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西学东渐：晚清民主观念的输入
西学东渐：晚清民主观念的输入西方的民主观念在19世纪末的中国开始逐渐输入，这一历史时期称为“西学东渐”。
晚清时期，面对外国列强的侵略和国家的内部危机，中国社会开始接受和借鉴西方的民主理念，试图通过改革来挽救国家的危机。
这一时期的西学东渐对中国的民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中国近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晚清时期，中国面临着外国列强的压迫和国家内部的混乱。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相继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国家主权受到了严重的侵害。
清政府的腐败和落后也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和民生的困苦。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开始意识到必须进行改革，并迎接西方知识和文化的输入。
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离不开中国知识分子的努力和启蒙。
自1860年代开始，一批留学日本、欧洲和美国的中国学生开始将西方的民主观念带回国内，向国人传播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
像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学者成为了晚清民主观念输入的中流砥柱，他们通过翻译西方著作、创办报刊等方式，将西方的先进理念引进中国。
在文化传媒的推动下，西方的民主观念在中国社会渐渐得到了一定的认同和接受。
但需要指出的是，晚清时期的民主观念输入并非一帆风顺，社会上依然存在着保守势力的抵制和对外来观念的排斥。
特别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一些人对西方民主制度抱有怀疑和排斥的态度，并试图维护传统的封建统治。
在晚清民主观念的输入过程中，晚清政府也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开始尝试进行一系列的变革。
光绪维新就是典型的例子，光绪皇帝下令进行各项维新变法，试图推行西方的制度和加强国家的实力。
维新变法遭遇了来自旧势力的强烈反对，最终导致了慈禧太后的发动政变，进而失败告终。
尽管光绪维新失败了，但晚清时期的民主观念输入仍然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的政治思想和社会风气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主理念开始影响到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结构。
中国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在其《三民主义》中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思想，直接受到西方民主理念的影响。
明道.经世.求真：西学东渐与晚清学风嬗变
明道·经世·求真：西学东渐与晚清学风嬗变（一）
左玉河
明道修德，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学术追求。清乾嘉学者以“实事求是”为旨趣，致力于训诂考据，汉学大兴，学风丕变。嘉道以后，今文经学兴起，注重通经致用，严斥考据八股之无用，考据求是之风转而为经世致用学风替代。传统经世之学仍不足以经世，进而引入西学以经世。因为西学更新、更有用，故更受晚清学人青睐。作为经世工具而输入的西学，带来了晚清知识结构及学人理念的新变动。西学以追求知识之确定性为主，与中学求道德之完备性迥异。其实用层面（格致学、工艺学等）足以经世，但其理论层面（知识系统）必以求真为目的。致用层面的格致学引入后，国人渐注意其背后之新理新法，进而关注西学“为知识而知识”的独立学风。西方“为知识而知识”理念渐为学人知晓并接受，进而激活了乾嘉汉学“实事求是”精神。西方“为知识而知识”理念与乾嘉汉学“为经学而经学”精神结合，逐渐构起纯粹的、独立的“学界”。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读书笔记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读书笔记作者：谭慧来源：《青年文学家》2018年第15期《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读书笔作者简介：谭慧（1994-），女，汉族，湖南涟源人，湘潭大学中国史研究生，研究方向：近现代史方向。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5--01《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作者熊月之先生，江苏淮阴人。
该书于199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8年修订重版，为我国学界第一部综合性的晚清西学东渐史著作。
