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与卡夫卡的精神对话——从《围城》与《城堡》看中西文化精神之差异
《围城》中的中西文化冲突与价值观对立
围城中的中西文化冲突与价值观对立概述《围城》是当代作家钱锺书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发生在旧中国上海的一个普通家庭中的故事。
小说通过描述主人公方鸿渐在现代性和传统观念之间挣扎的经历，展示了中西文化冲突和价值观对立。
主题1：婚姻观念的差异在《围城》中，作者通过描述方鸿渐与英国留学归来的沈从文之妹叶婷之间的感情纠葛，展现了中西婚姻观念的不同。
方鸿渐被中国传统观念所束缚，认为应该选择身份层次相仿、家境相当且道德品质较高的女孩做妻子。
而叶婷则具有开放自由思想，她追求个人幸福和真爱，在婚姻问题上和方鸿渐产生了分歧。
主题2：社会地位与个人抉择《围城》还通过描绘方鸿渐以及他周围各种角色的思想、行为和生活境遇，探讨了社会地位与个人抉择之间的关系。
在上海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旧中国的传统观念被现代西方文化冲击着。
方鸿渐所处的官宦家庭，在他父亲的压力下要求他继承家业，但他内心却更加向往自由、独立和追求个人价值。
主题3：传统道德观与现代思潮《围城》中还通过一系列对话和事件，揭示了传统道德观念与现代思潮之间的碰撞。
小说中透露出作者对于旧中国社会封建伦理观念的批判，主张个体自由和独立思考。
主人公方鸿渐身边涌现出一系列具有不同背景和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价值观。
结论通过《围城》中描绘的中西文化冲突与价值观对立情节以及角色形象的塑造，读者可以深入了解旧中国时期背景下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并思考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保持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平衡。
这部小说引发了人们对于个体自由与社会压力、传统与现代之间冲突的思考，并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经典作品之一。
生存困境与精神契合——《城堡》与《在酒楼上》、《围城》、《雷雨》比较
生存困境与精神契合——《城堡》与《在酒楼上》、《围
城》、《雷雨》比较
李大勇
【期刊名称】《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2(010)024
【摘要】比较鲁迅的《在酒楼上》与卡夫卡的《城堡》,“追寻”是作为一种生存的状态而存在；钱钟书《围城》与《城堡》中表达的是人的生存困境:现实世界对
人的挤压和抛离,作为个体的人总是处于漂泊和被悬置的状态；而在曹禺的《雷雨》与《城堡》中,人物的行为不仅仅体现他们个人的意志,还体现了“命运”的意志,而理想虽一再地破灭,但理想本身却不会消失,并且永远都闪耀着美丽的光辉.
【总页数】3页(P64-66)
【作者】李大勇
【作者单位】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初等教育学院,江苏连云港222006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106
【相关文献】
1.追寻作为一种生存的状态--《在酒楼上》与《城堡》的精神契合 [J], 李大勇;周
艳梅
2.命运的意志与理想的光辉--《城堡》与《雷雨》的精神契合 [J], 李大勇;彭早霞
3.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赫索格》和《围城》人物形象对比研究 [J],
陈玉涓
4.生存困境与精神契合——《城堡》与《在酒楼上》、《围城》、《雷雨》比较[J], 李大勇;
5.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r——以《在酒楼上》《孤独者》和《围城》为例 [J], 沙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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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钱钟书《围城》与卡夫卡《城堡》之比较
,
结论
,
文 章 对那 个 实 际西 方
。
还 有一 部 分认 为 是
。
总而 言 之
在 现 代文 学 史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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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先 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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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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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孤
