这也跟西方古代的政治环境有关,不同于中国古代曾多次出现长期的大一统王朝统治,欧洲历史上,分裂的时间要远远大于统一的时间,国家各自为政,小到甚至一座城就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在这种清醒之下,也不需要繁复的文官制度来管理管家。
但是到了中世纪末期,随着工业革命个文艺复兴的出现,中古时代的城邦制逐渐退出舞台,整个欧洲被整合为几个大国,人口和土地的增加都急需着一种新的,能够取代古旧的世袭制和恩赐制的文官制度出现,这个时候,来自中国的科举制度,给西方文官制度指明了方向。
中国与西方文官制度

中国与西方文官制度
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有很大的差异。
中国的文官制度源自古代的儒家思想,强调礼制、等级和忠诚。
在中国,文官被视为天命所归,他们的选拔和晋升主要基于科举制度,即通过考试选拔最有才干和品德高尚的人。
同时,中国的文官制度强调集权,政府对文官的任免和管理具有很大的权力,文官在社会和政治的地位很高。
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则更注重民主和权力制衡。
在西方国家,政府的权力分散于不同的机构和部门,文官被视为公共服务的专业人员,他们的选拔和晋升主要基于教育背景和工作表现。
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强调 meritocracy(精英才干原则),即
能力和表现优秀的人才得到选拔和晋升的机会。
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也更加注重透明和公正,各个环节都受到法律和监督机构的监管。
此外,中国的文官制度中还存在一种称为"特权派任" 的制度,即根据文官的家世和关系进行任命。
这在西方国家是被严格禁止的,西方国家的文官选拔和晋升更加注重个人能力和素质。
总的来说,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在理念和实践上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反映了两种文化和政治体制的差距。
中国与西方文官制度

中国与西方文官制度文官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行政管理机构,对于国家的发展和治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和西方在文官制度的构建、运作和职责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本文将重点探讨中国和西方的文官制度,分析其异同之处,并探索其各自的优势和不足。
一、中国文官制度中国文官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其根源可以追溯至古代的官僚体制。
在中国,文官主要由高级文官和低级文官两个层次组成。
高级文官通过举人、进士等科举考试选拔出,担任国家重要的行政职位,如内阁成员、省级政府官员等。
低级文官则是通过其他途径选拔,担任地方政府的一些次要职位。
中国的文官制度强调知识和能力,注重考核和选拔。
高级文官通过严苛的科举考试选拔出,确保其具备扎实的学术知识和行政才能。
此外,中国文官制度注重稳定性和终身职业制度,文官职位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为人们追求稳定和安全的职业选择提供了动力。
然而,中国文官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其对学术背景和知识的过度依赖,可能导致文官群体缺乏实践经验和创新能力。
其次,高级文官的选拔过程可能存在不公平和腐败现象,容易导致功利性的选人原则。
此外,中国文官制度注重的是上层文官的选拔和培养,对于基层文官的培养和选拔还有一定的欠缺。
二、西方文官制度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主要遵循一些共同的原则,如公平、竞争和专业化。
西方国家的文官通过竞争性考试来选拔,根据能力和专业背景来决定职位的分配。
西方文官制度注重专业素养和行政能力的培养,为其提供丰富的培训和发展机会,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
西方文官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横向晋升和多元化发展的机会。
文官可以通过丰富的培训和工作经验,从基层逐步晋升到高级职位,同时还可以选择在不同的部门和领域发展,实现自身专业素养和职业发展的双向提升。
然而,西方文官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由于竞争性考试的选拔模式,可能导致某些弱势群体的机会受限,缺乏平等性。
其次,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注重个人能力和权力分散,可能导致组织协调和执行效率的不足。
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度

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度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科举制是封建社会中政治录用的典范,科举制作为一种社会权力精英的遴选机制对近、现代各国政体中的文官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直接的、深刻的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讲,古老的科举制仍然具有其现代意义。
作为一种精巧的政治录用方式,科举制具有恒久的价值。
