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黄金十年蜜月期
中日关系
从甲午战争到二战结束，日本历史半个多世纪野蛮侵略中国。
二战后，日本怀着反省和抱歉的态度，表示理解和尊重受害国的民众感情.经过领导人和各界有识之市的努力，中日两国于1972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重新确立友好关系。
但近年来日本对华政策的消极面逐步凸现，如对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的争端。
我们看到网上很多签名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运动，青年学生也对日本美化侵略战争历史，修改教科书问题义愤填。
全国民间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高校大学生纷纷示威游行。
中日关系处于紧张阶段。
回顾中日关系历史，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期，中日处于对立状态，1972年中日建交，恢复友好邦交关系，但在90年代冷战后，中日关系磨檫不断，逐步丛局部矛盾转化为现实的、多方面的磨檫。
中日关系在今天激化尽管如此，中国还是知道要想发展必须与他国保持友好关系。
中日关系依然和平维持。
即使日本做出无礼的事，中国也得忍耐下去，忍一时风平浪静。
去年日本首相访问中国，这一消息给忍耐中的中国带来新的希望。
中日关系的前程是美好的，我们指日可待。
“纵观中日两国两千年的关系史，友好和合作是主流”一向爱好和平的中国很少发动对日战争。
但是纵观自有唐以来的历史，由于日本的扩张性和地理因素，日本一千多年以来的战略就是军事扩张，其一贯思路是以朝鲜半岛为踏板，进而征服中国东北，在实力足够的情况下占领中国。
历史证明了只要有一定的实力，日本便会行使扩张政策。
即使在唐代，日本国力尚比较弱小，日本依然与唐军在朝鲜半岛南部白江口发生局部战争，结果是唐军消灭了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
而到了明代，1591年，丰臣秀吉完成了日本的统一后，在致朝鲜的国书中宣称将率军“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1592年，丰臣秀吉率军在20天内占领了从釜山到汉城（现更名为首尔）的大片朝鲜领土。
之后，丰臣秀吉认为胜局已定，开始制定进攻明朝的军事计划，并任命了占领中国的各级官员名单。
在这种情况下，明朝政府做出了“抗日援朝”的决定，经过七年苦战，直到丰臣秀吉病死，日军从朝鲜撤退，明朝才赢得最后胜利。
中日关系及发展趋势报告
中日关系及发展趋势日本政府实施钓鱼岛国有化后，中日关系跌入冰点，目前处于1972年建交以来最恶劣的状况之中。
很显然要缓解此次中日危机，关键在于钓鱼岛问题的处理。
如果排除军事手段解决的途径，那么回归搁置争议状态就是获得稳定的唯一现实选择。
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在接受香港凤凰卫视采访时说：“交给有智慧的下一代是明智的选择。
”这其实也是中方所希望的，交给下一代不是在逃避责任，而是为了更好的解决。
当然，除钓鱼岛问题外，中日之间也矛盾重重。
历史问题带来的阻碍，禁锢着中日关系的发展。
解决历史问题需要“双管齐下”，既要认真解决历史问题，又要积极发展中日关系，而且后者更重要，更带有全局性，其理由是，历史问题只有通过不断发展两国关系、扩大两国人民的相互交流与理解，才能更好的解决和处理。
学会尊重历史应该是双方特别是日本所要学习做到的。
中日关系长期以来存在着“政经分离”的现象，政“冷”，经“热”。
中日经济相互依存，虽说两国间的政治关系会对经济产生影响，但对于中日来说，经济联系反而对政治产生反作用。
在政治和外交关系出现麻烦时，共同的利益关联和工商界的积极推动，往往可以缓和政治紧张，为双方找到改善关系的平衡点。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是搬不开的邻居。
但邻居间无可避免会产生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对立，是可能导致中日矛盾走向对抗性矛盾的催化剂。
“在民族主义的世界里，越偏激就越正确”。
我们不能听任中日陷入“民族主义刺激民族主义”的恶性循环。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国如何对待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如何对待我国，反之亦然。
“矛盾无处不在”，即使中日关系处于良好状态，中日之间也存在矛盾，不宜采取“肯定一切”的态度；即使中日关系处于不好的状态，中日之间也存在合作，不宜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
国民党高级将领何应钦曾说：“中国强，则日本为妾；中国弱，则日本为盗。
”堪称中的之语。
然而，上世纪九十年代，冷战结束，中国加速崛起，日本却遭遇了十年的停滞期。
中日关系的曲曲折折
中日关系的曲曲折折摘要：中国和日本也算是一衣带水的老邻居了，按理说邻居之间就应该和和气气，就算有点矛盾也无伤感情，可是近年来日本的举动却屡屡触碰中国人的神经，譬如说钓鱼岛争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甚至在讲话中大放厥词。
那么日本何至于如此呢？或许我们可以从中日关系的发展演变中一窥究竟。