、
,
因此 不 管卡 夫 卡本 人 是将 自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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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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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 钟 书 从 小便 接 受 中 国 的 传 统 式 教 育
19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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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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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 态 等进 行 了 描 述 和体 现
围城钱钟书对中西文化碰撞的思考
围城钱钟书对中西文化碰撞的思考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而钱钟书的代表作《围城》则巧妙地聚焦于中西文化的碰撞，通过对人物思想、生活习惯以及情感交流的描绘，展现出中西文化冲突背后的深层次思考。
作品中，主人公方鸿渐就是这个中西文化碰撞的缩影。
他既有传统中国儒家教育的熏陶，又在西方留学期间深入接触了西方文化。
这使得他思想上出现了明显的冲突与纠结。
一方面，方鸿渐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追求出类拔萃、功成名就；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冲击又使他渴望个人自由和个性的发挥。
钱钟书通过描写方鸿渐与周围人的互动，展示了中西文化碰撞对人物的影响。
方鸿渐矛盾的心理与行为，既体现了传统文化所灌输的责任感和忠诚度，又显现出西方文化崇尚个人自由与激进的一面。
他时而犹豫，时而决绝，展示了跨文化矛盾与挣扎的复杂性。
除了个人的思想纷争，作品也展示了中西文化碰撞对于人们情感生活的影响。
方鸿渐与他的妻子沈从文之间的婚姻困境，正是中西文化碰撞带来的结果。
传统中国婚姻观念与西方个人情感自由的冲突，使得他们的婚姻陷入了困境。
他们都渴望得到对方的理解与关心，但彼此的文化背景与生活经历却造成了沟通的困难。
钱钟书在《围城》中精心布局，通过描写方鸿渐与其他角色的交流，展示出中西文化碰撞及其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不仅仅是方鸿渐和妻子之间，作品中的其他人物关系同样受到这种文化冲突的困扰。
这种困境使人们在与对方交往时，常常感到孤独、无助，与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和需求产生冲突。
在《围城》中，钱钟书并未刻意倾向中西文化的优劣之争，而是通过对中西文化碰撞的描绘，启发人们对于文化冲突的思考。
他通过对方鸿渐等人的命运抉择的描写，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怀念和对自由思想的追求之间的挣扎。
他并无结论，只是呈现给读者一幅生动的文化冲突图景。
《围城》是文学史上一部珍贵的作品，它既是一部文化冲突之书，也是一部展示人性与情感的杰作。
钱钟书以完美的笔触和深刻的思考，通过对中西文化碰撞的描绘，启发了读者对于文化差异的思考和理解。
读《围城》与《城堡》有感
荒诞的人生——读《围城》与《城堡》有感摘要：钱钟书与卡夫卡，都是二十世纪上半页在东西方文坛上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大作家。
钱钟书的作品《围城》与卡夫卡的《城堡》。
这两部作品在诸多方面虽然差别迥异，但在主旨立意上却有极大的相似性，围城是冲不破的城堡，城堡是可望不可及的围城。
关键词：追寻思维方式生存理想《围城》同卡夫卡的《城堡》异曲同工。
《围城》是一部相当严肃的悲剧，它写出了“灰色知识分子”在人生、爱情、家庭等方面的悲剧性命运。
它的主旨是要表达人类最深刻的绝望感，作品未能为方鸿渐指出一条积极向上的道路。
《城堡》是围绕K一个人的转动来阐明的，一个发散式的叙述，根据故事情节的需要把人物穿插进K的周围，形成一个圆圈，而对于K的描述也是在城堡周围打转的下完成的。
《围城》没有具体明确的主题，主要是围绕主人公方鸿渐回国后的生活的辗转往复，根据他生活的地点来叙述描画他以及他周围的一群知识分子的形象，反映了那个时代某些知识分子（主要是部分欧美留学、大学教授等）生活和心理的变迁沉浮。