“西学东渐”出自晚清维新人物容闳一本回忆录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的书名，译者根据回忆录的内容将其意译为《西学东渐记》。
由此，西学东渐便用来指代近世尤其是明末清初、晚清民初时期，欧美等地自然、社会科学知识、学术思想传入的过程。
近代西学以资本主义文明为先导，是一种全新的较高势能的文化，中国人对西方事物的态度由排斥到被动再到逐渐接受，期间近代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
西学东渐是近世中国社会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必将成为近代史研究中绕不开的重要领域。
全書共分为十九章。
绪论部分主要阐明了该书的研究对象和以往学者的研究概况，以及西学东渐的历史阶段划分、每个阶段的主要特点、主要影响因素及所围绕的主题。
作者将晚清时期西学东渐史分为四个阶段：1811年-1842年；1843年-1860年；1860年-1900年；1900年-1911年。
认为这前后百年间的西学输入主要是围绕五个主题展开的：一、了解世界；二、求强求富；三、救亡图存；四、民主革命；五、科学启蒙。
本书一至四章首先以明末清初到晚清时期西学东渐过程中有影响的个人为重点，进行系统梳理和介绍。
西学东渐之风始于明末清初，以西来的传教士为先导。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第一批最早来华的耶稣教会传教士，本着传教的目的开始了西学输入和西学中国化的努力。
耶稣会传教士虽然在欧洲以保守著称，但其在西学东渐方面仍然作出了不少贡献，引进了当时西方一些较先进的科学知识。
西学东渐的逻辑——《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读后
文化长廊西学东渐的逻辑——《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读后严梅梅 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摘 要：如何认识晚清中国西学东渐过程的逻辑是西学东渐史的一大热点。
熊月之先生继学界的普遍说法后，提出一番独特的见解，其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一书中将西学东渐的过程分为四大阶段，认为西学东渐的逻辑是对真善美的认识和追求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西学东渐；西学东渐史；晚清中国；真善美[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8-180-02导言：熊月之先生的著作——《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是研究西方学术文化传播到代表东方文明的中国这段历史的佳作。
作者在前人的研究之上，利用传播学的知识，将研究的视野放在了“西学”的主要内容及其传播过程，进而探索“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的关系。
一、《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的写作意图及主要观点经过对前人研究的综述，熊认为学界“对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这一课题的研究，还是相当薄弱的”[1]，其主要表现在：1、史料的挖掘、整理还有很大缺失；2、西书内容待进一步理清；3、对社会影响的研究相当薄弱；4、对于晚清西学传播的全过程缺乏综合研究。
熊月之先生将西学东渐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811年—1842年。
该阶段的特点是：传教士活动的影响没有达到中国内地，传播者没有盛气凌人的气势，受传对象也没有被压挨欺的心理，传、受双方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文化交流在相对正常的状态下进行。
第二阶段是1843—1860年，该阶段晚清西学传播史上的新阶段。
其特点是：1、通商口岸成为传播基地；2、出版了数量可观的科学著作；3、中国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主动了解、吸收西学的趋势；4、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参加译书工作。
第三阶段是1860—1900年。
该阶段的特点是：1、传播机构多种多样；2、政府创办译书机构：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等“在被动开放的形势下作出的顺乎时代潮流的反应”[2]；3、翻译西书量多面广，影响也广泛深远；4、上海成为译书中心；5、西学影响逐渐扩大到社会基础。
清朝后期的西学东渐与政治变革
清朝后期的西学东渐与政治变革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由于自身的闭关政策，导致科技与文化的滞后。
然而，在清朝后期，一股新思潮悄然而起，这就是西学东渐，它打开了中国通往现代化的大门。
与此同时，这场思想革命也给清朝带来了深刻的政治变革。
一、西学东渐的背景在19世纪世界各国纷争的背景下，西方列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让中国深刻认识到自身的薄弱与落后，清政府开始借鉴西方的经验来强化自己。