因此,在今日的政治实践与政治发展之中,人们仍然需要对科举制不断地作出新的现代政治学的诠释,以从中获得启迪与收益。
一、政治录用中的二难选择解读科举制,理解科举制的现代性,首先涉及到政治录用中二难选择问题——政治体系在遴选权力精英时所要解决的双重标准的统一问题,即政治标准与业务标准双重对象化的统一。
这始终是各种政治体系在进行政治录用时都必定要遇到的一个基本问题。
科举制的现代意义就在于:它曾近乎完美地解决了在政治录用中运用政治标准与业务标准衡量对象时所产生的矛盾,原则上使每一个录用的对象——权力精英的个体能够同时符合双重标准,从而成功地解决了政治录用中的二难选择问题。
政治录用是国家政权体系与社会联结的重要渠道,它表现为吸纳社会精英进入政治权力机构的过程。
对于国家政权来说,政治录用具有保持政治秩序的稳定性、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以及权力繁衍的连续性的“系统维持”功能。
[1]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政治体系所进行的政治录用的具体内容有所变化,但录用标准在形式上都分为政治标准与业务标准两个基本类型。
在我国古代这两类标准被称为“德”与“才”,而在当代则被叫做“红”与“专”。
政治标准要求录用的对象忠实于既定的政治体系,政治忠诚之所以成为政治录用的首要标准,是由政治活动的性质决定的。
政治,是人类追逐利益的社会活动,其结果形成了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
权力精英是社会各阶级与集团竞取利益的载体,这就规定了权力精英的阶级与集团属性。
从一定意义上讲,采用政治标准遴选权力精英是在寻找“可靠的人”。
与政治标准相对的是业务标准,即衡量录用对象是否具备完成政治职责所需的知识和能力,业务标准是为了选拔“聪明的人”。
高三总复习历史课件 中国科举制与近代西方文官制度的比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朝科举制度的新变化。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世纪70年代英国文官制度改革考试内 容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与英国近代 的文官制度对现代国家选拔人才的启示。
[答案] (1)新变化:考试内容上以策论和经学代替诗赋;确立殿试制度和三 级考试制;废除公荐制度,实行锁院制;完善科举程序,实行糊名法和誊录法。 (任答两点即可)
(2)特点:文官知识结构失衡,重文轻理;忽视科技的地位。 (3)启示:人才选拔考试过程中要坚守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人才的选拔 不仅要注重专业科目,而且要多方面考查;注意人才选拔方式的多元性和创新性, 要不断完善考核内容和机制。(言之有理即可)
[解析] 第(1)问,据材料一“宋初沿用唐制,进士科主要以诗赋取士。宋仁 宗时,范仲淹以参知政事主持改革,要求在录取进士时把策论和经学放在首位” 得出考试内容上以策论和经学代替诗赋;据材料一“宋太祖时殿试成为常制,加 在省试之上,由皇帝亲自主持,最终使北宋形成了地方‘发解试’、省试和殿试 三级考试制度”得出确立殿试制度和三级考试制;据材料一“为了保证科举的公 正性,避免世家权贵的干扰,杜绝公荐请托之风,宋太宗时又实行了‘锁院’制
[历史解释] 科举制与西方文官制度的比较 西方国家借鉴科举制度,并加以改造,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文官制度。科举制 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还是现代西方文官 制度的起源。科举制与文官制度的具体差异如下: 1.选拔录用的对象不同 英国的文官制度选拔录用的是文官,实际就是事务官,在中国叫幕僚或 “吏”。英国的“文官”并不包括组成内阁的大臣,大臣是与内阁共进退的“政 务官”,属政客。所谓“文官”,仅指“事务官”,就是公务员。其职责是执行 当时政府的政策。而不参与党派之争。他们的存在保证了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 “前台二党轮流执政,后台政府永不更换”。
统编版期末复习重难点知识集锦 选择性必修一 第二单元 官员的选拔与管理(知识点)

2020-2021学年高二历史人教统编版期末复习重难点知识集锦选择性必修一第二单元官员的选拔与管理(知识点)重点难点:重点:中国古代官员选拔、考核与监察制度的演进难点:比较中国古代不同时期选官制度、考核制度和监察制度的特点重难点梳理:1.官员的选拔(1)西周至春秋的世官制:官位世袭的制度,贵族世代垄断高官。
(2)春秋战国时期的荐举和功劳制:春秋战国时期,尚贤思想兴起,各国为争霸图强,纷纷鼓励荐举有才能的人为官,或依据军功大小授予官职。
(3)汉朝察举制:察举指先考察而后推举,重点考察被举者在乡里的舆论评价和为官能力,然后推荐为官或提拔任用。
(4)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在各州、郡设置大中正、中正,由本籍在中央任高官的人担任,中正根据家世、道德和才能评定州、郡士人的资品,分为九等,写出评语,称为“状”。
获得资品的士人,由吏部授官。
(5)科举制:科举以分科考试选拔人才为特点,分为制举和常举。
制举是皇帝自设科目考试选人;常举每年举行,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等几十种,其中明经和进士两科最受社会重视。
考试合格只是取得为官的资格,还需吏部铨选后方可正式任官。
(6)明清时期的官员选拔与管理①明清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与殿试三级。
②参加考试的主要是国子监和府、州、县学的学生。
③考试从四书五经中命题。
④乡试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考中者称为举人。