故事的主体地点从上海转到湖南的一个僻远的乡镇，在这发生着一场无硝烟的战争，教育、爱情、事业、婚姻是四大火源，人的追求便是导火线，把刀光剑影的厮杀火拼隐藏在唇枪舌战之下，虽然没有肉体的伤亡，却时时能看到灰色的生活是怎样蚕食着人们的华年和生命，那恶浊的空气又是怎样腐化着人们的操守和灵魂。
当然，这也有真诚的友谊，善良美好的愿望，但是这些微弱的呼叫在强大的社会壁垒下显得软弱无助；遍地都是“鸟笼”，到处都是“围城”，他们应该何去何从，何处能得到解救呢？引人深思。
如果说《围城》是一个一个未解之谜，那么《城堡》就是一个谜一样的传说。
小说用怪诞神秘的笔调描述了一个代码叫K的人因一份公文而踏上进城堡之路，在一次次希望与失望交织中，接受着自尊与人格的践踏，最后在K殚精竭虑将死之时，等来了城堡的通知：允许留在村子里，但是不可以进入城堡，K永远不可能到达那里，一直到死。
《围城》中的中西文化冲突与价值观对立
《围城》中的中西文化冲突与价值观对立《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创作的长篇小说，通过对于民国时期上海社会的描写，展现了中西文化冲突与价值观对立的问题。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居多是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之间摇摆不定，陷入了迷惑和无奈的境地。
在小说中，陈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接受了西方教育，在海外留学多年后返回中国。
他在时尚的西方化派对中与来自西方的美女交往，爱上了英文老师英儿。
但与此同时，他也想要保持自己对于传统文化的了解。
他给自己的女儿取了一个传统的名字，又试图教她学习中国文化。
然而，陈寀即使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不断尝试取得平衡，却依然无法完全融入任何一方，也无法满足自己的内心需求。
当然，在《围城》中，这种中西文化冲突和价值观对立不仅仅体现在主人公身上，也反映在人物关系和社会风气中。
比如，在陈进通和林妹妹之间的爱情故事中，陈进通代表了传统的中国观念和审美观，而林妹妹代表了现代的西方化价值观。
他们的思想纠葛和矛盾情感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而混乱。
此外，小说中还描绘了整个上海社会的西方化现象，无论是时尚的服饰、西式的房屋还是西方风格的婚礼，都显示出中国社会已经逐渐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冲击。
中西文化冲突的核心在于两种文化具有不同的价值观。
在《围城》中，传统的中国文化强调家庭责任、孝顺、传统道德等，而西方文化则更加注重个人的自由和追求，鼓励自我实现和独立思考。
这种价值观的不同导致了对人生目标的不同解读，也导致了人际关系的不同处理。
陈寀在小说中一直追求着个人的理想与追求，但他也受到了传统家庭价值观的束缚，无法真正表达自己的选择和主张。
他与英儿之间的关系也是中西文化冲突的体现。
英儿代表了现代女性的追求和自由，她希望自己能够独立思考、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
然而，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女性应该以家庭为重，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
这种价值观对立引发了英儿和陈寀之间的矛盾和分歧。
《围城》告诉我们，中西文化冲突与价值观对立是一个复杂而普遍的问题。
中外文化交流与对比围城与中的主题与意义
中外文化交流与对比围城与中的主题与意义中外文化交流与对比: 《围城》与中国文化的主题与意义文化交流一直是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和了解的重要途径。
钢铁的雕像看起来现代、英气、受到欢迎，但同时令人困惑。
无论是受到影响的北方饭店还是受到文艺复兴和古希腊文明影响的罗马建筑，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交流都使得我们能够对其他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和欣赏。
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外之间的差异与相似之处也被更加明显地展示出来。
其中，中西方文化差异在许多经典文学作品中得到淋漓尽致地表达。
本文将以中国作家钱钟书的小说《围城》为例，探讨文化交流与对比中所体现出的主题与意义。
首先，钱钟书的《围城》以对中国文化的独立性和独特性作为主题，旨在通过对比西方文化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与困境。
小说中的主人公方鸿渐通过留学欧洲和家庭背景的不同，切身体验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方鸿渐在选择和追求中，逐渐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难以适应和矛盾度。