这一思潮的开始被普遍认为是由洋务运动引发的。
洋务运动是一场以洪秀全为代表的清末士大夫学者们发起的变革运动，主张以学习西方科技来改造国家。
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中国开始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科学知识、技术和设备。
学习洋务成为了一种时尚，众多士大夫投身于这场运动，其中包括梁启超、张謇等知名的维新派人物。
二、西学东渐的影响1. 科学知识的传播西学东渐在清朝后期推动了科学知识的传播。
通过引进西方的自然科学，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等，中国学者开始了解到新的世界观。
他们通过翻译西方著作和创办西式学校，将科学知识传播给更多的人。
此外，许多学者还将西方科学与中国传统知识相结合，开创了自己的理论与观点。
2. 社会制度的变迁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洋务运动的推动者们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试图打破传统的封建束缚，推行现代化的国家体制。
他们主张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官僚制度，实行科举制度的改革，以提升政府的行政效能。
另外，洋务运动也提倡实业兴国，鼓励商业与工业的发展。
引进西方科技设备，建立近代工厂，培养现代企业家，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这些变革试图改变封建社会的旧观念，为中国的现代化开辟了道路。
三、政治变革的困境尽管西学东渐在清朝后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也面临着许多困境与挑战。
首先，清政府的反对与阻挠对新思潮的传播起到了负面影响。
封建统治者对于这些变革持保守态度，他们担心改革会破坏既有的权力结构，因此对洋务运动持保留态度。
西学东渐：晚清民主观念的输入
西学东渐：晚清民主观念的输入晚清时期，中国的社会政治风云变幻，民主观念开始逐渐输入。
在这一时期，中国逐渐接触到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民主理念，这些理念对中国民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就西学东渐：晚清民主观念的输入这一主题展开探讨。
近代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和挑战，其中包括近代西方文明的输入。
在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中国社会的动荡，中国人开始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政治体制存在着问题，并开始向西方学习，尤其是向民主国家学习民主理念和制度。
这种西学东渐的现象在晚清时期愈发明显，开始对中国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结构产生影响。
晚清时期的洋务运动和自强运动为中国的民主观念的输入奠定了基础。
洋务运动在中国发起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
自强运动也呼吁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和现代化，这些运动为中国人接受西方民主观念创造了条件。
晚清时期的中国开始接触到西方的政治思想，包括民主、宪政和平等的理念。
一批中国留学生开始赴日本、欧洲和美国留学，他们在海外接触到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思想，开始尝试将这些理念引入中国。
他们的思想为中国的民主观念的输入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思路。
晚清时期的中国开始出现了一批具有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
他们开始提出一些政治观念和改革方案，包括宪政、立宪和民主制度等。
他们通过自己的著作和言论，向中国社会介绍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民主理念，为中国的民主观念的输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晚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变革，这些改革对中国的政治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戊戌变法，这次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宪政改革尝试，试图通过建立宪政制度来实现政治体制的革新。
虽然戊戌变法最终失败了，但是它的尝试表明中国的一部分人开始尝试借鉴西方的政治理念，试图推动中国的政治制度实现现代化和民主化。
晚清时期的中国开始接触到西方的民主观念，这些观念在一些中国人的思想中开始发生了影响。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在晚清中國，李提摩太是個知名度相當高的人。