一，古代中日关系据日本皇国史观记载，日本第一代天皇为神武天皇，即位于公元前660年（大约与齐桓公同时），在位一百余年，为日照大神（太阳女神）之孙。
但7世纪初日本才有文字，由此可以看出前面的历史均为杜撰。
中日关系最早的记载应该是秦始皇时期的徐福东渡。
徐福首次渡海的出发地是在山东半岛南端的琅琊。
琅琊是当时的一个古港，早在春秋时期，这一带的航海家就从这里出海，航达朝鲜半岛，而后顺半岛沿岸航行，经过对马岛到达日本。
而《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记载，徐福第二次航海时诈称仙人索取“百工之事”，遂“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
如此推断，徐福有可能走的仍是上次的旧航线，不仅如此，而且由此我们得知徐福二渡日本，带去了古代中国的“百工之事”，如汉字、中草药和水稻种植等许多文化和科学技术，直接促生了一代“弥生文化”的诞生。
中日关系最正式的记载是在东汉光武帝期间，在日本九州岛北部分布有倭奴国和犬奴国两个国家，并且在发生着战争。
倭奴国王遣使来华进贡十根木棍、十卷帆布、十名牲口（男女奴隶）。
汉光武帝赐封汉倭奴国，赐之金印。
现为日本一等国宝。
一百多年来，倭奴国和犬奴国相继覆灭，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更加强大的民族——大和民族。
大和民族兴起于日本本州岛，并建立了野马台国向中国称臣，三国时期魏明帝曹睿封其女王为安东都督府大都督亲魏倭王。
此后几百年野马台国一直向中国称臣，南北朝时向南朝称臣，一直延续到隋朝，日本推古女皇在位，任用圣德太子（其在日本历史上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孔子）进行改革。
这时起正式定名为日本，改大王为天皇。
公元645年，日本开始了一场以唐朝为蓝本的“大化改革”，全面学习唐朝的各项的政治制度、社会习俗等，并派遣遣唐使入华，其中最典型的是日本人吉备真备和高僧空海根据草书和楷书的偏旁创造日本的名字平假名和片假名。
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一波三折一.中日关系的历史回顾1.中日两国的敌对（1949—1971）二战后，日本处于美国的占领之下，《旧金山和约》签订后，日本吉田政府于1952年4月与台湾当局缔结《日台和平条约》，建立了所谓“外交关系”，从而为中日关系正常化设置了新的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决定采取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渐进积累的方式，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
1952年6月，中日签订了第一个战后民间贸易协定。
1953、1955、1958年又签订了三次民间贸易协定。
但1958年的“长崎国旗事件”一度导致中日贸易中断。
由于双方对发展经贸关系又很强的需求，1962年廖承志与高崎达之助签署了《中日贸易综合备忘录》，即L—T备忘录。
1963年中日友好协会成立，积极开展中日民间交流。
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中日关系受到严重冲击。
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前29多年的两国关系，可以清清楚地看到中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以下三个因素的制约。
第一是冷战这一国际大环境；第二是日美关系；第三是日台关系。
2.中日关系的蜜月时代（1972—1991）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剧变。
新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感到震撼，谋求同中国邦交正常化的呼声高涨。
1972年9月，田中首相访华，双方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两国邦交实现了正常化。
1978年8月，两国又签署了《中日友好和平条约》。
10月，邓小平访日。
中日关系得到了全面、迅速的发展。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1周年。
从表面上看，中日早已和解。
但是，这些年来的事态发展证明，这两个国家远没有实现真正的和解。
究其根源，是因为中日的和解，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从上至下的安排。
两个国家的领导人为了共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引导了41年前的正常化。
但是，从上至下的和解往往是脆弱的，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没有对过去战争历史的起码认识和反省，没有民间社会真正的对话和沟通，没有国民教育的反思，历史的旧恨随时可以被重新激活。
中日关系
2)历史问题产生的积极作用:
当时日本政界大多数对侵华战争抱有很强的负 罪感，这对推动中日关系发展有利。当时对推 动中日关系发展持积极态度的力量，无论在日 本政界，还是学界、财经界，都绝对居于主流。 由此也可看出，在相关历史问题的态度，对于 中日关系的发展影响很大.
