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息消费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中国信息消费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摘要：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与技术的超加速发展，信息领域的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不断激发新的消费需求，并驱动着经济发展模式由要素、效率、市场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本文运用灰色C-D生产函数对信息消费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分析，揭示了信息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比例关系。

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信息消费的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劳动分工程度、技术革命阶段与经济发展阶段是制约信息消费的变量。

关键词：信息消费经济增长灰色C-D生产函数影响因素1、引言随着国际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日益加深，全球资源配置带来的交易费用与日俱增。

交易成本的增加，不仅阻碍专业化分工的进一步发展，降低国家福利水平，而且将导致经济的停滞甚至衰退。

信息作为一种稀缺的经济资源，通过对信息产品的消费，一方面可以加快信息的搜集、传播，使信息接受者获取比较充分的信息，减少经济过程的不确定性因素，降低交易成本，优化决策效果，提升经济社会的整体效益；另一方面可推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及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融合发展。

信息技术是第三次产业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发达国家竞相投入的重要领域，选择信息消费作为切入点，从理论和实际看都是当前形势下的科学选择。

基于信息消费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日益凸显，中国开始对信息消费发展战略进行布局。

2013年，《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快促进信息消费，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消费升级、产业转型和民生改善，是一项既利当前又利长远、既稳增长又调结构的重要举措”。

然而，目前，我国信息产品和服务创新能力弱、行业壁垒严重、基础设施不完善、体制机制不适应等问题，成为我国转换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因此，分析信息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以及信息消费的影响因素，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

2、信息消费研究综述自信息时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信息消费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

首先，多数学者认识到信息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艾云沙治・瓦维洛夫和玻里斯・维登斯基（1957）指出，信息消费是第三次技术革命时期的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信息传输部门比其他部门发展的更快。

田中角荣（1972）主张日本发展附加值高的，以信息传播为目的的情报、教育、科学等服务产业。

陈平（1980）提出，信息消费是第四次社会大分工，实现了信息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分离。

其次，国内外学者对信息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Sepstrup（1977）基于消费者行为理论和大众传播理论，构建信息消费模型，阐释了信息消费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

林毅夫（2000）指出，由于技术变迁造成利益在不同集团间的重新分配和制度演进过程的路径依赖效应，因而信息化要求创新相关制度安排，完善法律体系，形成公平有序的发展环境，推动信息化的发展。

第三，信息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张维迎（2005）强调，信用度与通讯系统发展存在密切的关系，通讯业越发达，城市的信用度越高，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越强。

辛歌亦（1980）指出，在美国，从事信息加工的情报部门人员比例已经超过了从事物质加工生产部门，从而进入“超工业社会”或情报社会。

陈平（1981）认为，化解经济发展阶段主要矛盾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信息通讯是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过渡的桥梁。

朱红（2006）提出了信息消费水平测度方法。

陈炜（2008），吴进红、左环（2012）等人测算信息消费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度。

在对国内外信息消费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本文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信息消费做了大量的研究，仍存在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对影响信息消费的根本因素的研究存在空白。

即国内外学者重视法律、政策等制度因素对信息消费的影响，忽视劳动分工程度、技术革命发展阶段与经济发展阶段对信息消费所造成的根本的影响。

二是，信息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测算，在数据处理与方法选择上忽略了制度因素的影响。

即在数据处理方面，之前学者忽略了制度因素对信息消费的影响。

近年来，由于信息消费政策的不断变迁，刺激信息消费快速增长，对信息消费数据产生扰动。

之前的研究中，直接选取信息消费原始数据测算其经济增长效应，未剔除因法律、政策、管理制度等方面带来的数据波动因素，从而导致测算结果不够客观；在方法的选择方面，之前学者在假定资本、劳动投入不变的基础上，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测算信息消费经济增长效应，导致测算结果的失真。

针对上述两方面的问题，本文运用GM（1，1）模型对原始数据处理，剔除法律、政策、管理制度方面的扰动。

运用灰色C-D生产函数法对信息消费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测算，揭示信息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比例关系。

在此基础上，剖析信息消费影响因素。

根据研究结论，向政府宏观管理部门提出政策建议，加快信息消费发展。

3、信息消费与经济增长比例关系分析3.1、实证分析本文为较准确地反映我国不同时期技术进步，资金，劳动力，信息消费对产出增长速度的贡献率，建立灰色C-D 生产函数模型。

产出，资金，劳动力，信息消费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2-2012）。

首先，通过GM（1，1）模型对产出，资金，劳动力，信息消费的数据值进行模拟，得到剔除政策、管理等制度因素之后的数据。

其次，根据灰色C-D生产函数模型，为国内生产总值（单位：亿元），为固定资产（单位：亿元），为从业人员（单位：万人），为信息消费总量（单元：亿元）。

运用spss18.0软件，得到灰色C-D生产函数的线性模型。

运用原始数据模拟序列得到回归模型：（-2.12）（29.13）（2.45）（17.54），由于A的t统计量太小，去掉常数项，得到灰色C-D 生产函数（1）式（1）说明，信息消费每增长1个百分点，经济将增长0.157个百分点。