通过这种中外文化的对比，钱钟书探讨了围绕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家庭与个人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通过展示围绕方鸿渐及其亲朋好友的情感和人际关系的种种冲突，小说向读者呈现了一个类似“围城”的社会，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其次，由于中外文化的不同，小说中的主题与意义体现了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启示。
在小说中，方鸿渐的经历代表了中国人民普遍的经历。
他通过与西方文化的接触，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怀疑，并对西方文化感到好奇和向往。
与此同时，他与许多西方留学生建立了友谊和深入了解，更加了解了西方社会和价值观。
在小说的末尾，方鸿渐虽然没有真正接受西方文化，但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体验。
这表明在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中国人民能够从西方文化中吸取积极的因素，并将其融入到自己的文化中，以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和文化自信。
最后，文化交流与对比中所呈现的主题与意义不仅体现了中外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强调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鲁迅和卡夫卡精神特质比较——以《过客》和《城堡》为例
种无 形 力 量的 制 约 ，使他 不断 的努 力 和 不懈 的 斗争 最 终化
为 乌有 ，主 人 公Ｋ 失望 中抑 郁死 去 。稍 晚其 后 ，鲁迅 丁 １２ 在 ９５ 年３ ２ 月 日写 下 了 散文 诗 《 客 》 ：一 个 困顿 倔 强 、农 衫褴 褛 过 的 中年 人走 向前 方 ，走 上通 往 坟墓 的 道 路 ，他 拒 听老 翁 的劝
［ ］ ｏ ｎ ｏ ｄ ｎ Ｔ ｅ ａ ｂ ｉ ｇ ｏ ｐ ｎ Ｏ ｔ ｅ ｅ ｅ １ ７ Ｊ ｈ Ｒ ｄ ｅ ， ｈ Ｃ ｍ ｄ ｅ Ｃ ｍ ａ ｉ ｆ ０ Ｇ ｏ ｇ ０ ｗ ｌ ｒ ｒ ｒ
北 京 ： 中央 民族 大 学 出版 社 ， ２ ４ 版 ， 第 １ ０ 年 ０ ２页 ， 第 １ ， 第 ２页 ６ 页 ， 第 ２ — ０ ， １ １ ， 第 ３ ３ ９ ２ 页 页 ８ ９ ７ ５页。
［ ］［］［ 】［】【 ］【 】 ８ １ ］［ ５ １ 】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 】【 ０ １ 】【 ７ 乔治 ・ 奥威尔著 ，李峰 译： 缅 甸岁月 ，南京大学 出版 社 ，２ ７ ０ 年版 ，第１３ ０ 页，第
义 文学 的 先驱 、奥 地 利作 家 弗 朗茨 ・ 卡夫 。他 们 几 乎在 同
一
神 烙 印 ，过 客 向着 没 有 希望 的 目标 —— 坟墓 踽 踽独 行 ，主 人 公Ｋ 求近 在咫 尺 而 又遥 不可 及 的神秘 城堡 ，恰 如 推石 头 的 追 工
时 ， 分别 抒 写 了对 世 界 的相 感 受 。
鲁 迅 和 卡 夫 卡 精 神 特 质 比 较
— —
以 《 客 》和 《 堡 》为 例 过 城
。鲁 春 梅
摘 要 ：鲁迅和卡夫卡是具有相似精神特质 的文化伟人，本文以鲁迅 的散 文诗 过客 和卡夫卡的长篇小说 《 城 堡》为切入点，对鲁迅和卡夫卡这两位 丈化 巨人 的思想和精神状态进行比较，分析他们 强烈的批判精神、无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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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6月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un.2000 第25卷第3期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P hilosophy and So cial Science) V ol.25N o.3 钱钟书与卡夫卡的精神对话———从《围城》与《城堡》看中西文化精神之差异王艳玲(河北大学新闻系,河北保定 071002) 摘 要:钱钟书的《围城》与卡夫卡的《城堡》,是具有可比性的两部文学名著。
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以中西文化的对比作为思维的切入点,通过钱钟书与卡夫卡的“精神对话”,来思考中西文化精神的差异性,进而引起人们对现代文化建设问题的思考与关注。