会试由礼部主持,于乡试次年春天举行,考中者称为贡士。
殿试在会试后举行,由皇帝主持,通过者为进士。
2.官员的考核(1)秦汉时期:秦汉官员的考核办法主要是上计制。
每年秋冬,各县、侯国将一年来的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等情况汇集到郡国,再由郡国汇总,制成计簿(集簿),上报中央,称为“上计”。
御史参与审核计簿,防止造假。
上计考核的结果是官员赏罚的依据。
(2)魏晋南北朝时期:因门阀士族势力强大,战乱频仍,考核大都流于形式,但曹魏、西晋、北朝也制定了相应的考核法规。
(3)隋朝:九品以上官员每年要考核,地方官年终要到中央汇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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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与西方文官制度之比较
摘要: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官考试制度,这一制度在隋唐时期得以确立和完备,在思想、教化、官员选拔等诸多方面都有改革和创新意义。
西方各国在对科举制度进行研究和改进之后,建立了先进的文官考试制度,至今仍有长足的发展。
关键词:科举制西方文官制度
孙中山先生曾说过:“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
”[1] 西方文官制度起源于1855年的英国,以后逐渐发展到美、法、德、日等国。
虽然它在各国有着不同的形式,但总的来说,都是指一种通过非选举程序(即考试程序)录取人员担任政府职务的一种人事制度。
因此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西方的文官制度与我国的科举制度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了。
首先,在考试内容上灵活多样,兼顾通才与专才。
西方的文官制度效法的对象是明清科举制度,明清科举选官主要以考八股文为主,考试内容单一,过分强调儒学经典而忽视自然科学,可谓“偏科严重”。
而在科举考试之后,任官则由国家统一调配。
西方国家根据本国国情,对于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造。
其次是将考试制度与人事制度相结合,选官与管理并重。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是一项选官制度,与之配套的人事制度则相对独立。
如明清时代,就是采取了考课制度,初任官员第一年相当于现代的“试用期”,年满考核通过才“加实授”,之后则以三年为一个周期,九年通计;在考科之外,尚有“考查”。
而文官制度带给西方的变革则包括了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可以说文官制度的建立与人事管理制度的调整同步进行。
在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中,功绩制是重要原则,公开考试与择优录取,都是这项制度的重要内容。
正是由于功绩制原则的确立,克服了西方传统的恩封制与“政党分肥制”带来的种种弊端,打破了论资排辈的晋升法则,代之以资历年限、升级考试成绩、年终考核成绩各种因素综合考查的办法[2](P225-227),使西方文官从录用到升迁都相对公开公平。
再次是要建立职前培训制度,使文官更好地履行职责。
在明清两代,科举考试以八股文为主,以至于很多出身科举的官员严重不通实务,甚至完全无法胜任工作,从行政到司法,全部要依仗师爷或幕僚。
而在西方各国,为了使官员能够胜任自己即将担任的职务,完成文官的角色转换,建立了一套“再教育”体系。
如果说西方文官制度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最大共同点在于在公开、公平、公正、竞争的原则下,以考试方式录取优秀人才的话,那么除此之外,它们所剩下来的则更多是差异和不同。
具体表现为:
第一、制度内涵不同。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仅仅是一种选官制度,是通过考试认定官员的任职资格。
而公务员制度是一个包括官员的考试、任职、考绩、待遇等所有有关内容在内的一整套的制度体系。
第二、在考试内容和录用程序上两者不同。
西方文官考试一般分为口试和笔试两种。
像美国等国除了口、笔试外,还对某些技术人员进行实际操作的考试。
考试内容注重实际,强调能力,并注意通才和专才相结合,对不同类型的文官进行不同形式和内容的考试;录用程序相对也比较简单,大体分为四阶段:即,招考、考试、选用和试用。
而中国的科举考试虽也有口、笔两试,但考试内容严重脱离实际,不注重能力,只局限于四书、五经、诗词歌赋,鼓励死记硬背,八股文风,泛滥成灾,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造成大量人才的流失与浪费。
第三、在官吏考核和晋升方式上不同。
西方国家公务员在考核过程中一般都遵循这样一些原则:民主公开原则、客观公正原则和保障原则(指公务员对不公平的考核评语有申诉的权利,甚至向法院提起诉讼)。
[3]晋升也通常是由考试晋升、考核晋升和年资晋升这几种方式组成。
这些做法的目的很显然是为了确保对公务员在考核和晋升上的合理和客观。
而科举制下的官吏考核和晋升固然有许多和西方文官制度下在官员的考核和晋升方面相同的好的原则和方式,但由于处于封建社会人治的大环境下,所以在操作时,往往带有的是更多的人情关系烙印。
考核官吏往往不是根据被考核者的能力和实绩,而是根据考核官吏者自己的喜好、憎恶和与其的关系来作出判定。
就像中国历史上,范仲淹、欧阳修等由于遭到不公正考核而不能升迁、甚至谪贬的官员不计其数,这不仅使大量有才、有识志士不能脱颖而出,人尽其才,而且也加剧了各个朝代的灭亡步伐。
第四、在法规、制度层面上不同。
可以说西方文官制度,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有了其法制化、正规化的内容。
