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外交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是以中国的视角，立足于本国人民和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对外交本质和运行规律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提出的创新理念和思想体系，是科学解释中国的和平发展，应对“中国威胁论”的锐利武器。

它既要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服务，也要为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服务。

本文将就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使命、机遇、性质和体系等基本问题，在分析已有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供学界参考。

历史任务与现实机遇早在60多年前的新中国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就提出了“外交学中国化”的伟大任务。

遗憾的是，只是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以后，特别是邓小平和中共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后，外交学中国化的研究才开始提上日程。

世纪之交，国内出版了若干初步总结新中国外交经验的外交学著作。

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为完成周恩来关于“外交学中国化”的历史任务，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提供了更强大的动力。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紧紧抓住战略机遇而迅速崛起。

国际社会在惊叹中国奇迹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中国崛起的各种忧虑，花样翻新的“中国威胁论”流行于世界。

这种思潮以西方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来解释和预测中国崛起现象，在世界舆论界占据了主导地位。

为了扭转被动防御的不利态势，获得相对于西方的话语权优势，中国也必须大力推进自身的特色外交理论体系建设。

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飞速发展的同时，中国政府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双边与多边外交，中国领导人提出了“新安全观”、“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和谐世界”等一系列新理念。

极其丰富的新鲜经验和一系列新理念，为外交学者构建系统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展开争夺外交理论话语权的强大攻势，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形成了难得的现实机遇。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性质和意义关于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科学属性等问题，学术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焦点是特殊性与普世性的关系。

有的学者反对创建带有国别特色的外交理论，认为理论都是普世性的，不应有特殊性。

其主要理由是：第一，古今中外已有的理论，比如中国古代的儒、法、墨、道，美国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都没有国籍，都认为自己是普世性的。

第二，理论研究区别于政策研究，前者没有国家特色，因为其目的在于发现规律，而政策研究的目的是为国家利益服务，两种目的之间的差别就决定了理论研究必须坚持普遍性原则。

第三，虽然不同理论的创建会受到不同国家文化的影响，但这绝不意味着人们有能力创建国别理论。

第四，中国学界可以创建出有中国特色的个别理论，但无法创建出系统的理论，即使中国创建了有系统的外交理论，它也是一种普世性的理论，而不是国别性的理论。

这种观点建立在科学一元论的基础之上，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同属科学，二者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以发现规律为目的，都是科学理论，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一致的。

因此，它们只具有普世性，必须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不能具有本国特殊性。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是普世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不能只强调一种性质，而否认另一种性质。

同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既有同一性，也有本质上的重大差别。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后者的研究主体和客体都是人类本身。

社会科学不仅要探索客观规律，还要思考人类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而自然科学没有后一种目的。

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其社会科学理论必然带有国别特色。

因此，必须建立反映人类社会特殊性的科学理论，这是由不同国家所具有的悠久历史传统、思维特征和文化基因所决定。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也不例外，它是建立在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厚基础之上。

任何具有国别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都同时具有普世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类世界的普遍规律和普世价值。

这种普世性主要体现在目的和实质上的同一，而非具体内容和形式以及实现手段等方面的一致。

比如，外交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国家利益，但是，各国对国家利益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的理解就有很大差别，而在实现国家利益的战略策略选择上的差别就更明显。

强调外交理论建设的国别或中国特色，实际上就是肯定了特殊性对于普世性的极端重要意义。

世界上没有纯粹的“普遍性”，正如没有纯粹的“国家”一样，国家是由千差万别的个人和机构所组成。

科学理论也是如此，普世性理论是由各种具有国别特色的理论组成的。

此外，研究特殊性，可以为理论发展注入无穷的创造力。

北京大学教授梁守德认为“中国特色就是中国化”，特色的本质就是创新，特色越鲜明，理论越有活力。

这是很有见地的观点，说明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建设的极大价值。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基本要求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不仅提出了“外交学中国化”的历史任务，还指出了实现“外交学中国化”的基本思路，包括落实“中国化”的途径以及“系统化”和“科学化”等基本要求。

第一，落实“中国化”或“中国特色”，是最根本的要求。

为了达到这个要求，就必须全面深入地总结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当代外交实践中积累的极其丰富的经验，以奠定牢固的实践基础。

我们要以中国外交历史和现实问题为中心和出发点，以中国外交在解决这些问题中积累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为素材。

在总结外交经验的过程中，我们要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包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还要不断汲取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精华，倡导中国式外交理念和价值观，这是实现外交学中国化的民族文化基础。

周恩来在1963年曾对外国客人说，中国领导人办外交的哲学思想，许多来自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不全来自马列主义。