关键词:钱钟书;卡夫卡;小说;比较研究中图分类号:I207.425;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00)03-0105-04 亨利·雷马克说过:“影响研究如果主要限于找出和证明某种影响的存在,却忽略更重要的艺术理解和评价的问题,那么对于阐明文学作品的实质所做的贡献,就可能不及比较互相并没有影响或重点不在于指出这种影响的各种对作家、作品、文体、倾向性、文学传统等等的研究。
”[1](P1)雷马克强调平行比较的重要,是基于一种最明智和最科学的认识。
因为比较研究可以忽略“影响”这一实证研究层面,而直认艺术存在的异同,“在理论上可以比较任何可比的东西”。
而中西文学的比较是比较文学中最具魅力的问题。
钱钟书先生也讲过:“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2](P1)毫无疑问,对处于不同时空之下的作家在创作思维上存在的共通性、可比性与差异性的研究是有意义的。
我认为,钱钟书的《围城》与卡夫卡的《城堡》是具有可比性的两部文学名著。
本文试以中西文化的对比作为思维的切入点,通过钱钟书与卡夫卡的“精神对话”,来思考中西文化精神的差异性,进而引起人们对现代文化建设问题的思考与关注。
—、《城堡》无门可进《围城》无路可出卡夫卡《城堡》中的主人公k莫名其妙地收到一封不知何人递送给他、要他去城堡听候指示的信。
他为了弄清原委,便起身前往。
他一直走到天色已晚,却一步也没有靠近城堡,而城堡就在村庄前面的小山丘上,并且已依稀可见。
于是,他假冒土地测量员暂在村子里住下,以拜见城堡的长官cc伯爵,请求当局批准他在村子里安家落户。
但他每次去城堡,都是失望而归。
虽然小说只写到20章,没有结尾,但据卡夫卡的一位同窗回忆,卡夫卡是这样安排k的结局的———“他将不懈地进行斗争,斗争到精疲力竭而死。
村民们将围聚在死者的床边。
这时城堡当局传谕:虽然k提出在村中居住的要求缺乏合法的根据,但考虑到其他某些情况,准许他在村中居住和工作。
”钱钟书的《围城》描写的则是1937—1939年间,正值中国的抗战时期,以方鸿渐为代表的一批归国留学生的彷徨、苦闷、追求和幻灭。
通过他们对“教育—爱情—事业—婚姻”人生四部曲的追逐以至不断失败的过程,揭示了这种处处遭遇一座又一座围城的“围城人生”。
世俗决定他们不能不企望进入围城,而且进入也不难,逃出也容易,但终究逃不出的是人生这座大围城。
尽管《城堡》是想进入,《围城》是要出来,但就人生的困境这一点而言,他们却有着跨地域、跨时空的共通性,即:都表现了人面对困境时的尴尬、痛苦和无奈。
我们先来看《城堡》中的k,他要进入城堡,收稿日期:1999-12-01作者简介:王艳玲(1967—),女,河北大学新闻系讲师,硕士研究生。
105道路无疑是有的,但因他对城堡这个神秘所在的恐惧,尤其是对象征城堡最高权力的cc伯爵有些耳闻,使得他面对强大力量的时候,其斗争演变成能作为城堡的一员。
在这个角度上讲,他的努力、苦苦的等待,是近乎无意义的浪费时间,充满无奈和尴尬。
所以,“在卡夫卡看来,与其说罪过在城堡,不如说在k本人,或者在于人生本身的荒诞”,“作者试图告诉读者,人们所追求的真理,不管是自由、安定,还是法律,都是存在的,但这个荒诞的世界给人们设置了重重障碍———有形的、无形的———所以无论你怎样努力,也不可能抵达真理的彼岸,最后总是以毁灭而告终。
”[3](P271)《围城》中的方鸿渐们未尝不是如此。
尽管他们在四处奔突,逃出一座围城又进入另一座围城,历经了人生旅途中的各种挫折、烦恼,但每次挣扎之后也都是失败。
如方鸿渐本不愿与社会同流合污,可又不得不随波逐流;本不愿欺世盗名,也由不得弄虚作假。
“虽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
”特别是在当时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他们不仅没有挺身而出,而且依然以急功近利的需求,一味地去追求个人生活的所谓温柔富贵之乡。
一旦受挫便又看透人生,从此一蹶不振。
因此,“作者写这种社会俗相,比较多地不是做一种文化心理的思考,而更多的是做一些宏观性的哲理思辨”,是“写知识分子在追求和幻灭过程中的心理上的`围城'。
”[4](P286)但不管是“进去”也好,还是“出来”也罢,二者终究都没能完成各自的使命。
无论是把人生价值构成荒诞意蕴,还是聚焦熟透了的文明,都没有改变当时社会的存在方式和人的生存原则。
方鸿渐幻想到《围城》外面的世界去找寻另一种人生,事实上他的努力也只是在围城与围城之间做无休止的循环,且他欲进入的那个外部世界未尝不是一座《城堡》。
同样,k要找寻的里面的世界殊不知正是前者逃不出的《围城》。
因为k与世界的每一次奋力抗争,在某种程度上又都是对自己追求的否定和嘲弄。
这里,引用法国的一句话:“人生犹如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换言之,面对人生困境的痛苦和无奈是全人类的,只不过由于中西文化精神的差异导致表达方式的不同罢了。
二、要进入《城堡》想逃出《围城》关于文化精神,是指文化中一切时代、思想的总和。
中西方由于各自的文化传统及时代的差异,其文化内涵和精神实质也必然有所不同。
体现在面对困境上,也自然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和文化精神。
《城堡》中的k明知自己与城堡不可能有任何往来,他还是一次次地努力以各种方式接近城堡。
虽然无论他怎样费尽心机,终究都没有达到目标,但他这种执着的实践行为本身表明的正是西方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面对困境,强调斗争,突出个体力量的发挥,在追求明晰中达到求真的境界,甚至不惜自我毁灭。