3)贸易支柱：
日本属于外向型，开拓海外市场对它的生存发 展很重要，而当时中国这一有待开发的市场显 然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中国当时白 费待兴，需要日本的官方援助、直接投资、技 术转让等。中日建交后，贸易额迅猛增长。
二、建交后中日关系的发展概况 1、1972-80年代初：蜜月期 奠基这种密切关系基础的因素很多，主要有三个： 1) 战略合作： 70年代，国际战略态势是苏攻美守，苏联的霸权 主义随其1979年入侵阿富汗发展到了恶性膨胀的 程度，进而成为当时国际和平的重大威胁。作为 同与苏联存在领土问题的中国和日本，共同反对 苏联霸权主义成为双方的共同利益，因而很自然 地成为双方合作的战略基础。当时，不仅限于中 日关系，中美关系也是，共同防苏和联手反苏都 是促进相互合作的一个重要战略条件。
三、其它问题
台湾问题
经济贸易摩擦 反恐怖主义 全球气候问题 政策上表现得亲中的首相执政时间都不长：
田中角荣、福田康夫、安倍晋三等都因丑闻 或其他而黯然下台。
四、中日关系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政治：由于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右翼
势力在日本政界的抬头，中日关系一波 三折，非常敏感。 经济：彼此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贸易 的规模很大、领域很广，同时贸易摩擦。 文化：交流在不断发展，其中包括学术 方面，尤其是对于二战历史的认识上， 民间的学术交流在发展，这对中日关系 的发展将产生积极作用。
中日关系分析
4、日美安全合作问题也是其中之一。日美强化安全 合作的新体制就位后，对我国造成相对威胁。中国 至今通过各种法律多次表明严重关切和有关立场。
5在小泉任日本首相期间内连续五年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了 世界各国的强烈的反对。也同时伤害中国人民感情，已成 为导致当前中日关系僵冷的最直接原因.
6、日本遗弃在华北的化学武器问题，日本再侵华期间，违 反国际公约，使用化学武器，造成中国军民中毒身亡。日 军战败后将大量化学武器就地掩埋遗弃。到目前为止，在 中国的十几个省市发现大量化学武器。对我国人民的生命 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中国政府提出交 涉，要求日本政府解决这一问题。目前，两国政府有关部 门就如何尽快销毁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具体事宜进行磋商。
第二，努力扩大中日两国战略利益的交汇点。
中日两国都处于国家发展的重大转型时期，中国正在由地 区性政治大国向经济大国迈进，日本则正在从经济大国走 向政治大国。由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都需要有一个好 的周边环境，都必须保持和平发展的心态，都必须在世界 政治和区域国际政治中肩负责任。总之，在达成各自战略 目标方面，双方关系尤其具有“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 性质。
我认为日本是中国的重要的邻国，中国在召开的十七大明 确指出对日政策，总方针。近两年来的两国关系受到狭隘 民族主义的情绪的干扰。出现一些波折，使双方都没有从 中得到任何好处。风波之后，双方都更加清醒认识到，友 好相处是唯一正确选择，两国关系应该搞好，不应该搞坏。 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地发展，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对 亚洲和世界有利和共识，就有动力，两国关系相向而行， 克服困难，使其出现新的良好发展势头。
2、陷入迟滞的中日政治关系。这一点最明显的标志就
是近几年中日之间一直没实现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互访，这对于 两个近在咫尺的国家来说是不正常的。两国间最大的政治障碍是历 史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两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 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却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长期的战争状态粉碎 了中日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相互师从、相互仰慕的美好感情与 和平氛围，民族情绪开始发生历史逆转。这种逆转对后来中日关系 造成的影响，其程度之深刻，时间之持久，范围之广泛，无论怎样 估计也不为过分。
中日关系那黄金的十年
中日关系那黄金的十年
许知远
【期刊名称】《商务周刊》
【年(卷),期】2002(000)018
【摘要】在1895年的《马关条约》签署时,日方代表伊藤博文询问中方代表李鸿章,为何他十年前就已听说的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却没有任何效果。
后者回答说,中国的事情受传统束缚太深,他根本无法按愿望行事。
在此一年前,也就是甲午海战前夕,海军提督
【总页数】1页(P80-80)
【作者】许知远