同时，表明，固定资产投资与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信息消费的贡献。

我国仍处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信息消费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3.2、信息消费影响因素分析我国信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为0.157%，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对影响我国信息消费因素的分析，将有助于政府宏观管理部门制定政策，提升信息消费量，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将信息消费置于一定的时空维度之中，分析影响其变动的诸多自变量，本文认为，劳动分工、技术革命阶段、经济发展阶段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这些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构成信息消费的基本分析模型（见图1）。

劳动分工程度决定了信息供给的能力。

美国从事信息产业的工人，已经超过其他部门，在我国，科技部门分工程度较低，而且从事信息方面的工人远低于美国，这就限制信息的供给能力，所以，技术革命阶段制约着信息消费的水平，影响着经济的发展。

图1 信息消费的影响因素4、结论与建议本文通过灰色C-D生产函数研究信息消费的经济增长效应，揭示信息消费和经济产出之间的内在比例关系，并且分析了信息消费的影响因素。

信息挖掘、分析、应用将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的核心和关键，及时把握信息消费的发展的动态，对未来布局，对信息消费领域改革进行顶层设计，成为政府谋划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

而我国信息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才得到体现，根据本文研究结论，向政府宏观管理部门提出政策建议，为加快我国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提供重要支撑。

4.1、增强信息消费供给能力。

从劳动分工的角度看，深化科研分工是增强信息消费供给能力的支撑。

从国际的角度看，发达国家职业种类比我国多一千多种，而且信息产业从业人员比例高达60%以上。

提高劳动分工程度，不仅要在科技部门的研究中，形成有效的分工协作体系，而且要形成有效的科技管理体制，开展大规模的研究活动。

同时，构建信息产业多元开放平台，将实验室、研究所、质检所等单位免费向企业开放，加快企业间协同创新、合作创新、网络创新能力提升科技成果转化速度，加快产业衍生裂解。

以科技的发展推动劳动分工的深化、细化，增强信息消费供给能力。

4.2、提升信息消费能力。

从构建信息普遍服务体系的角度看，城镇与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水平存在显著的二元结构。

为消除信息鸿沟，需要政府构建信息普遍服务体系，让每个公民能够无差异、可持续地获得信息。

构建信息普遍服务体系，首先，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促进信息的扩散；其次，设立信息普遍服务基金。

信息普遍服务基金是通过税收或收费方式，向相关运营企业取得一定比例收入，专门为信息普遍服务实施而设立的政府性基金。

从改善观念的角度看，目前我国信息消费整体“重硬轻软”，政策层面需鼓励终端等有形产品消费为主（如家电下乡），缺乏对软件、信息服务方面消费的激励政策。

因此，通过树立企业信息化标杆，推进企业拓展新兴信息技术应用业务，加大骨干企业加大信息化投入，平衡发展信息消费软件、硬件产业，稳步推进信息消费提升。

4.3、服务主体采取必要的严惩措施，保障消费者的信息安全；其次，规范信息市场行为。

建立信息市场安全保障快速反应机制，坚决打击虚假、欺诈信息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优化信息消费环境；最后，将我国信息安全保障逐步市场化，产业化，引入第三方加强信息安全保障。

4.4、加快信息的开放与透明。

积极探索建立信息资源社会服务的商业模式，推动政府、企业、个人信息资源商业化加工和再利用，使信息成为受法律保护的重要无形资产，促进信息资讯服务业发展，提高我国信息产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和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1]李洪侠.信息消费是典型的供给创造需求[N].北京日报.2013.9.9.[2]艾云沙治・瓦维洛夫，玻里斯・维登斯基主编.苏联大百科全书美国卷[M].三联书店.第二版，75.[3]田中角荣.日本列岛改造论[M].商务印书馆，1972.[4]陈平.对于中国科学落后的历史根源的探讨[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80（3）：22-32.[5]Sepstrup.Consumption of Mass Communication―Construction of a Model on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Behaviour[J].[6]林毅夫.信息产业发展与比较优势原则[J].软件世界，2000（6）：12-15.[7]张维迎.信息与信用[J].市场营销导刊，2005（2）：8-9.[8]辛歌亦.国外科技情报系统发展的一些情况[J].科技情报工作，1980（4）：[9]陈平.社会经济结构的规律和社会演化模式[J].学习与探索，1981（5）：44-55.[10]朱红.信息消费水平测度方法研究[J].情报科学.2006（2）：175-179.[11]陈炜.我国信息消费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J].金融经济，2008（20）：77-78.[12]吴进红，左环.城市居民信息消费经济联动分析――以江苏为例[J].现代经济信息，2012（18）：232.[13]尹世杰.消费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98-200.[14]刘思峰，党耀国，方志耕，谢乃明等.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第五版）[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208-211.作者简介：方姝亚，周口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小企业管理研究所。