每个国家在有公务员制度的同时,都有相关的公务员制度主体法规。
如英国1855的《关于录用王国政府文官的枢密院令》、美国1883年的《彭德尔顿法》、法国1946年的《公务员总章程》、德国1953年的《联邦官员法》。
这些法规从制度层面上保证了公务员制度的连续性和有效性。
而中国的科举制由于是出现在等级森严,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中,皇帝的口谕、圣旨就是法令,所以它带有了很强的随意性和人治化的内容,也没有形成相应的完整制度和法规。
科举往往随着皇帝的意志变动而变动,可废可立,可举可停。
第五、两者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发展方向不同。
西方文官制度是处在相对比较民主的资本主义政治体系中,虽然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有其致命的缺陷和不足,并终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但在其下,西方文官制度还是不断地得到了完善和发展,并彻底克服了任人唯亲的恩赐制和政党分肥制。
而科举制诞生于专制主义严重的封建社会政治体系中,它虽然打破了九品中正制和察举制下的士族垄断局面,但却又造成士大夫的新垄断局面。
在其漫长的自身发展过程中,合理完善和发展的内容不多。
第六、历史作用不同。
科举制主要表现在公开报考、择优取仕“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科举制保证了官员选拔的公平、公正以及质量,也保证了政治的正常运行。
因为科举制以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特别是专制君主认可的标准选拔官员,这样官僚集团既有了稳定的人员补充,又有了大致一致的、适应专制君主需要的道德层次和文化素质的人,扩大了封建统治队伍。
而文官制度在西方却不一样。
大多数的西方研究者都认为,科举制这一“令人赞叹的发明”传到西方以后,给西方带来了革命性的意义。
因为19世纪中叶的西方国家,已完成工业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地位。
这就要求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建立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制度。
资本主义在引入科举制后,在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公开考试、择优录取、政治中立、法律保障、统一管理为原则的公务员制度。
这一制度避免了任命制下“任人唯亲”的泛滥所造成的结构性腐败及因政党轮流执政所导致的周期性政治震荡,使行政工作的运行具有了连续性和稳定性。
这样就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政治制度,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通过古今制度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是隋唐科举制度,还是当代公务员选拔考试制度都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性:一方面,表现在广纳贤才,获得国家管理的新鲜血液。
从国家层面来看,通过考试途径可以不断从社会各阶层获得新鲜
血液,吸纳在知识、技能、能力上更具有竞争力的优秀分子进入到国家管理机构,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另一方面,在考试制度下,精英层之间的流动与上下层级之
间的流动性,使文化知识与教育的覆盖面更广。
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制度的激励,建立了人们获取文化知识的利益激励机制。
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公务员选拔考试制度亟待完善的地方:首先,考试设计要具有职位的针对性。
当前中国的公务员选拔考试形式单一,不管哪一层级的政府机关招考公务员,其考试都是一个模式,先进行笔试再进行面试或复试。
笔试的考试内容只能体现考取公务员要具备的一般基本素质。
即使是一些专业性很强的职位,其考试的形式和内容也几乎相同,不能体现出该职位要测试的专业知识。
所以,考试的设计要从职位出发,职位本身有什么样的要求,就要有什么样的考试方式。
其次,要丰富公务员考试的录用方法。
国家为了避免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依法管理干部人事,确立了国家公务员的准入机制———“凡进必考”。
这就给一些特殊职位的招考设置了障碍。
现行的考试方式往往不能考察出需要招考人员的特殊专业素质。
所以,要根据职位分析确定岗位职责和素质要求进行考试设计。
分析出哪些素质可以通过考试的方式体现出来,哪些素质可以通过考核考察、情形模拟法等其他方式体现出来。
再次,加强面试考官的队伍建设。
目前,在各级政府公务员选拔考试的面试环节,面试考官来源多元化。
虽然他们本身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较强的专业业务能力,但是对面试的专业技能和技巧的
参考文献
[1][3] 苏廷林:《当代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发展趋势》[M],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3页
[2]任爽、石庆环:《科举制度与公务员制度———中西官僚政治比较研究》,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