【作者单位】《经济观察报》;主笔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829.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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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改革开放四十年中日关系回顾与思考 [J], 梁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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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论述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是一个很广泛的课题，它应当包含两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军事等各个领域。
而中日之间历史上曾经有过2000多年的、漫长而悠久的交往史，尤以两国民间交往最为频繁，谱写出了许多友好篇章。
然而中日之间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激烈冲突和对抗的时期，中日冲突对后来中日之间两国关系和民间交往产生了长期的消极影响。
历史上最典型的当属明朝与日本在朝鲜战争和清朝中日之间的甲午战争，现代关系史上最典型的当属日本侵华和中国军民奋起抗日。
明朝与日本在朝鲜经过平壤会战和龙山会战，明军以少胜多，一举击溃日军主力。
日本于1596年九月再次闪击朝鲜，毫无准备的朝鲜被杀得大败。
后来明朝派遣6万中央军入朝，发动反击，赢得汉江保卫战胜利，随后转守为攻，虽遭蔚山攻击战失败，却也重创日军主力，其后三路攻击，相继收复朝鲜南部主要城市，将日军压迫在沿海几大堡垒中分割包围。
至此日本败局以定。
丰臣秀吉在内外交困中去世。
日军闻讯集结水师仓皇撤退，被明朝水师在露梁海域伏击。
展开了16世纪人类最大规模的海战。
经过一天的喋血厮杀，中国水师以损失战船一百多艘的代价，赢得了击沉日本战船四百五十艘的辉煌胜利。
至此，日本侵略军已全军覆没，抗倭援朝战争以中国的完胜而告终。
1894年7月25日，日本发动丰岛海战，袭击中国运兵船，对清朝政府不宣而战，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取平壤，下开城。
几乎聚歼驻朝清军，清朝甚至来不及组建第二道防线。
同时，日本联合舰队于9月发动黄海大战，重创北洋水师，击毁北洋水师主力舰六艘，彻底掌握制海权。
日本于1894年冬突破鸭绿江防线，占领大连旅顺，其第一集团军在海军的掩护下，在山东登陆，占领威海炮台，包围北洋水师，终使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1895年三月，日本顶住清朝最后反动的海城反击战，并乘势攻克营口，清朝6万大军溃败。
自此，甲午战争以日本完胜而告结束。
中国损失军力六万人，敌我双方损失比例高达10：1。
最精锐的淮军和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
2015年中日关系研究ppt
2、努力扩大中日两国战略利益的交汇点
中国：区域性的政治大国向经济大国பைடு நூலகம்进
日本：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迈进
中国实现现代化，日本成为”正常国家”
双方关系“合则两利，斗则两败”
3、依法、理性表达爱国热情，最重要的是从自己做 起，把爱国热情转变为建设国家富强的实际行动。
学会正确表达爱国情绪· · · 学会维护国家形象和尊严· · · 学会抓住机遇和契机，建设祖国 美好明天· · ·
例如：
书中把“侵略”改为“进入或进出” “镇压”改为“压制” “掠夺”改为“转让” 把对日本的“抵抗运动”改为“暴动”
对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南京大屠杀、从军慰安妇等战争 责任问题尽量掩盖。
细节的重要性
3、战争遗留问题
（1）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问题
据统计，仅云南宝山6万人死于化学武器细菌带来的鼠疫。2004年中日达 成协议，日方出资171亿日元，在吉林敦化市建立化学武器销毁工厂，处 理50年代集中掩埋的武器。
• 思考题：通过本专题的学 习，谈谈你对中日关系的 认识。（任选一点，不少 于800字。）
O(∩_∩)O谢谢
三、理性处理中日关系
（一）中日关系走向可能性预测 1、乐观估计：从保持持续的上升态势
两国顺应世界潮流，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未来。但是按照历史这种 可能很难实现。
2、悲观估计：中日关系倒退或停滞
日本军国主义重蹈，与中国划社会制度线，甚至与美国一起抵抗中国。 但在这种可能性，是两国人民都不愿看到的。
3、谨慎估计：维持曲折前进发展趋势
有梁先生这样的中国人，就是在无 言地告诉后人，日本人那时是在戕 害一个怎样高贵的民族。
去年人大常委以法律形式肯定9月3日确定为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 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
中日关系
1、邦交正常化后20年，中日关系曾有过难 、邦交正常化后20年，中日关系曾有过难 得的蜜月期。
2、冷战后中日关系经历了一段严峻的政治 考验
3、目前，中日政治关系出现了回暖的趋势
4、未来中日政治关系的前景仍然充满不确 定性因素
二、中日政治关系中的几个焦点问题