他集傳教士、學者、政客於一身，傳教，譯書，進行廣泛的政治活動，樣樣搞得有聲有色。
他沒有像赫德那樣，在中國政府中取得實質性的位置，但他對晚清社會思想的影響，遠超過赫德。
他沒有像傅蘭雅那樣，具體介紹過那麼多的科學書籍，但他對科學價值的宣傳，並不比傅蘭雅遜色。
至於政治活動，與達官顯宦的交往之多，與各種政治力量的接觸之廣，對中國政局的影響之大，那是晚清任何傳教士都不能1880年與李鴻章的一席談話，促使李提摩太對自己以往的傳教方法進行了反省。
李鴻章說：“你的教徒無非吃教，一旦教會無錢養活他們，自然散夥。
我知道信奉耶穌教的中國人，沒有真正的讀書人在內”。
這番話對李提摩太觸動很大。
他覺得自己應該對中國的讀書人作些研究，應該用科學知識贏得中國知識份子的信任。
來華之前，他對近代科學知識所知並不多，為了彌補這一缺陷，他花了1000英鎊，購買各種科技書籍、科學儀器及標本，進行自修。
不久，他便能就以下各題，向中國官紳作深入淺出的宣講：一、哥白尼所發現的天體秘密；二、化學的奧秘；三、機器的效能，諸如車床、刨床、縫衣機等；四、蒸汽機帶給人類的福利諸如火車、工廠的原動力；五、電力的奇跡，諸如發電機、電報；六、光學的貢獻，諸如攝影機、幻燈等；醫學與解剖的進步與奇跡。
從1881年到1884年，他每月在太原舉行一次報告會，邀請一些地方官員和知識份子前來擔任《時報》主筆，歷時一年多。
這段時間，他在《時報》上發表社論二百多篇，後彙集成冊，以《時事新論》為題出版。
1891年10月，他到上海擔任同文書會(後名廣學會)總幹事，開始了他在華生活的新的一頁。
上任以後，他對廣學會工作進行一系列的改革，使其有了明顯的起色。
第一，他強調廣學會的工作對象，應以中國的士紳和官員為重點，對中國上層社會進行了具體的調查和研究。
第二，擴大、加強業已開展的有獎徵文工作，曾征得英商漢璧禮的支持，在北京、蘇州、廣州等地，進行影響廣泛的徵文活動。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读书笔记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读书笔记“西学东渐”是指近代中国传播西方科学、文化技术所发生的变化过程。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因西方近代科学和文化进入中国，使得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经济体系也受到其影响。
晚清时期，正是中国的文化和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西学东渐，西方文化的不断渗透催生了中国新的思想活动。
其根本原因在于晚清时期中国的社会处于动荡的局面，统治者也变得大量的改革、求新来应对社会的变化，他们发现不得不引进西方文化，学习西方思想来应对中国社会复杂的变化，从而引发了西学东渐的进程。
西学东渐进程中，主要以翻译外国书籍、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等方式进行，诸如《格致》《复致》等书籍的翻译，出国的学生中，早期的几位有陈翊元、李唐、黄宗羲等人，他们除了学习，还积极介绍西方的科技，从而促进新式军事设备、医学成果、新式文化及社会形态等方面的发展。
晚清时期，西学东渐发展进程中不仅有早期西洋科技技术的介绍，还有中国人以西方思想和技术为基础，经过自身独特体验和反思，形成了一些新的思想形式，如“理性学派”、“朱子学派”、“明清自由思想”等。
晚清时期的理性学派和朱子学派，都是一种特定的西学东渐思想，它们都认为必须将传统的中国文化和行为方式与西方的理性思想和技术方法相结合，可以帮助中国的社会生活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此外，晚清时期的“自由思想”也是一个独特的西学东渐思想，它以自由、平等、追求自由主义、追求民主和平等为核心，将西方自由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结合，以达到中国社会进步和社会变革的目的。
总之，晚清时期的西学东渐发展，既有西洋科技技术的介绍，也有中国人以西方思想和技术为基础，经过自身独特体验和反思，形成了一些新的思想形式的发展。
这些思想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中国从封闭和传统走向开放和现代化，自此，中国从一个封建社会正式进入现代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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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中国，李提摩太是个知名度相当高的人。
他集传教士、学者、政客于一身，传教，译书，进行广泛的政治活动，样样搞得有声有色。
他没有像赫德那样，在中国政府中取得实质性的位置，但他对晚清社会思想的影响，远超过赫德。
他没有像傅兰雅那样，具体介绍过那么多的科学书籍，但他对科学价值的宣传，并不比傅兰雅逊色。
至于政治活动，与达官显宦的交往之多，与各种政治力量的接触之广，对中国政局的影响之大，那是晚清任何传教士都不能1880年与李鸿章的一席谈话，促使李提摩太对自己以往的传教方法进行了反省。
李鸿章说：“你的教徒无非吃教，一旦教会无钱养活他们，自然散伙。
我知道信奉耶稣教的中国人，没有真正的读书人在内”。
这番话对李提摩太触动很大。