第二，在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过程中，还必须落实“系统化”的要求。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按照系统方法来全面地总结外交实践经验，构建完整的而不是片断的、互相联系的而不是相互孤立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

系统化还要求我们在大力发掘中国优秀思想宝库的同时，能够海纳百川，具有开放性，充分吸收国外特别是西方外交学的积极成果，使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内涵更加深厚丰富。

第三，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必须符合“科学化”的要求，理论概念和范畴要十分严谨，具有科学的内在逻辑。

科学理论研究的目的是发现规律，解释现象，预测未来，指导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

科学理论需要用科学方法来构建，在研究程序上至少要包括发现问题、提出假设、概念操作化、实证检验、得出结论几个环节。

外交学应当是兼具学理性与实践性的科学理论体系。

但迄今为止，无论是国外包括西方的外交学著作还是中国已经面世的外交理论体系，多数更加注重的是外交学的实用性和操作性，而缺少高度的学理性、科学性。

第四，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必须具备有效的“指导性”。

与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相比，外交学的实践性更强，要求理论对外交实践具有高度的指导价值。

指导性强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外交理论不仅要研究外交行为的客观规律，提出一系列科学概念和范畴，而且要研究反映客观规律的战略和政策策略。

外交实践者在从事任何外交活动时，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战略和政策的指导和规范。

因此，外交战略和政策策略研究，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而目前国内外许多外交学著作忽视对外交战略和政策的研究，则是一个重大的缺陷，因为它们在这方面失去了对外交实践的重要指导价值。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在总体构思上，要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思想路线为指导，遵循由理解客观事物的本质（本体论）到把握客观事物的运动规律（认识论）再到改造客观事物（过程论）的内在逻辑，将有关的概念、范畴、命题、原理有机地整合起来，构成一个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

要把宏观研究与微观、中观研究相结合，将理论阐释和实践分析紧密结合，从外交本体、外交认识和外交过程三个基本维度展开这个理论体系，就一些重要的外交关系范畴和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中国学者应该去深入阐释外交本体是什么，并进而创造自己的基本概念、话语和逻辑，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外交本体论。

只有这样才可能打破美国为首的西方“话语霸权”，才能与西方理论进行平等的对话与交流。

外交本体论涉及外交的本质与特征、外交的动机与功能、世界外交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等基本问题。

要分析人类社会从个人、组织到国家等层次的对外交往，研究国家交往与其他层次交往的关系。

要研究外交的基本特性，比如外交的和平性、规范性。

还要探究外交的目的与功能，突出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的外交为内政服务，以及外交在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推进人类共同利益方面的多重功能，深化对国际形势发展规律和内政外交互动规律的认识，明确外交与发展的关系。

最后，要从国家角度分析外交决策体制和执行机构及外事部门，并从全球角度分析世界外交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在形成中国特色的外交本体论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从古代儒家的天下观和朝贡体系的实践、中国近代主权观和现当代外交实践中汲取历史文化和思想营养。

从毛泽东、周恩来到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历代领导人，在外交战略和政策策略等方面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思想资源，为我们系统研究指导外交行动的战略和政策策略，形成中国特色的外交认识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条件。

在构建中国特色外交认识论体系时，首先要分析国家领导人进行外交决策时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包括时代主题和世界政治经济大趋势、国际力量和战略格局、周边地缘环境和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等。

其次，要研究决策者如何根据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观察和判断，按照一定的理念和价值观，结合国家大战略，确定外交战略目标，进行外交布局，并与时俱进，适时调整外交战略。

最后，要分析外交政策、策略和外交战术等，探讨外交战略所涉及的各层次问题。

在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过程中必须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是外交学中国化与价值理念的关系。

应当看到，西方外交理论的深层是其核心价值观。

因此，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也要清晰地表述自己的主流价值取向，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和谐世界以及2009年胡锦涛提出的“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等，都揭示了源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理念。

中国学者要在理论上深入思考诸如“霸道”与“王道”等传统思想，探讨与国际社会和国际道义相关的战略策略问题，思考中国作为不断壮大的国家，如何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履行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庄严承诺，对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应当做出什么新贡献等问题。

系统研究外交活动过程中涉及的各种重要问题，是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所要完成的最复杂的任务。

首先，要对外交实践主体进行分析，探讨国家首脑、职业外交官和民间使者的各自特点，论述外交外事人员的培训和任用问题。

其次，要研究外交活动的基本流程，包括外交关系的建立、中央与地方等层次互访和接触、外交经济与战略等方面对话机制的运行，并着重研究外交谈判过程和外交协议的履行等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