（一）历史问题 1、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日本军国主义的 、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日本军国主义的 精神支柱
当前中日关系
一、中日关系的现状 中日关系一度表现为“政冷经热” 中日关系一度表现为“政冷经热”，目前 双方政治关系有回暖的趋势
（一）双边经贸合作广泛而深入 1、中日经贸合作空前发展
2、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给日本带来新的机 遇
3、对日经贸合作有利于中日产业结构调整 和扩大就业。
（二）两国政治关系在曲折中前行
把握“形势与策” 把握“形势与政策”的要求与尺度： 要有大局的意识： 1、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是 “三个有利于” 三个有利于” 2、评价一个执政党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根基 是“三个代表” 三个代表”
3、衡量一个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关键要 看“三个充分” 三个充分”
4、把握当今国际局势的基本状况是“三个 、把握当今国际局势的基本状况是“ 总体、三个局部” 总体、三个局部”
（二）要切实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三）要正确处理好台湾问题
（四）要坚持通过对话，平等协商，妥善 处理中日之间的分歧，积极探讨解决分歧 的办法，避免中日友好大局在受到干扰和 冲击。
（五）要进一步加强双方在广泛领域的交 流与合作，进一步加强民间友好往来，以 增进相互了解，扩大共同利益，使中日关 系健康稳定的向前发展。
（四）国民情感出现下滑势头
1、近年来中日两国国民情感出现下滑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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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黄金十年”的再思考摘要：提到近代中日关系，中日两国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很难用积极的词汇来形容那个时代的中日关系，日本政府的态度也导致了至今中日之间也是问题与摩擦不断。
但是，在近年的中国学界，关于近代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这样一个说法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
所谓的“近代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是美国历史学家任达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通过对当时大量史料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不可谓不新颖独特，让人们对于近代的中日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
近代中日关系究竟存不存在所谓的“黄金十年”，存在的依据是什么；如果不存在，那么对于那段中日关系，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概念来概括，讲成为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何谓“黄金十年”关于“黄金十年”这样一个概念，最先提出的的任达教授，这是没有问题的，他本人在《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到1912》一书中清楚地谈了这个概念的由来：1986年夏天他在《粉碎了的崇高愿望：东亚同文会与中国，1898——1945》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十年蜜月”这一概念。
对此，东京大学的平野健一郎教授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用“十年蜜月”一词是不适当的，因为从当时日本的行为来考虑或者判断的话，完全是对本国利益和安全的关心，用十年蜜月一词就会暗示着中日之间存在着真正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实际上这是与事实不相符的。
到了1986年底，任达应时任日本亚洲学会会长薛龙博士的邀请，写出了《被遗忘的黄金十年：日中关系，1898——1907》，“黄金十年”这一概念正式形成，从而也为围绕“黄金十年”这一概念的著作《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到1912》奠定了基础。
任达教授认为，中国在1898年到1910年这十二年间，思想和体制的转化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但在整个过程中，如果没有日本在每一步都作为中国的样本和积极参与者，这些成就便无法取得。
与惯常的想法相反，日本在中国现代化中，扮演了持久的、建设性的而非侵略的角色。
不管怎么样，从1898年到1907年。
中日关系是如此富有成效地相对和谐，堪称“黄金十年”。
[1]7二、以日为师——“黄金十年”出现的契机有关“黄金十年”形成的背景，要分成清政府和日本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是清政府，出现的“外交窘境”是重要的原因。