他觉得自己应该对中国的读书人作些研究，应该用科学知识赢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任。
来华之前，他对近代科学知识所知并不多，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他花了1000英镑，购买各种科技书籍、科学仪器及标本，进行自修。
不久，他便能就以下各题，向中国官绅作深入浅出的宣讲：一、哥白尼所发现的天体秘密；二、化学的奥秘；三、机器的效能，诸如车床、刨床、缝衣机等；四、蒸汽机带给人类的福利诸如火车、工厂的原动力；五、电力的奇迹，诸如发电机、电报；六、光学的贡献，诸如摄影机、幻灯等；医学与解剖的进步与奇迹。
从1881年到1884年，他每月在太原举行一次报告会，邀请一些地方官员和知识分子前来担任《时报》主笔，历时一年多。
这段时间，他在《时报》上发表社论二百多篇，后汇集成册，以《时事新论》为题出版。
1891年10月，他到上海担任同文书会(后名广学会)总干事，开始了他在华生活的新的一页。
上任以后，他对广学会工作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使其有了明显的起色。
第一，他强调广学会的工作对象，应以中国的士绅和官员为重点，对中国上层社会进行了具体的调查和研究。
第二，扩大、加强业已开展的有奖征文工作，曾征得英商汉璧礼的支持，在北京、苏州、广州等地，进行影响广泛的征文活动。
第三，强化了广学会会刊《万国公报》对维新变法的宣传意识。
第四，加大了广学会宣传变法书籍的出版量。
《泰西新史揽要》、《中东战纪本末》等名著，都是在他主持广学会工作以后出版的。
与此同时，他本人加强了对中国上层人物和关键人物的联系与活动。
他与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荃、左宗棠、翁同稣、孙家鼐、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有接触。
张之洞资助他以大笔经费，李鸿章对他相当器重，梁启超当过他的中文秘书。
甲午战争期间、戊戌变法期间、义和团运动期间，他都积极活动于上层人员之间，企图影响政局的发展，结果都未如愿。
义和团运动以后，他提出利用山西的赔款银五十万两，在山西开设学堂，讲授中西学问。
山西大学堂缘此办成，李提摩太成为这个学堂的首任西学专斋总理。
利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办学堂，这是首倡，它对近代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有过很大的影响。
20世纪初的几年，李提摩太往来于上海、太原之间，既负责广学会，又兼管山西大学堂。
历史进入民国以后，李提摩太年事渐高，精力不济，社会活动渐少。
1916年他辞去广学会总干事之职，返回英国。
1919年去世。
李提摩太比较集中传播西学、宣传变法，始于80年代，即他的传教方式发生变化以后。
80年代初，他的变法主张集中地反映在《近事要务》中。
《近事要务》连载于从1881年11月12日至1882年1月28日的《万国公报》上，署名’“中西友”。
这是短札式的变法提纲，凡98则，每则几十到一二百字，举凡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各门学科，工业、农业、教育、卫生等各个部门，以及宗教、道德、外交、立法等涉及国家和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均有涉及。
我们只要列举一些题目，就可以看出其内容之大概了：广集益以振国脉，继制作以比前圣，广善法以助不及，悟水气以尽地利，筹新法以备凶荒，创化食以养余丁，广学校以谋民生，通有无以便民用，查日点以防旱涝，辟草莱以尽地力，究格致以得新界，设报馆以博见闻，广著作以利物我，究水利以救洲荒，兴大工以利万世，辟水谷以救燃眉，尽心思以免劳力，通水陆以便往来，稽各国以求治道，立普试以求贤能，立学会以兴大利，访大学以求精博，务专门以精其业，习西语以便翻译，通往来以博所学，穷未知以明要理，兴格致以益世道，广医术以解险症，立信局以便民生，禁谗言以和万国，极传声以达万国，究电学以知未能，立银会以备荒欠。
这些主张，是李提摩太在中国生活了十年时间以后，特别是他深入中国内地赈灾、对中国社会有了比较切实的了解以后，以他所熟悉的西方社会为参照体系提出来的，因此，既有针对性，又有先进性。
这是近代来华传教士就中国社会、经济、教育、科学、文化诸方面提出的第一份综合性变法建议。
1882年，供职于《万国公报》的中国知识分子沈毓桂，认为李提摩太的意见，很多是对中国国计民生大有裨益之事，为中国应办之要务，于是，以“匏隐氏”笔名，在《万国公报》上连载《近事要务衍义》，对李氏所提建议，进行演绎、发挥。
在传播西学方面，李提摩太译作最多、影响最大的时期，是他担任天津《时报》主笔以后到戊戌政变发生的八年。
这一期间，他翻译、编撰、出版了《泰西新史揽要》、《百年一觉》、《八星之一总论》、《论生利分利之别》和《新政策》等十几种书籍。
所译编诸书，均由广学会出版，多由中国学者蔡尔康述稿。
治的介绍，二是针对中国实际提出的变法设想。
当然，这两方面的内容也有交叉，对世界知识的介绍，本身就有针对性，对中国变法的设计，也少不了要以西方、日本等国的情况作为参照系统。
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社会政治情况的书籍，主要有《七国新学备要》、《泰西新史揽要》、《B寸事新论》、《中西四大政》、《天下五洲各大国志要》、《八星之一总论》、《大国次第考》、《列国变通兴盛记》和《欧洲八大帝王传》。
