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后驾车肇事让他人顶包的犯罪认定

酒后驾车肇事让他人顶包的犯罪认定作者：樊华中来源：《中国检察官·经典案例》2019年第03期摘要：饮酒交通肇事后找人顶包涉及一系列犯罪行为。

肇事后让他人顶包并保险理赔的，虽然保险合同并未将顶包作为免赔情形，但让他人顶包属于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原因，骗取保险人可减免的利益，属于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的构成保险诈骗罪。

让他人顶包的，肇事者虽在现场，但基于法益保护目的与文义解释的双重理由，应将让他人顶包行为认定为逃逸。

顶包者既可构成包庇罪，亦可构成伪证罪或妨害作证罪，具体看肇事者与顶包者的合意内容。

饮酒后找人顶包致使无法对肇事者做血液酒精检测的，若不构成交通肇事罪，间接证据充分的，仍然可认定构成危险驾驶罪。

关键词：顶包保险诈骗危险驾驶交通肇事逃逸妨害作证交通肇事后找人顶包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

找人顶包之动机各种各样，如饮酒、吸毒后驾车担心失去公职；饮酒、吸毒、无驾驶证、一年周期内扣分已满12分后驾驶等担心保险公司不予理赔等。

本文以如下案例展开分析。

[案例一]张某系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某日饮酒后驾车发生事故，致使前方摩托车驾驶员倒地不醒，血流如柱。

张某边打电话报警叫救护车，边让单位驾驶人员刘某到现场。

因担心丢失公职，遂指使刘某顶包，替自己承担交通事故责任。

警察在事故勘查中认定刘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随后，顶包者刘某因被判决构成交通肇事罪，遂揭发领导张某酒后驾车并指使自己顶包。

因时过境迁，无法对张某血液内酒精含量做出检测。

[案例二]邵某与朋友小聚，微量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返家。

行至中途撞击路牙后翻车。

因担心饮酒后保险公司不予理赔，遂电话商请由刘某某作为驾驶员报警。

警察根据刘某某报案做出事故责任认定。

后邵某又根据事故责任认定书、身份证明、刘某某身份证明、保险合同等文书证据向保险公司申请商业理赔。

保险公司理赔人民币5万元整。

事后，保险公司发现顶包，遂向公安机关报案。

但事过境迁，公安机关无法对邵某体内血液做酒精含量检测。

一、肇事后让他人顶包并理赔的可构成保险诈骗罪应当明确，饮酒、吸毒后驾驶，无驾驶证，在暂扣、吊销、注销驾驶证期间驾驶、扣分已满12分后驾驶等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赔情形，在免赔情形下进行商业理赔的，属于典型保险诈骗。

但，现有商业理赔条款中并未将找人顶包作为免责情形。

因此，案例中张某因担心丢失公职让人顶包，邵某微量饮酒肇事因担心保险公司不予理赔而指使他人顶包，如果在他人顶包后再要求理赔的，能否构成保险诈骗罪须结合《刑法》第198条保险诈骗罪犯罪构成进行解释。

（一）顶包属“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构成犯罪必须符合刑法罪名条文。

《刑法》第198条惟有“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骗取保险金的”可能涵摄找人顶包的行为。

一般会认为，交通事故是客观的，只要发生碰撞、毁损等约定情形，保险公司应基于客观事实理赔，与何人驾驶无关。

但笔者认为这种客观事故发生即赔付的观点，并不恰当。

交通事故属于人类有意识支配特定工具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发生的特定损害事件。

在哲学范畴，人类社会各项活动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

保险事故理赔的情形既包括碰撞损害等客观致损情形，也包括由何人驾驶、何人在何种情形下操控交通工具致使事故发生等主观方面情形。

因此，“损坏是客观的，驾驶是主观的”应当是交通事故或保险事故评价时不可分割的两个侧面。

找人顶包者显然是编造事故发生的主观方面因素。

换言之，找人顶替的行为，无论是驾驶人还是顶替者，虽然没有挪动事故车辆，不存在故意破坏、伪造现场等物理性毁灭证据行为，但其隐瞒驾驶者真实身份，已经使得道路警察无法查清事故发生的真实驾驶人、真实驾驶状态，在效果上与物理性毁灭证据并无差异，应当评价为驾驶者在主观方面毁灭证据情形（此处的主观属于哲学范畴的主观，而非刑法上的主观），属于“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

另外，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8条规定，“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属于免赔情形。

[1]既然找人顶包者是编造事故发生的主观方面的因素，在效果上与物理性毁灭证据并无差异，也可以解释为驾驶人“故意毁灭证据，伪造证据，编造事故发生原因”的情形。

（二）顶包后理赔属骗取保险人责任减免利益酒后、吸毒后驾驶，驾驶未年检车辆，无证驾驶等情形属于保险公司明确约定免赔情形。

骗取保险公司免除赔偿责任的利益，当然构成保险诈骗。

但是，对于这些明确约定情形之外的其他情形，保险公司就不免责？骗取其他情形的附属利益，就无法构成保险诈骗？显然并非如此。

根据《保险法》第21条规定事故发生后的及时通知义务，对于“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保险法》第27条又规定了保险事故发生后，欺骗理賠情形及法律后果：“以伪造、变造的有关证明、资料或者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的，保险人对其虚报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找他人顶包者，属于刻意隐瞒事故发生时的真实情况，在客观上导致了交通管理部门无法根据真实驾驶人、真实驾驶能力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也导致保险人得到了错误的事故责任认定书，错误的身份证明。

这些当然属于《保险法》第27条规定的“保险人对其虚报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内容。