甲午战争中，日本这个曾经的学生给老师狠狠的上了一课，整个中国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和耻辱。
《马关条约》的签订，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
日本的举动同时也刺激了列强敏感的神经，早就觊觎中国东北的俄国率先发难，联合德、法两国，共同要求日本不得染指辽东半岛，否则将实行武装干涉。
日本迫于压力，不得不将嘴边的肥肉吐了出来，另外又向清政府榨取了3000万的赎辽费。
三国干涉还辽之后，清政府大喜过望，不但给俄、法、德三国的数十名外交家颁发了奖章以表彰他们对中国做出的贡献，而且与俄国的关系迅速升温，国内的亲俄浪潮也掀起来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李鸿章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密约》，通过与俄国的结盟以“共同防御”日本。
时人有曰：“慈禧与李鸿章固夙主亲俄，迨经三国索还辽东，内而廷臣，外而疆吏，乃无不以连俄拒日为言矣”。
[2]94与此同时，一些知识分子有感于日本经过维新而摆脱落后走向富强，鲜明的提出要以日本明治维新作为中国改革的样本，他们中的典型代表有驻日参赞黄遵宪及著名维新派人士梁启超等、。
但在当时他们的意见并未成为主流，无论是掌握大权的中央政府或者是颇有实权的地方督抚，都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尤其是在《中俄密约》签订之后，中俄两国关系看起来进入了蜜月期，清政府满心希望在俄国的帮助下能够摆脱危机。
但俄国及其西方伙伴却做出了一系列伤害中国的行为：1897年11月14日，德国以报复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害为借口，占据了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胶州湾及青岛炮台；俄国随即在15日以又以保护中国免受德国侵略为借口，进驻旅顺、大连。
之后，列强开始竞相划分势力范围，几乎将中国的领土瓜分殆尽：俄国的势力在长城以北，德国在山东，英国在长江流域和云南、广东两省的一部分，日本在福建，法国在广西和云南、广东两省临近越南的地区。
这其中，俄国的侵略行径尤为恶劣，不仅辽东半岛完全落入其手，甚至整个东北也都成为其势力范围。
无疑，列强的行为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慌及戒备，对于俄国人也不再信任。
在这个时候，日本人“适时的”的出现，并主动伸出了“橄榄枝”。
日本方面的主动看似非常费解，但实际分析起来就会很清楚了。
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渐强盛，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矛盾也开始加深。
甲午一战打败中国，通过马关条约取得了种种利益，实力骤然增加，引起列强的不满和担心。
他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当然不容许日本继续强大，因此出现了“三国干涉还辽”事件。
西方列强这种削弱日本、限制其发展的行为，在日本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众多日本学者、专家、乃至于普通民众感到了危机，社会各阶层开始对近代国家发展道路的问题展开了一系列激烈辩论。
事实上，明治维新之后，在近代国家发展道路上就一直存在究竟是成为“大陆国家”还是“海洋国家”、是奉行“大日本主义”还是“小日本主义”的争论。
尽管历届日本政府均把扩张侵略政策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但很多时候，协调外交、均势外交政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因此当一心“脱亚入欧”、想要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日本遭到当头一棒后，日本社会各阶层都开始进行反思，思考日本的国家定位：脱亚入欧，成为侵略邻国的急先锋；还是融入亚洲，成为东亚盟主，提携中朝两国。
“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作为对日本的警告，明白无疑的表明了西方列强的态度，那就是绝不允许日本过于强大。
这种情况下，当时的日本政治家们开始奉行一种新的国家战略：“清国保全论”。
具体来讲，就是由日本来帮助中国觉醒、改革，增强其实力，抵抗列强的瓜分和侵略，从而得以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
这种“清国保全论”一时间甚嚣尘上，不仅像东亚同文会这样的组织将其作为组织纲领，甚至日本政府也在一定时期内将其作为既定国策。
[3]62 在一时期，大量的社会名流、专家学者乃至政府高官，不断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场合宣传“同文同种”，拉近中日双方的关系，号召“清国保全”。
著名的近卫笃麿公爵在1898年初发表的《太阳》中认为，中日两国的命运不可分离，要求日本摆脱战后对中国的鄙视心理，通过旅游、社会接触、土地调查等直接了解中国。
他提出不应犹豫观望，使白种人对黄种人的侵略得以加速进行，以阻止迫在眉睫的大规模种族冲突。
[4]52日本文部省专门学务局局长兼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上田万年在所写的一篇评论中也提到：中国战败后的四五年来，一朝反省，对日本人的态度已由轻蔑嫌恶转为尊敬，开始重视向日本学习。