《七国新学备要》，写于1888年，1卷7章。
七国，指英、法、德、俄、美、日本、印度。
新学，指作者写书之前，即19世纪七八十年代各国教育、普及科学文化的机构，包括学校、报刊和图书馆。
李氏将他所说的新学具体内容，归纳为四个方面：横、纵、普、专：何谓横?我国所重之要学，学之；即各国所重之要学，亦学之。
何谓纵?一国要学中，有当损益者知之，即自古至今，历代之因何而损、因何而益者，益必知之。
何谓普?斯人所需之要学，无不兼包并举，可以详古人之所略，并可以补近人之不足。
上天所造之物，无不精思审处，不使有扦格之难通，并不使有纤毫之未达，则普学之说也。
何谓专?专精一学，而能因事比类，出其新解至理于所学之中，莫不惊其奇而悦其异，则专学之说也。
是皆新学之大纲也。
书中具体介绍了七国的学校数目，包括初学(即小学)、中学、上学(即大学)；主要课程；在校学生数字、教师数字；各种学校的费用，包括经费总数、学费数目、经费来源。
书中列述了各国报纸、报馆数目，书楼即图书馆数目、藏书种数或册数。
此二项均缺印度数字。
书的最后三章，是讨论、设计中国如何取法外国，订立章程。
作者按照七国的比例，推算出中国应有的小学、中学、大学学生人数，以及所需经费；应有的报馆和图书馆数字．并提出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中国可以采取的变通措施。
他认为要点有四：一、国家必须先立新学部，以专责成。
部臣则行令各地，皆设立新学校。
二、朝廷宜特赐专权于新学部，使其能统辖各省学政。
三、国家每年至少要拨银一兆两以办新学，以后随时酌补。
四、督饬各地绅商富户，各令量力输银，以补公款不足。
李提摩太乐观地说：“循是以进，天下各国之事，中国人必尽知之，凡今日假手于外人之事，他日必能自为之，从此人材众多，国无废事，富强可待，亿兆蒙福”。
《七国新学备要》影响相当广泛，1898年就印了一万册。
光绪皇帝订阅的书中，也有这本。
戊戌变法期间，李提摩太又据其中有关内容，加以扩充，单独出版，名曰《速兴新学条例》。
1郑观应在修改《盛世危言》时，曾将《七国新学备要》有关内容辑入《八星之一总论》，蔡尔康述稿，1892年写成。
八星之一指地球。
当时仅知太阳有八大行星，即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和地球，第九大行星冥王星是1930年才由美国科学家发现的。
这是一本关于世界地理的通俗小册子，不分卷，凡21节。
书中首先介绍地圆说，地球的体积、面积，各大行星的运行轨道、周期及其在太阳系中的位置，然后依介绍照相技术的发明及应用：四十余年前，有人得一奇法，凡日光反照之物，能摄其影以印于用药炼就之片纸，较之明镜鉴形，毫无区别，昔者欧洲人欲子留其庐山真面目，则倩画工图之以笔，然虽具烦上添毫之技，仍不过依稀仿佛，大抵无失其形摸而已。
今得此法，则子孙瞻祖交之遗容，无不惟妙惟肖。
人遂争就映之。
《养民有法说》，1893年写。
内容主要为中西对照，说明中国在教育、科技、运输、商业、贸易、新闻、旅游等十个方面，都可以学习西方、加速发展。
李氏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大大地提高劳动的效率：泰西昔年制造百物，大半借助手工，今则纯用机器。
昔日二百人所纺之纱，今则一人足矣。
一女用机器缝衣，可抵12名成衣匠的工作。
他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水平的提高，不只是富人更富，普通人的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五十年来，英美两国，缘此诸益富于前者三倍。
环顾其民，不第有资本以通贸易者，富益加富，下至佣工人等、，工价所获，加至一倍，上下皆富。
故居处服食，无不精美于前”。
《新政策》，1895年10月23日(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写。
时值甲午战争失败、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国势危急，李提摩太向清廷上了此书。
书中提出教民、养民、安民、新民四条改革措施。
教民之法，分通泰西各国之情和通中国上下之情两方面。
通泰西各国之情措施有四项：一、将世界各国政教概况如实告诉皇帝；二、选派王公大臣往各国游学；三、遣派京官及各省督抚子弟出洋读书；四、选派翰林、知县等官出洋分门学习。
通中国上下之情亦分四项：立报馆、译西书、建书院和增科目。
所说各法，用意都不错，但也多为时人所道及，无甚新意。
惟“增科目”一法的具体设计，颇有可行性：中国科目，意美法良，不可废也，惟题目不广，只讲本国之事，不知各国治平之法。
……应请明发谕旨，增设中西一科，府取秀才，省中举人，京师中进士，每年均约百人。
钦点中西学翰林，每年十人。
所费有限，收效无穷。
日后清政府举行的经济特科，实际上是这一建议的实施。
养民之法，共列十条，即通道路、捷音书、开矿产、垦荒田、劝工作、造机器、开银行、铸银元、保商贾、刻清单。
前九项意思都很明白，最后一项“刻清单”是指仿照西方，政府将各项应办已办之事，列出登报，以此杜绝欺蒙，利兴弊去，安民之法有二，一日和外，二日保内。
和外包括三项：与外国通好、参加万国太平会、与外国商定和睦之法。
保内包括四项：化偏私、筹帑金、修武备、劝新法。
所谓化偏私，是指为学不管中外古今，只问是否合宜有用。
新民之法，与日后梁启超所说的新民含义不同。
这里的新民，意思是指端正中国人对外国的观念，所提措施有六项：多见西人、阅已译之西书、阅日报、派遣学生出洋、派遣使节出国、办好同文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