尽管k的每次努力都是徒劳的,最终也没能进入城堡,进行的不过是一场失败的较量,并且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也谈不上是反抗的英雄,他的价值在于高扬了k作为个体生命的意志和勇气。
用黑格尔的话说:“这种`自我'是有生命的活动的个体,而他的生命就在于能把自己的个性显现到自己的意识和旁人的意识里,就在于能表现自己,使自己成为现象。
因为每个人在活着的时候,都在设法实现自己,而且也确实在实现自己。
”[5](P81)k就是这样一种现象。
特别是20世纪初,人认识世界的整体性的消失,也给文坛带来了巨大的荒诞感。
在这种情况下,卡夫卡作为表现主义的代表,绝好地履行了“艺术不是现实,而是精神”的宗旨,于是他往往采用心理分析、夸张乃至变形的手法去表现心灵的真实。
换句话说,“他认为只有把生活加以歪曲和变形,才能让人们看到真实的本质。
所以,怪诞,实在不是他在读者面前设置的障碍,而是他交给读者的一把打开现实(资本主义世界)的秘密的钥匙。
”[6](P118)因为社会异化现象带给时代的危机感、现代审美信息灌输给人类的人生荒诞感以及人在人生旅途上的精神艰辛和无奈等,在《城堡》里都得到了准确而严峻的观照。
荒诞意识实际上成了超越传统观念的一种新文化观念,更切近于西方的现代文明。
尽管k最终也不过是成了“异化”现实的殉难者,但他勇于在不断追求中且不惜自我毁灭的精神,其实体现的就是一种“进取型”的西方文化。
这是一种不断毁灭、又不断革新的进步文化,因而它才能一直走在世界文化的最前列。
特别是《城堡》所传递出的危机意识,“不只是一声凄厉的呐喊,是宣告危机临近的警钟,又是标志人类自我意识进一步觉醒的信号,不只是卡夫卡个人的,也是时代的。
”[7](P4-5)《城堡》作为个体实践行为的官僚实体,虽呈现的是一个虚106幻的非现实的世界,但它已是存在的象征,充当了人类灵魂与精神的避难所。
相形之下,《围城》是把笔墨放在一批知识分子的群像身上,他们心态各不相同,可在群体性的文化中他们的文化性情又有着惊人的一致和和谐。
即:人面对矛盾冲突时,更多的时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心态,最大限度也不过是发出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感叹。
有人把它归咎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面对困境,中国的理想主义采取两种方式:屈原方式,持道以论政;儒家方式,持道以待政。
”[8](P150)这种不采取主动的、等待的、保存型文化,自然谈不上破与立,相应地,使得文明的发展相当缓慢。
它固然使得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但固步自封、保守狭隘、自我欺骗等一些负面影响又随之而来。
比如方鸿渐,也想找寻另一种人生,可其实践方式不是体现在行动上,更多的是原地踏步般地玄思。
没有多大本事,也不进取,却心比天高;无所作为,却似乎怀才不遇,满腹牢骚;只因他“一念温柔”,便成了“道义上的懦夫”。
他的结局也只能像小说结尾预示的那样:“成为无人过问的笨拙玩具,街头讨饭的乞丐”,“没有梦,没有感觉,人生最原始的睡,同时也是死的样品。
”因而,在以方鸿渐为代表的那批儒生身上,更多地体现为“逃”的遁世哲学。
确实,中国人的实践方式是以“气”为核心的,加之中国的“道”是模糊的,这就注定了中国人“始终无法察觉自己在宇宙之道认识上的迷误”[8](P21),对自己的行为不只是可做任何理由的辩护,更重要的是不求甚解。
用林语堂的话说:“所有的中国人在成功时都是儒家,失败时则是道家……在位时说道论德,闲居时赋诗作词。
”[9](P39-40)儒家的入世哲学与道家的避世哲学结合得如此完好,倒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奇特的现象。
尤其是钱钟书先生能把这样一批“新式儒林”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淋漓尽致,并把当时社会那样复杂的现实人生浓缩在一部《围城》当中,实在是中国文坛、乃至世界的一大奇迹。
正如柯灵在《促膝闲话钟书君》中所言:“钱氏的两大精神支柱是渊博和睿智,二者互相渗透,互为羽翼,浑然一体。
……灵心慧眼,明辨深思,热爱人生而超然物外,洞达世情而不染一尘,水晶般的透明与坚实,形成他立身处世的独特风格。
”[10](P3)《围城》正是得益于他的渊博学识和出人的智慧。
虽看似作者不动声色,且语言轻松、幽默、诙谐,但也恰是这种信手拈来的调侃使得其讽刺入木三分,批判有力透纸背之功效。
三、进不去《城堡》走不出《围城》上面,本文从人生困境和中西文化对待困境所采取的不同方式,大致分析了《城堡》与《围城》的异同。
尽管二者均以悲剧的结局而告终,但由于中西文化精神的侧重点不同,体现在表达悲剧上自然也迥然有别。
西方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对悲剧做了系统、完整的论述,规定悲剧模仿“严肃的行动”,因之其悲剧精神是悲壮而不悲惨,悲愤而不悲凉,是鼓舞斗志而不是意志消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