因此，酒后、吸毒后驾驶等情形之外的其他非典型情形，保险公司也可能会免责，骗取这些非典型情形的附属利益，当然也属于骗取保险人责任减轻或免除的利益。

（三）骗取保险人责任减免利益属于骗取保险金实践中，保险公司对顶包案以“编造虚假事故发生的原因”请求免除理赔责任的请求，不同地方司法判案支持力度不一。

据此，有观点认为保险公司的利益并不一定受损，自然也就不能完全认定找人顶包就一定骗取保险公司的利益。

本文认为，法院对于保险公司赔偿请求之认定与支持，受到诸多因素影响。

如取决于保险公司诉请具体理由，提供证据是否充分、正当，个案裁判者对法条的个人理解。

但是在法理层面，除了强制险无条件赔偿外，商业险赔付应当严格恪守合同约定内容，根据契约精神，分清双方间责任关系。

交通事故属于驾驶人员在特定的驾驶认知、驾驶能力、驾驶状态下操作机动车所致。

肇事后，不论驾驶者出于何种动机，其均认识到了自己不适合驾车使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肇事后找人顶包并要求理赔，必然认识到顶包属于规避诚信原则的情形，必然认识到法院根据《保险法》具体条款与基本目的会对自己作不利责任判定。

保险公司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人对投保人虚报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而免责。

因此肇事者骗取了此部分的保险利益，属于保险公司利益损失，可认定为保险诈骗罪中诈骗数额。

实践中，根据数额大小确定是否构成犯罪。

综上，交通肇事后让他人顶包并保险理赔的，属于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原因，伪造证据，骗取保险公司可免赔利益，数额达到法定标准，可构成保险诈骗罪。

二、让他人顶包后滞留现场仍应认定为逃逸交通肇事后逃逸，一般是指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

肇事者找他人顶包属于毁灭伪造证据，根本目的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在法律上可评价为交通肇事后逃逸，解析如下。

（一）法益保护原则要求将顶包行为认定为逃逸法律之所以对逃逸从重处罚，其目的在于保护事故发生后被害人的利益和保障国家相关权力正常行使等双重法益，进而对肇事者施加了抢救义务和接受法律制裁的双重义务。

肇事者找人顶包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形：第一，找人顶包后自己并未离开现场，并对受害者施以一定的人身、财产救助等。

第二，找人顶包后自己并未离开现场，但也无其他救助行为。

第三，找人顶包后自己离开事故现场，对于事故发生致财产损害人身损坏的情形，置之不理。

虽然第一种情形肇事者履行了救助被害人的义务，但是对于权力机关查清事故真实原因，对肇事者与受害者车辆责任清晰划定，决定其承担行政责任还是刑事责任制造了障碍。

这种制造障碍的行为，属于射幸行为或者说博弈行为。

[2]无论认定为射幸行为还是博弈行为都妨害了权力机关的正常权力行使活动，属于逃避法律责任的范畴，具有社会危害性。

不过，在具体的责任承担上，要对那些找人顶包但仍然留在事故现场，并对被害人的财产或人身施以救助的行为从轻处罚。

毕竟此种行为与找人顶包后虽留在现场但无所作为、找人顶包后离开现场对现场情形置之不理有所不同。

（二）逃离现场并非逃逸的唯一情形公安部《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61条规定，有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逃逸或者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情形之一的，承担全部责任。

[3]第112条又将“交通肇事逃逸”解释为“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责任，驾驶或者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以及潜逃藏匿的行为。

”因此，“逃离现场与潜逃藏匿”成为界定逃匿的主要形式。

但应当认识到，逃离现场仅仅是逃逸的表现形式之一，因为行政规章无法对交通事故发生后逃逸的形式一一列举。

这也是法律词语解释必须结合法律规范的目的与精神，重新理解的应有之义。

交通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将导致被害人无法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又导致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等不利后果。

因此，逃离现场是逃逸的典型情形，但并非唯一表现。

[4]在文义上，逃逸可区分为积极逃逸与消极逃逸、狭义逃逸与广义逃逸。

对于滞留现场但隐藏身份的，仍应当认定为未救助或未接受法律处罚的消极逃逸行为。

逃离事故现场是狭义的逃逸行为，广义的逃逸行为，除了逃离现场外，还包括在现场躲藏或者在现场但谎称自己不是肇事者，或者在现场但指使、或同意他人冒名顶替等情形。

（三）现有判例认可顶包构成肇事后逃逸有判例认为交通肇事后，肇事者虽然未离开事故现场，但是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隐匿肇事者身份，默认他人为自己顶罪或者指使他人为自己顶罪的，应当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

[5]更进一步解释，逃逸的实质在于隐瞒肇事者身份，逃避追究法律责任的法律特性。

是否滞留现场，仅仅是表现形式。

唯有在现场对被害人予以救助，唯有交待肇事事实并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做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方能免除逃逸之责任，方能体现肇事者积极表明自身身份，接受法律制裁之目的。

换言之，即便人在现场甚至打电话让他人至现场救助被害人，也不影响其主观上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认定。

救助被害人与接受法律追责双重法益才是认定构成逃逸的評价标准，单单是否救助被害人并不完整。

三、顶包者既可构成包庇罪亦可构成妨害作证罪通常认为，交通肇事后让他人顶包的，肇事者仍然构成交通肇事罪。

但是，对于肇事者是否还需要评价为妨害作证罪？本文认为，肇事者找人指使他人顶包的行为，是肇事后逃逸的当然解释，直接评价为交通肇事后逃逸，依法定情节从重处罚即可，不需要单独认定妨害作证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