为此，“务以我帝国全国之力，谋求协助彼等获得成效的方法”，并呼吁“日本帝国必须不惜金钱为清国留学生建立完备设施，以避免破坏彼国委托人之大事业”。
[5]44诸如此类，日本民间积极要求寻求中日合作的例子不胜枚举。
而作为日本官方的代表，当时的首相兼外相大隈重信的观点无疑更具有代表性，他在1898年6月底至11月初的内阁期间，表明了他对于中国问题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被称为“大隈原则”：他认为日本长期从中国文化中获益良多，是负债者，现在该是日本报恩，帮助中国改革与自强的时候了，“以酬往昔师导之恩义”。
[6]56三、“黄金十年”，日本对中国的影响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明治二十九年）旧历三月底，由清廷派遣的13名中国留学生抵达日本。
这批留学生年龄从13岁到32岁不等，均经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考试选拔，是人中翘楚。
这件事具有破天荒的意义，一部近两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从此改写：日本从留学生派遣国一变为接受国，而中国则从留学生教育国“沦为”派遣国。
一场“文化反哺”由此开始。
派遣留学生标志着两国文化地位的逆转。
古代中国，文明灿烂，以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建筑等自有“知识产权”为代表，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具体而实在。
“近世”以来，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文明辐射渐弱，崛起的西方对东方的“逆辐射”渐强。
而这种西方文明自西向东的“舶来”，即所谓“西学东渐”，最初的重心并非后来成为西方世界一部分的日本，而是中国。
而以明治维新为开端，中日两国在一系列重要环节上开始拉开距离，从制度文明到社会文化，从金融经济到教育民生，日本均领先于中国。
而恰恰是这种落差，构成了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动力。
自1896年首批留学生赴日以来，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至1905、1906年间达最高峰（8000名左右）。
任达在《新政革命与日本》中说：“粗略估计，从1898年至1911年间，至少有2 .5万名学生跨越东海到日本，寻求现代教育。
”[7]105与此同时，大批日本人应聘到中国内地学校出任教师（称为日本教习），或在各类政府机构中担任顾问（军事、外交、教育、农事顾问等）。
除此之外，日本人还在中国内地开办学校，派遣日本教师授课，在中国本土开展日语教育，培养留日预备军。
赴日留学生的增加与赴华日本教习、顾问派遣规模的递增成正比，同消同长。
至于留学日本的原因，在此不做赘述，以下两段史料就很能说明问题。
“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在奏议中就明确说道：“中华欲留学易成，必自日本始。
政俗、文字同，则学之易；舟车、饮食贱，则费无多。
”张之洞在以“中体西用”而大为著名的《劝学篇》中的一段论述则更有影响：“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
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
”所以“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
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8]7这些东渡日本的留学生们专业从理工农医到文史哲政经法商，学习教育和军事的更不在少数。
虽然他们每人在异国他乡的经历和体验各不相同，回国后的遭际和成就也有很大差别，但正是他们自觉不自觉的共同努力，在方方面面都为寻求现代化的“新中国”做了开拓性工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因为他们既是新思想的载体，又是新思想的实践者；他们不仅是各种新知识的引介者，而且是许多新制度的创建者。
在新观念的引进中，由于“同文”，使译自日文的书籍突然后来居上，迅速超过西文书籍。
这些被翻译的书籍成为了中国思想革命的源泉。
同时，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
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借用，这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
“黄金十年”很重要的实例是清末新政，而清末新政的实质就是“体制革命”，在这一阶段，“思想革命”与“体制革命”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两者互相依赖又互相支持。
与“思想革命”相同，“体制革命”也主要是模仿、学习、移植日本的体制，从改革的蓝图设计，顾问的聘请到具体的指导和运作方式，都是“以日为师”，涵盖了教育、军事、警察及监狱、法律司法和宪政改革等各个方面，影响深远。
四、对于“黄金十年”的反思“黄金十年”是任达教授提出的一个概念，主要从正面揭示了日本在晚清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对我们重新审视近代中日两国的关系，的确不无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